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雪峰

(中南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6)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重申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并不断提升其战略地位。尤其是《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颁布之后,不仅更进一步明确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作用和精神价值,同时也更进一步凸显了教育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已然成为新时代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和保障性工程[1],并逐渐显现出自身的运行逻辑和不可替代性。因此,建设一个契合时代需求、符合高等教育特殊规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就成为目前高校有效实施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迫切需求。基于此,本文试图以布迪厄文化资本的三维视角为理论依据,在阐明高校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具体文化资本表征的基础上,近而探寻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建设的内在价值和实践路径。

一、文化资本理论与教育场域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导致结构功能主义的衰落,冲突论就此崛起并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与此同时,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力图超越社会结构与行动对立、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对立的基础上建构了社会实践理论——“场域理论”。在他看来,“社会”是由一个个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的“子场域”构成的,“资本”则是这些“子场域”划分的边界。譬如,政治场域的主要“资本”是社会关系,家庭场域的主要“资本”是情与爱,经济场域的主要“资本”是金钱与财富,教育场域的主要“资本”则是文化。

“文化”作为多元社会的一种重要的资本形态,是“特定时空场域内的个人或组织,以精神性情为统摄,通过身体性情、客观物品及正式制度来表现,经过长期积累交换(或转换)而形成持久的、需要区别对待并能够为个人或组织带来价值增殖的资源总和”[2]。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有具身化状态(embodied state)、客观化状态(objectified state)、制度化状态(institutionalized state)三种存在形态。具体来讲,具身化文化资本因其精神与身体的统一性,表现为无形和有形的二重性;客观化文化资本因其理论与客观的一致性,同样表现为无形和有形的二重性;而制度化文化资本作为客观化文化资本的一种特特的表现形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依然呈现出无形和有形的双重特征。基于此,我们认为,文化资本就是无形与有形的结合体,其核心为无形的精神性资本,其表现则为有形的行动性资本。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试着将布迪厄所认为的文化资本化约为以精神为核心的具体化文化资本、以实物为核心的客观化文化资本和以规约为核心的制度化文化资本。

教育场域是由“教育”与“场域”互动生成的[3],具有“教育”与“场域”的双重性。尽管教育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资本是由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等多重资本参与的实践活动,但文化资本始终是教育场域的主要资本形态,也是分析教育场域的有力工具[4]。因此,教育场域同样可以承袭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三重性。值得注意的是,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样具有自身独特的运作逻辑和运作模式,并表现出特有的教育属性。故此,教育场域的文化资本可以被化约为以教育理念、教育思想等精神性资源为载体的精神性文化资本,以教师、教材、课程等物质资源性为载体的行动性文化资本和以教育政策、教育法规等制度性资源为载体的“保障性”文化资本。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文化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特定教育场域的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有形的场所、领域,应该涉及更多深层次的、潜在无形的精神力量。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内在规定性,其文化资本实际上包含三种形态,即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精神性资本、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要素”为载体的行动性资本和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制度”为规约的制度性资本。

1.精神性资本。“教育精神”作为教育场域中的“核心资本”,是教育思想和教育意志、情感、信念的综合体现,具有明确的价值倾向和目标追求[5],它主要指向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宗旨等非物质性的、隐蔽性的“无形资本”形态,而这种无形的精神性资本只有赋予其有形的力量,其价值才能得以彰显。

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环节,是“新时代为了增强各民族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对全体学生进行的宣传和普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的教育活动”[6],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和理论基础。从本质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是一种以认同和意识为内核的价值观教育[7]。从逻辑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逻辑起点和终极目标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8]。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教育重要的发力点和着力点,同时也自然彰现出其深厚的精神性追求。当然,精神与身俱来的无形性,必须经过具体的象征物才得以彰显,也就是说,必须通过有象征意义的、有形的教育符号将抽象的、无形的教育精神进行一定程度的可视化。因此,如何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化无形为有形、化抽象为具象,并发挥其潜在的价值和意义,便成为当前实施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重要旨趣。基于此,我们可以尝试将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精神性文化资本化约为可感的教育行为、可见的教育实物、可闻的教育故事等有形的文化资本,以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视化、显性化、有形化,从而彰显其教育价值。

