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呈

(云南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

作为符号媒介的聚集域,博物馆在代际传递中跨越时空,展演着集体记忆。“通过整体塑造内部环境和综合运用象征元素,借助隐喻、暗示、联想等指向性手段,在启迪思考、诱发想象中唤起国民对特定历史时刻的记忆。”[1]71博物馆以历史文物及其故事为中心,依靠文字、影像等载体的共同描述,使国民得以在“面-面”的集体式传播中全方位感知共同体。作为集体记忆的存储域,博物馆是共同体发展变迁的“照相机”,以时空复现触发想象。博物馆“停泊”着特定历史时刻,藉镌刻、表征等手段集中展现共同体的变迁、交融,使国民在印证想象中形成同一性情感。作为历史时刻的展演域,博物馆通过陈列编排、空间叠合、影像展演等手段,交融感、触、视、听于一体,密集展现关于共同体的祖先起源、发展变迁、荣辱记忆、抉择时刻等,使国民在移步换景中体认历史连续感。作为学术化阐释政治社会语境的产物,博物馆将国民聚合于同一时空场域,对“过去”进行以展品为主体、以国民为面向的书写,引导国民回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程,有效推进全民一体化凝合。

一、博物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展演舞台

博物馆是构筑认同叙事、培养爱国精神的场域,以展品为主的信息源和作为信息载体的其他展示物共构了展演视界。在多维、多层的证据与证据链供给下,经系统规划,博物馆以成体系的真实物证帮助国民构建认知图谱。在国民眼中,实物即存在,博物馆的权威性与信誉值使其经参观获得真实感知。事实上,每件展品都是在主流价值框架下筛选的,经排列组合而植入特定历史时刻。藉多元媒介手段,博物馆在主题体验和文化感知导向下构筑起场景叙事,以特定知识视觉体系塑造着观看通路,虚拟出在场感。因循“回溯-认知-操演”的记忆唤起脉络,国民就同一历史时刻进行全方位趋同回忆,并会在多重刻写手段下巩固历史记忆。

(一)博物馆对共同体历史时刻的再现

“博物馆是一个冻结时间的文化机器,通过各式各类的博物馆……,让我们观察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种种面向。”[2]置入博物馆的展品均已成历史。主题展陈 “用同时期的陈列对内部原始面貌进行了仔细的历史重建”[3]16,为国民提供了观察共同体的窗口。国民被置于“过去”和“现在”之间,在“时代房间”中感知共同体的荣辱时刻。

1.以情境再现赋予国民现场感。“一个伟大的但是模糊的过去之中发生的事件和行为,都需要通过地点和物品得到证明,而能够满足这种证明功能的残留物,则可以把神奇的过去与现实的当下联系起来。”[4]博物馆的展品来自不同历史时期,进入展陈后不仅表征本初事件,同时以被转喻的视觉语言实现特定主题下历史事件的再叙述,链接历史时刻并牵引国民认知,支撑起鲜活的历史记忆。

2.以记忆激活赋予国民历史感。博物馆“既是一种物质客体与原有处境的统一体,比如将现实中的文字、图像、物质器物与其历史境遇相关联,又具有某种精神含义的指涉,即穿过遗忘的帷幕回溯到过去,而成为群体共享记忆长久保存有重要意义的证据”[5]。博物馆浓缩并贮藏着共同体的历史时刻,在“场景+技术”的营造下实现视听还原。国民在移步换景中接受博物馆的话语叙事,并因共情荣辱而被激发出共同体感。

3.以意义构筑赋予国民一致感。认知历史的形式在博物馆中被化约为线性的时间线索,“将相同或相近主题的代表性展品置于同一空间,每一展品作为特定时代的物化存在完善着自身的历史叙事,却又以自身的‘星点’效应汇聚成同一主题的集群,再以一种重复性意指不断强化着观者对特定历史主题与文化观念的认知与认同”[6]。展品经系统编码生成了意义一致性,国民依循设定路径参观博物馆时不断习得对共同体的一致性认知。

(二)博物馆对共同体价值的赓续

“物品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介质,博物馆所展示的物品是关于过去历史的一个想象、重新诠释以及转换,博物馆展示之物在历史的想象中熏陶公众。”[7]博物馆撷取典型展品表征历史时刻,而“历史的片段需要依托观念与想象的填充连缀起来”[8]。在建筑本体、展厅空间、展陈橱窗等多层次空间中,博物馆综合应用形态、构型、色彩、光影、流媒体等元素再现历史时刻,构筑记忆空间,以心理暗示手段持续传递价值。

