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毅,范小露

(阜阳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淮河流域系我国南北的地理分界,也是我国南北方气候的过渡带,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对极端气候转变的敏感性。淮河的演化史,俨然是一部与黄河纠缠不清的袭夺史。据不完全统计,近3 000年黄河下游洪水决堤入淮袭夺淮河河道多达1 500余次[1],其中大部分袭夺事件缘于明清时期对大运河的修建、维护与治理。由于明清政府对大运河的高度依赖,治淮与治黄只为保漕运,黄河北堰高筑改道袭夺淮河河道数百次,上游桐柏山区与中游平原自古存在大幅地势落差,中游河道河床被黄河所携泥沙大幅抬高,下游洪泽湖高筑堰坝以护漕,造就了现今整个淮河河道“U”字形河道剖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淮河(安徽段)发生数次洪灾冲毁家园及国家经济交通命脉汛情,上游地势落差大,洪水来势迅猛;下游洪泽湖区泥沙抬高湖底,水流不畅;不得已下中游设立大量行蓄洪区,应急启动并转移数十万人民群众。可见,明清时期淮河水利政策及洪涝灾害预警体系对现今淮河治理影响深远。

一、明清时期淮河治理方针与政策

(一)明清时期治淮总方针

淮河治理的方针与政策自明代朱棣迁都北京开始发生了重大转变,究其原因,与京杭大运河的重开与通航有关。大运河作为明清时期全国的交通要道,漕运不仅控制全国经济命脉,同时拥有举足轻重的政治意义。明清时期对淮河的治理方针总体一致,即为了维护漕运的正常运行。明代实行“抑河南行”“束水攻沙”等治理方针,主要目的在于保运,但明代当政者在决策治淮事宜时还考虑另一重要因素,即明祖陵。明祖陵坐落于淮河入洪泽湖口不远的古泗州城城郊,即现今江苏盱眙县淮河岸边,若一味高筑高家堰蓄淮保运,洪泽湖范围扩大势必危及明祖陵,明代淮河治理的蓄泄之争对今后淮河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代依然沿用以保运为先决条件的淮河治理总方针,《清史稿·河渠志》记载康熙执政后言及治淮有云:“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也病”[2](P3770),故“蓄清刷黄”的同时大修水利工程,加强对黄河的治理以降低黄河南泛的几率,由此涌现了靳辅、张鹏翮等清代著名水利专家[3],自1855年淮河改道由洪泽湖南角注入长江起治淮迎来新局面。

(二)明清时期治淮政策的利与弊

从积极层面来讲,淮河流域中下游作为明清治淮的重要关注区段,是文史记载与学术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流域中游地处平原,受黄泛毒害最深,自明代起淮河中游设置了具有军队性质的卫所,修建卫城以防洪和保障漕运[4];清代建设了大量干支流提防工程并对关键河道进行了疏浚掘深,以保证洪水归槽顺利下泄,并且在康乾盛世年间建置了大量仓储设施以抗灾救荒,在灾害降临初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5](P150-321)。明代初期,流域下游京杭运河徐州至淮阴段借黄而行,但黄河决口频发,严重威胁漕运通道,遂开凿泇河,后修建山东运道,避开黄河湍流险段,得益于此举,山东运河在明清时期一致保持畅通[6]。为应对水患,经过长期艰苦探索,明清时期在洪水预报、治水专业人员设置、大堤维护与保养、储粮备荒、改变耕作制度与适宜品种选择等方面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水灾防御措施[7-8]。例如里下河地区洪灾频发,湿地面积急剧扩大,百姓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成就了现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湿地农业系统的形成[9]。然而,为维护漕运大局,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漕保运措施,但由于缺乏宏观统筹和综合治理,致使黄河南行,出现了“因漕害农”的弊政,加速了淮河流域的衰落[10]。从明初的河官因事而设、完事即撤到清代河道总督成为定制,伴随黄淮水患的恶化形势加剧,河防管理体系呈现日渐完善的趋势,但由于封建社会管理体制下出现大量的任人唯亲、损公肥私、欺下瞒上等河政腐败问题,致使淮河治理付出的诸多努力化为泡影[11]。中游颍河、涡河流域在明清时期逐渐被边缘化,此后被作为国家利益的牺牲区域,为国家整体利益让步,该区域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大幅下降,皖北农业渐趋衰落,生态环境急速恶化[12](P30-78)。