2.行动性资本。依据布迪厄的理论,客观化文化资本与具身化文化资本是密不可分的,且二者必须同置于一个关系网络方才有意义。客观化文化资本是以文化实物为形式的有形文化资本,而文化实物由于其精神的象征性特质,呈现出一定的精神品质。因此,具身化文化资本因其精神性成为客观化文化资本的精神航标,而客观化文化资本又因其实体性成为具身化文化资本的执行力。在高等教育场域中,文化资本依托教育关系,在长期实践中将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宗旨、教育内容等转化为教育收益的有形的教育资本。从构成要素来看,教育资本主要包含环境资本、关系资本、能力与经验资本、心理预期资本四个基本维度[9]。其中,环境资本指向开展教育活动所需要的物理条件;关系资本指向教育活动中师生互动关系;能力与经验资本指向有助于教育更好开展的能力与经验;心理预期资本指向教育者对学习者的预期。然而,从“精神”与“行动”的视角来看,心理预期资本因其润物细无声,侧重于精神性和无形性,而环境资本、关系资本、能力与经验资本因其客观化、具体化,更具行动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中一种特殊的育人行动[10],只有通过那些可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的、客观的、有形的行动性文化资本方能实现。据此,我们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行动性资本用三个维度即环境资本、教师资本、课程资本来诠释。其中,环境资本或空间资本指向以教室、图书馆为载体的实施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物理性空间;教师资本指向那些承担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教学的师资力量;课程资本则指向以知识、技能、素养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课程。

3.制度性资本。制度作为特定社会领域中的规约,也是社会共同价值观和认知生成的基础[11]。从制度的功能意义来讲,制度作为一定社会结构中的合法性规约,在协调和保障社会内部行动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不仅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塑造着社会行动的特征和品质。从制度的发生机制而言,制度具有外在强制性和内在规定性。可以说制度兼具有外部和内部的二重性。教育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是一种围绕教育活动而提出教育问题、规范教育行为、满足教育需求、解决教育问题、提供教育保障的固定思想和行动范型,是教育场域的规则体系和运行规范,决定着教育活动空间、教育活动能力以及教育活动方式的基本走向[12]。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教育制度实际上是促使教育行动可以顺利开展和运行的规约。

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作为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主要方式和手段,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保驾护航。从制度性文化资本构成的二元性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制度一方面来自外部赋予的规约型制度资本,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内部的生成型制度资本。前者可称为“场域外的制度资本”,主要指向教育法规、教育政策、教育决议等具有引领性、规定性、制约性的制度等;后者可视为“场域内的制度资本”,则主要指向管理制度、教学制度、教师制度、教材制度等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的制度等。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建设的可行性策略

时至今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然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志不改、道不变”的追求,同样也是高校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关键所在。高校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堡垒和阵地,应发挥其基础性、关键性、能动性作用。因此,建设一个契合时代需求、符合高等教育规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就成为高校实施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工程的必然选择。

1.要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的统摄力。如前所论,高校是实施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主阵地,具有精神性文化资本,可闻的教育故事、可感的教育行为、可见的教育实物等符号性资本,实际上彰显的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力量。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强化主阵地的统摄力,来有效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升。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三各方面加以思考。

第一,从教育故事中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故事作为教育精神的有形载体,符合“认知-情感-意志”[13]的生发逻辑。讲教育故事不仅是一个理念灌输的过程,更是一个达成认知共识、情感共识、意志共识的过程。事实上,教育故事作为教育行动与教育精神的纽带,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的无形的精神性力量,需要借助讲述有形的教育故事得以彰显。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纳日碧力戈先生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形联意”[14]的具体指向,将“教育故事”视作“形”,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作“意”,将“讲教育故事”视作“联”。基于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可通过讲深、讲透、讲活“各民族同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各民族共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故事、各民族加强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各民族互学互鉴的意识、各民族善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故事、各民族携起手来共同拥抱现代文明的故事”[15],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故事化“有形”“有感”为“有效”,从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的精神统摄力。

第二,充分利用教育仪式让学生感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性安排,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通过参与者“同时在场”,“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具象化为实践的知识,并潜移默化地传递”[16]。在教育场域中,仪式作为感性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是除课堂之外另一种获得知识的途径。尤其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仪式具有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17]。通过重现仪式的教育性力量和精神性力量,促进师生间、生生间的相互关注与相互影响,从而达到“集体兴奋”的效果[18]。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精神性”文化表征,不仅需要在日常的交往学习和互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养成,同时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仪式加强其内化的进程。因此,可以借助开学典礼、升旗仪式、宣誓等形式,搭建各民族学生展示交流交往交融的平台,从而进一步凝聚中华民族文化共识,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第三,在高校教育实践活动中体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性源于感性,感性也可上升为理性。实践活动作为一项集理性与感性于一身的育人模式,是增强高校育人工作实效性的有效途径,也是立德树人的重要环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源自理论学习和知识传授的过程,同时也源自能力培养和体验实践的过程,需要考虑各教育要素之间的协同配合。因此,大力提升实践育人的功能价值,引导学生感受、体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另一个指向。基于此,高校应建立良性教育机制,有针对性、有目的性地组织和开展各类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做中学”,从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的。首先,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三下乡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地参与、实时观察中感受“三交”,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次,举办各族学生参与的且凸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的音乐、舞蹈、美术、书法等校园文艺类比赛,发挥艺术活动的浸润性、交往性,使学生在相互配合、相互协作中感受“五个认同”,进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的。