1.博物馆构筑了想象共同体的空间。“博物馆以物品陈列的方式规划了时间安排,在其中无时无刻不向参观者渗透各种价值观念,从而营造出一个‘集体想象’的空间。”[9]博物馆中,藏品与文字为载体、纸张与图画为媒介,展示并阐释共同体。通过营造特定历史时刻的观看场域,博物馆将集体记忆嵌入叙事,合并重复记忆、接续中断记忆,藉空间陈列表达视觉元素的组合逻辑,在主题下构筑起凝合认同的转移性空间。

2.博物馆再诠释了共同体的“过去”。一个社会对过去的重塑实际上是特定群体对“自身连续性”的重构[10]87,“过去”是满足“现在”的动机、期待、目标而再建构的结果。一方面,博物馆贮存集体记忆,为主流价值框架下形塑国民提供了着力点,通过展陈编码下的隐含假设,描述阐释历史时刻;另一方面,博物馆展演集体记忆,作为再生产者参与记忆的即时建构与历史复现,服务于再诠释过去与再塑造认同。

3.博物馆为国民讲好共同体故事。博物馆享有馆内展陈的最终解释权,不存在绝对客观或中立的博物馆,以怎样的观点叙事尤为重要。博物馆是文化与政治要素被形构、被察看和再生产的场域,在认同维度操演集体记忆叙事。每一次展览都会根据目标情境对展品进行再编码,使展陈转化为现实中与个体维度的认同相联结的意义空间。国民通过开放式互动,在感知中增强认同。

(三)博物馆对共同体话语叙事的承载

博物馆不可能全盘呈现历史记忆,只能关注历史时刻中的焦点,在展陈中为认知、阐释“过去”提供依据。博物馆“是一种话语建构的叙事,且这种叙事是通过实物、照片、声音、空间布置等合力形成的‘展示综合体’呈现”[11],所呈现的种种记忆图式虽多样,但均是对“过去”的真实折射。时空维度上,博物馆依靠各式符号系统为国民提供着共享的过去,在潜移默化中赋予国民历史连续感。

1.在共同体话语叙事下编排阐释形式。“博物馆中所陈列的一系列圣化之物,其价值并非全然在于它们的原真性,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它们同主题、空间、思想和观念所形成的呼应感。”[12]博物馆展陈具备在特定目标下由遴选的符号建构起来的结构性联系,旨在通过特定叙事编排阐释历史时刻,以丰富的背景故事引导国民认可展陈的真实性,进而形成对相应群体的有价值的智识引领与认同构建。

2.在共同体话语叙事下预设参观流程。“展览本身就是一种阐释性行为,试图表现出一个物件所能阐述的故事。”[8]博物馆生产了主题性历史时空,以线性的时间线索安排了凸显历史连续感的空间展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零散物品进行了连贯性叙事建构。当国民按预设路径参观时,即进入博物馆“以现在为终点,遵照历史发展脉络来布置展品”的程式,经观看与历史时刻情感共振,在被整合的记忆下生发共同体意识。

3.在共同体话语叙事下形塑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多元价值主体长期博弈、牵涉而沉淀生成的,伴随着历史间距的发酵置换,“我们”形成对“过去”的真实记忆。“博物馆是国家及族群身份认同的象征符号,其空间在唤起族群意识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凝聚作用。”[7]作为集体记忆的栖息地,诸多记忆符号在博物馆中交相辉映,展陈经转喻被赋定意涵,国民的记忆在博物馆叙事框架下经反复强化朝同一化演进。

(四)博物馆对共同体认同场域的营造

“在新兴国家中,艺术、博物馆、文化遗产常常成为表述与建构民族文化、凝聚与塑造国家认同的渠道……在新加坡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博物馆作为一种重要的阐释与沟通媒介,通过收藏与展示连结过去与现在,形塑各族群的自我想象,呼应了国家政治以至文化的认同议题。”[13]国民在博物馆的原质化展陈视觉冲击下,生发出“这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切肤情感,藉此实现对共同体历程的记忆连缀与现代国民身份的自我认同。

1.博物馆是形塑认同的记忆场域。因承载着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博物馆长期以来均被视作培育并凝合爱国情感的记忆场域。不仅如此,博物馆还肩负着意识形态机构的功能,以展陈为观众营造历史真实感,作为构筑合法性并赢取认同的手段长期存在。在博物馆叙事中,主题叙事与空间展示融为一体,国民在身临其境中感受、触碰历史记忆,认同趋向在秩序重构、氛围重现、景观重筑的场域中被形塑。

