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方勇

一 引言

扬补之《四梅图》作于南宋孝宗朝乾道元年（1165），乃应范仲淹（989—1052）后人范直筠（生卒不详）所求而作，范氏家族为苏州望族，簪缨世家。由此发端，《四梅图》便长期弆藏于太湖流域。明代沈周（1427—1509）、文徵明（1470—1559）、文彭（1498—1573）和项元汴（1525—1590）等吴地书画大家都曾鉴藏；入清之后，便一直宝藏吴中。

根据目前的研究，清代主要收藏者有陆恭（1741—1818）、程桢义（1816—1853）、潘遵祁（1808—1892）、李鸿裔（1831—1885）、顾文彬（1811—1889）等书画收藏家。1关于《四梅图》的递藏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如：刘鹤，《南宋扬无咎〈四梅图〉研究》，郑贵友主编，《北语人文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选2009—2013 届》，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361—376 页；倪纯如，《扬无咎〈四梅花图〉上的鉴藏款印对绘画表现方式的影响》，载《中华书画家》2015 年第3 期，第119—121 页；李军，《明窗一日百回看：程桢义生平及其书画考略》，载《艺术工作》2021 年第2 期，第54—60 页。关于李鸿裔鉴藏《四梅图》的研究尚无专文，而对其鉴藏经历的厘清，既能体现《四梅图》作为文人墨梅中代表性作品的重要价值，亦能探究鉴藏家的趣味，地域收藏文化的独特性和文脉传承的价值。

二 晚清《四梅图》递藏的背景

李鸿裔，字眉生，号香严、苏邻，四川中江人。咸丰元年（1851）举人，官至江苏按察使加布政使衔，同治六年（1867）辞官卜居苏州网师园（易名“蘧园”），与吴云（1811—1883）、潘遵祁、顾文彬、沈秉成（1823—1895）等人组织“真率会”以吟赏诗文书画娱日，借探讨金石鉴藏作乐，有《苏邻遗诗》传世。2《苏邻遗诗》为李鸿裔过世之后，子李庚猷（生卒不详）将其生前所作诗文收集成秩，由其好友黎庶昌（1837—1898）于光绪十四年（1888）在日本刊刻而成。他和潘遵祁因有世家交谊（李父李崧霖和潘氏为同年），又性情相投，诗文往还稠密，便成知交。潘遵祁，字顺之、觉夫，号西圃、简缘退士等，吴县（今苏州市）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二十七年授翰林编修，未任乞归，退隐邓尉山香雪海，筑居名曰“香雪草堂”。同治九年（1870），收储其外祖陆恭“松下清斋”旧藏扬补之《四梅图》，建阁供养，名曰“四梅阁”。

清代因《四梅图》而有诸多文化活动，杨钟羲（1865—1940）著《雪桥诗话》中对此有记。

陆谨庭孝廉恭，庚子举京兆，与先曾叔祖（讳恒琳）同年，精于鉴古。法书名画，汉鼎秦碑，过眼辄辨。所居曰：孝友堂，有古松，梁山舟书“松下清斋”扁，王蓬心作图，翁覃溪诸公题诗。嘉庆甲子，失去黄小松补图。同治庚午，孙新之3“新之”疑为“顺之”。顺之为潘遵祁的字，如此前后文意方才贯通。苏州博物馆藏有潘遵祁同治庚午（1870）追和扬补之诗词，跋文中有“越数年，卷乃归于，藏之山中，殆有前定”数语，可佐杨钟羲所言潘氏于此年入藏《四梅图》。复得前卷，潘西圃其外孙也，次覃溪韵有“传家岂但推清閟，孝友长贻世德铭”之句，蓋孝友堂毁于兵燹矣。旧藏杨补之《四清图卷》，刘延清相国为题“四梅阁”。西圃筑香雪草堂，尝摹相国书颜之。是卷后归西圃，亢铁卿为作《四梅阁记》。4[民国]杨钟羲，《雪桥诗话全编·余集》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第四册，第2508、2509 页。

