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星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翟理斯(1845年-1935年),19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一生致力于汉学的推广,获得过两次法国儒莲奖,法兰西通讯院士,出版中文著作四十余部,代表作有《华英字典》《汉言无师自明》《语学举隅》等。19世纪下半叶来华西方人的汉语研究,一个是以艾约瑟为代表、力图通过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来建立东西方语言亲缘关系的理论派,另一个是以庄延龄为代表、希望通过对当代语言事实的描写和语料搜集来进行汉语研究的实证派。而翟理斯的汉学研究,从汉语教材的编写到汉语工具书的编纂,再到各类文学作品的翻译,无疑都指向一个更明确的目标——实现汉语作为一种语言交际工具的最大语用价值。他曾提道:“从1867年算起,我主要有两大抱负:(1)帮助人们更容易、更正确地掌握汉语(包括书面语和口语),并为此做出贡献。(2)激发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历史、宗教、艺术、哲学、习惯和风俗的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兴趣。”[1]正是这种极具实用性的目的,使得翟理斯的汉学研究独树一帜。

一、追求实用的语音观

(一)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方案的诞生

自接触汉语开始,西方学者们一直致力于汉语拼读系统的拉丁字母改造。从利玛窦、罗明坚的葡语罗马字注音转写、金尼阁的汉语罗马字注音方案、马礼逊的注音方案、威廉琼斯的罗马字母正写法、麦都思注音方案、卫三畏的注音方案一直到威妥玛-翟理斯注音方案。威妥玛-翟理斯方案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版本,曾作为国际通用拼音方案通行了百余年。翟理斯在《华英字典》里使用了威妥玛的注音版本,但他在序言中称这仅出于实际需要。在他看来,各注音版本都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例如马礼逊版本里没有标注送气音;麦都思版本的送气音虽有标注,但遗漏了很多;卫三畏版本虽然给出了正确的送气音,标注了五个理论音调和一些北京音,但主要记录的是南京官话音;威妥玛方案首次以北京官话音作为注音基础,但注音采用了过多的附加符号如“ê、ǔ”等,另外有些读音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注音字母来拼读,如“喧”既可以拼成“hsüan”也可以拼成“hsüen”。翟理斯认为过多的注音版本只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因此他仅在威妥玛的版本上进行了必要的修正,主要是简化了威妥玛版的附加符号,例如将“ê、ǔ”改成了“e、u”;两套读音只保留了一套,如将“hsüan、hsüen”改为“hsüan”。威妥玛注音方案有420个音节,修改后只保留了409个,翟理斯认为某些语音方面的细小差异并不影响人们的日常学习和交际,因此注音时可以忽略。修改后的威妥玛-翟理斯方案被采纳为中国地名拉丁字母拼写法的依据和标准,且盛行八十余年而不衰,这与它实用简便性有很大关系。今天的《韦氏大词典》(2014年)里还保有部分威-翟式注音法的痕迹,例如:“Ch’ing Ming清明”“Kung fu功夫”“Tai chi太极”等。翟理斯还在《汉言无师自明》这本书中用自创的英文元音和辅音来标注汉语词汇,例如“一千:Yee ch'e-enn;来:Li”[2]。尽管这并不是什么科学的学习方法,却可见翟理斯对语音实用性的极致追求。

(二)重视汉语声调

由于大多数印欧语都是无声调的语言,对于大部分初学汉语的西方人来说,学习辨别汉语声调简直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即便到了现在,声调仍然是大多数汉语学习者的难点之一。翟理斯认为声调是中文最难的部分,他发现汉语中有近5万个汉字,其中很多汉字发音都十分相似,而且存有大量同音字,例如发“yi”的汉字就有700个,对不熟悉汉语的初学者来说很难区分。虽然翟理斯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标注《华英字典》里的北京音,但语音仍旧不够准确,他认为这完全出于北京话本身就没有一个标准音的事实,例如“同一个‘胞’字,北京的满人读p'ao1,城里的汉人读pao1,城外的汉人读p'ao2”[3]vi。这个问题今天仍旧存在,主要是口语中的异读造成的,语音规范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统一读法,去掉异读音。翟理斯已经开始意识到汉字声调对交际的重要性,他在《华英字典》(1892年)(1)翟理斯的《华英字典》1892年出版,1912年重新修订再版,两版收词有差别,本文提到两版差异时会注明不同年份,其余不注明的时候同指两个版本。序言中说:“好在现在不用详述关于声调精确知识的重要性,所有新学校中认真的学生都会把对汉语声调的学习作为中文学习要花费精力的一个必要部分。”[3]vii

