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阿方索·雷耶斯

阿方索·雷耶斯（1889—1959）出生于墨西哥北方城市蒙特雷，是墨西哥诗人、散文家、小说家、翻译家、人文主义者、外交家和思想家，五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雷耶斯十六岁开始文学创作。他少年时代与安东尼奥·卡索、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等人过从甚密，是墨西哥青年诗社“雅典诗社”的创始人之一。在文学创作方面，雷耶斯留下了大量的散文、诗歌、小说。他的作品涉及哲学、历史、文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等多种学科，展现了他百科全书式的渊博。雷耶斯的作品大多短小精悍，他之所以没有能够创作出鸿篇巨制，完全是因为他充当了墨西哥与拉美其他各国作家之间的桥梁。雷耶斯是墨西哥学院的首任院长，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拉丁美洲文化的建设事业，一方面把世界介绍给拉丁美洲，另一方面大力向世界宣扬拉美作家。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看来，雷耶斯是20世纪西班牙语世界“最了不起的学者”，完全可以创作出《尤利西斯》那样的划时代巨制。

《晚餐》是阿方索·雷耶斯于191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收录于短篇小说集《斜面》（El plano oblicuo），1920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出版。这是一篇幻想小说，表面平淡无奇，实则暗藏玄机。《晚餐》以西班牙神秘主义诗人圣胡安·德·拉·克鲁斯的一句颂歌开篇，奠定了故事神秘的基调。随着情节的发展，苏德曼、易卜生的名字一闪而过，更让读者迷失在现实与幻想之中。此外，五个梦中之境丝滑转场，钟楼、幽灵般的剪影、被照亮的面孔等，也给读者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诸多超现实主义画作浮现眼前，如萨尔瓦多·达利的《记忆的永恒》、文森特·梵高的《星空》和乔治·德·基里科的《一条街上的神秘与忧郁》等。匿名画像的三次出现让情节更加扑朔迷离，谁会是玛格达莱纳夫人和阿玛利亚？去往欧洲、双目失明的长官到底是谁？实际上，长官的经历同雷耶斯本人的父亲贝纳尔多·雷耶斯将军现实生活中的经历相似。这并非巧合，这顿莫名的晚餐或许只是作者对父亲死亡的预想，同时也是对自己与父亲的影子不期而遇的幻想。因此，雷耶斯在构建故事的过程中所设置的环境，混淆了我们的认知，读者无法肯定每一个场景是否真正发生过，这一切是否只是梦一场，而其中的人物不过经历了一个幽灵般的故事而已。

* * *

晚餐，让人乐在其中，陶醉不已。

——圣胡安·德·拉·克鲁斯

我不得不穿越陌生的街道。前行的终点似乎跑得比我更快，而约定的时间已然在钟楼上嘀嗒作响。街道是孤独的。蛇形的光线在我眼前搔首弄姿。环形凉亭随处可见，四周花坛中的绿植在夜晚的非自然光线下呈现出一种不真实的优雅。我想我已经看到了众多的塔楼——我不知道是在房屋上方，还是在凉亭之上——里面透出一束光，照向四面八方，映出四个圆形的钟面。

在一种对于时间的迷信的驱使下，我跑了起来并自言自语，要是九点的钟声敲响，我还没来得及敲响门环，致命的事情将一触即发。我疯狂地跑了起来，记忆中曾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像这般怀揣着同样的渴望奔跑过。可那又是什么时候？

最终，那种虚假的回忆带来的快感吞噬了我，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我又恢复了原来的步调。在沉思的间歇，我时不时地看见自己身处异地，眼前逐渐呈现出一个全新的视角——聚光灯、铺满绿植的小广场、灯火通明的钟楼……我不知道时间流逝了几分，而我在急促的呼吸中昏昏欲睡。

突然，九点的钟声响起，锵喤嘹亮，金属般的冰冷感向我袭来。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我的目光落在了离我最近的一扇门上：那里就是终点。

