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梅,王 飞

(陇东学院 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解放日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贡献突出、影响深远的革命报纸。在《解放日报》创办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构建了独立的新闻事业体系。中央政府的报纸有《红色中华》《新华日报》等,地方报纸有《晋察冀日报》《拂晓报》《大众日报》等。1931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创办了《红色中华》,它是红色政权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大型机关报。到了1941年,随着抗战相持局面的形成,抗日根据地进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党的新闻事业也面临严峻考验。在党中央指示下,为保存力量,报社不少人员已分批疏散撤离重庆,《新华日报》由原来的对开四个版改出半张两个版,而且报社处在敌特警宪的严密监视之中,报纸不但不能直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甚至连正常发行都遇到了困难。在陕甘宁边区,这一时期的主要报刊有《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边区群众报》等,这些刊物有些是周刊,有些是月刊,不能满足当时形势的需要。中央开始酝酿创办一张由党直接领导、统一宣传的大型中央机关报。经过充分的讨论和紧张的准备,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先后停止出版《解放》《中国工人》《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报刊,集中力量办好《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正式创刊,并于1942年4月1日改版。

关于《解放日报》的改版,学术界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与信息传播领域,对其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进行论述。代表性的论文如童兵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延安〈解放日报〉改版76周年回望及反思》(《新闻界》2018年第11期),认为延安整风和党报改版是中国化的初步探索,在新时代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要依据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展开,突出“四个自信”,重点构建中国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孙江、贺晶晶的《“马克思党报思想”中国化的肇启及传承——延安整风运动中的〈解放日报〉改版》(《现代传播》2022年第6期),认为《解放日报》改版中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是对马克思党报思想的传承;杨洪的《延安时期〈解放日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认为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并取得重要成果的历史阶段,《解放日报》在这一时期不仅记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容,而且承载了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其多样化的传播形式、多主体的创作内容、多渠道的引导方式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雪超的《党史研究中的“权力斗争论”批驳——以〈解放日报〉改版为例》(《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10期),认为毛泽东推动《解放日报》改版是为了明确党报的政治定位和面向群众的价值取向。

总体来说,学术界对延安《解放日报》的研究已有一定进展,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方面和党报理论方面,其他方面则少有涉及。本文拟从《解放日报》改版为出发点,深入分析改版后宣传方针政策的转变,强调这个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一、《解放日报》改版的背景

(一)宣传报道内容不符合形势发展需要

《解放日报》在创刊初期,每天出四开两个版对开排版,第一版基本为国际新闻,第二版是国内和国际新闻的混合排版,根据地、国统区排在第二版。四个月之后,也就是1941年9月16日,《解放日报》扩充到四个版面,第一、二版都以国际问题为主,报道苏德战场、远东战事、太平洋消息等,第三版是国内新闻,第四版是边区版、副刊版。

有调查显示:《解放日报》从创刊到1941年12月31日,共发表217篇社论,其中国际问题139篇,占总数的64.1%,国内38篇,占17.5%,解放区36篇,占16.6%,边区的只有4篇,占1.8%[1]。这种版面编排表明,初期《解放日报》宣传报道的重点是国际问题,占报纸一半的篇幅,是报纸的主角。边区内容过少,不能满足边区群众的精神需求,也引不起边区群众的共鸣。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王明“左”倾错误思想尚未得到彻底肃清。这时期蒋介石从片面抗战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连续两次发动反共高潮,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延安处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这时党内一部分同志出现了沮丧情绪,“左”倾思想进一步抬头,有的地方甚至公开提出“另立中央政府”的主张,与中共中央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精神相背离。“左”倾错误背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严重地影响到了延安《解放日报》的创办。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以博古为首的创办者,在办报初期遵循苏联《真理报》、国内《新中华报》等办报的模式,存在重视国际、轻视国内,重视城市、轻视边区的倾向。

二是与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宣传要点有关,当时宣传要点多为国际问题,所以《解放日报》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报社一个单位所独有,是与更大范围内的倾向相关联的。从1942年1月26日起,由毛泽东为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才开始改变这一重国外轻国内的状况。