上文之中所记多为陆恭鉴藏《四梅图》时期的文化活动，另一则着重于潘遵祁鉴藏时期的文化活动。

潘顺之前辈为榕皋农部孙，理斋探花子，年甫四十即谢病归。筑室邓尉山中，曰“香雪草堂”。西治为圃，曰“西圃”。堂东小阁，藏杨逃禅《四梅花卷》，曰“四梅阁”。戴文节为绘《山居图》《四梅阁图》《湖山偕隐图》各一。尝有句云“老妻亦解幽居乐，催促移桡共入山”。谓配汪夫人也。庚辛之乱，5疑为“庚申之乱”之误，庚申年即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占苏州城，称为“庚申之乱”。堂及图卷皆无恙。其《还山》诗有“天留茅屋老余生”之句。光绪纪元，俞巾山6即俞樾，其家乡德清有乌巾山，并自篆“乌巾山舍”印，故也以此称呼。为作《草堂记》。丁丑，年七十，李眉生为赋《香雪草堂歌》。7同注4，第2718 页。

其中，戴熙（1801—1860）为潘遵祁绘制的《山居图》《四梅阁图》等画卷存世，现藏苏州文物商店。二卷的落款分别为：“王廉州拟巨公有此墨意，戊午孟秋写应简缘大兄属。醇士戴熙作于味经阁。”“四梅主人种梅构阁藏逃禅老人《四梅华画卷》，属写一图。附题绝句云：‘搜罗名绘阁藏之，更种梅花作护持。数点空香本无迹，天闲万马是吾师。’”两卷分别作于咸丰八年（1858）和五年（1855）。《山居图》中有李鸿裔楷书《香雪草堂歌》题跋，落款“光绪丁丑作《香雪草堂歌》，奉为简缘年伯古稀之寿。越四载获睹斯图，公又届绛人甲子矣。因撰联语为赠曰：道院清襟晁太傅，石湖诗舸范端明。公之闇修清翰扵晁、范实相符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年家子李鸿裔”等语，墨书时间为光绪六年；还有蒋德馨（生卒不详）、杨沂孙（1812—1884）、杨恩海（生卒不详，杨沂孙弟）和汪鸣銮（1839—1907）等多人书跋。2021 年，西泠印社秋拍《香雪草堂》卷中又现李鸿裔墨书《香雪草堂歌》，落款“光绪丁丑五月，为西圃世伯七秩大寿，敬赋长句，用伸倾向之诚。昔人以文字为寿，至明归太仆始以入集，然必叙述其人所以得寿之由，非漫为祝嘏之辞也。吾丈亭亭物表，至静无营，期颐难老，必得奚疑，苏邻侄李鸿裔拜稿”。此件书写时间为光绪三年（1877）。8[清]何绍基、程庭鹭、李鸿裔、章钰、杨钟羲等，《香雪草堂题咏卷》，西泠印社2021 年秋季拍卖会《中国书画古代作品暨明清信札手迹专场》。苏州博物馆藏李鸿裔致潘遵祁的信札中（即下文《苏邻妙翰》册）有二通可证上述墨迹，一则为“昨日一雨送凉，遂取《山居图》发兴，殊恶札自憎耳”；另一则为“《山居》第二图捡付去使，拙笔恐涴文节妙翰，又不敢却，殊皇悚耳”。其中“文节”为戴熙的谥号。9[清]李鸿裔，《苏邻妙翰》，苏州博物馆藏，藏品名《李鸿裔诗册》。可知李鸿裔当年确有二次墨书留存。由此，亦证两札的书写时间在光绪三年和六年（1880）之间。

李鸿裔在《香雪草堂歌》中加注“四梅阁藏杨补之画，柯九思题，四梅华卷”，应知他已经鉴赏过《四梅图》，对潘遵祁的鉴藏过程，特别是在其收藏中的分量应是非常了解。只是未曾料想到几年之后宋代画梅“神品”会转入其家藏之中。

