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阳光下的葡萄干》是一部反映美国民权运动时期的现实主义戏剧，深入探讨了非裔美国人共同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男主人公沃尔特·李·杨格由于得不到白人主流社会的认同而引发了严重的身份焦虑，造成其身份认同的障碍。沃特的身份认同具有普适性和象征性，代表了非裔美国人共有的身份认同困境。本文通过探讨沃特·李·杨格的身份焦虑缘由和其身份认同的过程，说明非裔美国人的身份建构不应盲目地迎合白人文化，而是在继承本族优秀文化和传統美德基础上，重塑既是美国人又是非洲裔的双重身份认同。

【关键词】《阳光下的葡萄干》；身份认同；身份焦虑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1-001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1.006

一、引言

洛林·汉斯贝瑞（Lorraine Hansberry）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戏剧界的一颗璀璨之星，其代表作《阳光下的葡萄干》（A Raisin in the Sun）于1959年在美国百老汇一经上演便引发剧烈反响，同年击败了尤金·奥尼尔和田纳西·威廉姆斯等一众知名戏剧家，获得了当年戏剧评论圈奖（the Drama Circle Critics Award），成为获此奖项的首位非裔美国剧作家。

《阳光下的葡萄干》是反映美国民权运动时期的一部现实主义戏剧，围绕生活在芝加哥南区的黑人杨格一家人展开。因为父亲老沃尔特的意外去世，杨格一家人获得了一笔一万美元的赔偿金。母亲莱娜将这笔钱一分为三，一份用于购买新房的首付，另一份作为妹妹贝尼莎的教育经费，最后一份交由沃尔特处理。作为家中唯一的成年男性，沃尔特不满于自己当下的生活，渴望积累大量财富来提高家人的生活水平，于是沃尔特便私自将自己和妹妹的那份钱都拿去投资了酒吧，可结果却是他被好友欺骗并损失了所有资金。在这次失败后，沃尔特陷入了深深的身份焦虑。在无望之际，沃尔特将希望又寄托在了母亲购买的白人社区新房上。搬入新家的途中，一家人又遇到了来自主流社会的阻挠和诱惑。妈妈用非洲传统美德和家庭之爱感化了沃尔特，最终沃尔特坚定地携家人搬进了白人社区的新家。整部戏剧讲述了非裔美国人怀揣着白色的美国梦想，但却在黑色的美国现实中举步维艰，屡屡碰壁，在追梦的过程中艰难地建构个人的身份认同。

《阳光下的葡萄干》中男主人公沃尔特·李·杨格是第五代非洲移民，他所面临的身份认同问题具有普适性和象征性。沃尔特在文化夹缝中建构身份认同的过程既是民权运动下众多非裔美国人追寻身份的缩影，也是“非裔美国人努力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实现自我的尝试，是不畏邪恶势力、争取社会平等权益的抗争（洛，85）。正如汉斯贝瑞所言，“为了提升普适性，戏剧创作应该对具体的对象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普适性正是来自原本最真实的身份。”（Hansberry，1995：114）因此本文通过探讨沃尔特的身份焦虑缘由和身份认同的过程，揭示说明非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不应盲目地迎合白人文化，而是在继承本族优秀文化和美德基础上，重塑既是美国人又是非洲裔的双重身份认同。

二、沃特·李·杨格的身份焦虑

身份焦虑是身份认同产生问题的一种表现。讨论身份焦虑前，了解身份认同的内涵十分重要。

陶家俊认为“身份认同主要是指某一文化主题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我们称此独特的身份认同状态为混合身份状态。”（38）换言之，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体现在其文化和社会归属问题上。当个人取得所在社会的认同时，便可以建构身份认同，但若不能被所在社会认同时，便会产生身份焦虑问题。《阳光下的葡萄干》中主人公沃尔特从小便生活在强势美国文化和弱势非洲文化之间，时刻感受着来自白人主流文化和黑人边缘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在两种异质文化间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由于长期生活在“白人中心主义”的社会中，白人主流文化塑造了沃尔特的主要思想和价值取向，表现为他极力迎合白人主流文化，渴望得到白人社会的认可，对于非洲本族文化却持鄙夷的态度，呈现出文化断裂现象。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既有来自白人文化的强制渗透，也有黑人自身对本民族文化的漠视。

自我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依附于所处的社会框架。罗洛·梅认为，“对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而言，主流价值观是被人喜欢、被人接受以及被人赞同，而身份焦虑便来源于不被喜欢、被隔绝、孤独或被抛弃的威胁。”（25）对于沃尔特而言，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体现在是否被白人主流文化与社会接纳。美国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民族和文化的大熔炉，人人心怀美国梦，相信可以通过公平竞争和个人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受这种文化熏陶下的沃尔特自然也憧憬着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对他而言，美国梦就是“金钱梦”，“因为钱就是生命”（汉斯贝瑞，68）。

