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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建设的三重逻辑

2023-08-14瞿晓琳

关键词:民生问题民生中国共产党

瞿晓琳

(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十年我们经历的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之一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1]4。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生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彪炳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历史性胜利”和“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胜利”[1]4,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在准确把握历史任务中积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践逻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生因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逻辑。

一、理论逻辑:坚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1]16,是党的灵魂与旗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切实践始终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民生建设实践也不例外。从中国共产党对为什么要保障和改善民生、怎样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民生建设基本问题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一)“为什么要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马克思主义回答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民生”这一概念,但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以满足广大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追求的思想体系,关注民生乃其应有之义。首先,关注民生是马克思现实地理解世界的突破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思传统和现实镜像。主要体现在关注民生是马克思在“原初的历史关系上”构建唯物史观、终结旧唯物主义哲学和开辟新唯物主义哲学、使其批判理论和解放理论成为可能、确立共产主义理论的原发基地和推动力量。其次,关注民生还内在地包含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生理论与创新理论的生成逻辑中。对民众生活状况的现实关怀,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继承者在某个思想时期的特定设计,而是毕生、全过程坚持的思想传统[2]。中国共产党继承这一传统,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对人民民生福祉始终如一的关切、实事求是的表达、与时俱进的回应,成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未来社会的“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3];社会主义将“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4];“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5]。早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对社会主义表达出热切的期盼。如瞿秋白1925年2月在《世界职工运动状况》一文中就写到:“工人既然有了力量,更加觉悟,便自然发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要根本推翻资本制度,想把那些大工厂、大农场收归公有,人人都做工,人人都过极好的生活,不让少数资本家私人吸大家的汗血。”[6]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是一种过好日子的实践”的认识。尤其是邓小平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第一次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373。这里实际上蕴含着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思想:一是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且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深化了这一认识,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22二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发展生产力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最根本途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则内含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经济制度保障作用。这一论断,既来源于党的实践,又指导着党的实践,为党领导的民生建设实践推进提供了坚强的认识前提。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共产党立党宗旨的朴素表达。早在17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8]413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目标的质性规定层面和比较视域中提出了共产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立党宗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共产党的立党宗旨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结合起来,从诞生之日起就自觉地把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鲜明地写入自己的一切理论与实践中,并提出党的立党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9]1004这个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最朴素的表达“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10],实际上就是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唯一选择就是为人民群众做好事,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拼搏、奉献、服务。”[11]67“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1]46可以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自觉开展民生建设是践行其立党宗旨的应有之义。

(二)“如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马克思主义解答

从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看待民生建设,始终遵循着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的民生水平不是单纯人为主观选择的结果,也不仅仅是收入分配的结果,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协同推进的结果。在百年民生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遵循这一规律,一方面深谙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始终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为民生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强调“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12],“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1]46,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制定并坚定不移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根本路线;另一方面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革等伟大社会革命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使之更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夯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同时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的历史基础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国情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党十分强调民生建设中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始终将发展生产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联系在一起,这也是贯穿百年民生建设始终的一条主线。

从主体力量看待民生建设,始终重视发挥人民在改善自身生活状况中的主体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列宁曾经指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13]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结合中国实际明确提出了“人民创造历史”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9]1031“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14]“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5]17“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1]70按照这个逻辑,民生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也要靠人民自己的努力与创造。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1]19,十分重视发挥人民群众自身在解决民生问题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宏观层面,无论是动员人民支持革命以推翻旧制度、创设民生改善的制度前提,还是号召人民投身火红的建设事业和澎湃的改革事业以夯实民生改善的物质基础和扫除民生改善的体制机制障碍;微观层面,无论是在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上发挥国家、集体、个人三个积极性,还是在解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问题上在坚持国家帮助原则前提下对积极自救主张的切实落实等,无不生动地诠释着人民史观的精要。

二、实践逻辑:在准确把握历史任务中积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百年来中国人民之所以能从世所少见的经济上的贫困走向全面小康的美好生活,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党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善于发挥历史主动性,在准确把握历史任务中积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在准确把握历史任务中积极回应民生问题具有客观必然性

中华民族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和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劫难,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始终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自觉地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根本出发点和终极目的。在准确把握历史任务中积极回应民生问题有其内在机理。

