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庆军 杨菲菲

(中南民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城市民族与宗教事务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目前,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公共管理学研究相对较少,但也有少量研究已经注意到公共服务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如王永明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西部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抓手和有效路径[1]。李俊清等认为,引导各族群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公共服务有效供给,要让各族群众在公共服务中感知国家[2]。如何使广大民众从“感知国家”到“认同国家”,再到“树立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信念”,还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公共文化服务之维。

一、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

尽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纯粹精神层面的问题,需要以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现实基础[3]80,126,但从本质上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4]。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是一个精神层面“管脑子”的问题,是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牢固树立,一方面主要依靠常态化的教育宣传机制来实现,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润物细无声”的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应成为各级党和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以价值性精神性公共产品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文化服务,也理应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一)公共服务是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重要维系纽带

恩格斯认为,国家的产生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是一个由家庭到氏族再到国家的自然生长过程,国家不同于旧氏族的地方,除了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外,就是“公共权力的设立”[5]。然而,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既包括政治统治,也包括社会职能。“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6]公共服务正是国家履行社会职能的体现。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的产生是一个由家庭、村坊、部落、城邦的自然形成过程,“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7]7。尽管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生活的首要标准是“至高而广涵的善”,但他同时也认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7]148。因此,自原初国家兴起,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就在于民众相信公平正义幸福依赖于国家的存在。

与原初国家的产生不同,现代民族国家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并非是一个自发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力量建构的结果。任军锋认为,现代国家不再是传统的文明帝国,现代国家认同主要是通过其自身的制度建构为人们所提供物质和安全保障(即理性化利益)而赢得其治下民众的忠诚[8]。米格代尔认为,现代民族国家不仅是主权的国家,还是社会中的国家,它提供公共产品以获取最大限度的支持,它的存在和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已经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9]。林尚立提出,“拥有独立自主的现代人,不像前现代人那样是以天地自然为其生存的最后底线,而是以特定政府提供的最基本生存保障为其生存的最后底线”[10]。因此,公共服务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职能被大大强化,特别是在新公共服务理论看来,政府的职能既不是“掌舵”也不是“划桨”,而是“服务”[11]。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水平各不相同且相差甚远。每个民众的国家身份不仅是一种政治身份、是一种国家层面的社会归属感,而且是一种公共服务享用资格。公共服务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而言,是一种有效的日常生活化的凝聚手段。当前,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构建越来越难以仅仅依靠强制力进行推进,而必须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必须融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其构建必须生活化。公共服务是构建民族国家共同体最重要的生活化实践路径。

(二)公共文化服务是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建设的主要路径

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的牢固树立,固然有赖于生活化的公共服务实践,但“构成民族国家的本质内容的,是国家的统一性和国民文化的同质性,是国民对主权国家的文化上、政治上的普遍认同”[12]。这种对现代民族国家文化上政治上的普遍认同,往往不是出于具体的现实物质利益的需要,而是一种基于尊严等价值的需要。这种对价值性需要的追求无法仅仅建立在现实物质利益的供给之上,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直接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各族民众提供文化福祉,更在于为民族国家共同体提供政治认同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不同于一般的物质性公共服务,它是以实现党和国家基本价值观为主要内容和目标指向的,具有其他物质性公共服务不可替代的价值性功能。

戴维·伊斯顿曾提出,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就是由一整套政治制度与规则维系的政治系统。政治系统的平衡运转,离不开民众的“特定支持”,即期望通过向人们提供特定的和可见的利益回报来获得支持,但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体系能仅靠“特定支持”生存下来。一个政治体系的平衡与稳定,还必须求助于“散布性支持”,即基于尊严、理想信念等方面的意识形态性支持。这种“散布性支持”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获得:“第一,努力在成员中灌输对于整个典则及为之服务的个人的一种牢固合法感;第二,乞求共同利益的象征物;第三,助长和加强成员与政治共同体认同的程度。”[13]显然,这三种有效途径,都不是一般的物质性公共服务可以实现的。公共文化服务能为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获得“散布性支持”提供有效手段和便利途径。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般的物质性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能使民众普遍感知到国家,而基于特定价值目标的公共文化服务,则有助于使广大民众认同国家。主流经济学有关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无法有效解释当今世界普遍遭遇的身份政治危机,特别是西方世界各种边缘群体纷纷要求获得承认和尊重,社会被各种民粹主义观念撕裂。福山认为,人类社会无法摆脱身份或身份政治,要做的是考虑到社会事实上的多样性的基础上,界定出范围更广、更具整合性的国民身份,需要围绕一国的核心价值观确立一种超越种族、民族或宗教差异的“信念式国民身份”[14]。这种“信念式国民身份”的解决之道,与上述伊斯顿的“散布性支持”方案是内在一致的。每个人的身份不可能是永远固定不变的,人们的文化身份既可以被解构,也可以被建构。如何在碎片化的自我身份基础上建构起凝聚力更强、包容性更广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身份,公共文化服务是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

(三)公共文化服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自然也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线。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构建民族国家共同体身份的重要手段,自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路径。