在白人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下，沃尔特无法忍受“整天替人家开车门、关车门，开车送人来回跑，嘴里说着‘Yes， sir‘No， Sir”（汉斯贝瑞，68）的生活，他渴望干一件大事。于是有一次在市中心，沃尔特路过高级安静的饭馆，看到里头舒舒服服地坐着年轻白人，他们谈论着上百万的买卖。他下意识地将自己与这些白人进行对比，说道“有的我看岁数也比我大不了多少……”（汉斯贝瑞，68）

在沃尔特看来，他和这些白人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这些人可以实现美国梦，他坚信自己也同样可以。于是他便试图说服家人让他拿这一万美元赔偿金去和朋友一起投资酒吧，但却得了家人们的一致反对。他愤懑地说道：“天下黑种女人都这样……不懂得帮夫旺夫”“这个种族的女人全都是小心眼儿，我们这帮男人都让你们连累了”（汉斯贝瑞，21），甚至称呼自己的民族是“全世界最落后的民族”（汉斯贝瑞，26）。正是由于长期受到白人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沃尔特才站在了白人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审视着非洲他者文化，将非洲本族文化视为一种落后文化。

当妈妈看到沃尔特因得不到家人支持而整日一蹶不振时，最终决定将剩下的钱分成两份，一份给妹妹做教育资金，另一笔钱交予他处理。

可沃尔特由于极度渴望尽快地融入白人主流社会，于是便将自己和妹妹的这两份钱都拿去投资，可最终却被好友欺骗，损失了所有资金。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是巨大的，沃尔特的失败也昭示着其美国梦的破碎。正如秦苏珏所言，“梦想，这一非物质的意识形态的概念总被受上帝宠爱的白人牢牢占据，而作为货物带到白人世界里来的黑人则从不能望其实现。”（48）沃尔特的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他未取得所处的主流社会认同，因此沃尔特产生了严重的身份焦虑。

三、沃特·李·杨格的身份认同

沃尔特带领全家搬入白人社区是其寻求主流社会认同的又一尝试，但这次仍然遇到了来自白人社会的“糖衣炮弹”和种种阻碍，在沃尔特犹豫徘徊之际，妈妈用家庭之爱和非洲本族尊严唤醒了沃尔特内心隐藏的非洲身份认同。

1954年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废除了“分离但平等原则”，非裔美国人的民权从法律上看似得到了保障。但回归现实社会，实现真正的权力平等仍异常艰难，种族歧视问题依旧在美国社会中肆虐，体现在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不公正的住房歧视便是《阳光下的葡萄干》中的核心冲突之一。

首先，住房政策体现出非裔美国人和白人权力的不对等关系。民权运动时期，外来移民的不断涌入，导致住房和就业的需求不断激增，租金不断上涨。在当时，不仅“贫民窟的住房税和费用要比白人社区多出10%”（Jose，879），白人“在老远的郊区给黑人盖的房子还比别处房子贵”（汉斯贝瑞，96）。昂贵的住房租金占据了大多数非裔美国人本已微薄的收入，但即使他们支付了高额的租金，也不能租到和白人相同或更好的房子。所以当妈妈莱娜提出想要买一个新房子时，儿媳如丝十分支持，并说道：“咱们为这个耗子窝付的房租加一块儿，买四所房子也够了……”（汉斯贝瑞，33）昂贵的租金和恶劣的生活环境让杨格一家人想要搬离现在的生活环境，住房政策的不公平才使得妈妈想要在白人社区“花最少的钱，买所最好的房子”（汉斯贝瑞，95）。

妈妈的这一想法看似十分合理，但在民权运动时期却需要巨大的勇气。因此，杨格一家人选择搬入白人社区也体现了非裔美国人追求与白人实现真正的权利平等，融入主流社会的愿景。

杨格一家人克服内心恐惧，最终购买了白人社区的房子。但在搬入新房之前又遇到的了第二重阻力，即白人种族分子的阻挠。《阳光下的葡萄干》中白人社区的代表卡尔·林纳出现在第二场、第三幕，一出场便假模假样地打着“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和“为了大家都好”（ 汉斯贝瑞，118）的幌子，希望杨格一家能够继续呆在黑人社区，并提出愿意用高价收回他们在白人社区买的房子，他认为“黑人家庭还是住在他们自己的集体里更幸福。”（汉斯贝瑞，118）