三 《苏邻妙翰》册中关于《四梅图》交易的信札

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裔过世之后，潘遵祁为纪念这位忘年好友，鉴藏知音，将往还的信札和诗札，集做《苏邻妙翰》一册，并题签“苏邻妙翰，嬾髯题，丙戌夏日题，西圃（朱文印）”。“嬾髯”为潘遵祁自号，李鸿裔在书札中多尊称“髯圃”。丙戌为光绪十二年（1886），李鸿裔过世的第二年。此册现藏苏州博物馆。

此册共计四十六通六十六页。有纪年的唯有一通赠给潘遵祁的诗扎，是李鸿裔墨书三首自作诗，即《三月廿五日，髯圃年丈大人招同社诸君饮三松堂赏娑罗花，即席口占奉赠》《髯圃年伯大人属题〈佛香道院〉册，册为三松老人所造，盖为撷芳娑罗花写照也，仍用前韵》《题胥江话别图送韡如中丞服阙入觐》等，一通三页，落款为“壬午四月望后雨窗录稿，苏邻居士”，壬午为光绪八年（1882）。10三首诗文皆收入《苏邻遗诗》。参见[清]李鸿裔，《苏邻遗诗》卷下，清光绪十四年刻本，叶二一、二二。结合其他信札中提及的《香雪草堂歌》《丰备义仓记》等内容，11据考信札中所涉《香雪草堂歌》《丰备义仓记》都作于光绪三年。推测该册信札的写作时间在光绪纪元至光绪十一年之间。信札内容主要涉及诗文往还、书画交易、生活琐事和师友交往等。册中数通信札与潘、李之间《四梅图》的转让、交割有直接关系。

直接证明《四梅图》转让的信件为“四梅割爱”札（笔者定名）（图1、图2），共四页。信件全文如下：

图1 [清]李鸿裔，致潘遵祁“四梅割爱”信札叶一、二，纵23.5 厘米，横14.5 厘米，苏州博物馆

图2 [清]李鸿裔，致潘遵祁“四梅割爱”信札叶三、四，叶三纵23.5 厘米，横14.5 厘米，叶四纵23.7 厘米，横14.5 厘米，苏州博物馆

髯圃世伯吾师执事：前日乞观明贤及国初诸简牍册，因娑罗花宴宾稠晷速，未获终篇。虽私心眷眷，窃恐未有破例出门耳。顷奉环翰，非惟许诺且欲传薪今人，感而下拜。乞浆得酒，不足喻其喜也。名迹荟萃之难，长者甄集之勤，岂肯于臭味差池者轻于一掷。侄何修而得此顾盼也！十载以来，于苏台耆旧中，寸心所最倾倒者，一絸园居士耳。12絸园居士，亦作简缘居士，为潘遵祁自号的一种。道契难逢，墨缘希有，唯当扫阁斋心，以拜龙威之赐，更无它说。《四梅》割爱，犹见用情之笃，均请以张怀瓘估书之例评定见示。冠老立品孤高，落笔矜慎，极是定论。倘亦我辈人耶？回函至，即奉慰肃复。敬候道履安隐，侄苏邻顿首。

昔思翁之收藏传付烟客，王俨斋之长物付竹窗13[清]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赐号竹窗，清代著名书画收藏家，有《江村销夏录》传世。。古来哲人无不如此。丈之付托，侄不敢作客气语，似可以对古人。侄它日传之者谁，正不免四顾彷徨耳！盖真赏难，笃好难，大力难，三者合并尤难之难。吾丈文字三福，可谓终始无余憾矣。又启。14同注9。

信中指出，李鸿裔在潘遵祁举行的“娑罗花会”雅集上，赏鉴到潘氏的书画藏品之后，想要借读其所藏的明人和清人简牍册。未曾料到，潘遵祁却意欲转让自己的书画收藏，其中最为珍贵的就是《四梅图》。李鸿裔在信中对潘遵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于自己的幸运表达了感激之情。李鸿裔将此次书画转让，与历史上董其昌（1555—1636）和王时敏（1592—1680）、王鸿绪（1645—1723）和高士奇（1645—1703）之间的藏品转让相提并论。