(三)重视方言音

把方言音收录进入字典是翟理斯的一大特色,在中国的亲身经历让他充分意识到中国各地方言的不同以及南北官话区的语音差异,为了给学习者们提供更具实用性的帮助,尽可能地参照一个字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读音,他在《华英字典》的编撰中,给每个汉字都列出了各地不同方言读音的罗马注音,一共有广东、客家、福州、温州、宁波、北京、华中、扬州、四川九个方言音以及韩语、日语、越南语三个国家的注音。这些注音都采用庄延龄的语音研究成果,同时参考了金璋的笔记和富善的小册子,此外还利用了中国传统韵书《初学检韵》和《佩文韵府》进行语音佐证。现在看来,尽管这些方音标注有很多错误的地方,但也表明了翟理斯对汉语方言音的关注。他还专门出版了《汕头方言手册》(1877年),可见他对外国学习者习得汉语方言的重视。

二、 重视语境分析的词汇观

(一)翟理斯对汉语词类的认识

卫匡国的《汉语语法》(1653年)、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1703年)、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1886年)都对汉语的词类进行了分类。例如,威妥玛就把汉语词汇分成名词、冠词、量词、形容词、代词、数词、动词、副词、连词、介词、叹词十类。翟理斯早期的汉语学习也从该书中获益。尽管翟理斯并没有在《华英字典》里标明词类,但从他的词语释义中还是可以看出他对汉语词汇分类的一些思考。他在序言中说:“大部分从书籍中选出来的词条在翻译的时候都参考了其原文出处,这样一来,在人称、数、性等使用上通常都与原文保持一致。”[3]ix以“长”为例:

long,of time or space,Excelling、advantageous;profitable;

Old,senior,To excel,To increase,To grow;

A remainder,a surplus。

上述三行大致可以归为形容词、动词、名词三类。从这可以发现翟理斯仍旧套用印欧语语法范畴来进行汉语词汇分类,这是大多数西方学者在首次接触汉语这种陌生语言的下意识选择。当然,作为两种完全不同体系的语言,印欧的语法体系并不能准确描述汉语的特征,比如汉语里没有性的区别。对此,翟理斯很巧妙地通过具体语境的类比和释义让学习者能清楚的分辨不同词性的差别。他认为对词性的判断通常取决于词语使用的场合,因此,即使对于难以解释或者在印欧语中不存在一一对应的汉语虚词,也可以通过具体的语境和使用实例来说明。例如,对“者”的虚词含义解释为:“A particle,define as 语助that which helps out language ,and as 别事词a different word. It imparts various shades of meaning,adjective,adverbial,etc.”

翟理斯的《华英字典》中没有标注词类,也没有对汉语的词类作出系统和理论的分析,或者在他看来,比起词义的解释,词类的定性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毕竟从他编纂词典的目的来看,重心集中在汉语学习等更具实用性的方面。尽管翟理斯可能有意识地回避了汉语这种与西方话语体系完全不同的异质语言的词类划分等问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词典中体现出来的对汉语词类的朴素感知仍然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论语法的雏形”[4]。

(二)翟理斯字词释义的标准

翟理斯曾经引用过一个十分生动的比喻来表达对汉语字词的看法:“一个汉字的意思很难用一个定义去完全概括,每个字都像一个变色龙,随着周围的环境的变化而变色。”[6]viii为了尽可能地解释清楚每个汉字附带的多层意思,他在释义时不仅给出词语的原始义,还会列出各种引申义以及该字在当时口语中的现代义甚至是俗语。例如《华英字典》中“旧”的释义给出了31个,下面只选取部分参照:

