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辰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绵阳分院,四川 绵阳 621000)

本文聚焦近代中国译介西方童话历程,探讨推动这一历程发展的主要力量和因素。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西方童话近代中译过程中先行者的作用和意义,本文首先以格林兄弟搜集与整理格林童话为例,看西方童话先驱是如何推动童话发展的。然后分析近百年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又是如何推动西方童话中译的;并分别从译介先驱、出版阵地和研究先驱三个层面详细分析这些力量和因素是如何推动近代童话译介风潮兴盛起来的,从而呈现西方童话中译过程的文化特征。

一、西方童话的先驱

西方童话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由许多先驱不断创造的产物。为了更清晰地展现西方童话的这一特点,下面以格林兄弟(Jacob Grimm,1785-1865;Wilhelm Grimm,1786-1861)搜集与整理格林童话(即《儿童与家庭童话》)为例展开论述。

格林童话是德国浪漫主义民间文艺思潮的产物。浪漫主义时期,在赫尔德(Johann Gottried Herder,1744-1803)等人的思想影响下,德国知识分子一度掀起了一股搜集民间文艺的思潮。从1807年开始,格林兄弟也开始搜集民间故事。1808年3-4月间,雅各先后给庐维尼(F.C.von Savigny,1779-1861)和他的女儿贝蒂兰(Betine)和儿子弗朗茨(Franz)寄出了6个故事,分别是“狼先生和狼夫人”“玛丽”“月亮和他的妈妈”“白雪公主”“可怜的孩子”和“后妈的故事”等,其中有4个故事后来被收入《儿童与家庭童话》中。而这些故事可以说是格林童话的雏形。

受赫尔德搜集民歌思想的影响,当时浪漫主义运动的主力布伦塔诺(C.Brentano,1778-1842)和阿尔尼姆(A.von Armim,1781-1831)也决定搜集德国民歌,他们请格林兄弟帮忙搜集,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拥有良好的知识背景。虽然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都已逐渐将精力转向了其他领域,但格林兄弟还是将搜集到的53个民间故事寄给了布伦塔诺。由于他们知道布伦塔诺有喜欢修改或重写故事情节的习惯,最后出版的故事可能与他们搜集到的故事完全不一样。所以,在把那些搜集到的民间故事寄给布伦塔诺之前,格林兄弟有意保存了一个副本。后来这个副本也就成了《儿童与家庭童话》的原形[1]72。

1812年,第一版《儿童与家庭童话》的第一册由柏林的出版机构埃美尔(Reimer)出版。这一册包含了49个童话故事,其中包括格林兄弟亲自搜集的22个故事。这套只发行了900册的格林童话集成为现代童话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与此前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童话故事集相比,《儿童与家庭童话》不仅是一本故事集,还可以看作是现代童话研究的开始。它不仅附有一篇对童话故事搜集、记录和整理过程与方法作出详细说明的序言,而且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每个童话故事进行分析评论,还简单说明了每个童话故事的来源。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像格林兄弟那样,对那些简单的童话故事做那么多说明;也没有人像他们那样,对不同地区、民族和语言中流传的故事加以比较和分析。虽然从现代民俗研究,特别是现代童话学的角度来看,格林兄弟对童话故事的搜集和整理离学科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许多地方还值得进一步探讨,但他们在童话故事搜集和整理上的开创性工作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2]33-34。

第一版《儿童与家庭童话》出版后,格林兄弟根据需要不断地加以整理和修改,1819年出版第二版。此后,《儿童与家庭童话》的第三、四、五、六、七版分别于1837、1840、1843、1850、1857年出版。每版都由上下两册组成,包括前言和注释部分。其中第四和第六册还增加了一个长达60页的、对童话故事进行历史比较分析的内容。1857年的第七版《儿童与家庭童话》通常被认为是最标准的版本,它由211个童话故事组成,其中包括故事注释。1864年第8版出版,此后在格林兄弟的有生之年《儿童与家庭童话》又出版了21版。

作为历史上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童话故事集之一,格林童话经久不息的生命力既来源于其独特的学术和文艺价值,也来源于其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格林童话的产生既是特定时代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格林兄弟个人经验的结晶。因此,以下将从个人、国家、民族等层面探讨格林童话的历史文化内涵。

从个人层面探讨格林童话的文化内涵首先不可回避的是格林兄弟的家世。父亲去世之前,格林一家衣食无忧、生活舒适,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父亲去世之后,格林兄弟和家人不得不面对社会生活的残酷和艰辛。这样的生活现实使格林兄弟认识到,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正是有了这种生活经历,使格林兄弟在后来的民间文艺研究过程中很容易发现民族文化之根对德意志民族和德国人的重要性。与家庭生活中起根本作用的父亲一样,民族文化传统是民族和国家自立的根基。