第一,从内涵来看,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6]。民族复兴,从其内涵与外延来看,最基本、最不可或缺、最底线的构成就是民生改善;从其外化形式来看,最直观、最易被个体感知的内容就是人民因民族复兴事业不断向前推进而呈现出来的安居乐业、自然祥和的生存状态和从主观体验上感受到的切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由此可见,积极回应民生问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第二,从主体力量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人民的参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1]70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一党一派孤军奋战的私事,而是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公事,“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7]。如何争取人民的支持和参与呢?马克思强调:“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8]民生问题是人民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因其不断解决而产生的美好生活愿景是人们一切奋斗最原初的、最朴素的动力。因此,积极回应民生问题能凝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力量。

第三,从民生问题本身的特点来看,积极回应民生问题不是一劳永逸的,亦不是一成不变的。首先,必须明确“民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刚性。一方面,从静态来看,民生需求其存在本身就具有刚性。包括基本生存、基本生活、基本医疗、就业、阶段性的免费义务教育、基本养老、居住条件、安全等在内的民生需求,是作为“类”的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首要的前提。正如恽代英在1916年指出:“生命衣食之安全,居住择业之自由,此权利之於人生,殆如空气之不可离,无论其有无义务,皆不得不许其享有之也。”[19]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民生建设上中国共产党有着明确的底线思维,“保障民生”构成党的民生话语体系最基本的范畴。另一方面,从动态来看,民生需求的发展趋势具有刚性,具体表现为整体而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生需求的横向结构会不断拓展、纵向层次会不断跃升。从这个意义而言,“改善民生”构成党的民生话语体系的另一个基本范畴。其次,必须准确把握民生的“动态性”。民生问题既是历史的,又是具体的。在具有刚性特点的同时,不同历史时期的民生问题有其特殊性,即不同发展阶段,核心民生问题是不同的;即便是同样的民生问题,其呈现方式亦会出现不同。即是说,旧的民生问题解决了,新的民生问题又会出现。解决民生问题是人类永恒的课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月在江西调研考察时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20]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始终积极回应民生问题,正是准确把握了民生的刚性特征和“动态性”特点。

(二)积极回应民生问题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向同行

解决民生问题与特定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存在着互动关系。作为党的实践的一个重要侧面,民生建设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展开,呈现出与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历时性实践逻辑相吻合的特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21]3党把致力于解决更为实际的与革命和战争相关的民生问题作为完成历史任务的着力点。1934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曾专门谈到如何关心民生问题。他指出:“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22]正是由于党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关心人民生活,劳苦的人民大众才从“打土豪、分田地”等切身实际生活的改善中深深感受到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得共产党得到了劳动人民的衷心拥护,才出现了“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局面,使党成功完成历史赋予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21]9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呈现出积极回应民生问题的特点。一是根据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以及民生建设的功能作用确定民生建设的方向,把民生建设变成党领导人民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手段;而且将民生建设实践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在许多情况下改造的手段与内容和民生建设的手段与内容合二为一。如农业合作化运动既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措施,也是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的有力举措。二是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视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工程。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这样的工业体系,其基本属性之一在于“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23]。三是在国民经济紧运行状态下,尽管尚不充裕的社会资源优先投向了工业领域尤其是重工业领域,但党仍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使中国总体上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正是因为积极回应民生问题,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一种历史大变动,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反而极大加强了人民团结,并且是在人民普遍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正是在兼顾工业化建设与人民生活的艰辛努力之下,党领导人民把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发展为初等工业化的国家,切实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为民族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重任。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21]14-15在守正和创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深刻把握现实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改革这一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系统。改革具有鲜明的民生取向。这不仅体现在关于改革动因的诘问上,“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7]237;也体现在关于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7]135的相关论述,以及关于判断改革是非得失的“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7]372的标准上;还体现在改革的主要着力领域之一就是民生领域,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改革推进民族复兴的民生逻辑是,通过改革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而赢得人民对改革政策的持续支持与认同和调动人民为民族复兴创造物质条件的积极性。正是因为积极回应民生问题,党依靠广大人民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21]23如何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呢?世界银行曾指出:“历史和近期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国家全面地发展不仅仅是搞好经济和技术的投入,发展还与基本的制度环境——决定如何使用那些投入的规则和习惯——有关。”[24]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基本经验——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进行改革和调适——的深入总结,对制度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根本保障这一现代化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普遍规律的深刻洞悉,以及对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大的阻碍之一在于制度变革相对滞后的现实的准确把握,明确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25]。更为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通过制度的完善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是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鲜明特征。基于人与制度的普遍性关系,党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中仍然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民生领域。一是强化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充分体现和保障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体的基本利益,真正做到“制为民所定、利为民所谋”。如2014年出台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促进社会公平”的制度目标。二是按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15]31,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是围绕着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不断推进制度创新。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制度建设工作要求之一。此期间,民生领域制度化建设最显著的实践就是对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民生立法按下了“快进键”。如出台《社会救助暂行条例》,让弱有所扶有法可依;修改食品安全法,进一步保障“舌尖上的安全”;修改药品管理法,保障药品安全、有效、可及;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聚焦蓝天保卫战,坚持让人民群众呼吸上洁净的空气;修改水污染防治法,聚焦碧水保卫战,坚持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等。尤其是2020年通过、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了全方位的法治保障。民生工作制度化水平的提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26]。