旧:old of time、person、places or things。

旧时、旧日:former times,old days (原始义)

与人有旧:to be old acquaintance (引申义)

旧员:one's previous office,former office(现代义)

不是名门旧族:not an illustrious or ancient family(口语)

衣不经新,从何而旧:clothes must be new before they can be old(俗语)

除此之外,翟理斯还会在释义中明确给出词语被修饰的数量词以及使用范围和适用对象,例如在《汉言无师自明》中的部分释义:“咬:bite,to(as a dog)、吹:Blow out,to(as a lamp)。”在他看来,词义都会有一个从古义到现代义,从书面义到会话义的转变过程,为了更好地帮助人们习得汉语,词语释义应该考虑以下几点:首先,丰富的释义例证。《华英字典》中收录了文言、口语、俚语、谚语、专名、惯用语、诗句等各种丰富用例,由于翟理斯发现日常会话中文言和白话常会交叉互用,词典中对两者没有特意区分。这是有别于只收录书面文言文条目的其他汉英字典的一大特点。其次,强调时代性。由于《华英字典》前后两版的编纂历时二十年的时间,为了尽可能地保证释义信息的最新展示,除了不断修正和增添新的词条内容,他甚至会保留一些当时使用较为普遍的错误书写形式。例如,计量单位“釐”和“分”都给出了两种写法:“厘”或“兀”、“卜”或“亅”,后一种是当时民间记账时常用的缩写形式,现在已不见。最后,注重释义的实用价值。第二版《华英字典》(1912年)新增了大量说明性的短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那个时代的例子,同时还删除了一些对学习者价值不大的内容。这种编排使得翟理斯的《华英字典》的整体结构和释义显得颇为混乱,这也是他一直以来为人诟病的地方。但总体来看,翟理斯在《华英字典》里的释义大都精准而具体,在释义方面充分考虑到了词语的上下文和语境,使得字典的实用功能尤为突出。特别是他收录了很多当时的口语,为此时期的口语研究留下了很宝贵的资料,无愧为“20世纪头三十年最流行的一部巨型汉英字典”[5]。

三、强调语用功能的语法观

(一)汉语的超语法体系

西方语言学体系和中国语言学体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术传统,前者是通过建立一个完整的语言体系并探索其规律形成的一套系统、实证性质的科学研究。而后者是为了诠释古代经史典籍和服务于文言书面语写作而发展起来的更多带有传承和经验性质的语文学研究。在早期的中国语言研究里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语法概念。因此,很多早期西方汉学家都认为汉语是一种没有语法的早期的简单原始语。明恩傅牧师就曾经说:“汉语中没有过去完成时等任何时态。汉语中没有性和格,形容词没有比较级,动词不受语态、语气、时态、数和人称的控制。”[3]x

翟理斯明确地反驳了这些观点并提出汉语超语法的概念。他认为汉语的词性和语法功能是隐现的,一个词可能具有动词、介词或者其他词性的可能,但这些特征需要通过具体语境去展现,并且还会受到周围其他词汇的隐形影响。此外语态、语气、时态、人称、格、数等,并不受某种可以事先写下而依据场合需要使用的规则来支配,而是要通过语境、惯例、可能性、推理以及主语的总体趋向来判断,例如他认为“汉字‘剖’的意思是‘切开’,而‘比干剖’的意思不是‘比干切开什么’而是‘比干被剖心’”。翟理斯还认为汉语的这种超语法性在汉语诗歌中发挥到了极致,任何一个体词在大师的笔下都有可能当作谓词使用,比如汉字“栉”的意思是“梳子”,语法上是一个体词,但在“栉风沐雨”里意思是“用风梳,用雨洗”,则变成了谓词。由于汉语词句规则的特殊性,“只能通过分析作品去研究,而无法从语法上去综合”[3]xi。他建议根据语境来确定词汇所承担的语法功能,把语言的实际运用包括在语法研究的范畴里。翟理斯的这种思想和20世纪中叶功能主义语言学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功能语言学家认为,应该从言语中通过对语言事实的功能分析来归纳语言系统,不能只局限于语言的结构体系,还应该在言语活动和语言功能系统的运转里来实现,而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殊性。

