陈 夏 临

(宁德师范学院 语言与文化学院,福建 宁德 352100)

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1904-1994)与陈世骧(Ch’en Shih-hsiang,1912-1971)于20世纪30年代在北大结下终生师生之缘。他们在汉学研究与译介学研究上构成互为提携、相互成就的特殊关系,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与对话较活跃的年代,阿克顿与陈世骧的汉学合作,加深了中西文化互鉴。阿克顿曾于1932年到1939年间,在中国度过了为期8年的汉学生涯,他敏锐地捕捉到中国新诗与白话文普及之间的关系,并将新诗这一鹊起的文学体裁作为汉学研究的第一步。早在1935年4月,阿克顿就在英语世界资格最老的刊物之一、美国学者哈丽叶·蒙罗(Harriet Monroe)由1912年创立的《诗刊》(Poetry)上,发表了与汉学研究同步的论文《当代中国诗歌》(ContemporaryChinesePoetry),将对中国新诗的研究与评价分享给世界。同年,阿克顿与陈世骧合作,将北大学生及新诗作者林庚、何其芳、郭沫若的新诗《大自然组诗》(AGroupofNaturePoems)《夜景(一)》(ANightScene)《五老峰》(TheFiveOldMenPeaks)等发表在《诗刊》上,试图以此刊为学术交流平台,向西方世界引荐正在尝试与发展阶段的中国新诗,并论证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命力与传承性。

阿克顿与陈世骧的汉学合作,主要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北大英文系执教的第一阶段,与始自20世纪40年代、终于陈世骧去世的1971年的第二阶段。第一时期的代表成就,主要集中在对处于探索阶段小有成就的中国新诗的译介,借助《天下月刊》(T’ienHsiaMonthly,1935-1941)与出版物的平台,使中国新诗首次通过文本译介开启了面向世界的窗口。第二时期的合作,源于1948年阿克顿前去伯克利探访陈世骧,长聚之后再次开启学术合作,二人以“还乡”之笔共译《桃花扇》,成就了中国戏剧翻译的经典之作。陈世骧在阿克顿的鼓励下,以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学为己任,不辍古典文论与经典诗歌翻译,并以卓越的论辩才能,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屡次驳斥一些学者对中国文学的刻意误读。在阿克顿重视文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的精神感染下,陈世骧也积极地向国内学者翻译并介绍西方理论著作与文学流派,为中西文学间的互鉴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北大校园里的邂逅——青涩文学青年与新晋汉学家的文学交流梦

1932年秋,经时任北京大学英文系系主任的温源宁引荐,向往中国文明的阿克顿从牛津毕业6年之后,受聘入职北京大学英文系,主讲英国文学、西方戏剧与英文写作。阿克顿凭借突出的社交天分与个人魅力,带着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和认同,他在北京大学的从教者与学习者中建构庞大的交流网。他积极参与中国文学翻译计划,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符合他唯美主义预期的中国文学经典,留下大量译作与文论。此间,温源宁与胡适不睦,辞职南下上海。阿克顿对北大有太深的感情,宁称自己为明知应“共进退”但仍扮演野蛮人的不知趣者而不愿离职,而使他留任的最重要精神支柱就是陈世骧。

阿克顿在《一个爱美家的回忆》(MemoirsofanAesthete)中,曾自豪地宣称,20世纪30年代的他,正在为全中国最优秀的一群青年人打通中西文学关窍,而非附庸追随在牛津文化核心圈或布鲁姆斯伯里的风雅之士身边。通过英文写作课,阿克顿结识了当时已留校任助教的陈世骧,并被他质朴的文风所打动。阿克顿虽初涉讲坛,但他以坦诚的传道授业观与中西文化交融理念,在敏锐地发掘陈世骧学术研究潜质后,结合陈世骧扎实的英文写作功底与笃厚的国学蕴涵,将陈世骧尚在萌发初期、未能明晰学术方向的学术视野,以比较文学的维度与唯美主义的视角加以开拓,并对尚无研究与翻译经验的陈世骧慷慨地提供了宝贵的合译机会,使得陈世骧的研究之路一开始就立足于中西方文学交流的文化大平台,通过参与汉学研究活动开阔了视野,为之后在国际汉学领域中的崛起与耕耘点燃了引线。