三、文化逻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生因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1]17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正确回答什么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重大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除了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坚定地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指导思想并在之后的实践中保持这种政治定力外,还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生因子贯通起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生因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成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的基本文化逻辑。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民生建设资源

追溯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程不难看出,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与思想精华的重要构成。从春秋战国时期以保民、惠民、恤民、养民、富民为主要内容的孔子、孟子的德治仁政思想,尤其是孟子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到唐代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不朽诗句所充满的士大夫置个人悲苦于不顾而关注底层百姓生存状态的忧民情怀;到太平天国运动初期颁布的带有纲领性的《天朝田亩制度》所描绘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蓝图;再到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誓言以及关于“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27]的论断,均反映出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追求,不仅蕴含着传统中国对创造什么样的美好生活、怎样创造这样的美好生活的基本看法,也为中国共产党民生建设实践的行进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任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28]“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29]

鉴于此,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强调要从我国历史中寻找有利于民生建设的有益经验和启示,而且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照、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生因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间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有力推进了中国民生建设。

(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生因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第一,在为什么要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层面,继承和超越传统文化重视民生工具性价值的取向,逐渐回归民生的目的性价值。从目的与手段的角度,我们可以把民生建设的价值分为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两种不同形态。民生建设的目的性价值是把个体作为价值主体,突出民生建设满足现实个体的美好生活需要;而民生建设的工具性价值则是把社会(通常以国家、政党的形式呈现)作为价值主体,通过增进社会成员的民生福利以达到满足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需要。从一般意义而言,民生建设的目的性价值在民生建设的价值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深刻体现着民生建设的本质方面。通过爬梳传统典籍,我们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富民养民思想。管子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30]孔子在回答冉有如何对待百姓问题时便直截了当地回答“富之”[31]。唐太宗主张以民为本、与民休息,进行贞观之治等。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更是明确指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32]这充分反映了传统中国重视民生的合理性一面。但当我们把“富民”“富之”等观点表达还原至原文背景中,从上下文的整体视角审视时就会发现“富民”“富之”等典型话语并不是目的性用语,而是工具性用语;“富民”“富之”并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性目的,更多是基于阶级对立、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和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而提出的政治主张和采取的相应措施。孟子的“制民恒产”将富民这一阶级统治诉求暴露得淋漓尽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产,放辟邪侈,无不为己。”[33]104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伟大的社会革命历程中,继承了传统文化中重视民生的理念,不仅将传统文化中重视民生工具性价值的取向创造性转化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为了实现革命动员、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改革发展创造条件等;而且主张“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34],在工具性价值层面彰显了党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立场,始终将增进民生福祉作为伟大社会革命的根本目的,逐渐回归民生的目的性价值。如此,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自身美好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一点,已为百年来的历史所见证。