2.博物馆对历史记忆的再书写。博物馆是“保存、展示记忆的‘场’,它既为集体记忆的集合与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想象空间,也是个体记忆再构建的契机”[14]。展品是历史时刻的碎片,“各物品常常被描述为来自过去时代的文献和证据”[15]。博物馆再构建了叙事语境,不同时代、地域的物品经去脉络化从旧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抽离,经再脉络化进入展陈体系被重新编码,通过主题化被赋予关联性后服务于新的主题书写。

3.形塑国民的核心价值观念。博物馆依靠符号性显著的物品来传递价值观念,“有意或无意地将主导价值观灌输给人们”[3]162,作用于国民的认同形塑。博物馆中的展品均内嵌价值意蕴,在主题书写中进行取舍与布置。通过前台呈现,博物馆对展品、文字、图像、场景、灯光等要素进行了空间营造,使系统性展陈的价值表达跃升至抽象的共同体维度,帮助国民实现对共同体的“认知-认可-认同”。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博物馆的能效

在身份政治的影响下,博物馆渐趋演化为综合性的体验式剧场,在整合记忆与形塑认同方面能效显著。博物馆将成型于不同时空的物品置于同一主题下进行统一的符号化呈现,围绕特定主题展开叙事,为国民提供了找回“过去”的进路。进入博物馆后,物品经历了转化为展品并嵌入展陈体系的博物馆化过程,本身的时间历史性与空间在地性被抽离,取而代之的是在展陈主题下的意涵再编码、意义再生产、价值再构筑。展品在演化为承载共同体价值与权力话语的符号后持续规训国民,帮助国民构建起同一性归属并有效催化凝合。

(一)博物馆将国民拉进共同体的记忆时空

“博物馆作为呈现历史变迁的集中展区,是承载记忆的供给源,是凝固时间和传承文化的重要媒介。博物馆的设立,使文化在各种展示形式下得以表征。由此,人们不但可以膜拜知识,还能俯瞰历史文明的锋芒。”[16]博物馆是国家权力主导下构建的象喻空间,一方面为现代民族国家提供权力象征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则透过国民的观看行为反作用于共同体的形象生产。

1.博物馆是认知共同体的全景剧场。博物馆的不同历史情境为国民打开了不同时空场景,使国民得以进入关乎共同体命运的历史抉择时刻,以迥异于日常的视角审视共同体。现阶段,博物馆越发注重构筑由空间、技术物和展品共构的象喻世界,旨在通过情境再造增进国民的感官体验。博物馆在特定主题框架下统合诸多历史时刻以调动国民“回忆”,个体的情感在视听化感知中被触发,“国民-共同体”藉此联结。

2.博物馆是想象共同体的神圣空间。特定历史时刻在博物馆中藉物品、文本、音像等要素实现重构,经想象、共情而生成超时空的虚拟体验。博物馆通过对时空布局、展陈设计、话语叙事的综合运用,营造出卷入度较高的情感域,使国民因践行同一程式而共情于共同体的遭遇,伴随感知深化而升腾起感同身受的荣辱感。特定历史时刻经博物馆的再建构,演化为强力的神圣性符号,持续唤起国民的爱国情感。

3.博物馆是对话历史真实的场域。情境再现并非简单复原“过去”,而是从存在于国民意识中的共同环境和想象出发,“借助虚拟性的造景设计与情境复原来再现展品背后的历史事件与文化语境”[6]。通过将展品植入拟现的叙事情境,借助情景叙事下的意义空间还原单一展品难以诉说的故事,增强国民的记忆认知与意义体验,使国民感受真实并投射想象,发挥场景叙事的规训效能以消解可能引致的歧见。

(二)博物馆为国民连通共同体提供接口

博物馆中穿插着不同年代的标志性记忆时刻,在整饬记忆并缝合差异中连接国民的记忆实践与共同体的价值目标。通过在记忆维度设置话语连接点,博物馆贯通了原本失焦的集体记忆,构筑特定的记忆话语以持续涵化国民,形塑了“解读-感知-认同”的价值域。任一国民均能在博物馆中找到契合的认知图谱,并经观看展陈延展认知,在情感上实现与共同体间的共振。

1.博物馆是观看共同体的接口。博物馆客观、准确地呈现全域风貌,填补着社会生活中语言难以对译的空间,“为记忆提供了活跃的‘线索’,超越了记忆准确性的概念,更关注产生、减少和混淆记忆的作用方式,从而使公共记忆被激活、滋养和挑战”[17]。以排列、组合、展演等多重手段,博物馆再编码了与共同体相关的事件、经历、记忆等要素,深化着国民的记忆。