三是《解放日报》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原《新中华报》的工作人员转过来的,而且有些领导有在苏联学习生活的经验,受苏联和国统区办报思想的影响,照搬《新中华报》一二国际、三国内、四边区的模式,对“城市化”办报理念有很大的认同感。如第一任社长博古有5年时间曾在苏联学习,又在上海等大城市长期从事宣传工作,在担任中共主要领导岗位时犯过“左”倾错误,苏式办报思想对他有一定的影响。苏式办报就是照搬如苏联《真理报》的做法,注重国际,轻视国内,注重城市,轻视边区的做法。又如报社第一任总编辑杨松,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后来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部工作,1931年至1933年,任海参崴太平洋职工会中国部主任,并负责编辑《太平洋工人》杂志,后调到莫斯科职工国际东方部工作,主编《全民》杂志[2]。1935年7月他回国后为《救国时报》撰稿,所以对“城市化”办报理念有很大的认同度,缺乏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环境中办报的经验。

《解放日报》创刊初期对中共中央的大政方针和边区的革命实践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敏感,像整风运动这样的大事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毛泽东为整风运动进行思想动员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解放日报》丝毫没有提及!《解放日报》对事关边区人民的大事很少提及,脱离了实际,忽略了广大群众的要求。

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了《关于改进党报的通知》,指出:“如果报纸只是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是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如果各地党报犯有这样毛病,就须立即加以改正。”[3]

(二)宣传形势的改变

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和影响迅速提高。此时,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已在斗争中壮大起来,抗敌斗争和政权建设都积累了丰富经验,需要加强宣传,扩大报道面,以便及时交流经验,推动工作开展,用具体事实回答国民党宣传工具对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不实报道和诬蔑攻击,在国内外扩大我党、我军和解放区的影响。为了最大范围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中共中央制定管理一系列重大政策,如三三制原则、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等。但是实际情况却是《解放日报》对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宣传缺少应有的敏感,宣传报道不力。报纸创刊时,正值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整风运动做准备,可是报纸对此未做任何报道。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著名讲演,标志着整风运动的普遍开始。中共中央的这一重大活动和决策,报纸第二天只在三版的右下角发了一个简讯。

总之,国际上法西斯势力暂时取得上风,国内抗日战争也进入了相持阶段,国共两党摩擦加剧,使我党面临着复杂的局面,这都对党报的宣传报道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解放日报》改版后的主要表现

(一)排版的改变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进行改版,第一版是国内外重大新闻,这天的社论文章《致读者》,是改版的纲领,它回答了《解放日报》为什么要改版,并把自己的缺点公之于众,请群众批评和监督。第二版是边区版,第三版是国际版,第四版是综合副刊。以后的版面安排,大体都按照4月1日的模式。

版面的显著变化,标志着办报思想的根本变化。改版前的国际新闻不但数量多,而且位置显著,改版后国际新闻所占的版面,较前有大幅度的缩小,但国际上重大新闻的报道与安排并未削弱。从报纸的总体来看,在宣传贯彻党的政策,反映边区人民生产生活,表扬我军浴血杀敌等方面大大加强,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又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不断中国化的光荣传统。

(二)报道内容的改变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在内容方面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紧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传达群众的呼声。通过新闻宣传扩大群众的视野,启发群众的觉悟,使《解放日报》成为群众意见的传达者。

1.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1)政治思想方面

第一,宣传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思想是党外人士李鼎铭首先提出来的。1940年的陕甘宁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包围封锁,民力、物力、财力非常紧张。军政机构人员庞大,财政经济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地。军民生活问题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坚持,根据地能否生存和发展。李鼎铭切身感悟到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和真心诚意听取意见的胸怀,以主人翁责任感先后提出了好几条提案,“精兵简政”就是此次最重要的提案。

1941年12月6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社论文章《精兵简政》。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精兵简政”的施政方针。精兵简政的核心就是精简工作人员,但是工作效率要提高;军事上,部队要精简以提高战斗力。

精兵简政贯彻于陕甘宁边区政府、军队的各方面,如1942年6月13日《解放日报》二版刊登了《精兵!后勤编整完竣 人员减三分之二工作效率提高》;1942年8月3日发表社论《彻底实行精兵政策》,8月23日《精兵简政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24日又相继发表社论《精兵简政的模范》《边区开始检查工作切实执行简政政策》等文章,倡导精兵简政工作制度的正规化。

精兵简政政策的执行,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保证他们有充分时间一方面进行政治的和军事的教育,另一方面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提高了一般人民对于战争和军队的认识,鼓起广大人民爱护军队、保卫边区的热忱。