(二)内隐式的语法学习

正由于汉语的超语法性,翟理斯十分不赞同西方研究者们试图演绎一组能够完美指导外国学生创作或者翻译汉语作品规则的想法。马士曼在《中国言法》(1814年)里曾强调语序是汉语句法的基石。翟理斯认为“当他费尽心思记忆汉语语序规则并试图运用的时候,那些用同样时间的学生们早已通过广泛阅读掌握了汉语的使用规则”[3]xi;他还在《中国评论》上猛烈抨击威妥玛在《语言自迩集》里设计的大量翻译和语法练习给初学者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一些基本语法应该让语言变得更容易掌握而不是让它变得更难。遗憾的是,威妥玛先生并没有把这个道理铭记于心”[7];批评甲柏连孜在《汉文经纬》(1881年)中试图通过介绍一个分析和合成系统教会学生读懂汉语文本和进行汉语写作是一种空想,“这是一种早已废弃的,在当前毫无使用价值的方式……与其根据西方模式生搬硬套汉语,进行一个有见地的阅读过程更能使学生又快又好地受益”[3]xi。他也陆续出版了《汉言无师自明》(1901年)和《语学举隅》(1873年)等语言教材,里面几乎没有太多的语法描述和说明,只给出了一些简单常用的习语句型。不难看出,翟理斯的语法观更倾向于内隐式的自然习得,他认为语法教学应该隐含在语言交际的各种语言材料之中,降低语法知识传授的难度,通过语言环境去体会和归纳语言使用规则,而不是靠书面的语法系统传授。这些思想和我们今天在汉语语法教学中所提倡的“从意义到形式而不是从形式到意义”“在语法教学中充分利用学生的认知能力”等观点十分接近。

从实用性出发,依靠语用和语境来定义和解释汉语语法现象,翟理斯透过汉语表层的语言现象抓住了汉语语法的深层特征。汉语作为并不典型的SVO型语言,和印欧语系有着截然不同的语法系统。传统语法从意义出发来划分词类,但由于意义的标准不好把握,也不便操作,且独立的意义标准还容易陷入循环论证。因此,吕叔湘、沈家煊等人都认为应该在参照意义的基础上,通过语义类和语用功能类的自然组配来定义词类。沈家煊还提出以关联参照模式来摆脱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对应关系的两难处境。而“关联参照模式”实际是说标记模式受到“语境”的制约[8]。19世纪部分西方汉学家照搬印欧语系的语法来研究和分析汉语,当发现完全行不通时,便断定汉语是缺乏系统的语法体系,进一步臆测汉语是一种更古老的原始语。而翟理斯则从汉语的语言事实出发,从语用入手,提出汉语是一种超语法系统,对汉语词类和词义的判断更多的要依赖于上下文语境和词所处的位置,这都是颇具先进性的观点。

四、 注重实际应用的汉字观

(一)对汉字起源的认识

对汉字的起源,尽管当时代的西方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但都广泛认同汉字通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进行造字。翟理斯并不太关注汉字的字源问题,在他看来,了解一个字的字源对一个学汉语的人来说并无太大意义。他认为《说文解字》中对许多字的字源解释都十分幼稚,例如,“半:牛为物大,可以分也。”《说文》解释为:“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农业)。”[3]xi他认为,正常人都不会相信“半”字是用“八”和“牛”造出来的,《说文》完全是牵强附会。翟理斯在《华英字典》(1892年)序言汉字部分提到:“可以推测,在史前社会,中国人也和其他民族一样,开始用一些粗糙的图画来表示日月星辰,表示人类,表示树木,表示火,表示雨,等等,而后又利用它们造了各种指事字,比如上、下、一、二、三等”“有智者灵机一动想出了形声的规则……字的一半提供读音而另一半表现其意义指向——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声旁和形旁。”翟理斯认为,中国人在创造出一些基本字之后,通过和不同部首的组合,可以创造出无数新的汉字。例如,“有了表示‘君主’义的简单象形字‘王’,很容易添加一个部首‘日’造出有表示照耀意义的‘旺’,如果加上一个部首‘水’则很容易得到一个表示义‘水深广’的‘汪’。”还有一些构件相同排列不同的字,例如,“忘和忙,前者表示不记得,后者表示急迫”[3]xi。这和当时西方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根字说”很相近。“根字”即仿照印欧语系的“根词”创造出来的概念。其理论思路是作为表音文字代表的印欧语,用根词加上前后缀等构词成分构成各种新词,汉语作为表意文字在早期发展阶段也存在一批数量有限的根字,这些根字与其他构字部件一起构成新字,包括翟理斯在内的部分西方学者都认为这是汉语拥有丰富字词的一个重要来源[9]。