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看,格林童话产生于德国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那个时代浓厚的民族情怀赋予了它很强的民族性色彩。格林童话产生时的德国既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也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从历史发展来看,拿破仑入侵和统治后,德语的使用越来越少,德意志人的民族认同日渐弱化,作为民族感情基石的日耳曼民族语言和文化面临着消亡的危险。外来民族的统治从根本上激起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一大批知识分子投入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赫尔德为代表的德国知识分子开始宣扬文化民族主义,主张从发现民间文化入手,重构德意志民族文化,再造日耳曼民族精神。用强大的民族自信和认同对抗法国霸权,促使德意志民族振兴,从历史困境中彻底突围。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下,格林兄弟在一群主张发掘和保护民族文化传统的浪漫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和鼓励下,着手搜集广泛流传于德国民间、蕴含德意志民族特色的童话和故事,希望这些具有民族特性、反映日耳曼民族精神的童话故事可以唤醒德意志民族的觉醒和凝聚力,也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发展奠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格林童话寄寓着格林兄弟民族文化复兴的理想。

二、近代童话译介先驱

在中国近代童话翻译史上,有一批文化人走在时代前列,较早地投入到西方童话的翻译工作中。其中有周桂笙(1862-1926)、孙毓修(1862-1920)、茅盾(1896-1981)、郑振铎(1898-1958)、周作人(1885-1968)、鲁迅(1881-1936)等[3]51-52。

周桂笙,号新庵、树奎,1862年出生于上海,是清代有名的儿童文艺作家和翻译家。他早年就读中法学堂,学习英语和法语。作为当时进步文学社团南社的成员,周桂笙具有进步的社会民主思想。一生致力于外国文艺作品的翻译和编辑,曾参与了《月月小说》的编辑工作,并创立了“译书交通公会”。

在周桂笙首开近代童话翻译之风后,不久在中国童话历史上出现了一位童话翻译和研究巨星,那就是主持编撰《童话》丛书的孙毓修。

孙毓修,字星如,又名留庵,江苏无锡人,出生于清同治年间(1862-1865),早年在家乡南菁书院攻读八股制艺,具有较深的国学功底。后随外国牧师学习英文,后来进入商务印书馆成为编译所高级馆员,在编辑方面颇有造诣。在商务印书馆期间,先后编撰有《图书馆》,主编过《童话》《少年杂诘》《少年丛书》等,是我国较早译介外国童话和儿童文学的学者。

受商务印书馆注重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新知识教育的影响,孙毓修于1909年3月开始编撰出版儿童丛书《童话》。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现“童话”这个词。这套丛书没有固定的出版周期,从1909年3月一直到1921年止,共出版了三集、102册。其中孙毓修本人编撰了77册,沈德鸿编撰了17册,郑振铎编撰了4册,另外还有4册为其他未留名的人编撰。《童话》第一集通常规定每册书五千字左右,主要满足七八岁儿童的阅读需求。第二、三集字数略有增加,一般一万字左右,主要满足十、十一岁儿童的阅读需求。

孙毓修是我国西方童话翻译的先行者之一。从1909年至1919年的十年时间里,他编撰出版了《童话》丛书的初集和二集的部分内容,其中他本人编撰了77册。这77册童话书内容的主要来源有两个:其一是从中国古籍、史书、话本、传奇、小说、戏曲、笔记等传统文献资料中收集材料,再加以编撰和改写。例如,荆轲刺秦王的“铜柱劫”,田单破燕的“火牛阵”,蔺相如完璧归赵的“夜光璧”,岳飞精忠报国的“风波亭”,木兰从军的“女军人”,描写王羲之的“兰亭会”,描绘伯牙摔琴的“伯牙琴”等等。其二是翻译或改编当时所能获得的国外、特别是欧美流行的童话和儿童文学故事。例如,拉斯别的“傻男爵游记”,安徒生的“海的女儿”“小铅兵”,裴奥特的“睡美人”“母鹅”,格林兄弟的“玻璃鞋”“大拇指”,斯维夫特的“大人国”“小人国”等。此外,还有《伊索寓言》《天方夜谭》《泰西轶事》等书中的故事,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王尔德等童话作家的作品[4]27。

由于那些根据中国古籍编写而成的故事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童话,应该说仅属于历史故事或传奇故事而已;而那些翻译和改编过来的西方童话故事,则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童话文体的萌芽。孙毓修编撰出版的《童话》丛书系统地翻译和介绍了西方童话名著,将西方现代童话知识引入到中国。这些富有幻想的、经典的儿童故事带给中国知识分子很大的启发,特别是揭开了中国近代童话的自觉之路。

