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只要是写诗的人没有不知道《星星》诗刊的。我对它情有独钟，不仅在于办得生动、鲜活，有亲切感，而且还与中国作协主办的《诗刊》齐名诗坛。

《星星》至今已刊行930多期。不知从哪年起，在每期的封面上，都醒目地打上了创刊日期：1957年1月1日，可见此刊的“资深”与“成熟”。1957年1月1日正是我的生日，同年同月同日生，这是何等的缘分！每当一期新刊到手，我的目光首先就落在封面的这个地方，仿佛一双好看的笑眼与我对视，情感顿时升温，一片温馨在全身洇漫开来。

我与《星星》的“缘分”当然不止于同一天出生，它还是我处女作的诞生地。1981年夏，我从太子高中调到阳新县教育局工作，从一名语文老师变成了“从政人员”。那段时间，正是我诗心荡漾的青春雨季，天天必读诗，日日必写诗，而《星星》是我最好的陪伴。我担心领导同事说我不务正业，不敢让《星星》送到单位，而是让在小镇工作的女朋友帮我订阅。每期刊物一到，她就打电话告诉我，周末我便搭班车赶过去。读诗不仅让我的周末过得倍加充实，《星星》也成了我和女友增进情感的纽带。我读《星星》可不是随意翻阅，而是从头到尾一首不漏地读，逐行逐字地读，读到佳句还和女友分享。有的时候读得如醉如痴，冷落了女友，为此没少拌嘴；还曾因在回城的班车上，咀嚼《星星》诗刊里面的诗句，忘了下车。

我个人觉得《星星》刊发的诗，每一首都是好诗，亲切质朴，直抵心窝；每读完一期，就勾起我写诗的欲望。正是在那两三年间，我诗兴大发，几乎每天晚上都写上一、二首，还尝试着用诗来写日记。有时白天听报告，脑子却常在“神游”，一有灵感就在会议记录本上写诗。怕旁人看到，我当时还用汉语拼音或用英语单词写下自己的诗句。

1982年夏，我开始试着投稿，首选的刊物当然是《星星》。我是幸运的，在投了三、四次稿后就收到了《星星》的用稿通知。在这一年的第11期的“新星”栏目中，我读到了我的《赤壁（外二首）》；做梦也没想到一下子就刊发了三首，占了整整一页半的版面。作为一个做着“诗人梦”的文学青年，那份惊喜与甜蜜，好多天都在心中激荡。当时县城里还没有人在《星星》发过诗，可见要在《星星》发表作品难度是很大的。

县城的几位诗友在向我祝贺的同时，也跟着我兴奋了一段时间。收到稿费的那天，我郑重地请他们在县城好好撮了一顿。在餐桌上有诗友问我：“《星星》诗刊对你这么好，是有熟人吗？”我说：“没有。《星星》对稿件的要求很高，达不到用稿要求的都会退稿。特别是编辑们都很敬业，很勤谨，处理稿件也很及时，几乎是每稿必复。只要按照编辑退稿时指出的问题认真琢磨，就会发现自己创作中的问题。我就是好琢磨，于是对诗歌写作的把握也有了自己的体会。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只是没想到这份幸运来得太快”。

听完我一席话，各位诗友争相传看我随身带着的《星星》诗刊编辑老师的几封《退稿信》。每一封都充满热情，语气亲和，字迹认真，给人鼓励和信心，各位诗友看了深受感动。我还给他们分享经验说：“我是读了一年的《星星》才开始投稿的。你们要想投稿，投稿前一定先要多读想投的刊物。我就是在读《星星》时，向其他诗人学习并吸取营养；同时也了解到《星星》各栏目刊发稿件的侧重点，做到有的放矢，自然就有了结果。”在我的鼓动下，我们县的诗友都积极订阅《星星》，并尝试向《星星》诗刊投稿。不长的时间，就有几位诗友如愿以偿在《星星》发表了自己的作品。

在后来的时光里，每年我都会收到几封《星星》诗刊的用稿通知单，发表了《我撑的这把绿伞》等许多诗作。当然，在让全国更多诗友知道我的同时，我收到更多的还是退稿信。不管是用稿通知单还是退稿信，都是编辑老师们亲手写的，一笔一划凝结着他们的心血，给人温暖如春的感觉。《星星》诗刊培养了无数像我这样的“文学青年”，各位编辑老师为人作嫁的品格可以说功德无量。那些年，我熟悉《星星》诗刊各位编辑老师的大名，心中对他们崇敬不已，但一直无缘与其中的任何一位编辑老师谋面。