2.博物馆是融入共同体的接口。博物馆为共同体的记忆与认同提供着场域,并通过对记忆的符号性表达将国民持续吸纳进共同体之中。博物馆不仅向国民展现着个体生活变迁与共同体发展的密切关联,更以不同形式存储着既定群体、既定地域的共同记忆。当观众看到特定情境的展品时,记忆被瞬时触发,“这在促进身份认同和强化国家主流价值观中可能比正式的历史和公民教育更有效”[17]。

3.博物馆是纪念共同体的接口。博物馆是延续共同体记忆和认同的符号空间,通过“被塑造成为无时间的空间,来自不同时间和空间的物品被汇聚并在博物馆表征系统被阐释或塑造记忆”[18]。宏观来看,博物馆传递并维持记忆,在集体记忆的框架构筑中形塑记忆的有序性,赋定了记忆的时间纵深;微观审视,博物馆通过排列编码展品、文本、图片等元素,通过情境再现将历史时刻嵌入空间景观,形构了共同体的阐释场域。

(三)博物馆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对话域

2017年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序厅中陈列的代表文物以史前、夏商周、汉唐、宋元明清为序,线性展示了中华民族“美”的历程。在博物馆这样布满共同经验的象喻空间,“将一些应该被铭刻于心的经验和回忆以一定形式固定下来并且使其保持现实意义”[10]6,通过将“过去”拉入“现在”,在回忆、认同、赓续等方面发挥凝合效能,引导着国民“未来”的方向。

1.博物馆是想象“过去”的场域。“保存集体记忆本质是在寻找服务于当下的意义,当一个群体面临危机,需要团结一致和适应新环境时,他们通过叙述自己的过去,建构起共同的过去视域,从而与被回忆的人群组成一个共同体……人们由于共同的遭遇所滋生的认同感,更容易形成‘我们’和‘他者’的概念。”[19]博物馆是共同体的回忆机制,在帮助国民抵抗遗忘的同时,明确归属于“我们”的想象。

2.博物馆是描绘“现在”的处所。博物馆贯通“过去-现在-未来”,包罗了图像、文字、仪式等关乎集体记忆的要素,为共同体设定了被识别的机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着共同体的故事。通过广泛的收集、编码、重构、再呈现,博物馆在“现在”重建了“过去”,情境固定着重要历史时刻,将国民带入共同的象征意义体系之中,使其在社会更替中持续保持意义,引导国民交融为“我们”。

3.博物馆是赓续“未来”的空间。博物馆是立足“现在”回忆“过去”并构筑“未来”的装置,“正如一个‘库房’一般联系着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20]。作为固着记忆的场域,博物馆持续供给历史连续感与真实存在感,为国民提供了“我-我们”“现在的我们-过去的我们”的连通空间。在参观中,国民观看了共同体的古今历程,重温了共同体的荣辱岁月,为延展“未来的我们”奠定了基础。

(四)博物馆强化着“我们”意识

博物馆创设了浓缩认同与归属意识的社会结构,使国民得以认知“何为我们”“何以我们”。现实中,“博物馆被用作一个构建民族历史、民族范围和民族身份的空间和场所”[21]。一方面强调了“我们”与“他们”的差异性,明确了“我们”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则提供了共同体的回忆路径,使国民藉“过去”在“现在”的传承来构筑“我们”的特性。

1.博物馆确证着“我们”的真实性。博物馆通过讲述共有故事回答着“我们是谁”,昭示着“什么是我们必须铭记的”,“传播了巩固着集体认同的知识并且促成了集体行动的一致”[10]148,使国民坚信自己属于共同体。置身博物馆时,国民遵循预设脉络追溯共同体的发展历程,以“我”来感知“我们”,实现对不同历史时空的碰触与互动,精准定位民族与文化之根,确证共同体的发展起点与轨迹。

2.博物馆为构筑“我们”提供着超时空纽带。博物馆是固着记忆的场所,为国民供给着关于起源、祖先、历程的认知。“历史中华-现代中华-未来中华”在博物馆集中呈现,国民藉此明确“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到何处去”,并进一步找到“我们何以成为我们”的思考路径。国民经参观核验了共同体的“过去”,强化了关于共同体的记忆,持续引导着情感归属。