孙毓修对西方童话的翻译和介绍,以及编撰《童话》丛书,对中国童话文体的形成和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金燕玉在《中国童话史》中有一段中肯的评价:“童话的独立以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书为标志。它在三方面宣布了童话的独立:一、确立了童话这种形式的名称;二、确立了童话为儿童所用;三、确立了童话体裁的基本特征,从而结束了童话寄生于寓言、小说的时代,结束了儿童无权享受文学的时代。”

紧随孙毓修之后,投身于童话翻译和研究领域的便是茅盾和郑振铎。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896年出生于浙江桐乡,现代著名作家。其文学生涯开始于编译儿童文学中的科学小说,早年编译过《二十世纪后的南极》等。在协助编撰《童话》丛书时,不仅编译过西方童话,而且也创作过部分童话故事。在主编《小说月报》时重视儿童文学,译过不少包括童话在内的儿童文学作品[5]36-37。

1916年沈德鸿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由于家境并不富裕,不能继续学业,由母亲请远方亲戚帮忙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起初他从事的是远端英语教辅工作,后来,被安排与孙毓修合作,共同编译外文书籍,并协助孙毓修编译《童话》丛书。他前后编写了17册《童话》,共28篇童话故事。由此,沈德鸿也成为我国现代童话翻译的先驱之一。

从1917年至1921年,沈德鸿以自己独特的文艺才能编译西方童话,不仅丰富了童话翻译内容,更推动了我国现代童话创作的发展。他在童话发展浪潮中的巨大贡献是自己创作某种类型的童话,成为中国童话创作的开拓者之一。例如,他于1918年创作的《寻快乐》是我国最早的童话范本之一,称得上是我国第一篇作家自己创作的童话。不管是童话翻译还是童话创作,沈德鸿都重视童话的思想意义和教化功能,他希望阅读他童话的儿童,能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学习科学知识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少年或儿童。可以说,沈德鸿在童话教育方面,注重用爱国主义思想、有进步意义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我国民族的传统美德去教育少年、儿童。

与孙毓修编译西方童话相比,沈德鸿对西方童话的翻译更注重创造性和思想性。他不像别人那样一味严谨地翻译童话故事或情节,而是将自己创作的主动性充分地融入童话的翻译之中。特别是为了适合当时中国儿童的趣味和需求,不惜对西方童话进行大力加工和改造。

郑振铎,又名西谛,1898年出生于浙江永嘉,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和学者。他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后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先后参与创办和主编过《文学周报》《儿童世界》《小说月报》等。在他主编《小说月报》期间重视儿童文学,开辟了“儿童文学专栏”,翻译过《天鹅》童话集[6]49。

五四运动时期,郑振铎是当时的进步学生代表,曾参与编辑进步文化刊物《新社会》《人道》等,是才华初显的文学青年。1921年5月,郑振铎辞去铁道部门的工作,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后来在文物考古、图书版本、文学创作和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22年,由沈德鸿推荐,郑振铎接手编译第三辑《童话》丛书。先后编辑出版了沈德鸿、耿济之、赵景深和他本人翻译的童话故事4册,分别是《鸟兽赛球》《白须小3儿》《长鼻的矮子》和《猴儿的故事》。

经过孙毓修、沈德鸿、郑振铎等人的共同努力,中国最早的西方童话翻译作品集《童话》在出版了三辑、共102册。这套童话作品集的文化意义,不仅在于开拓了中国现代童话发展的源头、发掘了中国传统童话资源,更在于将西方现代童话引入中国,为中国现代童话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正如金燕玉所指出的:“在叶圣陶划时代的现代童话创作出现之前,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百零二册的《童话》几乎就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全部了,它填补了这段历史时期儿童文学的空白,成为当时儿童的主要精神食粮,被誉为‘中国儿童的唯一恩物和好伴侣’。《童话》在移植外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和发掘中国古籍中可供儿童阅读的材料方面很有成效,为现代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童话》的出现极为必要,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过程中有机的重要一环。从童话史的角度来看,《童话》的出现是童话独立的开始,是童话理论和童话创作的前导。同时,《童话》也开了一种编译改写的风气,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古代作品编写成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故事,从此以后成为出版界的传统,类似《童话》的读物一直不断出现。”