那么，李鸿裔入藏《四梅图》是什么时间呢？关于《四梅图》在潘氏和李氏之间的递藏，上述的信札确为铁证，只是信札中没有年款。目前，笔者仅见杨钟羲《雪桥诗话·余集》中有明确的时间记载：“光绪己卯为李眉生所得，复归于顾艮庵。”15同注4，第2509 页。杨钟羲将李鸿裔入藏的时间锁定为光绪五年（1879），也可证上述信札的通信时间在此时。之后归入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未注明时间，根据其刊成时间来推测，《四梅图》应在光绪八年之前就已入藏过云楼。16顾文彬在《过云楼书画记》自叙中落款为“壬午秋日”，即光绪八年，此书是年刊成。那么《四梅图》弆藏在蘧园的时间大约三年光景。《四梅图》应于李鸿裔在世的时候就转让给过云楼，此中缘由尚不清楚。或许是李鸿裔破解了信中“侄它日传之者谁，正不免四顾彷徨耳”的疑问，将之托付给了好友顾文彬。如此重要藏品的转让，过程并不简单，特别是价格商议的环节。

四 《四梅图》的价格谜团

“四梅割爱”札中，潘遵祁出让的藏品是《四梅图》和“明贤及国初诸简牍册”，如此重要藏品的交易，价格自然是重中之重。古代书画交易的价格历来著录较少，寥若晨星的散布于浩瀚的文献之中。交易的过程也多隐晦，非亲信之人难以触及。因此，交易中如价格谈判的详细过程记录就更是难得一见。册中“衣钵传授”札（图3、图4），一通二页，涉及双方议价的具体信息，内容如下：

图3 [清]李鸿裔，致潘遵祁“衣钵传授”信札叶一，纵24.0 厘米，横14.9 厘米，苏州博物馆

图4 [清]李鸿裔，致潘遵祁“衣钵传授”信札叶二，纵24.0 厘米，横14.9 厘米，苏州博物馆

髯圃世伯吾师足下：来翰衹诵，以历劫藏弆之苦心，衣钵传授之雅宜。丈既割爱，侄亦当忍痛，方为不负初意。本安排两竹，恐碍尊谕以饼易两之说，谨书二竿。六百两之券，俟草堂返棹，交付一切。雅意欲以二帧相媵，尤为感泐。侄所梦想者“烟柳江村”耳，乞长者俛所请，正谚云：己恩不如再恩也。复颂箸祺。侄苏邻顿首。目录留此从容展读，忽忽作答，未暇阅也。17同注9。

信中主要内容是，李鸿裔对《四梅图》和“明贤及国初诸简牍册”交易价格的回应。他答应潘遵祁“两竿”（注：一竿为一千两银子）即二千两银子的出价，其中六百两银券等潘氏进城就先行交付。其中所谓“以饼易两”指的是银元和银子之间的兑换，清代货币品种繁多，汇率复杂。所以，潘遵祁特意要求以银子作为货币单位。18清代民间交易中关于金钱的数量单位，各个行当或地区有俗称，上述信件中的“竹”“竿”即是，竿代表一千。晚清流通货币品种复杂，如信札中“以饼易两”，即指番饼（墨西哥鹰洋、西班牙银元等外国货币）折换为银两；其他如“漕纹银票”和银两也存在折换比例，因此在兑换过程中，会存在损失的可能，非常复杂。所以，潘遵祁在书画交易中主张使用银两作为结算货币。信中未明确《四梅图》的具体价格，若做一个简单的估算，数额当在千两银子左右。潘遵祁曾将家藏“宋元简牍册”以千金之数出让给李鸿裔，“明贤及国初诸简牍册”的价格至多也就与此相当。19“香严于上年以千金得宋元名人书简，潘顺之所售与者，系松下清斋旧藏，翁覃溪每页皆题真无上妙品。”[清]顾文彬，《过云楼日记》，文汇出版社，2015 年，第438 页。由此推测，《四梅图》价格大约千两之数。书札中尚有“目录留此从容展读”，潘氏应是还有家藏书画意欲出售。

