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福,杨 静

(1.甘肃医学院,甘肃 平凉 744000;2.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不同层面对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斗争本质规律进行了精准的概括和分析,创立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权力的构成要素,具有直接或间接地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权力的本质属性,不同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乃是争夺思想上的领导权和政治上的统治权。

一、意识形态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曼海姆认为,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社会群体,他们承担着解释世界、塑造世界观的任务,被称为“知识阶层”,社会越是静止,这个阶层越有可能获得明确界定的身份或等级地位,所以巫师、婆罗门和中世纪的教徒都可以被认为是知识阶层;这个群体越来越成为一种充分组织化了的群体,思想就倾向于“经院主义”,他们提供关于世界观的问题,并在此获得垄断性的权利[1]。但是随着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教士阶层所坚持的关于世界解释权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了,自由的知识阶层代替了曾经充分组织化的知识阶层。由此主宰知识生产方式的情形从垄断走向了自由竞争,别的解释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得到承认,其中显著的理论产物就是德国意识哲学。从笛卡尔发出“我思故我在”的声音开始,德国意识哲学着手重建一种新的世界观。在认识论领域对青年马克思影响最大的非费尔巴哈和黑格尔莫属!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宗教”观和黑格尔的“国家观”中,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正在酝酿。对费尔巴哈来说,宗教是一种虚幻,是人的内在的本质客体化的结果,即人的本质被分离出来并被投射到一个新的自足的存在之中,也就是上帝那里。上帝其实就是人类对具有全善特质的理想自我的想象与追寻,是由人类创造的用来投射人类自身理想的载体,但人们出于对上帝的尊奉与信仰,心甘情愿地受其控制。费尔巴哈宗教观将颠倒社会现实直接呈现给人们,马克思对其进行了大力批判,认为“宗教由人类创造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类,将宗教定义为人类还未获得理想自我或者是再度失去自我时的特殊意识感觉”[2]244。马克思并提出了更为深刻的理论主张,即“宗教的苦难充满着生灵被压迫的叹息,也呈现着社会现实的苦难,同时表达着对这种苦难的抗议”,所以,与宗教的斗争必然充满着与现实世界的抗争,充满着试图打破人类以宗教为精神鸦片来获得情感慰藉的长期束缚的斗争[2]253。

但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批判活动最终必将演变为政治和法律的批判。他在对黑格尔国家观进行大力批判时,获取到了丰富的思想理论素材,为其意识形态概念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在黑格尔之前,所有的哲学理论都是将思维与存在割裂开然后再采用某种特定形式将其加以统一。黑格尔对此进行了否定,认为这两者之间首先存在自在统一的关系才能形成自为统一的形式,这就是“绝对理念”的逻辑先在性。这种先进性阐明了思维与存在遵循相同的自然发展规律,在客观事物及人类思维中自在统一的存在着,不管这种本质特性能不能被人类思维察觉到,它都存在着并且统一存在着[3]。这种“绝对理念”要想成为人类的思维自觉必须经过深刻反思才能实现,因此需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只能自在存在,呈现出逻辑思维推断的先进性。在黑格尔眼中,传统哲学只会以表象思维或形式思维方式而存在,都达不到哲学思维的层次高度,真正的哲学思维方式只属于思辨思维。所以,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的主要错误集中体现在对现象矛盾的理解上,将其解读为本质理念的统一,但实际上这种现象矛盾具有更深刻的矛盾本质而并非理念统一这么肤浅。黑格尔哲学通过颠倒现实对这种本质矛盾进行了掩盖,为基于对歪曲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而形成的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奠定了特定理论背景。但这一颠倒的形式不是缺乏社会基础的臆断,而是根植于颠倒了的现实社会。“在特定任务时代,意识实质上就是已经被人类感知到的存在,具体体现为人类实际生活状态及过程。假如说在人们的全总意识形态中,人类自身的意识及存在的关系就如同照相机成像似的倒现存在着,那也是基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历而形成的,如同眼网膜上所产生的物像倒影基于人类的物理生活过程而形成一般。”[4]19正是通过对宗教的批判和德国意识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作为一个批判概念的意识形态思想已呼之欲出!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

