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数字教材研究20年：总结与展望

2023-09-01王金萍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2023年3期

王金萍

摘要以2000年以来我国数字教材研究的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从数字教材理论研究、建设研究和国内外比较研究三方面对国内数字教材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结果表明，我国近年对数字教材的需求激增，建设与应用研究正在不断深入，但同时也存在理论与实践不同步、缺乏整体设计、行业间缺乏整合等问题。未来，国内数字教材将朝普及化、个性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关键词数字教材；资源建设；教育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G43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23）03-0001-04

0 引言

國外数字教材研究与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内数字教材研究与实践始于2000年前后。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教育信息化向纵深发展，社会对信息技术与教材的深度融合提出新的要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全国各类学校全面开展线上教学[1]，进一步推进了数字教材的研究。国内数字教材相关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对我国教育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大。

对我国近20年数字教材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有利于我国教育现代化有序、优质、快速的发展；同时在此基础上总结与反思目前国内数字教材研究存在的不足，提出未来展望，有利于为数字教材的发展建设提供借鉴与参考。

本研究利用CNKI数据库对与数字教材有关的论文主题进行全面检索，检索的期刊主要包括：《中国远程教育》《课程教材教法》《电化教育研究》等核心期刊，检索日期为2000年1月至2021年12月，通过初步根据标题和摘要对文献进行筛选，最终确定进行统计分析的文献数量为77篇。然后利用Nvivo软件按照研究主题进行文本分析和编码，最终整理出我国数字教材近20年的发展趋势与主题特点，并对我国数字教材进行总结展望，以期为国内数字教材的发展建设提供借鉴与参考。

1 研究文献主题分析

本研究利用Nvivo11.0对所筛选的文献进行主题分析，涉及的主要文献为2000年1月至2021年12月所发表的主题为“数字教材”的核心期刊，文献数量为77篇。为保证所选文献能够准确全面地反映国内数字教材的发展特征，在分析之前做了理论饱和度检验，对所有情况进行汇总后抽取部分未分析的例子来进行编码或者分析，以此来检验理论概念的饱和度，检验发现并未产生新的维度。所以可以认为本研究理论建构基本达到饱和，能够较好地反映与解释文本情况。对文献内容进行研究所设计的内容编码体系主要参考非正式学习、深度学习相关综述文献中所设计的类目[2-3]以及笔者对于文献综述分类的认识（即文献综述可以从理论、方法、应用三方面分类），本研究将文献内容编码体系设计为：数字教材理论研究、数字教材资源建设研究、数字教材国内外比较研究。

1.1 数字教材理论研究

关于数字教材的理论研究是目前已有文献中研究数量最多的，本研究将数字教材的理论研究分为数字教材的概念、特征、演进类型等。

1.1.1 数字教材的概念

关于数字教材的概念，国内学者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在研究的早期，李达[4]从数字教材的目的对数字教材进行概念界定，认为数字教材是以提升教学质量和学习效率为目标，满足教育信息化需求的数字化、立体化的电子书或电子读物。美国学者在数字教材白皮书中将数字教材界定为一种为满足电子书阅读终端而专门研发的电子化教材。后来随着电子教材的普及，学者们开始从数字教材的组成元素去进行概念界定，钟启泉[5]认为数字教材是

“集合了教科书、音声、静物画、动画和影片等多种表达方式（多媒体）的信息形态的教材”。有学者从数字教材与传统教材的关系上进行概念界定，李林等[1]认为“数字教材是传统教材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创新。因此，它首先要具备传统教材的一般属性，同时借助信息化的手段，呈现不同于纸质教材的特殊性”。综上，虽然我国学者对数字教材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其共同之处在于肯定数字教材是以传统教材的知识体系为基础进行的数字化开发以及数字教材是以提升教学质量和学习效率，以满足教育信息化需求为目标的新形态教材。不同之处在于对数字教材进行概念界定的角度不同，这可能与学者对数字教材的关注点不同有关。

