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讨论2000年以来的翟永明诗歌，绕不开的一个前提就是新诗自身场域在“互联网+”时代的状态。若将2000年以来的翟永明诗歌视为整体，它显示出对“互联网+”时代的敏感。诗人不愿只是重复1980年代中后期既已成立的女性主义文学话语，转而主动关切、整理信息碎片中紧要的部分，积极地在社会新动向里对那些与个体情感、群体命运相关的部分做出定位。近年围绕新世纪前后翟永明诗歌的转型已有些讨论，此处不做敷述与展开，归结起来无外乎：1.与女性主义文学话语关系紧密的“独白”特征开始淡化，同时淡化的还有书写私人经验时充满张力的文本密度和情绪强度；2.偏于“内向”的写作“向外转”，开始更直接地处理具有公共性的命题或经验。但若以多年前唐晓渡在《谁是翟永明》一文中的判断为参照，所谓转型在翟永明身上并非断裂式的：“《女人》产生于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这里被偶然的创作契机所触发的，是一种同样受到致命压抑、并具有典型的女性（不限于性别意义上的女性）受虐型性质的个体经验和人类经验、个体幻觉和集体幻觉、个体激情和历史激情的奇妙混合。”2000年以来的翟永明诗歌愈渐偏重于既往创作品质中“人类”“集体”和“历史”的层面，具体到实践层面则显示为文本的杂语特征，翟永明有意识地使用了某些流行但又不常见于新诗的新词。新的词语是有别于传统诗意的异质要素，经由它们，诗人尝试将私人的体验与新词所指涉的世界观、认知方式杂糅一体，进而在新词的矩阵间辨认出个人无法规避的新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