在阿克顿到北大英文系任教期间,陈世骧除了旁听并加入写作课,课后还与阿克顿交流对中国文化的看法,表露了将中国文论著作经由英语向西方介绍的研究思路,恰好触动了阿克顿当时文化理想的逆向契合点。在这一时期,陈世骧向阿克顿引荐了北大同学中一批初出茅庐并小有成就的新诗创作者,其中包括“汉园三友”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让阿克顿接触到了正在蓬勃崛起的新诗。阿克顿在北京大学英文系执教期间,陈世骧向阿克顿介绍他从事新诗创作的北大同学,主要是以京派诗人为主体的年轻诗人,如李广田、陈家骅、卞之琳、林庚等。1935年,二人的中学西渐之旅已然展开,阿克顿选定了《天下月刊》这份旨在“天下为公”地交流中西优秀经典文学的刊物为平台,启动了二人长达数十年的中国文学英译之路。陈世骧的国学功底极好,据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语系的学生回忆,陈世骧上课时所引证的长篇中国古典文献,均为现场默写背诵,令人叹为观止。而陈世骧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批判力,也决定了阿克顿在选录第一批向西方英译的中国新诗人选与题材。

1936年,阿克顿与陈世骧计划将中国新诗代表作结集翻译,即《中国现代诗选》(ModernChinesePoetry),这是第一部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新诗的诗集,开拓了中国新诗西译的先河。据阿克顿在《一个爱美家的回忆录》中所说,这部译诗集是由卞之琳向阿克顿与陈世骧二人提出建议,将新诗中有代表性的篇目翻译成英文,引荐中国新文化精髓到西方世界。阿克顿与陈世骧在中国新诗译介,始于二人尚在师生关系期间的1935年。1935年10月,在《天下月刊》的第1卷第3期中,阿克顿与陈世骧共同翻译了戴望舒的诗《我的回忆》《秋蝇》二首。1935年11月,在《天下月刊》的第1卷第4期中,阿克顿与陈世骧翻译了李广田的两首诗歌《旅途》和《流星》(TwoPoems)。在《天下月刊》先期的翻译尝试,不但为他们的创作活动打开了文学交流的良性互动渠道,且为《中国现代诗选》的翻译对象与译文风格探明了发展方向,明确了以抒情性为核心的审美风格,及“以诗译诗”的翻译语言特点。

最直接展现阿克顿对中国新诗创作与审美观点的是《中国现代诗选》的导言,这篇导言与阿克顿在1935年11月《天下月刊》的第1卷第4期的评论文章《中国现代文学之创新精神》(TheCreativeSpiritinModernChineseLiterature)呈呼应之势,《中国现代文学之创新精神》体现的是阿克顿对中国白话文学创作的“创新”之处的文学精神总结与审美评价,而《中国现代诗选》的《导言》则是对中国新诗创作的美学批评与创作指导之作。在《中国现代诗选》的导言中,阿克顿罗列了白话文新诗创作之初的一些失败作品,并犀利地总结“他们无视技艺,可以连篇累牍地写,但他们没有任何根基”。[1]而在《中国现代诗选》的作品选译上,最能体现抒情性审美观念的,就是对林庚诗歌的大量选录,这也是这部译集与之后同类作品差异性最大的关键所在。

二、弓弦胡同的共同生活——战争年代同一个屋檐下的共同文化守望

陈世骧是阿克顿在京期间关系最亲密的学生。自1933年7月起,陈世骧长期在阿克顿北平的寓所弓弦胡同四合院居住,师生二人在乱世中寻求精神慰藉、共商学术,在山雨欲来的战争形势下,共同在一个屋檐下坚守向世界引荐中国文化的理想。

在阿克顿的印象中,陈世骧是较为理想的中国文化青年,虽然无诗人的精妙文笔,但具备学者的严谨思维,因此被阿克顿选定为学术合作的不二人选。阿克顿暗中观察陈世骧,并牢记其文学偏好与专长,对这位学生寄予厚望。“他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过几篇短篇小说和随笔,尽管他对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缺乏信心,但他具有非凡的感知力和文学批判才能。他没有读过柯勒律治的作品,但他相信对真正诗歌的最可靠的检验之一就是‘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的形象的恰当而新颖的运用’。他欣赏莎士比亚,但弥尔顿对他来说并没有吸引力。他浩如烟海的小说作品中选择,发现契诃夫、果戈理和屠格涅夫描绘比其他外国小说家更接近他的品位。对陈世骧来说,小说的趣味与重要性取决于它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俄国人对自然有一种抒情的态度和一种类似中国人的带有讽刺意味的幽默。左拉等法国小说家们都过于拘泥于纪实和外在的东西,而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又过于狭隘。与长篇小说相比,他更喜欢短篇小说。”[2]336