3.博物馆为凝合“我们”编织着同一性指向。构筑同属感需要在与“他们”划定界限的同时强化“我们”,并在具备界定性功能的象征意义体系中锁定“我们”的支撑点。博物馆中的展陈,不仅多维实证着共同体的特殊性,更在持续凝合“我们”中“为具备共同体属性的仪式、符号、旗帜、英雄人物、历史遗迹、公共建筑等设定了同一性指向”[21],以这些历史“证物”与现实间的联系构建为同一性凝合奠定了基础。

三、将博物馆建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阵地

博物馆是意义的生产场域,藉博物馆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须在展陈中充分运用与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相关的表征符号。一方面,通过聚合现实叙事与历史记忆,使国民在观看中认知共同体;另一方面,则通过纪念“过去”以构筑历史连续感,为国民指明认同进路。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指向、知识资源与想象进路,所构筑的认同框架、所提供的认同资源、所激发的想象,均仰赖于国民在参观中的“接收”。以博物馆为主阵地,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内核的话语叙事扩散至各类公共事件中展示并传播,能够在全社会切实营造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浸润环境。

(一)将博物馆建设为共识性认知的凝合点

博物馆是国民性及共同体认同的塑造场域,所纪念与讴歌的人或事件往往是共同体叙事的核心构件,通过征调符号设定了认知共同体的规范化路径,在价值、规范、意义等方面明确了“我们是什么样的”。藉共享的过去、记忆、传承,博物馆构建起“同属一体”的共同特征,将散在化、原子化的国民置于同一想象之中,赋予国民同一感、认同感、归属感,使个体因之在心理上实现一体化凝合。

1.意象维度的共识性认知凝合。作为跨文化的相遇场域,国民在参观时可能会产生各类反应。一是博物馆展陈往往铺排式呈现,观众多在走马观花中粗览,不会因单一展品停留;二是博物馆在设定展陈内容时,不同智识背景会使国民对同一展品进行异质解读。这就要求博物馆在统一叙事框架下形塑并阐释记忆,将展陈朝同一方向建设,帮助国民便捷、高效地理解共同体意象,以生成共识认知。

2.价值维度的共识性认知凝合。通过描摹特定历史时刻,博物馆将诸多要素转化为符号以对共同性进行编码、整合。通过拟制文化形态,博物馆使共有的文化意义在内部持续循环,将展陈中的内嵌价值传递给国民,引导国民在共同体框架下回忆并实现共同性构筑。这迥异于传统的填鸭式政治社会化手段,而是依靠场域浸润、情境规训、价值形塑等举措有效引领价值凝合。

3.精神维度的共识性认知凝合。“无论是无组织的群众或群氓中的个体,还是弥散在社会中的个体,抑或某些有组织群体中的个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首先要意识到相互间的一致性,并认同某种集体表征,即在精神层面上凝聚起来率先成为一种‘心理群体’,才有可能形成有共同担当、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雏形。”[22]博物馆是集体记忆的架构场所,营造着同一的认同趋向,使国民经参观被自觉召唤出主体性。

(二)将博物馆建设为“国民-共同体”的联结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旨在强化国民的中华民族认同,为共同体存续构筑合法性,强力支撑中华现代国家发展。共同体叙事往往规模宏大,相较国民在家族、地域中获得的直接经验而言更显抽象。一段共享的集体记忆,往往可以在素未谋面的共同体成员间建立起有效联结。博物馆作为这样的记忆架构场所,可使集体记忆在国民间有效扩散、在代际间有效传递。

1.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演的价值域。博物馆须将展览、环境、氛围等要素统合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境中,引导国民由展览观看向价值对话转变。博物馆对记忆符号进行着超越历史传统断裂的再生产,通过广泛选调和征用符号,以系列化、连续性的场景展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程。国民在场景参观中增进了对共同体的整体性感知,为“国民-共同体”联结奠定了初步基础。

2.搭建“国民-共同体”的对话域。博物馆呈现的是国民未曾经历的过去,“集中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缘起、构建过程、发展理路和应然趋向等”[1]。通过实物、音频、影像、灯光等要素堆叠整合,博物馆以场景复现描摹着共同体的诸多特殊历史时刻,引导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国民在互动式参与中收获同一性体验,在沉浸式感知下生成一致性认知,“国民-共同体”藉此实现情感连通。

3.提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域。作为社会仪式性建构场域,博物馆以历史连续感、真实感、现场感承载起“国民-共同体”间的沟通职能,为“国民-共同体”提供着教化与被教化的双向认同塑造进路,一方面展演了流动的共同体话语,另一方面则凝合着共同体叙事下的认同。国民在参观博物馆时,透过与象征符号的有效联动而链接进整体性的社会关系与秩序之中,并确证自身与其他成员共享同一观念和信念。