首先,公共文化服务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巩固的历史基因。自古以来,我国便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管古代国家没有明确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但古代中国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区别就在于公共文化职能是国家的最主要职能之一。“宣文教以彰其化”是古代中国的“五政”之一。中华民族处于最孱弱的时期也没有分崩离析,靠的就是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和高度的国家认同,靠的就是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理念[3]48。这种牢固的认同与理念的形成,与古代中国作为一个以政治、文化而不是以军事、族群、宗教为主要凝聚手段的国家特性有关。顾颉刚曾明确提出,“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这种中华文化观念得到广泛认同,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没有种族的成见并乐于接受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与历代王朝政权的“修文德以来之”高度相关[15]。

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任务之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文化职能,承载着传播宪法法律、核心价值观念、政治规范、优秀文化传统、社会规范以及维护共同体成员尊严等重任。2017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2018年,“中华民族”写入宪法。2021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升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也必然成为以公共价值、国民精神塑造为主要任务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内容。

最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公共文化服务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主要途径之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我国各民族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纽带。中华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了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于一体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16]只有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红色基因传承工程、文化惠民工程等国家项目的实施,还是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打造与传播,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都离不开公共文化服务,特别是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总之,公共服务是现代民族国家内在的维系纽带,而公共文化服务是树立和巩固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理念的最便利有效的途径之一。“现代民族国家的稳定,除了需要提供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获得民众的支持以外,还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的构建,与物质的、具体的公共福利相比较,提供一整套社会公共价值与意识形态体系更加重要。”[17]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无论是引导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还是增强各族人民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都有赖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二、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逻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建设的一般规律,而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一)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随着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进一步完善,特别是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为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基础。

首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物质基础。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博物馆3671个,公共图书馆3217个,文化馆3317个,有线电视实际用户2.01亿户,其中有线数字电视实际用户1.95亿户;年末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9.5%,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9.7%(1)详见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索引号410A04-0402-202202-0006。。2021年,“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已累计设立175个专区,新增资源69849条,全年累计访问约1.92亿次。此外,还完成了4批共计120个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创建[18]。特别是包括边疆民族地区在内的我国现有行政村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网络成为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19]。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

其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法律不断完善,为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法治保障。201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实施,从国家法律层面规定公共文化的具体内涵。201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正式实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正式纳入法治轨道。2021年以来,我国还相继出台了《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等文件,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化标准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这些政策法规不仅明确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等原则,而且涉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协调发展等相关要求,为以公共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完备的法治保障。

最后,国家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为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累了宝贵经验。近年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如流动公共文化服务将高质量公共文化产品送到千家万户,文旅结合广泛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网络媒体成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新高地。而且,全国各地紧密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民族团结进步思想,为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难题

公共文化服务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十三五”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如何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水平,如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日常性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以及公共文化活动开展之中,还面临诸多难题。

一是供给总量相对不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时代越发展,越需要更多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内涵的高水平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一方面,与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普遍不高,突出表现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匮乏、高品质文化事业发展滞后等方面,难以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3]128。另一方面,以民族地区独特的文化资源为基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内涵,各族群众喜闻乐见又易于接受的高水平公共文化产品和项目供给仍总量不足。

二是内容重点急需转变。长期以来,我国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在内容上较为偏重于各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民族地区在实施全国重点文化工程建设中,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组织实施了地方性的重点文化工程建设,促进了本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但往往地方性较为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难题已经从“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转向“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需要与时俱进地作出调整,需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造一大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充分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和项目,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文化形象。

三是供给方式尚待创新。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单一供给模式,社会力量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尽管流动公共服务作为一种创新的公共服务方式,为边疆民族地区居民提供了一种主动、正规、制度化、低廉易得、方便快捷的公共服务[20],但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并无多大变化。事实上,民众和公共文化类社会组织既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参与者、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也是公共文化资源的生产者、创造者。从共同生产者理论视角来看,民众和社会力量通过主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表达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生产,更能达到凝聚人心的社会效果。因为通过主动参与所形成的认同,通常是一种积极的恒久认同。更何况当下互联网成为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自媒体兴起为各族群众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新载体。然而,在互联网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着信息传递方式改变、舆论引导难度增大、网络监管松散、信息真伪难辨识,信息传播不受地域限制、容易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等挑战[21]。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平台创新供给方式,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网上同心圆”,是当前迫切要求。

四是基层延伸有待深入。基层是改善公共文化服务的薄弱环节。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让每一个公民通过公共文化服务感知国家、认同国家。近年来,得益于信息技术的改进与供给方式的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的普及率和覆盖面迅速提升,但如何通过完善数字公共文化服务等现代信息化措施,打通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最后一公里”,还面临财政、人员、项目、语言等诸多难题。譬如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往往以地方性文化占主导,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更多地要求体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国家性,只有深入基层群众,深入地方文化传统,才能将二者有机结合以实现供需双方相对平衡。而且,我国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普遍面临社会资源匮乏、基础薄弱等难题,基层各族群众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动力和能力相对不足,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推进急需夯实基层基础。