于是，我定下神来，反思自己在那儿的原因。上午，邮差给我送来一封简短的书信，信中的内容引人深思。信纸的一角有几行手写字迹，那是一栋房子的地址。日期是昨天。信中仅写道：

“玛格达莱纳夫人和她的女儿阿玛利亚期待您明晚九点前来享用晚餐。啊，要是我在那儿就好了！……”

其他一个字都不曾多写。

我这个人始终不排斥那些意料之外的经历。此外，这般邀请还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这位匿名来信者用既亲切又恭敬的口吻称呼那些陌生女士；而那句感叹“啊，要是我在那儿就好了”，如此含糊不清，如此多愁善感，似乎悬浮于忏悔的深渊之上，一切都让我心意已决。我怀着一种不可言状的急迫前来。有时，在噩梦中，我会回想起那个魔幻的夜晚（它的魔幻由日常事物构成，它那模糊不清的神秘感诞生于可能发生之事的微小的苗头），我气喘吁吁地穿越布满钟楼的街道，这些建筑如同埃及某个神庙大道上的狮身人面像一般庄严。

门开了。我面朝街，蓦地瞥见一束光落在地上，一位陌生女人的身影浮现在我的影子旁。

我转过身：光线从她身后照过来，遮住了我眩晕的双眼，那个女人对我来说仅仅是一片剪影，我的想象力可以在其中大做文章，勾勒出几种不同的容颜，然而没有任何一种和那片轮廓完全吻合，我结结巴巴地问候了幾句，解释了来由。

“阿方索，您请进。”

我进来了，惊诧于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听见有人这么叫我。前厅令人大失所望。关于信中那些浪漫的话语（至少我认为它们是浪漫的），我本希望看到的是一幢古老的房子，里面到处铺着地毯，挂着古典画像，摆着大扶手椅；房子的装修十分随意，却到处都笼罩着庄严肃穆的氛围。事与愿违，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巴掌大的前厅和一个摇摇欲坠、破败不堪的小楼梯；但这反而预示着房子里其他部分的装修可能会呈现出一种现代化的风格并且布局紧致，井井有条。房子里的地板是打了蜡的木头；零星摆布的家具像纽约城里的景象一般，给人一种冰冷的奢华感，墙上挂着浅绿色的窗帘，两三副日本面具扮着鬼脸，透出一种不可原谅的轻浮。就在我犹疑不定的时候，我又抬头看了看，才放下心来：在我面前，一个身着黑色衣服，苗条纤细、端庄大方的女人向我走来，一番自我介绍之后，便朝我指了指客厅的大门。她的轮廓逐渐清晰；要不是她神情之中透着怜悯，她的容貌于我来说便不值一提；她顶着一头梳得整齐的棕色秀发，其中几绺垂落两旁，蓬松飘逸，她的秀发方才让我产生一种奇怪的念头：在我看来，她身上似乎有某个人的影子。

“阿玛利亚？”我问道。

“是我。”我觉得自己仿佛在自问自答。

正如我先前所想，客厅很小。然而，其中的装潢正合我意，和前厅大相径庭。这里挂着壁毯，摆放着大扶手椅，地板上铺着熊皮，还有镜子，壁炉，大花瓶；摆满相片和小型雕塑的烛台钢琴无人弹奏，以及在主台旁边的画架上，有一幅放大的、明显经过修饰的肖像画，画的是一个胡子分叉、嘴唇粗大的男人。

玛格达莱纳夫人坐在一把红色扶手椅上等待着我的到来，她同样身着黑衣，胸前佩戴着一块老一辈常戴的那种厚重的珠宝。这是一个玻璃球，里面有一张照片，玻璃球被一个金色的戒指紧紧箍住。玛格达莱纳夫人同我的家人如此相似，这种神秘感支配着我。我的目光下意识地从她身上转向阿玛利亚，看了一眼那张照片，又看向阿玛利亚。玛格达莱纳夫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便见缝插针地向我解释了一番，有意打消我的疑虑。