二、明清时期淮河流域测水志桩分布与管理

(一)我国水文观测历史沿革

我国自大禹时期起已开始重视水文观测,河务事关国计民生,是历代各朝关注的头等大事之一。伴随技术的发展与逐渐成熟,各河道要处逐渐增设水文观测点,如有“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称的白鹤梁自唐代起已开始通过石鱼水尺标记枯水记录,宋代吴江“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清代先后在多条河流设置多个志桩观测水位。志桩作为水文信息采集的源头,是透视各朝各代治水制度与方针的重要窗口,一直备受重视,如黄河青铜峡志桩[13]和万锦滩志桩[14]、淮河高家堰志桩[15]、长江杨林矶志桩[16]。自明代中期起,黄河下游淤高,逐步形成地上河,黄、淮、运河道形式日益严峻,治水不再是临时性事务,明政府开始设立“总理河道”官职,专项负责黄淮事宜,此后总理河道逐渐成为常设官职[11]。清代沿用明代河道管理体制,官职更名“河道总督”,分设北河、东河、南河多个河道总督府,实行分段管理[3]。清政府对于淮河的管理,早期主要关注与黄河、运河关系密切的下游河段,中后期开始关注中上游水文环境信息;志桩的设立顺序是先下游洪泽湖、运河区段,后正阳关以上流域;上游水位信息通过马递方式传递给下游治河官吏,以备防洪调控之用[14]。洪灾预警自明代起已有报汛执法和黄河水势预测之法,清代河务防规定细致、任务分工明确及实施措施具体,水志报汛体系更为完善,能够对风险意识、响应方式及环境安全进行统筹协同[17]。以黄河中游万锦滩为例,从设立、配置到运作,清代“水报”制度已基本完善,借助国家驿传体系,志桩所测水情信息最终以奏报形式递呈中央[14]。

(二)明清时期淮河流域志桩分布

明清时期淮河水灾具有发灾频率高、地域广、灾情重、持续时间长、夏秋季节性明显、区域差异性大、多灾并发性强等特点[18](P18-32)。淮河流域早期志桩主要设立于淮河流域下游地区,观测水位水势,为运河漕运保驾护航,如高家堰、高良涧、高邮玉马头、微山湖等运河区段。随着国势提升与集权巩固,淮河上游水文环境信息逐渐进入官方视野,清代乾隆年间在淮河上游河南及安徽境内设置多个洪水测量志桩,如正阳关、三河尖、长台关等,观测上游河水涨落信息并及时通报下游做好防洪调控工作,从而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淮河水报制度[14]。根据《中国水文志》《淮河水利简史》《行水金鉴》《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的梳理,截至清代乾隆三十八年淮河流域共设有14个志桩(表1)。

表1 明清时期淮河流域志桩分布表

明清时期洪泽湖的清口作为黄、淮、运交汇的水利枢纽,其水位变化时重点关注对象。根据高家堰志桩水位记录显示清代1786 年、1851 年及1906年淮河下游洪泽湖区发生过特大洪水,水位分别到达16.3尺、23.4尺及16.1尺[19]。凡遇淮河发生特大洪水,洪泽湖区根据洪水规模大小开启不同数量的闸坝。如《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记载:“嘉庆十三年六月五日两江总督铁保奏报:本年伏汛,洪泽湖因上游皖省蛟水陡发,盛涨异常,高堰志桩长至一丈九尺,为从来所未有。先经开放信坝,有长无消,只得添放智坝,以资宣泄。”[20](P465)史料中“信坝”和“智坝”为古淮河洪泽湖大堤上设置的重要拦水坝,位于现今江苏淮安,与“仁坝”“义坝”“礼坝”并称为“淮安五坝”。河务作为明清政府的重要议题与常务工作,文史资料记录中记载留存了大量的淮河水位变化信息,是了解淮河历史水文状况的重要窗口与参考。