(二)对汉字字形的看法

当翟理斯下意识地运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方法来学习汉语时,马上发现这行不通。“有些汉字可能会因为一笔一划的差别,而意思相去甚远。即使我们使用了分析法,也无法猜出它的意思。”[10]他很快意识到外国初学者对汉语字形的辨知能力和中国人相距甚远。一些对本国人来说显而易见不同的两个字对外国人来说却难以辨别。为此,他特别出版了一本辨析不同汉字书写形体的书《字学举隅》。该书出版于1874年,共列举了1471个汉字,全书118页,课文93页,书后还附了一个24页的索引表,方便不懂某个字音的学生也能根据相似的字形顺利地找到该字。每个汉字后都有英文释义,还有用数字“1234”标注的四个声调。同样,在《华英字典》(1892年)编纂时,他也察觉到汉语古今字形的发展变化及差异。尽管翟理斯的《华英字典》基本上是以《康熙字典》为蓝本的,但在字形的选择方面有更明确的标准。首先,他只收录《康熙字典》里与当时社会实际写法一致的字形,一些古老过时的字形并不采用,且摒弃了其中一些明显有误的汉字写法;其次,改变了《康熙字典》里声符与笔画不一致的情况,对于声符同但写法略有差异的汉字,把汉字按照同声符进行了二次排列。在他看来,当下汉字的使用情况应该是一部字典的首要客观依据:“决定在我的书中要从实际应用的视角综合审视汉字,……考虑到普遍的不足,字典中的字形将采用当今最为常见的写法。”[3]v迎合时代的实用性显然是翟理斯汉字观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华英字典》第二版(1912年)里不仅增加了63个新字,还添加了大量当代的例子,删除了一些过时的内容,“同时被删除的还有一些经过时间验证对读者们来说比预期价值要小的内容”[6]ix。

(三)对汉字部首的认识

19世纪早期的西方学者把汉字的部首看作是汉字系统的核心部分,认为复杂的汉字是由一些简单的汉字和汉字部件构成,掌握了这些部首就能迅速掌握汉字。中国传统的字书都是以部首排序法为主,如《说文解字》归纳了汉字540部,《康熙字典》归纳了214部。这两本书在中国文字研究史上都有很大影响。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汉语语法》(1653年)一书最后列出了330个汉字部首;1728年左右,法国传教士马若瑟首次把《康熙字典》传入欧洲;马世曼在《论中国的文字与语音》(1809年)中对《康熙字典》214个部首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反复强调掌握部首对汉字学习的重要性;马儒翰在《汉语书面语》(1834年)里对汉字部首也做了详细的介绍;威妥玛在《语言自迩集》(1867年)里也建议学生一开始就学习汉字部首表。翟理斯对此极不赞同,他在《中国评论》上发文驳斥威妥玛的观点,认为“在汉语的初级阶段就学习部首是十分不合适的。首先这些部首有三分之一已经被废弃,其次口语部首很容易在单字的学习中被习得,而其他部首则可以通过心理的联系加工被掌握”[7]。结合自身早年的汉语学习经验,翟理斯认为,让学习者一开始就通过部首来学习汉字的结果只会让初学者对汉语产生排斥情绪,即便是中国人自己在开始习字的时候,也并不从部首开始,他认为部首只适合于查字典。他的《华英字典》为了保证使用者的实用性和查找便利,除了按照注音字母进行汉字排序,在正文之前还提供了214个部首表和部首检索表进行参照。实际上,翟理斯的部首观更符合汉字的体系,汉字的部首主要用于字典,在字典之外的汉字则划分成独体字和合体字两类进行分析,合体字主要是形声字,形声字由声旁和形旁构成,对汉字的分析则应该从偏旁开始而不是部首。翟理斯翻译《三字经》就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对每一个汉字的结构、偏旁进行了分析,这样的设计有利于学生对汉字进一步的了解和掌握。