面对林纳的“糖衣炮弹”，沃尔特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请求。当林纳发现杨格一家人并不愿采纳他的建议时，他便恐吓道：“我们那儿有些人，当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好不容易挣来的一切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的情绪可能会变得非常激烈的……”（汉斯贝瑞，120）

因此，林纳所有之前冠冕堂皇的说辞其实都是为了掩盖其真实意图，即阻止黑人进入白人社区，保证白人社区的纯洁性和白人利益不被侵犯。沃尔特有底气拒绝林纳的提议主要是因为他仍然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之前投的酒吧生意上。但当沃尔特得知好友卷走了他所有的投资资金时，沃尔特想要通过投资来获得物质财富的美国梦也因此破碎。这次的打击让沃尔特切实地体会到了自己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这也让他陷入了身份焦虑。

在沃尔特绝望之际，他又再次动摇了之前的想法，想要通过答应林纳的建议，帮助家人躲过危机。这时，妈妈告诉沃尔特“咱们家五代人，从来都是奴隶和佣户，可是谁要是用钱砸，让我们自轻自贱，再多的钱我们也没有拿过！我们永远不会人穷志短到那地步！我们的心没死。”（汉斯贝瑞，150）作为一个长期遭受歧视和压迫的民族，黑人有着特别的自尊和个性意识。“这种尊严深藏于他们的血脉中，永不放弃，就如同他们黝黑的皮肤，永不可变白。”（秦，48）当妹妹贝尼莎知道哥哥把自己那份钱也拿去投资并全部赔光之后，她也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对哥哥大加讽刺挖苦。妈妈告诉贝尼莎“爱一个人，应该是在他最倒霉的时候，失去自信的时候，这个世界抛弃了他的时候！因为这才是他最需要爱的时候。”（汉斯贝瑞，153）妈妈用家庭之爱感化了沃尔特失望的内心，唤醒了沃尔特的种族尊严，最终沃尔特选择带领一家人搬进白人社区的新家。

本剧以杨格一家离开黑人社区，搬向象征新生活的白人社区落幕。从结尾的处理上，不难看出汉斯贝瑞对于非裔美国人向白人主流社会发起挑战的勇气表示赞许。尽管最后全家人决定搬入白人社区，但这并不能说明沃尔特自己完全认可了非洲文化，摒弃了美国主流价值观。

在最后一幕中，贝尼莎提到阿萨盖向她求婚并希望她能和自己一起回非洲时，沃尔特则说道：“非洲！你要上非洲干嘛去？” （汉斯贝瑞，159）并建议妹妹“你还是嫁个有钱的军人最好”（汉斯贝瑞，159），从中看出崇尚物质财富的美国梦依旧在沃尔特心里存在，对于非洲文化的态度也并不是完全吸纳与认同。因此，汉斯贝瑞在《阳光下的葡萄干》中所传递出的并不是抛弃美国身份，回归非洲身份的简单二元对立，而是提倡在继承本族优秀文化和美德基础上，重塑既是美国人又是非洲裔的双重身份认同。

四、结语

汉斯贝瑞通过对主人公沃尔特·李·杨格身份認同的独特个案书写，反映了民权运动时期非裔美国人共同的身份困境。

作为生活在文化夹缝中，拥有双重身份的非裔美国人，沃尔特由于无法得到主流社会认同而产生了严重的身份焦虑。而最终沃尔特在继承非洲本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基础上，重塑了既是美国人又是非洲裔的双重身份认同，克服了自身的身份焦虑，建构了真正的身份认同。通过对《阳光下的葡萄干》中非裔美国人追梦的呈现，体现了洛林·汉斯贝瑞本人对生活在美国的非裔群体的关切。无论梦实现与否，汉斯贝瑞告诉我们人一定要有梦。做梦的能力是我们走向进步、走向平等、走向自由的道路。

参考文献：

[1]Hansberry，Lorraine.To Be Young，Gifted and Black：Lorraine Hansberry in Her Own Words.New York：Vintage Books，1995.Print.

[2]Jose，S.C.“Racism in Lorraine Hansberrys A Raisin in the Sun.”The Dawn Journal，2014：867-895.

[3]洛林·汉斯贝瑞.阳光下的葡萄干[M].吴世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4]骆洪.民权运动初期非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阳光下的葡萄干》的主题探析[J].学术探索，2013，（11）：84-88.

[5]罗洛·梅.人的自我寻求[M].郭本禹，方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6]秦苏珏.走向梦想——从《阳光下的葡萄干》中男子气概的重生看美国黑人的双重意识[J].四川戏剧，2008，

（02）：46-48.

[7]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02）：37-44.

作者简介：

吕江涛，男，汉族，陕西榆林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2021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