三、明清时期淮河流域志桩设置顺序及其考量

(一)明代淮河流域志桩设置及考量

志桩作为水位测量的工具,古称“水志”或“水则”。淮河流域最早的志桩设置可追溯至明代永乐九年(1411年),《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九年六月乙卯……自济宁至临清,置闸十五,闸置官,立水则,以时启闭,舟行便之。”[21](P1070)此时明朝都城仍在南京,设置志桩主要目的在于观测和预警黄河水位上涨对梁济运河的影响,此时的志桩设置为10年后迁都北京开通京杭大运河奠定了水文观测及政府决策基础。此处志桩的设置位于济宁至临清段,即位于独山湖以北淮河流域运河段,设置多个水闸,在水闸之上设置测水志桩。

(二)清代淮河流域志桩设置及考量

据《中国水文志》记载,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因黄河夺淮水势迅猛,“在徐城、老坝口设立水志,观测水位向下游驰报水情”[22](P479),徐城水志设于徐州市废黄河南岸庆云桥东侧牌楼附近,是黄河下游个减水闸坝启闭分洪、济运的依据;而老坝口水坝位于淮阴市郊,记录了乾隆二年(1737年)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间52年的黄河连续水位情况,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水文资料。对于徐城志桩及老坝口志桩虽处淮河流域,但史料归档中一直将其归为黄河志桩,原因是其所处位置为夺淮的黄河古道。

《淮河水利简史》所载认定的淮河最早“水志”应是设立于洪泽湖上的高堰志桩,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黄淮并涨,洪泽湖大水。《行水金鉴》记载:“量高堰关帝庙前水深一丈三寸,新石工出水面三尺七寸”[23](P15),指示洪泽湖此时已具备原始水位站,但志桩具体设置时间不详,仅可推断洪泽湖最早的高堰志桩其设立时间不晚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洪泽湖志桩的设置说明清政府决策者已逐步意识淮河对于漕运的重要性,洪泽湖进入决策者视野。

继高堰志桩设立之后,因洪泽湖作为淮河、黄河与运河间的重要枢纽,起着蓄水、刷沙、济运等功能,需要对洪泽湖进行更准确的水位把控,乾隆十一年增设了更多的志桩,《中国水文志》记载:“乾隆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署理江南河道总督顾琮奏称:遵照大学时议奏河湖蓄泄事宜……黄河至老坝口、洪泽湖之古沟坝、龙门坝、三滚坝、天然闸、刘安沟、高家堰等处,俱立定水志。”[22](P481)随着洪泽湖水位不断上涨,水域面积不断扩大,拦水坝与泄水闸多处增加,多处志桩的设置保证了可以全方位掌握洪泽湖水位水量变化幅度与速度,亦给河务水官反馈与反应提供了保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水患灾害防治的机动性。

清代中期,为服务治淮、治运决策,清政府命安徽、河南两省巡抚仿黄河水文预报先例,《南河成案》记载:“将水势长发情形,随时报昭江南河督查核”[24](P411-413),遂在淮河中上游设立水志。“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在信阳长台关、罗山周家渡,息县大埠口、乌龙集,固始往流集、三河尖等处建立原始水位站”[25](P60)等信息,《淮河水利简史》则记载了志桩详细信息——“用四方直木一株,粉白盖漆,上刻黑涂丈尺寸分数目,插立河畔土中,以便识认具报。淮水比寻常水势长至五寸以上,即将本境水长尺寸,填单飞移下汛”[26](P273)。仿照黄河先例在淮河中上游设置大量测水志桩对于淮河治理具有积极意义,政策上的变化说明此时的决策者开始关注除洪泽湖外的淮河其他区段,但由于淮河不同于黄河,中上游支流甚多,上游志桩诸多志桩的实际运行时间并不长。因淮河上游支流较多,出现上游水位未涨但下游已涨,或上游略涨而下游水位已高等情况极其普遍,导致了上游水势上涨水报信息对下游洪泽湖区水位预警参考价值降低。经反复考量,认定中游正阳关“汇聚七十二山水”,水势变化更为准确,可供洪泽湖及时应变。《续行水金鉴》记载:“乃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在正阳三官庙石岸前,奉大志椿,高一丈七尺,与石岸相平,又于河边立小志椿,高七尺,与大志椿根底相平。水势长发时,由正阳关巡抚随时填单通报,其所管辖凤台县、寿州,亦一体填报,单内言正阳关水势。”[27](P3959)可见,正阳关志桩的设置应属淮河流域最晚,但自起设置后,正阳关以上所设志桩逐渐被正阳关志桩取代而衰落。