2.要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的教育执行力。教育执行力是指教育单位能够正确且彻底地把一项教育任务或教育策略完成的能力[19],是善于运用各种方法协调教育场域内外资源、采用各种手段完成教育目的的能力。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的“行动性”文化资本表征,高校可以充分依靠教育空间、师资队伍、课程建设等来体现并发挥其能动作用。具体来讲,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打造多维一体的教育空间,营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然环境。空间是行动的基础,也是行动的重要维度,没有一个合适的空间,任何形式的活动都难以顺利开展。空间即是一个物质性的场所,同时又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20]。在教育场域,空间既是教育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物质载体,同时也是教育活动的“行动资本”。因此,在教育活动中应充分利用和发挥有形教育空间与无形教育空间的价值。基于此,我们可以尝试打造一个多维一体的教育空间,以期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执行力。具体来讲,首先,打造以物质环境为主的实体性教育空间。借助体现强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图片、文字、音乐等“共享符号”标识嵌入教室、寝室、体育馆、校史馆、艺术馆等教育场所和空间中,打造特色鲜明、表象性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阵地。其次,建设以互联网为媒介的虚拟性教育空间。打破常规物质性教育空间的壁垒,重视和发挥互联网育人的功能,利用企业微信、微博、公众号、抖音等信息化平台,打造“互联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新高地。

第二,建设高质量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创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基础性条件。从人力资本的视角来看,教师队伍是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得以顺利实施的基础性条件,因此,建设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21]的教师队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建设的必要之选。从现实性看,一是要调整教师队伍的人员结构,破解现有教师队伍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拘一格降人才”,根据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实际需要,整合校内已有教师资源,引进校外教师资源,形成一支“多元互补”“能打当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教师队伍。二是要强化教师队伍的政治素质。坚定教师队伍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将党和国家的价值理想厚植于教师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培养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主流意识明确、在“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22]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力军。三是提升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明确教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建立提升教师教育情怀、教师教学能力、教师知识体系、教师教育信念的长远规划和有效机制,促进“教师知识、教师能力、教师品格和教师信念”[23]等教师专业素养的养成。

第三,整合课程资源,健全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课程体系。课程不仅是培养知识和技能的载体,同样是培养人格和品质的载体。基于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资源应该重视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授课方式三个指向。首先,课程建设聚焦目标导向。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课程与思想政治课程、专业课程、通识课程的目标一致性,强化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有目的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育人全过程。其次,课程内容合力汇聚“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应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课程与思想政治课程、专业课程、通识课程的深度融合,避免课程内容“同质化”[24],有计划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入全部课程资源。再次,授课方式坚持守正创新。突破传统思政类课程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授课方式,避免单纯的说教,在发挥传统授课方式优势的同时,采用翻转课堂、小组讨论等创新型授课方式,将趣味性、互动性较强的授课形式引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课堂中。

3.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的制度保障力。制度是权利的象征,可以赋予场域一种合法性,而特定场域因其自身独特性与身俱来地生成一种“内部规约”。制度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深化实践的保障[25],完备的制度体系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的首要保证。因此,一方面需要依托外部政策的强制性要素来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健全内部制度来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规范性。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力。

第一,用足用好外部政策,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权威性。教育政策是党和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标所采取的教育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26],是教育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和运行的有力保障和行动指南。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需要在国家战略引导下系统设计,依靠清晰而具体的政策、法规等强制性要素来调整、制约和优化。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建设应当利用党和国家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制性政策赋予其合法性和权威性。在具体的实践中,一方面应把握好政策的导向,始终将“国之站位”融于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建设的核心要义;另一方面应掌握好政策的要领,坚持将育人目标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建设的动能定位。此外,应争取多重政策支持,在确保政策供给的同时,有效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动力源泉,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建设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第二,建立健全内部制度,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规范性。教育制度是在教育实践过程中根据教育实际需要形成的一种调节教育活动的规则或规范。教育制度一旦形成,便成为指导、制约教育实际的规约和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需要有一套长效机制保障其有序实施。因此,建立健全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制度便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的另一个保障力。首先,建立规范的组织机制、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进一步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的运行秩序;其次,建立完善的教师管理制度、教师培养制度、教师激励制度和教师奖惩制度,优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的师资队伍;另外,建立系统的、科学的教学制度和教材制度,打通“最后一公里”,确保中华民族共同教育落到教学上、落到课堂上。

通过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文化资本的三重视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建设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性。可以说,文化资本理论不仅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内在规定性,更重要的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具体的实践指南。当然,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教育亦是如此,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其作用和价值体现出一定的流变性。尤其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并将其视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指向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有力保障。作为新时代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和载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应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航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在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的精神统摄力、教育执行力和制度保障力的功能和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协同社会、经济等多重“资本”力量,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办学治校、铸魂育人的全过程,方才是建设一个契合时代需求、符合高等教育规律的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阵地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