此刻最合适的反应本该是坐立不安，面露惊诧，急待一个解释。然而，玛格达莱纳夫人和她的女儿阿玛利亚从第一刻起就用她们相似的眼神迷惑了我。玛格达莱纳夫人是一位六十来岁的女性，所以她把接待客人的活儿交给自己的女儿。阿玛利亚在聊天，玛格达莱纳夫人注视着我，而我则任由她们摆布。

按照惯例，轮到这位母亲提醒我们该用晚餐了。在餐厅里，聊天的氛围更加自如，一如往常。我终于相信，两位女士只是想请我吃晚饭，没有别的心眼儿，等到第二杯夏布利酒下肚，我觉得自己完全沉浸在身体的自我满足之中，充满了精神上的慷慨。我聊着天，不时大笑并且使出了浑身解数，试图在内心掩饰自己异样的表现。直到那一刻，女士们都一直在努力讨好我；从那时起，我觉得自己也开始讨好她们了。

阿玛利亚仁慈的神情蔓延到她母亲的脸上。有时，玛格达莱纳夫人脸上那种完全出于生理上的满足也会落在她女儿的脸上。这两种神态似乎在这个环境之中漂浮不定，从一张脸飞向另一张脸。

对于那次交谈的愉悦氛围，我从未起疑。尽管玛格达莱纳夫人含糊其词，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起了苏德曼，她多次拐着弯儿地暗示承担家务活的不易——这一点于女强人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好像突然出现了易卜生式的闪光点。我感到自己像是待在某个寡妇姨妈的家里，同儿时的玩伴，也就是我的某个表姐妹在一起，而如今她已经变成了一位大龄单身妇女。

起初，交谈的内容都是关于生意、经济方面的话题，两位女士看上去乐在其中。当我们被邀请至一个陌生的空间吃晚餐时，的确没有比这更好的话题了。

在那之后，事情的走向发生了变化。所有的谈话都开始游离，就像是围绕着某个难以启齿的请求。一切都朝着一个我无法预料的结局发展。最终，阿玛利亚的脸上露出了一个犀利、令人不安的笑容。她明显开始同内心深处的某种欲望斗争。有时，她的嘴唇微颤，想要说些什么，但往往都以叹气作罢。有时她的瞳孔突然放大，惊恐万状地注视着我身后的墙壁，这让我不止一次地感到惊讶。然而，阿玛利亚并未意识到她给我带来的惊吓。她仍然保持微笑，一惊一乍，不时叹息，以至于她每次看向我时，我都会不寒而栗。

最后，玛格达莱纳夫人和阿玛利亚都接连叹着气。这会儿我感到非常失落。在餐桌中央，上方悬挂着的两盏吊灯如此低垂，这让我一直感到不适。墙上映照出两位女士黯淡的身影，这样一来便无法辨认谁是谁的影子。我被一种强烈的压抑感裹挟，无聊开始占据我的身体。一声意料之外的邀请将我从这个氛围中拉了出去：

“我们去花园看看吧。”

这个全新的视角让我重新振作起来。她们带我穿过一个房间，房间的整洁和素雅让我想起了医院。在夜晚的黑暗之中，我隐约看到一个小花园，方寸之间，真假难辨，同墓地的花园别无二致。

我们在葡萄架下坐着。女士们开始告诉我那些我看不见的花儿都叫什么名字，而后残忍地享受向我提问她们方才教我的花名的快感。由于长期经历怪诞之事，我的脑袋开始错乱，几乎没有一刻停歇。我几乎听不见她们的问话，也无法回答问题。女士们已经在笑了（我猜），她们完全拿捏了我的精神状态。我开始搞不清到底是她们在说话，还是我在幻想。至今我仍然记得，她们满口植物学的剖析对我来说可怕得就像在说胡话：我想我听到她们提过“会咬人的花”和“会接吻的花”；也提到过连根拔起的茎蔓就像蛇一样会爬到你的脖子上。