第二,宣传整顿三风的政策。1942年4月2日《解放日报》头版刊发了《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顿三风要利用报纸》的文章指出:“共产党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的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整顿三风。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提议: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整顿三风,一定要好好利用报纸。”[4]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1942年5月13日《解放日报》刊发了社论文章《整顿三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8月1日二版刊登了《军队整风学习通讯》,文中说到军队从团级到连级,从知识分子到粗识几个字的干部,都做笔记,并联系到感想心得自我检讨,不管写的怎样歪七斜八,却都很认真,如机枪连长张清盛同志,文化程度很低,但他能精细的一点一点地记下来,还写道:我以前对决议的研究太差了,这次一定要学好,像这样十遍十遍地读文件。

通过整风运动,党内的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党八股等不良风气得到了彻底的清算,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宣传“三三制”原则。“三三制”原则就是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1/3名额。“三三制”原则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孤立顽固势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败日本侵略者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日报》对该原则进行了大量系统的报道。1942年3月19日头版刊登了社论文章《发扬民主作风》一文,文章指出:“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贯彻这一方针的具体方案就是三三制。三三制在各抗日根据地的推行,已经获得不少的成绩,加强了根据地里面各阶层人民的亲密团结和积极性,提高了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力量,这一获得了国内外人士的同声赞许。”1942年5月27日《解放日报》二版刊登了《庆阳县参议会明日开幕 共产党议席不到三分之一》一文指出,庆阳县二次参议会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其他议席均为党外人士。

第四,宣传民主集中制。1942年6月1日四版刊登了范文澜的《学习民主集中制》一文,指出民主集中制是一个整体。没有集中,民主就无从实现,没有民主,集中就失去力量。如果不问条件,主观的强调民主,忽视集中,就会陷入极端民主化的泥坑,如果不问条件,主观的强调集中,忽视民主,就会脱离群众,变成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专制主义等无根的浮萍[5]。

民主集中制最基本的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里面既包含民主,又包含集中。民主是彻底的,同时又是无条件的,党的组织是建立在下面上的选举制度基础上的,而党又是按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原则,民主不能脱离党员群众,领导机关或领导人必须与被领导的群众发生密切的联系。

2.宣传根据地的经济方针

1941年4月1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边参会减征公粮公草决议 审慎分配各县数字 较重之县应予减轻》的文章,深切关注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由于受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财政经济极度困难,农民负担不断增加,1939年陕甘宁边区征粮5万石,1940年征粮9万石,1941年征粮增加到20万石,1942年到底征粮多少呢?坏人乘机造谣说“1942年要征粮40万石”,群众惶惶不安,严重影响了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党政军学同农民群众的关系。如1940年1月至2月期间发生的“环县事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环县政府及一些干部在征粮工作中随意加大征粮任务,并且方式粗暴。党中央对征粮工作十分重视,多次研究讨论,最后决定1942年征粮16万石,比1941年减少20%,征收公草1600万担,比1941年减少40%,边区政府还向人民保证,一不向人民借粮,二不抑价买粮。在改版的第一天,头版头条就刊登了这篇文章,鲜明地表达了共产党对群众的关怀,也体现了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把贯彻党的政策,关心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这篇文章积极宣传了边区政府关于征收粮草的重大决议,切实减轻群众负担的愿望。1942年4月4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公粮公草数目确定后农民积极计划春耕 增开生荒不弃熟荒》的文章,可见,政府减少征收公粮公草的政策受群众欢迎。

减租减息是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战胜困难的一项重要的农业政策。在边区140万人口中,约一半分过土地,废除了封建剥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其余一半为未分过土地,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中。这样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就不得不以高得惊人的地租去租种地主的土地。减租减息就是在这些尚未分配土地的地区进行,触犯了地主的利益,斗争必不可少。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积极宣传减租减息政策,大大调动了农民参与生产的积极性,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1942年7月26日头版头条刊登了《各县产麦区八一开始征收公粮 边府通过本年度征粮条例》,1943年1月15日二版的《保障佃权以利春耕 绥德检查减租交租 违者加重处罚》等都是对减租减息工作进行中的问题等进行报道,对地主进行斗争、教育,对农民进行宣传、鼓动。

《解放日报》对经济建设方面的报道对发展边区经济状况,落实经济建设总方针,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为抗日战争提供物质供给做出了巨大贡献。