李鸿裔在信中说“丈既割爱，侄亦当忍痛，方为不负初意”，所谓“忍痛”应是潘氏开价太高，他似应知道此前顾文彬曾给过《四梅图》四百两的价格。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三，第一百零七号家书，顾文彬告知顾承关于购买《四梅图》和其他书画的相关价格记录：

昨得潘顺之来信，欲将所藏尽归我家，索价甚昂，俱作银款，统计约两竿，并云不减不择。此老必知䍩闲曾有五百金之会款，故欲借此而得善价，而独留杨补之梅花册，20“杨补之梅花册”当为顾文彬笔误，潘遵祁似乎并没有《四梅图》之外的扬补之梅花册藏品。不在所售之内，我亦以长篇信答之，信中叙入潘梅若之言，作为当头捧喝。因与汝约：除非唐宋元剧迹，尚可勉收，此外一概不收。因另开一单，只取五件，杨补之梅花册作四百两，唐六如黄茅小景二百两，倪云林、王叔明两轴一百两，四忠手简一百两，合千金。如果肯售，却是精品，且算应酬一老友也。21[清]顾文彬，《过云楼家书》卷肆，苏州市档案局（馆）、苏州市过云楼文化研究会编，文汇出版社，2016 年，第332 页。

潘遵祁欲将《四梅图》之外的家藏书画出售给顾文彬，开价二千两银子。顾文彬则只要“唐宋元剧迹”，否则一概不收。还开出只购买五件精品书画的单子，其中就包含《四梅图》。但是，并未获得潘遵祁的应允。在同年的第一百一十号家书中，顾文彬写道：“顺之所藏以杨补之梅花为最，我故欲探骊得珠。兹接其回书，竟不肯割爱，在我亦乐得省了四百金，只得舍之。”22同注21，第335 页。顾文彬以潘遵祁提出的六百七十两银子的价格购得其“唐寅黄茅小景，倪云林、王叔明两轴，四忠手简”等四件字画。若是从这四件书画的价格比较来看，《四梅图》四百两的价格已经属于巨额。即便如此，《四梅图》从同治十二年（1873）到光绪五年的七年间价格应该还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少是从四百两变成了一千两之数。面对如此高额要价，李鸿裔当然只好“忍痛”扛下，毕竟这是“乞浆得酒”的意外惊喜，也绝非是人人可遇的绝佳机会。虽然价格高昂，但这的确是誉满江南的潘氏几代人过手的书画收藏精华，对于书画鉴藏家来说诱惑巨大。潘遵祁也知道自己开价不菲，特意搭送了一些书画，做个人情给李鸿裔。李鸿裔趁机提出要其绘制的《烟柳江村》。随着价格谈拢，下一步就是履行彼此约定钱货两讫。册中另一“割爱传衣”札（图5、图6），一通二页，所述便与此相关：

图5 [清]李鸿裔，致潘遵祁“割爱传衣”信札叶一，纵22.9 厘米，横12.4 厘米，苏州博物馆

西圃世伯大雅侍右：昨日䍩闲转示札翰，极佩雅人高致，良工苦心。顷蘧使捧手书并四钜册来，敬谨拜领，如读异书。世伯之割爱传衣，盖亦黄石《素书》，以为孺子可教耳。阳翟富人，城中正尔不乏，世伯何以不让与之耶？厚意深感，容再徐徐展玩。俟明春杖履清健，当乞题记原委，以志墨缘。籍使奉呈漕纹票乙千零四十四两，到祈察入，赐一收条，以慰问翘系。另单承赐汪、笪行楷及散片十叶，并皆佳妙。感谢感谢！余容叩谒面陈一切，肃复敬颂颐祺！侄鸿裔百拜顿首。廿一日未刻。23同注9。