马克思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首次提到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他认为“ideologies(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并非我们的生活所需,没有任何迷惑迷乱的生活才是我们想要的。”此概念引证了自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的思想理论,最早萌芽于《莱茵报》时期:“发展到目前,我们所接触到的格言理论大都如同多多纳古代神托所预言一般依据树木而产生。但自由意志却不是具有等级特性的事物,这属于人类意识形态的突然性造反行为,我们该如何对其进行了解和对待呢?要知道,在思想进化方面我们当中更多的是拿破仑的追随者。”马克思在这其中映射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那就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识领域发展特性。尽管第二次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比第一次更接近后来的意识形态观念,但是马克思开始系统的阐述“意识形态”概念,众所周知,要从《德意志的意识形态》考察起。正如戴维·麦克莱伦在《意识形态》中所说的:“与民主、表达或自由等其他诸多争议性术语有所不同,‘意识形态’说法的形成还不到200年的时间,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思想发展变化为该说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体现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开展、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和人类能创造世界也必能改造世界观念的形成。”[5]3戴维·麦克莱伦所指认的不足200年历史的意识形态历史,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批判意义上进行考察的。

(一)考察意识形态概念的切入点

《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使得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必须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进行思考。如前所述,意识形态概念产生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宗教观和黑格尔的哲学观的批判,但是从《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开始,实践概念在理解意识形态的形成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马克思考察历史活动首先是从“实践”的概念着手的,这也是我们考察“意识形态”概念的切入点。“生活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先决条件,因此必须先要通过特定历史活动来进行生产建设,以此得到衣食住行所需的必备生活资料,即物质生活及相关生产活动为第一发展要素。”[4]21马克思认为,所有历史活动行为必须基于对上述问题的重视与实施而进行。已经得到满足的物质需要又引起新的需要,这样每日都在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进行另外一种关系的生产——增殖。在《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叫作“家庭关系”。马克思意识形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打破了德国哲学高高在上的神秘感,使其回归现实生活实践,然后建构起全新意识形态,对人类思想观念从实践角度进行科学解读:“我们以处在现实实践活动中的人们为出发点,通过对其生活实践过程的总结与归纳,得出相关意识形态的反射与回声、提示与发展。甚至那些存在人们脑海中的模模糊糊的事物,也有着物质生活的基础前提并与其密切关联,是经过确定的物质生活的必然升华……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4]20在马克思思想中,意识就是一种基于人类自身存在而形成的基础化社会产物,伴随人类的存在而存在。人们在现实世界的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交往方式,从而对他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特定的制约作用。

(二)否定性内涵的初步形成

“在任何发展时代,统治阶级思想都占据着主要统治地位。换言之,统治阶级既拥有社会主导物质力量又占有社会主导精神力量,是拥有社会物质资料和社会精神资料绝对支配权的阶级。因此,那些不具备这两种生产资料的人们,通常受到统治阶级的思想控制与支配。”[4]42统治阶级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运作方式,其阶级思想集中体现着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物质关系,反映着自身阶级群体的利益;但被统治阶级所持有的思想观念未必能反映现实社会的阶级利益,因为他们不具备成熟的精神生产方式,常常陷入为统治阶级服务谋利的思想困境,因此就连与其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观念态度也存在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可能性。