陈世骧精通音乐、充满诗情,在北大期间已展示出学术研究的潜质。陈世骧也曾发表散文、小说与新诗,参加过朱光潜的“读诗会”,经由此会结识了朱自清、冯文炳、周作人和孙大雨等当时已颇有建树的新诗人。面对才华横溢的诗人朋友圈,陈世骧意识到自己不适合文学创作,“朋友们都写诗,写得那么好,我想:写诗大概是写不过他们的,但我可以做一件事,我可以品评他们的作品,我可以翻译他们的作品,使他们的读者增加”。[3]373阿克顿则对陈世骧的学术天分评价极高,称其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知识与理论,几乎全由陈世骧助译阐释。

阿克顿提到,遭遇战乱与重大人事均未能使其离开北大,完全归因于陈世骧。陈世骧入住弓贤胡同之际,正巧赶上7月5日阿克顿的生日。时逢七月、时局未平,但政治形势已略见缓和,“我俩(指阿克顿与陈世骧)和一群学生一起庆祝了生日,从而为以后我的生日开了个令人兴奋的先例。他们送给我一个银如意,上面居然刻着我的名字,还用中文写上了对我生日的亲切问候,此外还送了我一个瓷制的菩提达摩像,可我知道,他们其实负担不起这些礼物。”[2]335晚宴结束,陈世骧吹起笛子,笛声古韵徜徉,令从未闻此佳音的阿克顿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源自古老文明震颤的韵律在闷热的夏夜经久不散,也永远地留在我的心中”[2]335,阿克顿意识到他遇见了人生中最美妙的时刻,“此刻的情境满足了我对中国所有的情境幻想,此时身处中国的我,正如一个热情的希腊人意识到他正身处希腊一样美好。”[2]335

阿克顿曾向我们还原了鲜为人知的青年陈世骧形象:“他是个身材结实的北方人,宽阔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如书法家书写出来的眉毛往两边上额横冲,眉下却闪烁着一双友好的棕色眼睛,乌黑的中分乱发总像刚洗了似的,还老是蹙着眉头。”[2]335阿克顿提到,面对中日战事的陈世骧精神一度濒临崩溃,为了宽慰陈世骧,阿克顿不仅资助其生活,甚至鼓励他读《庄子》,“我笨拙地试图分散他的注意力,可他一定会认为我愤世嫉俗,冷酷无情”[2]336。

1939年的北京已成为日占区,阿克顿受到了来自日本和德国双方的警告,不得不作暂时离别“第二故乡”的计划。原本留校任教的陈世骧,因避战前往国统区湖南长沙,在湖南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后又赴剑桥大学深造。陈世骧于1941年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学成之际回返中国途中,因珍珠港事件滞留美国西海岸,于1947年起受聘于伯克利大学东方语文系。师生二人对中国的思念都很浓郁,之后,他们得到了一次重会与合作的机会。

三、伯克利的久别重逢——唯美主义文化之旅与“还乡”译笔

1948年2月,应母亲密友弗洛伦斯·克兰妮(Florence Crane)之邀,阿克顿陪同母亲霍腾斯前往克兰妮在美国著名避暑胜地、波士顿以北的马萨诸塞州海岸伊普斯维奇附近的城堡山(Castle Hill)的豪宅做客。此间,阿克顿前去伯克利六松山庄造访陈世骧,再度重启二人的合译之旅。阿克顿惊喜地发现:“他(陈世骧)如今已经全然适应了一个与中国华北完全不同的环境,但在精神层面上,他未曾因环境的改变做出妥协。每当他感觉到中国文化受到来自国际学术的质疑,他就会忠实地践行自己的文化使命,努力诠释中国文化并展现中国文学的活力。”[4]263此行充满了诗意,阿克顿在回忆录中提到,“我俩常常一起坐在伯克利的草坪上,画眉鸟在上面跳来跳去、啄食着虫子,松鼠也时不时来窥视我们;在卡梅尔的潮声中,我俩一起在海滩看书,身边是木质的抽象雕塑,脚边是长长的海藻和海蜇。”[4]265他们期待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合译。

