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琨，丛亚丽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北京，100191

在西方,从霍布斯、洛克及至黑格尔,他们都尝试着对“家庭”进行解构,这为“家庭主义”的讨论提供了思想资源[1]。在中国,从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史来看,《新青年》杂志最早地展开了对“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的讨论,它对“家庭主义”进行了激烈批判,为倡导独立自由的个体扫清了障碍[2]。在我国临床实践,特别是医疗决策中,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考虑到患者的脆弱性、依赖性以及自主的内在联系,家庭往往被视为有利于患者的医疗决策者,患者家属的参与程度大于患者本人,而且,家属的意愿更加容易得到医生的重视,展示出“儒家家庭主义”的特点,其本质上是一种家庭自主[3-4]。范瑞平在《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一书中将“儒家家庭主义”界定为“对人类的家庭实在与宇宙的深层实在之间共生共鸣关系的体认”,换言之,“儒家家庭主义”强调家庭具有超越于个人的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个人的永恒价值依赖于家庭,它是个人赖以理解自身的基础实在,它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存在根本分歧[5-6]。

目前,学界对“儒家家庭主义”的讨论集中在一般意义上的医疗决策场景[16]。Buchanan和Brock在他们的《为他人做决策:代理决策伦理学》一书中,较早地对“医疗决策”进行了界定,认为其指“代表受益人或患者做出决策的过程,该过程涉及确定诊断、选择治疗方案、预测预后和评估治疗效果等方面”[7]。但是,现有文献对“儒家家庭主义”在“医疗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