第二,在创造什么样的美好生活层面,将传统文化的小康社会理想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阶段性奋斗目标。小康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概念,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说法,后来,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想的概念在《礼记·礼运》中被提出和阐述,是千百年来中国普通老百姓表达对与其所处时代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经过努力就可以实现的殷实、宽裕生活状态的向往和追求的一个通俗词汇。中国共产党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中的“小康”追求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阶段。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使用了“小康之家”“小康的状态”“小康的国家”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式的现代化”。后来,他又陆续提出小康水平、小康社会等概念。党的十二大在展望未来时更是将“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35]作为20世纪最后20年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实现之后民生领域可能出现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将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确定为“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二步要实现的目标。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我国人民生活在 20 世纪末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36]1369但是,总体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小康,巩固和提高业已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为此,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宣布:“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36]1369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间表,即“我们要在本世纪头 20 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八大在2002-2012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作出了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的科学判断并提出新的目标要求。又经过近十年的接续奋斗,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可以想见的是,全面小康社会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存在方式,为实现人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奠定了坚实基础。总之,小康社会理论与实践既传承了千百年来中国人心目中的“小康”理想,又反映了对当代中国国情的现实观照;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搭建起了东方大国摆脱绝对贫困与实现现代化的桥梁通道,这符合国情、符合人民愿望,已经而且必将继续利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

第三,在怎样创造美好生活层面,将传统文化以土地和税赋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民生政策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同时在多方面实现创新性发展,处处彰显人民主体利益。传统文化的民生政策在现实运动中的实际举措,最为主要的就是土地和税赋制度。孔子主张“籍田以力”,认为需要将土地和劳动力按适当的比例对等分配,赞成“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37]。孟子针对战国时期战火连绵、各国不停地加重赋税、征发百姓服徭役、百姓苦不堪言的情况,明确指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33]300这些主张一方面利于国家土地更为有效地被耕种,另一方面也的确给老百姓带来了好处,因此被后世所传承,类似“宽其役,薄其赋,不幸而罹乎水旱,则蠲征以苏之,开粜以济之”[38]的民生主张不胜其数。传统中国这些民生政策的合理性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方式所传承,尤其是制定、执行和调适土地政策构成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理论与实践的主轴之一、取消农业税和增加农业补贴等具体措施,充分体现了对传统民生追求的延续、传承和突破。不仅如此,在如何保障和改善民生上,中国共产党还体现出相对于传统民生思想与实践明显的创新性发展。一是民生建设过程的持续性。与传统民生措施多出台于统治阶级逢吉遇喜时的“恩赐”进而呈现出间歇性特征不同,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民生建设“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11]55的持续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制定实施的步步落脚于民生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二是民生建设内容的丰富性。与传统惠民内容多集中于徭、役、赋、税等几个类别不同,中国共产党主张不分种类、不分内容的惠民,其丰富性乃传统中国所不能及。仅从1923年党的三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目标要求部分第17、18条的相关论述,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该草案规定:“17.农民利益的特别要求:A、划一并减轻田赋,革除陋规。B、规定限制田租的法律,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C、改良水利。D、改良种籽地质;贫农由国家给发种籽及农具。E、规定重要农产品价格的最小限度。18.工人利益的特别要求:A、废除包工制,承认工会的团体契约制(工会议定雇用条件)。B、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禁止做日工者续做夜工。C、每星期应有三十六小时以上的继续休息。D、女工与男工之工资待遇一律平等;生产期前后六星期之休息,不扣工资……”[39]三是民生建设依赖力量的人民性。传统民生理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即是说老百姓的民生状况能否得到改变或改善,不是由老百姓自己做主,而是完全取决于、依赖于统治者是否有让利于民的主观意愿,这就使得传统社会民生改善具有很大的或然性和不确定性;而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基本分析工具传承传统民生观,对民生建设依赖力量有了新的认识,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自己美好生活的力量来源,是“人民”而不是“帝王”决定着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与否。这样,就更能有效激发人民投身民生建设的内在动力。

正是基于对上述三层逻辑的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民生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40]。同时,我们也清醒看到,我国民生建设领域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如“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1]14,加之民生问题本身的普遍性特点,未来的民生建设仍任重而道远。但是,只要我们遵循民生建设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文化逻辑,准确把握民生建设的内在规律,更能被人民认可、更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美好生活一定是可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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