此外,投入现代童话翻译的先行者还有很多。例如,鲁迅和周作人等也是现代童话翻译的主力。

鲁迅,原名周樟寿、周树人,字豫才,188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是现代著名思想家、作家和学者,现代儿童研究和儿童文学建设的先驱。鲁迅非常重视童话的翻译、研究和创作问题,他不仅曾撰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重要交章,深入分析儿童心理,传播现代儿童观念,为童话翻译和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身体力行地翻译了许多优秀的外国童话作品。

周作人,字仲密,1885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他是现代著名作家和学者,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开拓者,也是童话翻译和研究的先行者,曾为中国现代童话和儿童文学发展奠定过理论基础。他先后著有《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儿童的文学》《古童话释义》等重要论文,而且翻译过《卖火柴的女儿》《王尔德童话》《皇帝之新衣》等著名童话。

三、近代童话出版阵地

近代西方童话的中译经历了一个逐渐兴盛的过程,其中早期部分知识分子的推动作用非常重要。他们一方面亲自翻译西方童话,另一方面创办出版西方童话的期刊和杂志。其中有代表性的刊物很多,例如《小孩月报》是1875年由清心书院的英国人G.M.Franham主办,是一本以宣传宗教教义为主要目的的儿童刊物。其中刊登过伊索、拉封丹、莱辛等类型的寓言故事,如《狮熊争食》《鼠蛙相争》等。

《童子世界》是1903年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组织的爱国学社主办的儿童刊物。编创的目的,是为了向少年儿童宣传革命思想。其中设有故事、小说、历史等栏目,刊登过一些适合儿童阅读的文艺作品。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创立,是我国近代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编译过许多童话丛书,如1909年至1920年出版的《童话》丛书是我国的第一套童话系列书集。

《少年杂志》是1911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孙毓修、朱天民先后主编的儿童辅助读物。作为学校课程的辅助读物,主要刊登寓言、童话、小说等国内外翻译或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如“伊索寓言演义”等。

《妇女杂志》是1915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月刊。赵景深、张梓生等人在上面发表过许多童话译文和评论。

《儿童世界》是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郑振铎主编的儿童文学周刊。曾刊载过郑振铎自己创作的许多童话,此外刊登的童话还有沈志坚的《鸟女》,赵景深的《兔子和刺猬的竞走》《稻草、煤炭和蚕豆》,禾千的《兄弟的友爱》,顾绮仲的《狮与兔》,赵光荣的《鹅》,查士元的《胆小的兔子》,卓西的《不可思议之笛》《幸福鸟》等。

《小朋友》是1922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黎锦晖主编的儿童文学周刊。它强调民族化、大众化和个性化的风格,曾连载过黎锦晖的《十兄弟》,王人路的《秘密洞》,潘汉年的系列民间故事等。

开明书店于1926年由章锡琛、夏丏尊等人创办,出版过“世界少年文学丛刊”,徐调孚翻译的《木偶奇遇记》,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等童话故事书。

1926年至1933年,北新书局发行了由该局主持人李小峰(1897-1971)化名为“林兰女士”编辑的系列童话故事丛书,这套丛书近40种,分为“民间趣事”“民间童话”和“民间传说”等三类,每册选录童话故事20-40篇,总数达到一千篇,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民间故事集成。

儿童书局于1930年由张一渠、石芝坤等人创办,出版过“儿童故事丛书”和《儿童故事月刊》等。

四、近代童话研究先驱

在中国童话发展史上,较早开始童话理论探索的先行者首先要数徐念慈。1908年他在《小说林》上连载了他的文章《余之小说观》,其中论述了为儿童创作一种特殊文体的问题。

其次就是孙毓修。虽然孙毓修并不是最早翻译西方童话的知识分子,但他却是最早开启童话研究大门的代表人之一。他在童话研究上的最大成果,不仅体现在他主持编撰出版的《童话》丛书上,更体现在他为《童话》丛书所写的长篇序言中。

此后,周作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将童话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领域。周作人很早就开始接触儿童文学和童话领域,早在1906年他东渡日本后,就阅读了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吟儿童的文学》和《儿童研究》等著作,从此点燃了他对儿童文学的兴趣,这种兴趣持续了他的一生,到晚年他还在编辑绍兴儿歌。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开拓者和童话翻译与研究的先行者,周作人曾为中国现代童话和儿童文学发展奠定过理论基础。他先后著有《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儿童的文学》《古童话释义》等重要论文。可以说,他是中国童话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他的童话理论的最大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理解民间童话和故事;二是发现儿童,从儿童的角度理解童话。