“统治阶级通常采用将自身个体利益描画为社会共同利益的手段来达到进行思想统治的目的,将自身思想观念包装为普遍性表现形式来迷惑群众,使其具有普遍社会意义和唯一合理性”,因此统治阶级常常在最初时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建立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还顾忌到各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的共同发展压力,还来不及只为自身谋取特殊化阶级利益,也就无须采用多种欺骗花样来进行隐瞒和控制,使得非统治阶级人群中的一些人也能因此获得一定利益”,“虚幻”的共同利益一开始是真实的。一当统治阶级可以利用压迫被统治阶级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之时,这种“虚幻”便被粉碎了。统治阶级思想虽然占据着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统治地位,但其他非统治阶级人群同样能够形成一定的思想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实践的产物,但并非来自实践的产物的观念都是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属性并不取决于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如何考察这一概念的具体属性还要回到原初——物质生活的实践来解释。“我们以处在现实实践活动中的人们为出发点,通过对其生活实践过程的总结与归纳,得出相关意识形态的反射与回声、提示与发展。甚至那些存在人们脑海中的模模糊糊的事物,也有着物质生活的基础前提并与其密切关联,是经过经验确定的对物质生活的必然升华。”[4]20马克思对德国哲学家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指责,认为他们只注重意识内部冲突造成社会问题却不考虑滋生这种意识冲突的现实矛盾的做法是错误的。

马克思明确强调:“人类的现实生活实践是对人类实际发展过程的实证检验,是形成思想意识形态的根源所在,因此能够终止一切关于意识思辨的空话大话,将真正的知识与科学呈现在世人面前。”[6]由此马克思表达的思想就比较清晰了,意识形态是意识的一种具体形式,它为矛盾提供了一个不合适的、歪曲的图景,这种歪曲的表达就是意识形态的典型特征。所以意识形态的具体属性不是由阶级立场来衡量的,而是由社会矛盾来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死劳动对活劳动控制这一事实,是对现实的颠倒,必然会产生出颠倒的观念,即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实际问题的存在明确显示出了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内涵,这种从物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思想存在有限性,出于对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而对社会矛盾进行了错误表达[7]。

(三)理解意识形态否定性内涵的困惑

由于马克思意识形态观的论述和表达零散、不系统,后人在解读意识形态概念时出现明显的分歧是难免的。“意识形态”术语未正式使用之前,“颠倒的意识”是马克思所使用的表达方式。观念上的颠倒并不是建立在莫须有的基础上的臆断,而是来源于现实世界的“颠倒”——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关系的矛盾和缺陷。这样,意识形态概念的否定性内涵从对费尔巴哈宗教观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直到《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中对这一概念的阐述一直保持着。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内涵是否定性的。但事实却是,由于马克思的分析中意识形态概念以多种表述出现,且没有对这一概念进行具体的界定,使得这一概念的内涵极其丰富。马克思逝世后,很多马克思理论家坚持的是肯定性的和中性的概念,这无疑是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难题。

马克思逝世后,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经历了复杂的嬗变,否定性内涵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肯定性内涵从多重维度得到扩展。如果要追踪这一术语演变的根源,还要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当然这样说,与前面一直强调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秉持的是一种否定的意识形态观的看法之间并不矛盾。因为尽管在他们的著述中存在着一条基本的核心线索,但其模糊性却也的确存在——不对称的陈述和模糊的界定,这给后来的阐释者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了“意识在所有情况下都代表着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这种存在体现为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假如说在所有意识形态关系中,人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就如同照相机的倒现影像一般,那“意识”和“意识形态”就是同一种概念的两种表达方式。这里“意识形态”的外延变得广阔起来,意识形态好像可以理解为社会意识形态。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思考和表述“意识形态”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一概念的否定性内涵。恩格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序言中指出:“由此规律延伸开来,历史上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政治领域、宗教领域、哲学领域及其他领域)中的所有斗争,其本质上都是对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实际斗争的具体呈现和明确表达。”[2]667“意识形态领域”的指称的否定性色彩渐渐暗淡,更具有一种普遍性意义,除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涵盖了更广阔领域的意识形态。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二人对这一问题的表达有多少令人费解和模糊以及不系统的地方,总的立场还是坚持否定性内涵,并且基本上前后是以一贯之的。

