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羊

（西南政法大学智能司法研究院 重庆 401120；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 重庆 401120）

1 引言

长期以来，侦查活动的强制性、职权性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理念存在紧张关系，导致侦查中个人信息保护效果不彰。在数智化时代，加强刑事侦查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既是制衡国家机关肆意处理个人信息的法治选项，也为程序规范的自我完善提供了契机。然而，在规范层面，先前立法未能正视刑事侦查与民事私法、行政执法的场景差异，导致侦查规范中缺乏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性规定，不利于形塑完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治体系。在理论层面，学界研究主要面临两大问题：在研究主题方面，学者往往将侦查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作为附带性命题，专门性研究相对不足。例如，学界在分析大数据侦查[1]、电子数据调取[2]、网络在线提取[3]等具体问题时，或将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缺位归结为现象成因，或将个人信息保护的程序建构作为对策方案。但是，个人信息保护并非此类论题的主旨，如此会弱化侦查中个人信息保护的体系性建构。在研究方法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之前，侦查程序中个人信息保护的规范依据严重缺位，致使法教义学、法解释学的研究路径难以为继。由于缺乏本土化的研究素材，既有研究或是局限于对侦查中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制度性描述[4]，或是诉诸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域外的立法设计或者权利理念为参照[5]，存在南橘北枳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