3.报道典型人物的事迹

《解放日报》开创了一种新型的报道方式,就是树立劳动英雄的典型报道,这在中国报纸上是头一次,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典型反映。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头条一版上刊登了《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 影响群众积极春耕》,同版发表社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同天二版上还发表了记者莫艾的《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这开创了中国新闻史的新纪元,劳动人民头次登上头版头条。吴满有全家两个劳动力,种地40余垧(西北地区1垧合3-5亩),开荒35亩,被公认为是模范劳动英雄,边区政府决定予以嘉奖。这样集中地、大张旗鼓地宣传表扬一个农民,在中国报纸史上开创了新纪元,它说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才有这样破天荒之举,将劳动英雄积极劳动的一面展示出来,如实反映,符合边区政府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在引导边区民众向劳动英雄学习,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吴满有登上一版头条,不仅是《解放日报》经济宣传上一个良好的开端,也为以后党报的经济宣传,开拓出一条新路。《解放日报》不仅刊登农业劳动英雄,还刊登工人、干部、军人、护士等典型事例。在吴满有的模范带动下,边区各地区各行业掀起了学习热潮。《解放日报》对于典型人物的广泛报道,是一个特色鲜明的报道方式,对于广泛发动民众参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4.宣传共产党有关妇女政策

《解放日报》也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有关妇女政策。《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第二条中明确规定:“凡居住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周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6]边区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女性与男性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943年2月26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指出:妇女工作的开展只重视从政治上动员,而没有注意到从经济方面进行动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妇女取得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权利。3月8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蔡畅的《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来宣传这个决定,要求妇女工作者重新确定妇女工作的重点,号召广大妇女积极参加生产,通过经济独立获得自身的解放。1943年,妇女解放运动与大生产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妇女成为大生产运动的生力军。《解放日报》对于解放妇女的政策方面进行了大力宣传,对于解放妇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1月31日第二版刊登了《马丕恩马杏儿妇女边区奖为劳动英雄》,马杏儿成了那个时代人人敬仰的女英雄。3月28日二版刊登了《葭县两模范工属向马杏儿挑战》,文中写到有一名妇女说:“我决心学习你的劳动精神,虽然我的条件不如你,我没有一垧地,另外,倒有两个孩子要我抚养,还得照料家务,可是我一定要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可见榜样的力量不容低估。

妇女参与生产,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妇女的积极性,对于持续改变她们的家庭地位有着突出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提出婚姻自由,改变了过去女子在婚姻中的被动和被奴役的地位。1942年4月2日《解放日报》四版刊发了《列宁论自由恋爱》的文章,向民众宣传了自由恋爱的观点。1942年5月13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晋冀鲁豫边府公布 婚姻条例实施细则》,细则规定了女子在婚姻中有了一定的主动权,对婚姻不满意,可以提出离婚。随着妇女在婚姻中地位的变化,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妇女成为家庭中的平等成员。从婚姻、家庭中解放出来的乡村妇女开始走向社会,积极参加到各种社会活动中来,如参与经济建设、参政议政等。

妇女解放运动与大生产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妇女成为大生产运动的生力军,妇女以社会劳动者崭新的姿态站到了世人面前。

5.报道根据地的抗日战争

《解放日报》为激发民众参军参战的热情,积极刊登根据地民众的抗日斗争。《解放日报》对于我军抗日斗争中取得的大大小小胜利的战役,做了大量的报道。特别是对取得胜利的大战役,更是采取集中、连续报道的方法,既鼓舞人心,又推广经验。如1942年5月的田家会大捷,《解放日报》对这次战役,先后发表了十数篇新闻、通讯,充分反映了此战役灵活的战术、辉煌的战果、军队和民兵的机智勇敢、广大人民群众的旺盛斗志,以及战后广大军民的祝捷盛况,例如《万众欢腾加紧准备迎接更大胜利》《田家会大捷声威远扬,敌占区人民异常兴奋,岚县敌伪日夜惶恐》。

1942年7月7日二版刊登《以战斗胜利迎接七七 新四军攻入海门 冀南八路军活跃》:“苏中新四军为迎接七七到来,各处在积极展开广泛的饭‘清扫’斗争,主动打击敌人,作为五周年纪念,以获两大胜利。”三版刊登了朱德的文章《胜利在望 团结向前——为纪念抗战第五周年而作》,总结了一年来中国战场的局势,鼓励人民继续团结战斗,争取早日争取抗战的胜利。还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如徐特立的《五年抗战的历史意义》《十八集团军抗战第五周年三版战绩总结》《新四军抗战第五周年战绩》,都是借七七抗战五周年这个日子,鼓舞人民的斗志,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综上所述,《解放日报》的改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积极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的国情结合起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突出党性,立足本地,密切联系群众,突出典型事迹及人物的报道,为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