1.1.2 数字教材的特征

通过梳理数字教材的特征，研究发现学者多从两个方面进行数字教材的特征描述，第一个方面是数字教材继承了传统教材的特征。徐丽芳等[6]指出数字教材继承了传统教材的思想性、实践性、科学性、工具性。周业虹[7]指出数字教材具有源于纸质教材、突出交互性、立体资源丰富、突出个性发展的特征。第二个方面是数字教材具有信息时代背景下自身的富媒体性。有学者指出数字教材具有富媒体特征、交互特征等。张治等[8]认为数字教材具有形态丰富、智能交互、个性化推送、精准的学习支持服务的特征。李雅筝等[9]认为数字教材具有富媒体性、互动性、时效性、便捷性、性价比高等特征。

综上，关于数字教材的特征，可以总结为数字教材既具有传统纸质教材的教育性、科学性等特征，也具有数字时代媒体工具的富媒体性、互动性、技术性等特征。

1.1.3 数字教材的演进类型

关于数字教材的演进类型，学界有较为一致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形态教材，这种形态的教材主要存在于20世纪90年代，将传统的教材进行数字化转换，以文本、图像、图形、音频等为内容，通过PC端呈现[10]。

第二阶段是多媒体数字教材，它以教学内容为基础，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各类学习资源、学习工具进行整合、内嵌，并按照一定标准正式出版，通过互联网传播[11]。目前，数字教材正向第三阶段迈进。

第三阶段是富媒体数字教材，这一类型的数字教材重要特征是能集成文字、图片、视音频和动画等富媒体内容，并具有深度的交互性，能够承载和传达更加立体全面的内容，使学生能更直观地学习。

未来，数字教材将朝更加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在资源建设及教材编制方面融入更多科学技术。郭利强等[12]提到在数字教材编制中融入AI技术，以伦理视角对AI技术渗透下的数字教材编制进行审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字教材编制将迎来新技术和新工具。

1.2 数字教材资源建设研究

资源建设是数字教材发展的前提，是近几年兴起的研究热点，不同学者分别从理念、技术等方面对数字教材资源建设进行研究。

1.2.1 理念

理念是指导数字教材资源建设的前提，资源建设的理念往往能折射出设计者乃至一个国家和时代所推崇的教育观念。就目前而言，关于数字教材资源建设理念的论述并不多，其中钟启泉归纳了数字教材发展历程中的三种不同指导理念，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到80年代前半叶，基于行为主义的数字教材开发是电子计算机辅助教学；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到90年代前半叶，基于认知主义的数字教材开发催生了多媒体教材；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到21世纪前十年，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数字教材开发使基于网络的学习者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

有学者从课程论角度提出数字教材的基本设计开发理念：融合观、发展观、核心观。其中融合观指的是课程内容与技术的融合，课程目标与技术的融合，课程结构与技术的融合；发展观是由教学环境的信息化和学科知识的更新而引起的内容发展；在核心观的角度，数字教材应集中解决基础性问题，不应求大求全。

综上，可以总结出目前资源建设缺乏经典的教材资源开发理论做支撑，如国外围绕知识本位和学生本位两条主线发展出的知识中心式教材、经验中心式教材、人本中心式教材、范例式教材等主流教材设计理念[13]，未来数字教材资源开发要在经典理论指导下进行资源开发，方能更好地发展。

1.2.2 技术

技术是数字教材发展的支撑，同时技术性也是数字教材的典型特征，关于数字教材资源建设的技术，学者主要从数字教材系统的技术实现进行论述，胡畔等[14]从终端设备、工具软件、数字教材内容与教育云服务平台四个层面，设计了“云+端”模式下的数字教材学习系统。张治等[8]通过实证研究法和软件工程法提出了融入学习模型、教学策略模型、学习者画像和知識图谱四个核心组件的智能型数字教材系统。此外，有学者提出在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背景下，AI技术为数字教材编制提供了新技术和新工具，在教材的定位与设计阶段、教材内容的组织与选择阶段，进行科学的、全面的设计与开发，提高融入AI的数字教材编制的适切性。

关于数字教材资源建设的技术研究，笔者认为目前的方向较为单一，大都集中在学习系统的技术支撑，但其实数字教材的发展，学习环境的构建以及评价体系的设计都需要技术支撑，而目前这方面的技术研究较匮乏，这也是未来要关注的方向。

1.3 数字教材国内外比较研究

国外数字教材的发展先于我国，通过对国内外数字教材的发展历程、发展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我国的数字教材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