1948年,陈世骧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已颇有建树,不仅取得学术上的声名与地位,而且还聚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优秀汉学研究者,引领了西方汉学研究的前沿。陈世骧所联合的中外文化人士众多,华人如杨联陞、吴鲁芹、夏济安、夏志清、顾孟余、张爱玲、聂华玲、郑愁予、痖弦、商禽、杨牧等,且广交美国诗人与学者,如赛珍珠、阿尔弗雷德·凯岑(Alfred Kazin)、爱伦·忒特(Allen Tate)、罗伯特·达纳(Robert Dana)、马克·萧勒(Mark Schorer)、惠乐克(John Hall Wheelock)、加瑞·斯奈德(Gary Snyder)等人,为繁荣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华人文学研究做出重大贡献,成为美国汉学研究的枢纽[5]。

然而,在离开中国的岁月里,陈世骧无时不思念着故土。1948年,在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际,国民党政府突然派学者与陈世骧洽谈,力荐其回国任教,主持国内文学大局。阿克顿回忆:“我们时常被突然造访陈世骧的中国某教授打断,这些学者通常不请自来,一屁股坐下就马不停蹄地侃上六个钟头……并抛出很有诱惑力的条件。”[4]265阿克顿建议陈世骧暂时留美,“一般的感情会通过离别淡化,但炽烈的激情却会通过离别煽动,正如风可以吹灭蜡烛,却能从灰烬中煽旺雄雄烈焰”。[4]266他勉励弟子,“无论身在何处,缪斯永远都在那里”,他相信以陈世骧的才华,一定能使中国文化之光在西方世界燃起。此后,陈世骧译“最后的儒士”陆机《文赋》,陆机在乱世中以文学的光辉对抗黑暗,阿克顿也以此勉励陈世骧以文化之光照耀人生[3]13。

由于陈世骧在伯克利大学身居要职,又承担多重学术职务,研究重担与繁琐公务使其身心压力巨大,加上长时间日夜颠倒的无规律作息,他在1971年5月23日因心脏病突发骤然离世[6]。此后,陈世骧的同事西利尔·白之与阿克顿继续保持密切合作,终将这部满载师生二人“故乡情结”的译作,圆满地带入英语世界。1973年,《桃花扇》(ThePeachBlossomFam)英译本由阿克顿和白之最终校对完成,交付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并于1976年正式出版。在为《桃花扇》所做的前言中,阿克顿将这部译著作为对陈世骧沉痛的纪念。

“该译本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戏剧中最出色之英译本……《先声》一折被选入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屮典文学选集》(TheColumbiaAnthologyofTraditionalChineseLiterature)”。[7]白之认为,这部非功利性的译作融汇三位译者的国学底蕴、诗化语言、戏剧理论和汉学研究成果,作为第一部真正完整的和令人满意的“南方风格”英语译本,可称得上是英语世界中对中国古典戏剧最出色的译著。“西里尔·白之《牡丹亭》英译全本的出现在英语世界引起巨大反响,它基本成为汤显祖《牡丹亭》在英美文化系统的象征。”[8]

四、结语

近年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学界对陈世骧抒情传统的研究越发重视,陈世骧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做的卓越贡献也渐渐为人所知。陈世骧虽不直接参与新诗创作,但作为第一部中国新诗英译集的参与者,陈世骧的译笔与眼力已得到了重新认识。以陈世骧在国际上发表《论中国抒情传统》发端,还形成了中国抒情传统论谱系的“三代六群二系”说[9],陈世骧在阿克顿的帮助与鼓励下所译的陆机《文赋》,“试图对中西文论进行综合,以发现彼此可以沟通的共同命题”,为中西跨文化对话与互鉴提供了珍贵脚本[10]。

陈世骧与阿克顿的交流史考,是潜在的中国文论西传史,亦是研究陈世骧生平及其中国抒情传统论的辅助资料。陈世骧认同“诗言情”不仅适用于古典诗歌,亦适用于白话新诗,“抒情传统之强大,还表现在它的光芒穿过了古典文学的边界,所向披靡地照射到了新文学中”[11]。随着抒情传统论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架构,在海外的中国文学和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中深具影响力,发掘陈世骧的抒情传统成因史料背景,了解其所产生与发展的文化土壤与文化交融始基,对其理论立足点与演绎成因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2]。

阿克顿与陈世骧结识于中西文学交融炽盛的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文化与思想活动最活跃的北京大学开展中国文学的英译,还曾在战火纷飞中共同栖身于弓弦胡同四合院同担无常命运的风雨,“以诗译诗”与对抒情文学传统的主张,建构了他们对中国新诗审美的基准。阿克顿与陈世骧的学术合作,成就了20世纪汉学唯美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开拓与经典之作,成为中英文化合璧与交融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