事实上,从逻辑关系说,意识形态可以从不同语境不同层面进行认知和把握。通常说来,唯心史观意识形态由于具有颠倒性和虚假性等幻象特征,因此属于众多语境下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观念科学范畴,其意蕴内涵是对拿破仑时期充满否定意义的、具有贬义色彩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延续;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则是基于批判色彩而形成、充满阶级意识的特殊化思想体系,它特指哲学、政治学视域下的战斗性意识形态,旨在突出意识形态的批判功能和战斗意义,这种语境下的意识形态既有贬义但有时也体现出中性的色彩[8]。此外,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奠基在唯物史观这一基石之上的,这种意识形态通常具有多维特性和各种表现形式,其内涵和外延中性化更加凸显。基于此种视角来看,意识形态包含着层层递进的意蕴内涵,呈现出由哲学、政治意识形态转向为经济意识形态的发展特征。一句话,尽管意识形态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意蕴和确指,但其不同内涵是相互联系的,有其内在逻辑和演变规律。

三、意识形态概念在中国的传承

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指出:“布尔什维克1917年的成功意味着列宁对什么是意识形态的简单化的论述成为几代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尤其是其‘中立的’意识形态概念完全瓦解了其所具有的全部批判分析力量。”[5]34马克思去世后,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更多地从肯定性内涵的维度去把握,这一现象的嬗变,列宁是做出重要影响的人。意识形态内涵的演变,与社会经济现象的发生变化密切相关,正是19世纪末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工人运动和政党建设在欧洲方兴未艾。列宁扩展了意识形态内涵的内涵,否定性内涵被中性内涵代替——“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概念登台了,并且向“所有阶级的意识”发展。“意识形态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产生着不可或缺的巨大功效,具有实实在在的实际功能作用,这种作用来自其本质特征要素。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复合体形式存在,能够产生双重功能效力:一是作为革命武器对多元化虚假错误意识形态进行揭露和批判;二是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及无产阶级执政党地位进行强化和巩固。”[9]

恩格斯在致梅林的一封信中提到,“意识形态来自思想家的所谓意识运动过程,但此过程充满了虚假意识行为,他们也并不知道什么是推动自身的真正动力,否则就形成不了意识形态了”,“意识形态思想家往往持有一个共同的愚蠢观念:那就是对多种意识形态领域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独立发展史进行否认,对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彻底遗忘”[10]。恩格斯坚持强调所谓的意识形态是具有虚假性特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此外并不存在其他确定的意识形态;但列宁却坚持认为虚假性并非全部意识形态的共有特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确实如此,但被统治阶级却有着真实科学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则赋予意识形态以批判工具的功能性质,认为自身的思想理论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作为继承者的列宁将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为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中不仅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并且根据实践的变化不断进行符合国情的理论创新。

从肯定性或者说建构性的角度建构“意识形态”理论,不能将此全部归于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问题没有做出过清晰的界定,虽然总体上他们对这一术语坚持否定性内涵的立场,但在有些场合的模糊表达,却使后人对这一术语又有更大的理解空间。在从批判性向肯定性内涵的转变中,除了列宁是转折实现的关键性人物外,葛兰西是对肯定性内涵的确立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他在《狱中札记》开篇部分说道:“各利益集团在争夺统治地位时共同呈现出如下特征:那就是对传统知识分子开展同化斗争,以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他们。某集团如果能够构建起有机化知识分子体系,就能够快捷、高效地对传统知识分子进行征服和同化。”[11]8这里“意识形态”术语具有一种普遍性,争夺领导权的集团(不论是何种阶级)都需要在理论和观念上征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以“代理人”身份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行使政治统治集团在社会霸权上的下级职能。这体现出葛兰西极大肯定了知识分子的重要社会意义和功能作用。涉及哲学在人们心目中是一种怎样的存在这一命题时,葛兰西认为:“但是,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任何世界观,任何演变成为一种文化运动……在这里,人们在谈论‘意识形态’时,必须基于特定世界观而进行,认为意识形态存在于法律、艺术、经济及相关社会集体活动与个人行为中。”[11]373由此可见,葛兰西将意识形态解读为特定世界观内容,而常识性的理解是哲学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因此,“意识形态”肯定性内涵在这里非常明显。