信中说明了潘李二人交割了书画“四钜册”、一千零四十四两漕纹银票，李氏并获赠汪士鋐（1658—1723）和笪重光（1623—1692）等书法十张散片，嘱咐潘遵祁要赐下收据，以示钱货两清。李鸿裔在信中提请潘遵祁“俟明春杖履清健当乞题记原委，以志墨缘”。潘氏确有践行，作诗二首《以胜代、国朝诸贤尺牍归苏邻赋此志别》和《逃禅四梅花卷神游目想者二十年，得藏秘笥者又二十年，今并归苏邻诗以志之》。尤以第二首更能传达潘遵祁出让《四梅图》的思想和心态：

艺苑知音久难觅，平生结习拟全抛。

兰亭未要他年殉，秘阁难忘旷代交。

真赏幸逢诚可慰，旧缘忍割有谁教。

香光居士传薪意，强借前人作解嘲。24[清]潘遵祁，《西圃集》卷三，光绪刻本，叶二五。

“旧缘忍割有谁教”正如其父潘世璜（1765—1829）言“世间宝物所在必有神物护持，而一时寓目，等之过眼云烟，不知他日流传何处，此生得再遇否”，正是这样的心态使得他将藏品让给“艺苑知音”和“真赏者”，也不传承给后代，以致其子有言“敦先等眼福浅薄，匪特世间宝物未由什袭珍藏，即欲求如云烟之过眼而并不可多得，则不禁感慨系之矣”。25[清]潘遵祁辑录，《须静斋云烟过眼録》不分卷，潘遵祁序，潘敦先、潘睦先跋，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神州国光社，1947 年，二集第四辑，第59、108 页。潘遵祁将《四梅图》、“明贤及国初诸简牍册”26“明贤及国初简牍册”似也出自陆恭旧藏，“十月十四日于外舅案头见明人手札一册，首页沈度、沈粲兄弟……末页顾亭林与归元恭书一幅”，潘遵祁按“名贤手札今藏三松堂共八册”。同注25，第74 页。等书画出手转让，李鸿裔完全出乎意料。这类文物的稀缺性和珍贵价值对于书画鉴藏家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四梅图》绝对是鉴藏家追逐的重点。当时的姑苏城内，书画藏家如过江之鲫，张之万、顾文彬、沈秉成和吴云等，无不是官绅权贵，富于资财，以至于李鸿裔“质疑”何以得此青睐。宋元书画在李鸿裔的鉴藏圈里绝对是收藏的重点。27顾文彬在同治十三年（1874）第六十二号家书中写道：“近来书画佳品亦甚寥寥，宋物更难，故德公之物已是罕遇，我意愿加价，不肯交臂失者此也。”同注21，第412 页。李鸿裔在“割爱传衣”札中表达了自己的荣幸，绝非虚话客套。因此，即便潘遵祁开出高价，李鸿裔“亦当忍痛”收入囊中。另外，书画交易中不仅可以探究价格、热点的变化，还可以考察影响鉴藏行为的其他因素，比如收藏心态的变化，社会交游的互动影响，社会家庭的变化等情况。

五 结语

递藏流转或许是文物宿命，“流传有序”也成为影响交易价格的重要因素。当然，《四梅图》在潘遵祁和李鸿裔之间的传承活动，以及围绕展开的文化活动，不经意为其增加了重要的文化价值。《四梅图》的转让并非简单的文物转移，而是潘李二人间鉴藏文化的传承和收藏精神的文脉延续。书画的传承不光是财富的交易，更是士大夫精英文化的弘扬。这是书画收藏文化中精神对物质的超越。同时，也凸显出《四梅图》在吴中书画收藏家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体现出了文人士大夫收藏的意义和趣味，使得它在江南书画鉴藏史上的也有了一定的象征性。其次，晚清以来，《四梅图》的易手极其频繁。潘氏、李氏和顾氏之间的更迭不过是发生在十多年间而已，顾文彬家族三代人的传递也不过半个多世纪，这反映了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化对收藏的巨大影响。再者，从《四梅图》的递藏中可以看到，要成为一个书画鉴藏家而非好事者的条件多么苛刻，不可能的“世守永宝”，使得能够“传之者谁”的知音更加难觅，李鸿裔和潘遵祁对此深有共识，却又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