五、 当时汉学界对翟理斯的评价

翟理斯先后出版了一系列汉语教材和工具书,这些书籍都受到汉语学习者的热烈欢迎,他的《汉言无师自明》再版了11次,《华英字典》成为“外国学生人手必备的工具书[1]。同时代的人都认为翟理斯极具翻译天赋,美国传教士波乃耶在《中国评论》上发文盛赞翟理斯的翻译语言:“我们应该把至高无上的奖励颁发给翟理斯教授的文学杰作——他的字典。为他独有的能把中文短语及句子的特殊内涵与艺术用地道的英文展现出来,让使用的过程变得十分愉悦。”[11]当然除了赞誉,翟理斯的著作也引来了诸多批评,汉学家庄延龄、何格、法磊斯、沙鄂文等人都曾经在《中国评论》上撰文对他进行批评,主要集中在对《华英字典》的语音标注、词语释义、体例编纂等几个方面。庄延龄认为,他在字典里擅自删除了一些自己不确定的方音读法的标记,使得这些方音在字典里变得毫无用处。何格批评他字典里有大量重复的条目和释义,而一些应该相互参照的异音字却没有互相标注,这种缺乏系统性的安排导致整个字典的容量和体积极显臃肿。法磊斯则指出翟理斯字典只收录了《康熙字典》1/4的字,学生们可能会因为这种字典的英文编纂方式而忽略掉一些字,这是作为一般用途字典的一个致命的缺陷。沙鄂文也指出翟理斯的很多释义都是有误的,例如,“摩尼,muni,for sak-ya-muni is wrong”[12]。翟理斯在《华英字典》(1892年)再版的时候,针对这些批评对字典做了修订,他删减了部分重复的内容,对明显错误的地方进行了修正,对一些定义和释义都做了新的补充。此外,对一些排版和体例问题也做了相应调整。与此同时,他还在《华英字典》(1912年)第二版的序言里回应:“我不能说我每次都会接受这些学者们提出的修正建议,我的个人经验是,对他人错误的修正通常会包含一些自身固有的错误。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感谢诸位提供的帮助。”[6]ix在翟理斯看来,没有完美的翻译和释义,因为很多时候原著的释义也是模糊不清的,汉学家能做的就是忠实于原文,尽可能地给出正确的翻译和解释。

结语

张西平、葛桂录曾这样评价翟理斯:“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汉学家,其在汉学领域的成就不仅推动了英国汉学的发展,同时也代表了这一时期英国汉学的主要特点。”[13]18无论是追求语音的简明实用,还是强调语境下的词汇考察,亦或是重视语法功能的使用以及汉字的实践体验方面,都体现了翟理斯实用主义的独特汉语观,这和他致力于汉语推广的人生抱负是高度一致的。为了实现让更多人了解和学习汉语的理想,翟理斯对汉学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英国剑桥大学将中文列入东方语言学学士荣誉学位考试中。阿迪斯爵士称赞他道:“长期以来,翟理斯以极大的热忱、自我牺牲的精神、纯洁的理想为研究和阐释中国人的思想而奉献了一生。”[1]金璋也盛赞他:“正因为翟理斯,人们对于中国人的精神、能力和成就,有了更好、更真切的了解。在这一点上,他的成就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学者。”翟理斯始终坚信汉学研究的未来是光明的,他乐观地预言:“在我看来,未来充满了希望。我觉得汉学会有胜利的一天,我唯一遗憾的就是我等不到梦想实现的一天了。”[1]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果真如他预言的一般,汉学事业在西方各国蓬勃发展,“汉语热”席卷全球,世界越来越了解中国,这都归功于翟理斯这样的汉学家们的不懈努力。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有幸得到北京语言大学鲁健骥教授的指导和建议,特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