五是部门协同需要强化。民族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涉及党和国家工作的方方面面,急需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部门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常涉及到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民委、发改委、财政部等多个部门。无论是过去的“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还是正在实施的“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都需要多个党政部门的紧密协同。另外,已在试点的“兴边富民中心城镇建设”“抵边新村建设”等,也必然包括公共文化服务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内容,在其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各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需要进一步强化。

三、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优化

当前,我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不断巩固,但局部地区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国际势力干扰破坏我国民族团结的风险不容小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其具体路径。

(一)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加强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系建设

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涉及到方方面面,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具体政策举措而言,都应从整体着眼。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与群众日常生活实践相关的文化网络,学术界一般较为重视它的群众性、普惠性、基层性等基本特征。事实上,公共文化服务还具有更加重要的国家性、价值性、公共性等共同性特征。因此,作为一个涉及到多部门多领域的建设体系,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以增进共同性为基本方向。

增进共同性是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普遍规律。文化价值共识不仅构成一个社会中人们行为的共同理念基础,而且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最根本的维系力量[2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强调国家层面最高的社会归属感和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更加强调共同属性,即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精神文化、共同的责任使命、共同的前途命运[2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从思想观念上牢固树立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身份共识、文化共识、价值共识。这也正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目标之一。

增进共同性既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目标,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要改进方向[4]。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国家的基本文化职能,主要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的精神文化需求,但不是所有的精神文化需求都是由公共文化服务来供给,只有那些共同的、基础性的、普惠性的文化需求才由国家公共文化服务来提供。而且,任何国家的公共文化服务都以增进共同性为目标,蕴含着共同的文化价值目标。具体到民族领域而言,随着时代发展,各民族之间,共同性是主要的、主导的,差异性是次要的、从属的。尊重和包容差异不是要固化和强化差异。相反,针对一些过度凸显民族差异性、弱化共同性的问题,要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加以改进。

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国家性。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要贯穿于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过程和全方面,既包括形式上的,也包括内容上的,还包括技术方法上的。如就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而言,既要从祖国大好河山、中华优秀文化遗产、新中国辉煌发展历程中提炼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象征,从内容上注意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共同性、代表性与引领性,还要从传播方式上注意运用网络新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创新,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公共文化服务效果。

(二)以增强认同感为核心,加强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建设

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集形式、内容与传播技术为一体的系统整体。在信息爆炸时代,迫切需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打造高质量高水准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强调政治归属和政治认同,核心是引导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24]。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以增强认同感为核心重点进行内容打造和品质提升。

首先,突出政治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思想文化意识,而是更加强调政治归属和政治认同。放眼世界,政治认同危机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面临的最大危机,涉及对执政党及其领导人、政体、民族国家共同体三个层面的认同。任何一个层面的认同危机都可能导致连锁反应,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当前,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内容建设上首先要深刻领会“两个确立”、自觉践行“两个维护”,推动各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度认同的有机统一。

其次,夯实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具有历史性、长远性和根本性。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通过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在各族群众心中牢固树立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在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既不能把汉族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也不能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历史上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如今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都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25]。这些都是建立在“以中华文化为正统”的基础之上的[26]。因此,在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中,要在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推进各民族文化包容互鉴和创新发展,而不是本末倒置。

最后,提升内容品质。长期以来,内容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短板,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品质还有待提升。在民族地区,蕴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水平文体服务供给还有待加强。当前,无论是学界提出的“文化戍边”方略,还是国家正在积极推进的“文化润疆”“文化惠民”工程,都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智慧力量,打造一批融优秀传统与现代文明、中国特色与人类共情于一体的高水平代表性公共文化服务产品。

(三)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加强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能力建设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强现代文明教育,深入实施文明创建、公民道德建设、时代新人培育等工程,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4]。这既是新时代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观念现代化是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由于历史、经济、社会、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有些民族地区尤其是偏远民族地区,还存在一些思想观念上的误区,如误认为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公共文化服务就是文化同化,误认为本地区本民族的某些陈规陋习是特色文化传统,等等。这些错误的思想观念不仅影响了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际效果,也抑制了本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加强民族地区各级党和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思想引领能力建设,推出一批引领各族群众培养现代化思想观念、精神情趣和生活方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和项目。

在互联网时代,包括边疆民族地区在内的所有民众,对网络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亟增。当今世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最为便捷有效的途径。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和团体以各种方式在互联网上展现风采,如“云上文化馆”流行的抗疫爱心歌曲视频接力联唱,博物馆的“云展览”,文旅部官网开辟的“云剧场”“云讲堂”“云展厅”“云市集”“云赛场”,等等[27]。在边疆民族地区,我国也早已开展“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建设,但与其他领域相比,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仍显滞后。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努力提升各级党和政府及相关部门高水平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的能力。

以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有赖于现代互联网技术,而且必须借鉴现代化社会治理技术。尽管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共性、国家性和意识形态性,但其具体的供给方式还需要进一步现代化。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普遍存在人员不够、人才匮乏、资源短缺等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创新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提升公共文化志愿服务水平等手段来弥补。另外,民族地区差异性大,各级党政部门还要协同合作,努力提升制定如“文化润疆”等体现区域性、精准性的差别化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