黑暗，疲惫，晚餐，夏布利酒和那段关于我看不见的花儿的神秘莫测的交谈（尽管我认为那个熙熙攘攘的花园里根本没有花儿），一切都在渐渐对我进行催眠；我便在葡萄架下的长椅上睡去了。

“可怜的长官！”我醒来时，听见有人说道，“他带着幻想去往欧洲。结果对他来说，一切都黯然失色。”

我的四周笼罩着同样的黑暗。一阵微风让葡萄架微微颤动。玛格达莱纳夫人和阿玛利亚在我身旁交谈，忍受着我的沉默。我隐约看见她们趁我浅睡时互换了位置。貌似是这样……

“他是炮兵队的长官，”阿玛利亚对我说，“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个年纪轻轻、英俊潇洒的小伙子。”

她的声音在颤抖。

就在那时，发生了什么，要是在其他情况下，我会觉得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在那个时刻，我惊恐万分，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直到那时，我只能通过她们的谈话声和发出的动静来察觉她们的存在。那一刻，有人打开了家中的窗户，光线出乎意料地洒落在女人们的脸上。“哦，天哪！”我看到她们的脸庞立刻明亮了起来，不自觉地悬在空中——在花园的黑暗之中，她们的黑色衣裳都消失不见了——她们神情悲悯，直至五官完全僵硬。就像老画家大埃切夫的画作中一张张光彩夺目的面孔，如同一个个巨大而又魔幻的星球。

我一下子弹了起来，再也无法控制自己。

“您别慌，”那时玛格达莱纳夫人叫道，“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过了一会儿，她对阿玛利亚说：“我的女儿，”紧接着下一句，“这位先生现在可不能自顾自地离开，他得听我们把话说完。”

“放心吧，”阿玛利亚说，“长官已经去了欧洲。因为要紧急赶往柏林，他只在巴黎过了一夜。但是他渴望了解巴黎。在德国，他不得不在某个制炮厂搞一些令我一头雾水的研究……他到德国的第二天，就在一次锅炉爆炸中双目失明了。”

我近乎疯狂。我想提问，可问什么好呢？我想说话，我要说些什么？在我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被邀请至此？

窗户重新關上了，女人们的脸庞又一次消失不见。阿玛利亚的声音再次响起：

“哎哟！那个时候，也只是那个时候，他被带往巴黎。到巴黎去，早就是他全部的渴望！您想象一下，他经过凯旋门下方：双目失明的他穿过凯旋门，猜测着周围的一切……但是您会和他谈论巴黎，不是吗？您会把他目不能及的巴黎讲给他听。您这么做，对他来说是莫大的恩惠！”

（“啊，如果我在那儿就好了！”……“您这么做，对他来说是莫大的恩惠！”）

然后我就被带进了屋子，她们像拖着一位残疾人般架着我的胳膊。在那之前，我的双脚被她们用花园里的藤蔓缠上了；脑袋上还盖着几片树叶。

“他在这里。”母女俩向我展示了一张画像。他是一位军人，戴着士兵的头盔，身披白色斗篷，袖子和肩章上有银色的军标，图案如同三只号角。他眉清目秀。我看着女士们：她们俩面带微笑，仿佛在为完成任务松了口气。我再次打量那幅画像。上面有一句赠言和一个签名，笔迹和我上午收到的那封匿名信一模一样。

画像从我手中掉落，母女俩用一种滑稽而又怜悯的眼神看着我。有什么动静在我耳边响起，就像水晶吊灯碎了一地的声音。

我跑起来，穿越陌生的街道。灯光在我眼前翩翩起舞。塔楼的时钟窥视着我，里面光芒四射……“哦，天哪！”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熟悉的门前，九点的钟声响彻夜空，令人发颤。

我的头上顶着几片树叶；在我衣服的扣眼儿里，藏着一朵悄然飘落的小花，极不起眼。

（高迈：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