(三)将博物馆建设为国民整体化的规训场域

国民并非均质化整体,常囿于智识背景而个性化理解展陈。博物馆中的展陈排列、空间安排、价值传递等,均服务于为“过去”进行权威性立论,从而在多重维度促使共同体精神纽带的形成。博物馆在发挥承载性功能时,须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通于空间结构的基本视觉逻辑中,为国民提供最大公约化的认同目标,使国民在价值规训中向整体化演进。

1.博物馆为国民整体化预设了演化趋向。“各种类型的集体都倾向于将回忆空间化”[10]31-32,博物馆为国民提供了大规模回忆的线索。伴随“国民-博物馆”的有效互动,作为被构设的主体使国民通过参观饱览共同体的峥嵘岁月、灿烂文化,在博物馆叙事中被导向设定的情感空间,以展陈叙事为基点强化全民一体化的认知,在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被塑造中渐趋整体化。

2.博物馆为国民整体化供给了生产机制。国民在思考、理解、共情中形成对“过去”的记忆,并藉此形成对共同体的认同与归属。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下,博物馆被赋定更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以国民能直接理解的认知形式具象化、情境化呈现共同体发展历程中的关键历史时刻,使国民藉此直接想象共同体并确认全民间的共享要素,生成“我们同属一体”之感,贯通“国民-博物馆-共同体”的想象进路。

3.博物馆为国民整体化标明了价值导向。博物馆是记忆的集合,是实现记忆交互、身份认定及价值表达的场域,作为社会政治资源在认同构建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展陈并非旨在令国民认知某一个或某几个物品,而是希冀国民透过参观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认知,产生价值认同及归属意识。伴随“国民-博物馆-共同体”间互动频次提升,国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导向下实现整体化凝合。

(四)通过博物馆引导国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博物馆在凝合个体的认同方面具备突出效能,具备为国民储存、传承、激活共同体价值意义的职能,在对“过去”进行再编码后强效催化认同。“正如每个人依靠自己的记忆确立身份并且经年累月保持它,任何一个群体也只能借助记忆培养出群体的身份。”[10]87在博物馆中,民族国家政治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均朝仪式化方向演化。经持续的仪式性表达,国民在共同参与、共享记忆中生发出共有情感。

1.使国民共生一体性情感。共同体能够在“过去”中找到对自我的解释与意识,并以“过去”作为自身统一性与独特性的支撑点进行自我定义。在书写并转译“过去”时,博物馆不仅要关注宏大叙事,更要穿插微观话语,通过对话引导国民的情感依附。在主动归属共同体后,国民会在共识引导下不断向一体化靠拢,国民间由此形成集体记忆,“我们的认同感”在范畴化过程中沉淀生成。

2.使国民共筑同一性认同。博物馆是根植于具象之中的历史记忆资源聚合域,以同一性、公约化的认知体验规训国民的认同取向,使国民经感知强化对共同体的价值认同。作为集体记忆的载体,博物馆是超时空密集展演的符号域,国民藉此链式感知共同体。博物馆作为共同性的生产域,为国民提供了同一性交集,使国民间虽未产生实质性关联却得以藉此共筑同一认同。

3.使国民生成全民一体感。博物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神圣空间。通过高频使用“我们”的称呼持续强化着国民的拟在场,并以“中国人”“中华儿女”“中华民族大家庭”等归属意识显著的话语符号持续征调国民的情感。以博物馆为中心,辅以图像、音频、话语等要素,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预设的时空环境中通过系列化的符号系统展演,使得国民的认同在持续的意义分享中归属于共同体。

结语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下,如何强化国民自觉归属于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尤为迫切,这对共同体的维系与发展提出了现实要求。民族国家时代,博物馆是“国民-共同体”的连通进路。藉特定主题营造,博物馆在共同体指向的符号体系下对展陈进行了秩序再编码、意义再生产,提供了集体记忆浸入身份认同的形塑空间,为国民营造了价值体验与知识接收的场域。在共同的参观体验下,国民间拥有了共享的过去,藉此建构起共同的认同。在认同并归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上,国民间因框架下的内在联结而生发出同属感,进而构筑起“我们”这一心理感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须建设博物馆这样的公共空间来凝合国民的共同性,藉此推进国民整体化,引导国民将情感依附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共享同一性的认同归属,生成全民一体感,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