时光到了2009年夏。我因组织“全国著名诗人咏咸宁温泉”活动，终于有机会到成都组稿。飞机抵达成都双流机场后，“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竟然清晰地出现在脑海，好比一遍遍写着相爱的人的名字，我曾在信封上多少次写过。急迫相见的心情，引着我径直来到《星星》诗刊的办公地。在红星路二段85号大院门口，我有些恍惚：这地方似曾来过？是的，梦中我来过多少回了。在一个酷爱写诗的人心中，这地方就是一个诗歌“圣地”。

我平复了一下起伏的情绪，进入大院再登上三楼，在“朝着《星星》走”的指示牌的引导下，进到编辑部。接待我的是副主编靳晓静老师。她很热情，听说我是《星星》诗刊的老作者，连忙找出三卷本套装的《中国〈星星〉五十年诗选》。硬封精装的诗选里面，果然有我从前发表的诗作，彼此之间便如旧雨重逢，更添了几分亲热。

午餐选在编辑部附近的一家酒店，当时的主编梁平先生也来了，还带来两个年轻编辑。当诗遇到了酒，那酒也成了诗，甜蜜且高雅。梁主编幽默的话满桌滚，大家开怀畅饮；靳老师妙语连珠，谈笑风生中推杯换盏，两瓶白酒不知不觉中见了底，我的双脚像踩在了白云上，飘飘欲仙。

回咸宁不久，我便收到了梁主编和靳老师写咸宁温泉的诗作。他们都是知名诗人，能如此支持一个小地方的文学活动，令人感动。

时隔多年的2018年冬天，我与《星星》诗刊的“缘分”又来了。为了完善万行长诗《天地正气》的创作，我独自坐动车去成都拜访职业革命家兼著名作家百岁老人马识途。湖北省作家协会出具了介绍信，四川省作家协会热情接待。没想到四川省作协与《星星》诗刊就在同一个院子里，更是让我喜出望外。

拜访马老后，我又再次前往《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先生与我素不相识，却一见如故，交谈融洽。他对湖北的诗歌创作力量了如指掌，从他那里听到很多熟悉的湖北诗人的大名。交谈中，我知道了许多湖北诗人与我一样，也是在创作初期便在《星星》发表过作品。临别前，龚主编送我一本他刚再版的长诗《长征》。用长诗来写红军长征，是龚主编的一种开创性的探索。从成都到北京的火车上，我一气读完了《长征》，其史诗气派，在中国当代诗坛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令人敬仰。

此次《星星》诗刊之访，又勾起我写诗的欲望。此时的《星星》已是中国诗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权威性诗歌刊物之一，多次荣获国家期刊奖、国家重点社科期刊奖；“原创版”“诗歌理论版”“散文诗版”按旬轮流推出，“三木”成森，蓬勃生长，蓊郁一片。回家后不久，我寄去了两首新作《母亲去了屋后山坡》和《乌啼竹》，很快就在2019年《星星》诗刊“原创版”第二期上发表。

回首我与《星星》的“缘分”，时常对它心怀感激。不只是因为它发过我的作品，也不止于它让我读到过许多好诗，更是让我获得了一颗“诗心”。海德格尔说，人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诗心”是一种十分神秘而美妙的心态，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有一颗“诗心”。一个人可以不写诗，但若有一颗“诗心”就很好。一个“诗心”常涌动的人，世界在他眼前就是诗意的。往深里说，这颗“诗心”会影响一个人的 “三观”，让你对生活、对人生始终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星星》诗刊对我的知遇之恩，就在于它让我拥有一颗“诗心”并永葆“诗心”。数十年来风雨沧桑经磨历劫，我的这一颗“诗心”却不曾销蚀，年逾花甲竟完成了万行长诗《天地正气》，并获“中国长诗奖”。

我长期保持着读诗的习惯，尤其是《星星》，仍是我案头闪烁着的迷人星光。读诗让我至今还常有写诗的冲动，也不时写上几首。谈起诗来，我会眉飞色舞；提起《星星》刊发的诗作，我仍能找回爱诗如命的那种“初恋”感觉。

郑智化有一首叫《星星点灯》的歌，“抬头的一片天，是男儿的一片天，曾经在满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当年，就是《星星》为我点亮心灯，让我不曾迷失方向。今天，《星星》仍为我点亮智慧的明灯，照耀我诗意缤纷的心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