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周作人就开始接触英国人类学家安德鲁·朗的作品。受这些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的影响,民间故事或童话逐渐引起了他的研究兴趣。1909年他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其中就有他翻译的王尔德的童话作品《快乐王子》。1911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周作人利用在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书的闲暇和担任绍兴教育会长的便利,开始刊登启事搜集本土儿歌和童话故事;并于1913年创办了《绍兴教育会月刊》,以此为阵地开始童话研究工作。

1912年6月6日、7日,周作人在《民兴日报》上发表了他的两篇论文《童话研究》和《童话略论》。后来在鲁迅的推荐下,这两篇论文于1913年又发表于《教育部编撰处月刊》—卷七期和八期。同年,在《绍兴教育会月刊》上发表了他的另一篇重要论文《古童话释义》。这三篇论文是周作人童话理论的代表性阐释,也是中国现代童话理论的奠基之作。后来全部收录于《儿童文学小论》一书。在此之前,人们对于童话的理解五花八门,对童话的定义、特征和价值有许多模糊的认识。直到他这些童话研究论文的发表,才使人们对童话的理解和认识更加清楚。

在《童话略论》中,周作人首次系统对童话的起源、分类、解释、变迁、应用、评价等问题展开讨论。《童话研究》一文由四部分组成,它主要运用民俗学的方法对古今中外的著名童话类型进行研究,在分析了中国古代典籍中存在的各种童话故事类型资料后,确定中国自古就有童话存在。《古童话释义》重点从古代中国典籍中发掘古老的童话资源。周作人的童话研究为连通中国古代童话传统与现代童话理论搭设了一座桥梁,从而为中国现代童话理论开辟了历史源流。

1922年周作人与赵景深在《晨报》副刊上相互通信,讨论童话理论知识,这些信件分别发表于1922年1月25日、2月12日、3月28日、3月29日、4月9日的副刊上,前后共9封信,其中周作人的4封,赵景深的5封。这就是历史上的“童话讨论”。这次的童话讨论涉及面很广,从童话的名称、定义、特征和分类,到西方童话传统、中西童话的比较、外国童话的翻译等具体问题都展开了一定的分析。可以说是中国童话理论的一次深入探讨和广泛普及。

在中国童话理论发展史上,赵景深(1902—)是成就较多的一位。赵景深字旭初,四川宜宾人,1902年出生于浙江兰溪。早年喜爱童话翻译和创作,十五岁便开始在《少年杂志》上翻译包尔温的《国王和蜘蛛》。1919年入读南开中学,1920年至1922年入读天津棉业专科学校。毕业后曾担任天津《新民意报》文学副刊编辑。还曾同徐颖溪、刘铁庵等人创办《小学生杂志》。赵景深在编辑文艺副刊和杂志的同时,开始陆续翻译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如《火线匣》《皇帝的新衣》《无画的画贴》《安徒生童话集》《格列姆童话集》等,并开始自己的童话创作,如《一片槐叶》《小全的朋友》等。他不仅是一位童话翻译者、作家,更是中国现代童话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编辑了童话研究理论著作《童话评论》《童话概要》《童话论集》《童话学ABC》等。

赵景深从人类学、民俗学的角度研究童话,对童话的起源、定义、分类、特征和功能等各方面的内容做了分析和探讨。他编辑的《童话评论》是中国现代童话理论大集,将一二十年代童话研究的主要论文搜集起来,从民俗学、教育学和文学等三个角度加以整理,形成了中国早期童话理论的雏形,对童话的起源、演变,童话的民俗价值、教育价值和文学价值等均展开了深入探讨。1922年应郑振铎的推荐,赵景深前往上海大学教授童话课程,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由大学开设的童话课程,他总共撰写了7篇讲义,后来结集出版为《童话概要》。

此外,在中国现代童话理论发展史上付出过努力的还有张梓生(1892—1967)。张梓生,字君朔,1892年出生于浙江绍兴。曾在绍兴省立小学任教,1922年后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1932年后任申报馆《申报年鉴》主编,1934年编辑《申报·自由谈》,与鲁迅交往较多。

五、结语

本文以格林兄弟搜集与整理格林童话为例,首先分析了西方童话先驱对童话的推动作用。格林童话作为经典之一,不仅是格林兄弟努力的结晶,更是当时个人、国家和民族等各方面因素相互融合的产物。与此相似,近代西方童话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也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相关联,并通过一些推动力量来实现。那些走在时代前列、较早地投入到翻译事业的童话译介先驱,那些得风气之先、较早地开始出版童话作品的期刊、杂志和丛书,那些敢于不断尝试、大胆引入或应用童话研究理论的文化人和学者,在中国近代童话翻译史上的地位至关重要。也正是在这些力量的共同努力推动下,近代童话译介风潮才随之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