四、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维度的当代把握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认为资产阶级的理论是意识形态的,是基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唯心主义色彩浓厚,二是对现实矛盾和不平等的遮蔽。但是把某个阶级的观念批判为意识形态的,并不仅仅针对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划分出反动社会主义并对其进行了批判,针对所有阶级观念展开论述。不过他们从未将无产阶级的观念看作意识形态的。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将意识形态作为批判工具,这一工具本身是不是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的观念是否也有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另外,由于列宁对意识形态内涵转变的重大影响,除了看到肯定性内涵在当代理解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要地位之外,作为批判性的意识形态内涵在当今社会还有多大程度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和价值观的分析和反思,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不可避免地包含对现代文明的借鉴和吸收。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意识形态理论,做好“三大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融通是立足点和基本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在任何情况都不可动摇。但同时应该看到,根植于西方文明的马克思主义要内化为每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必须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性和互补性关系,同时对于有益的国外文化资源,也要把握和其他两种文化的关系。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与西方世界的兴起发展,都以政治自由和个人经济自由为建立基础,是对复杂化市场秩序的最终呈现结果。在西方国家,其民族价值观呈现出“个人主义”占支配地位的偏好特征,个人的命运要由个人自己来主宰,不干涉别人的事。基于这样的民族心理组建的政府,从成立之初它的使命就是被确定了:保证人民对自由权利的享有。这样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构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灵魂:“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重要的保障。如果缺乏了对私有财产进行严格保护的正式法律制度,自由就不复存在。”[12]这是哈耶克作为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而宣扬一生的核心观点。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明显,经济领域的变革必然带来上层建筑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艰难,因为我们国家实力正在不断增强,地区性的矛盾和冲突也在不断增加,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加剧了建构的难度。当前意识形态建设面对的困难增大,主要表现在经济建设领域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寻租问题。一些人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盲目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制定具体政策,试图解决我国的整体经济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供需结构失衡以及经济增速下行等问题。这些实际问题都对社会民众的基础信任产生了冲击,使得不稳定社会因素逐渐加大增多。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看,“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指向就是资本的逻辑。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中,认为“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世界已经呈现资本主义世界乐园的景象。这种观点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它代表的是美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结合社会发展现实来看,全球经济一体化直接引发了资本逻辑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法国思想家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批判功能非但从未消失,甚至在今天发挥出更加不可或缺的功能作用[13]。在资本全球化的当代,个人受“抽象”的统治这一现象并没有改变,因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没有过时,反而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世界很多地区呈现的动荡的国内局势、民族的纷争、暴力冲突等,都表明:资本主义并非天堂乐土,它许多承诺也只是“易逝的泡沫”。随着社会的前进,原来因为反对马克思而被掩盖一些深层次矛盾又开始浮出水面,反而迫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吸取了马克思对它们揭露和批判的教训,并采取了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些“改良”,从而以相对“温和”的姿态出现,但资本主义有着难以彻底根除的痼疾,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决不会收起它狰狞的面目”[14]。但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不再奴役和压迫人了,而是它奴役和压迫人的手段更加隐蔽、更加具有欺骗性了。特别是在资本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成为资本增值的强大动力,技术理性以精巧的手段和方式执行着资本同一性逻辑的种种隐蔽的暴力和意识形态的幻象。马尔库塞指出:“基于某种特定意义角度来看,当前的意识形态更是直接存在于生产过程中,因此发达工业社会比之前的任何时代都要更具有意识形态特征。”[15]由于资本逻辑霸权下“商品拜物教”的愈演愈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性指向没有失去意义,而且是我们今天理解和把握资本逻辑走向全球化的最强有力的批判武器。今天,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更高、更复杂的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正在走向成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正在向“决定性”转变,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些缺陷我们也同样存在。所以,对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思想纬度进行恢复与发展,能够帮助我们有效消除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活动的消极因素,积极推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