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逢阳的时候，他在编张家口的文学杂志《长城文艺》，也发过我的诗。《长城文艺》是全国文学刊物搞刊授比较早的单位之一，名声很大，许多文学青年都很向往。真见到逢阳的时候，他已成为我的同事。当时河北省作协主席尧山壁把我们俩召集到石家庄，成了河北省作协创办的河北文学院第一期学员。说是学员，实际上山壁是让我和逢阳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河北图书编辑部工作；说是编辑部，实际上就我们两个人，我当时还帮助花山文艺出版社的戴砚田创办《诗神》杂志。当时，我们都住在石家庄市庄路2号的河北省文联的办公楼里。我在一楼张骏和刘小放的办公室搭铺，逢阳在四楼搭铺；吃饭的时候他会下来喊上我，去食堂或出去吃，常常还得喝点儿。逢阳喜欢酒，喝酒不是那种凶悍壮烈地喝，而是一小口一小口地细抿，像在品酒；看他喝酒，你也会感觉那酒的香。逢阳眼睛高度近视，喝酒的时候常会侧着头几乎是趴在酒杯旁把酒斟满，然后抬起头招呼你也端杯一起喝。当然，你喝没喝他并不管，反正他也看不太清，靠自觉。

1984年，边国政与诗人刘小放、姚振函、萧振荣等组成“冲浪诗社”，我们利用我们搞图书出版的便利，为冲浪诗社的10个人一个人出了一本诗集，每本独立书号，这在当时算是个不小的事件。后来，边国政开玩笑时经常提起他的“政绩”——出版了冲浪诗丛。

1984年深秋，河北省作协与河北省林业厅组织几位作家和诗人徒步太行山采风。我和逢阳也参加了，主要是去了易县，见到了易水，见到了狼牙山；我们在深山里的君义村住了一夜，下山后还在清西陵住了一夜。那一次我和逢阳互相拍了许多照片，他在孙膑洞给我拍的照片曾多次在刊物上使用。在太行山里我看到了一个诗人对山民的深刻认识和理解，逢阳对山民的好是我看到了他还悄悄地给老乡塞钱。

我和逢阳为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河北图书编辑部的出版事宜，还一起出差去过郑州、南京等地。临行前，还在老边（边国政）主持的《茶余饭后》报办了临时记者证，以方便买个车票什么的。那时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还没有统一发放记者证。到了南京，我们在玄武湖畔找了个小旅社住下。旅社旁有一个小饭馆，销售的一毛五一碗的醪糟似的东西很好吃，我们俩就总去吃。老板发现了，过来问，逢阳出示记者证，表示要了解一下这种食品的做法。老板一看记者证《茶余饭后》，惊呼“茶余饭店”！正对路。事实上，《茶余饭后》几个字是费新我的书法集字，还别说，那个“后”字猛一搭眼还真有点儿像“店”字。于是老板当即要免单，弄得我们再不敢去那家店了。

逢阳熟人多，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人接待和登门拜访。记得到郑州那次在河南省文联招待所刚住下，小说家段荃法先生就来看望，还一起吃了饭。我那时刚迈入文坛门槛，段荃法这么知名的小说家都来看望逢阳，我好生羡慕。

有一次从南京回到石家庄，我写了一组诗给逢阳看。他把眼睛贴在稿纸上反复看了几遍，然后抬起头来，认真讲了他的读后看法：这里那里……他的认真让我感动。我说，你这个办文学刊授的开始面授了。他却慢条斯理地说：“还有花生米，晚上喝点儿？”

给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报选题，他写选题报告一丝不苟，字迹清晰美观，一笔一划的。我说你没必要那么认真。他的眼睛立刻在瓶子底样的镜片后面闪出不满意的光来，“写字是要给别人看的，要是乱画那不等于骂人！”最后那个“人”字发出一个上挑的张家口似的尾音，像是在商讨，可我明明看出他有点儿生气。接着他又仿佛自言自语：“又不是领导，还敢不认真！”最后的“真”字又尾音上挑，由“真”的发音变成了“嗯”的结束，又像商量。

前些年，德成兄把冲浪诗社的朋友们召集到承德。大家亲人般相聚，逢阳在夫人牛桂全的陪同下也来了。他的视力已经非常堪忧，近于失明了，可他还是乐观地与大家嬉闹，像回到了年轻时代。看着他，我的鼻子酸，心疼！

逢阳，原名刘根来，1946年出生，2017年离世。松霖要我写点儿文字纪念他，我知道我写得再如何如何，逢阳也无法再把脸贴在纸上看到了。本来还想写一写他的风趣幽默，写他的仗义疏财，写他的陂陀人生……可是我写不下去了，心里好郁闷！

逢阳兄，我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