1.3.1 发展历程

最早的数字教材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早提出发展数字教材的国家有法国、美国。1985年，时任法国总理洛朗公布“全民信息化”计划，要求向所有人开放计算机，师生接受培训并学习使用计算机网络来传输文本、图像等数字文件，仅1985年，全法就在教育机构设立了11 000个计算机工作室，安装了120 000台微型计算机，总花费近20亿美元[15]。此时的美国数字化技术手段也开始出现在学校课堂教学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更多的国家纷纷开始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日本第一本数字教材于1993年问世；新加坡于1997年发布教育信息化一期规划；韩国数字教科书计划也于1997年开始。

此时，互联网刚刚传入中国，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刚刚起步。到了21世纪，200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着手研发手持式电子教材，这是我国研发电子教材的开端。2012年，人教社在研发实践中明确提出数字教材概念，并启动了第二代人教数字教材的设计和开发工作。之后在教育部每年的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中都有数字教材研发和实验应用工作的相关要求[16]，至此，我国的数字教材走上发展的快车道。

通过对比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数字教材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我国的数字教材起步较晚，落后发展较早的国家20年左右。数字教材的发展离不开经济与科技的支撑，我国近几年经济与科技飞速发展，促进了数字教材的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数字教材将在我国得到普遍应用。

1.3.2 发展模式

通过梳理，笔者将数字教材的发展模式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全国范围开展的数字教材发展模式；另一类是以韩国为代表的先试点后推广的数字教材发展模式。

第一类代表有法国、美国等国家，这类发展模式有两个典型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国家发布宏观计划，各州或者各学区采取措施落实，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第二个特点是国家开放教育信息化计划，寻求科技公司合作推广数字教材。如美国在编制《数字教科书战略集》时，麦格劳等K-12领域主要教育出版商以及苹果、微软等硬件设备和信息技术商均参与了手册的编制。

第二类发展模式的代表国家有韩国、日本等，如韩国先进行部分中小学学科课程的数字教材研发与评审，在示范学校中投放使用，然后通过试点反复确认其学习效果与安全性之后，逐渐向其他学科和学校、考试机构铺开。

我国的发展模式与第二类发展模式较为接近，2011年部分出版社开始尝试开发高校立体化数字教材，到2018年已经出版了百余本课程型数字教材，但目前数字教材在我国课堂中的运用仍然比较少。数字教材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目前我国还缺乏国家层面的数字教材发展计划以及标准，致使我国数字教材发展缓慢，未来应该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数字教材的发展。

2 总结与展望

由于我国不断加大教育信息化建设力度，国内对数字教材的关注自2014年开始快速上升，教育领域、出版领域、科技领域均产生了不少研究热点，在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教育信息化的普及，将有更多前沿技术应用到中小学数字教材中，更多智能化、个性化的数字教材将出现在课堂中，更适合数字时代的教育教学，改变学习方式与教学方式。但总的来说，我国数字教材起步较晚，为了适应教育信息化的需求，应做好如下几点。

1）国家应该加快制定数字教材行业标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和完善我国数字教材与资源评价标准，并提供充足的资金。

2）要加快资源整合。国家与企业、教育行业与出版业之间要通过整合形成科学的发展模式，数字教材才能够实现良性发展。

3）优化教材内容。按照知识的逻辑性与学生的认知特点编排教材，同时关注数字教材需依托技术平台的特性。未来，数字教材必将朝普及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3 参考文献

[1] 李林，林巍，陈叶，等.对数字教材建设的认识与思考[J].中国编辑，2021（5）：58-61.

[2] 王妍莉，杨改学，王娟，等.基于内容分析法的非正式学习国内研究综述[J].远程教育杂志，2011（4）：71-76.

[3] 樊雅琴，王炳皓，王伟，等.深度学习国内研究综述[J].中国远程育，2015（6）：27-33，79.

[4] 李达.论数字教材的影响[J].出版科学，2014（4）：32-34.

[5] 钟启泉.从“纸质教材”到“数字教材”：网络时代教材研究的课题与展望[J].教育发展研究，2019（6）：1-7.

[6] 徐丽芳，邹青.国外中小学数字教材发展与研究综述[J].出版科学，2020（5）：31-43.

[7] 周業虹.基于数字教材的教学模式研究：以义务教育人教化学数字教材为例[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14）：62-64.

[8] 张治，刘德建，徐冰冰.智能型数字教材系统的核心理念和技术实现[J].开放教育研究，2021（1）：4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