(三)明清时期志桩设置的治淮启示

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志桩设置,由于决策者的短视,仅注重政权稳定与经济发展,而忽视了自然环境的保护,明清时期皖北地区因黄泛而逐步衰落即为最好写照。正如恩格斯所言:“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8](P559-560)从政治中心北京到经济中心苏州,开通漕运乃利国利民的大工程,税收、粮食等关乎国计民生的运输得到了保障。其时的决策者逐渐意识到漕运周遭水系的作用与相互联系,漕运贯穿南北,黄河横贯东西,拥有充足水量的黄河无疑给予漕运水量上的保证,但其所带泥沙带来了巨大问题,来自于黄土高原的泥沙在运河河底不断沉积,河床逐渐加高,往来船只(尤其是吃水深大者)存在搁浅风险,搁浅不但影响运输效率,亦会造成运河堵塞。此时,决策者注意到了淮河,淮河作为一条发源于桐柏山的无泥沙水系,可作为运河泥沙的良好搬运工,水力运输需要强大的动力,唯有不断蓄水,将湖水势能转化为动能,因此洪泽湖堰坝越累越高。黄河的治理导致了南泛,黄泛带来泥沙不断拔高淮河中下游河床;洪泽湖底泥沙囤积,为保证水位,堰坝再次拔高。周而复始,明清的统治者进入了死循环。这个死循环可解一时之痛,但却给淮河生态造成永久性的破坏,淮河中游行蓄洪区是其典型代表。

淮河流域的志桩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设立的,为保漕运与检测水位之需,首先在梁济运河段设置志桩;决策者觉察漕运问题出在黄河,因此在黄河古道设立志桩;漕运河底泥沙淤积,需要借助淮河清水刷黄时,在洪泽湖设立志桩;服务于刷黄冲沙的洪泽湖水位检测难度提升时,在淮河中上游设立系列志桩;因淮河支流颇多,发觉淮河中上游志桩无法给下游提供准确的水位变化预警时,在正阳关设立志桩。从志桩设立的顺序可以看出,决策者并非真正关心淮河水系及周遭生态,一切皆是为漕运服务。

从明清时期淮河流域志桩设置的点位、顺序及造成的后果可以看出,河道治理不能只看表象,需要从根本上找出问题,否则治标不治本。河道治理不能只顾眼前,要从长远来考虑可能的后果的可能性,否则所有的工程与努力都是徒劳,且会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同时,环境生态是一体的,不能独一而论,从区域上来讲,黄河、淮河及运河相互牵连,牵一发而全局动,需要统筹考虑、全面治理。

四、结 语

明清时期淮河流域志桩的设置,无论运河段、黄河古道,抑或洪泽湖、淮河干流,皆以服务当时的全国经济政治大动脉——京杭大运河为首要任务。该时期的淮河治理局限于“攻沙”“刷黄”“济运”等目标,导致了黄河南泛次数急速增加,高家堰大坝越筑越高,洪泽湖底淤积泥沙愈来愈厚。由于时代与决策者的局限性,出现了淮河入海渠道被截断、中游地区频遭水患等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但从另一视角来看,淮河流域志桩的设置有其积极的一面,因地制宜设置水位测量点所收集到的水文资料,为研究明清时期淮河流域极端水文状况与区域气候背景耦合关系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