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琳

内容摘要：《威尼斯商人》因其无与伦比的语言魅力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独具特色，为探究其译本对等的实现方式，本文通过科勒等值理论分析《威尼斯商人》朱译本，发现其译文大都遵循了五种对等，存在不对等的情况是因为译者考虑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并试图实现译文与原文效果的一致性，从而进行了创造性翻译。

关键词：科勒等值理论 《威尼斯商人》 翻译

莎士比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语言优美，结构精巧，情节引人注目，具有很高的文学和审美价值。《威尼斯商人》是其作品中讽刺意味最强的一部，自20世纪初便引入了中国，随后众多中译本相继问世，其中朱生豪译本因通俗流畅的表达在国内广受关注。

目前已有许多学者研究了《威尼斯商人》的中译本，然而，很少有文章从科勒等值理论出发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基于科勒等值理论分析朱生豪译本对等的实现方式，促进该理论在实际翻译行为中的灵活运用，拓宽戏剧翻译的研究，为今后翻译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有利于汉语读者更好感知外国作品，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一.《威尼斯商人》中译本研究回顾

1856年，莎士比亚由传教士引入中国，而他的戏剧直到20世纪初五四运动之后才被翻译成白话文。以往对这部作品中译本的相关研究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都有涉及。在微观翻译研究中，学者常用翻译理论研究译本，探寻合适的翻译策略。例如，严少车、谢世坚（2016）在功能对等理论的指导下比较了朱生豪、梁实秋《威尼斯商人》译本中典故的翻译，指出典故翻译的关键在于保持原作魅力的同时传递相应的文化内涵；谢世坚、袁翠苓（2018）在多元系统论的视角下，对比了该作的三个中译本，发现多元系统理论在解释影响翻译策略的因素中，忽略了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 陈彦君、任朝迎（2020）从译者审美主体性的三个角度对比分析《威尼斯商人》两中译本的翻译策略，提出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再现原文的艺术美。

之后，学者们开始关注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权利、社会意识形态、道德标准等宏观因素对译者的影响。劳拉·怀特的译本故意淡化基督教思想，迎合中国读者，但却以某种非基督教的方式传播基督教（Yang， 2015）；朱生豪使用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是受到了抗战历史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覃小明，2017）；劳拉·怀特和梁实秋分别用源文化和目的语文化重新塑造了夏洛克和犹太人的形象，因此可以运用一种融合了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词汇进行翻译（Gao， 2018）。

二.科勒等值理论

对等作为西方翻译理论的核心概念，在国内外翻译理论界引起了广泛讨论。为了回答什么是对等以及如何实现对等，科勒提出了确定翻译对等关系的五种类型，即外延对等、内涵对等、文本规范对等、语用对等和形式对等（Koller， 1995： 197）。

（1）外延对等：指语言外部内容的对等，是语篇因素与对应关系相互作用而获得的。在此对等关系的指导下，翻译的任务就是实现语言之间潜在的对等。

（2）内涵对等：科勒认为，内涵是翻译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只能达到近似对等。在翻译中，可以通过近义词来传达文本的内涵意义。他将这种语境下的对等概念称为“内涵对等”，这同其他学者所说的“风格对等”相似。在寻找合适对应词实现对等的过程中，译者不断面临着选择，而这只能建立在对源文本内涵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

（3）文本规范对等：不同类型的文本都有与其相适配的语篇和语言规范，与这些规范相關联的对等被称为文本规范对等。在翻译不同类型的文本时，译者应根据文本的特点确定相应的翻译方法甚至文本结构。由于原语和目标语在词法、句法、篇章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两种语言传递信息的方式不同，因此，译者有必要增加或删除特定的内容，保证译文通顺流畅。

（4）语用对等：等同于奈达的动态对等，指为特定的受众进行翻译，译者应考虑文化背景、交际情境和目的语接受者等因素，产出可接受的译文，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文的“丢失”，从而实现交际功能。

（5）形式对等：与原文本的形式美学特征相联系，并考虑到文字游戏、修辞手法和风格特征等方面，译者需要在理解原作者创作意图的基础上，保留原文的特点，使用合理的词汇、诗体以及修辞等，再现原文的审美效果。

与奈达提出的动态对等相比，科勒等值理论提出的要求更加明确、具体，为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该理论是具有一定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旨在提供可行的翻译路径和思路，并未要求译者同时遵循以上提到的五种对等，而译者可以根据语境和文本交际目的，选择合适的表达，发挥译者主体性，进行创造性翻译，从而增强译文的流畅度和可读性。

三.《威尼斯商人》朱生豪译本等值的实现

（一）外延对等

外延对等指译者要关注原语和目标语词汇层面的对等，为了实现这一对等，科勒将其细分为五种类型：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一对零和一对部分（Koller， 1979： 228）。

1.一对一

一对一对等是指原语词汇可以在目标语中找到对应的表达，该对等的实现通常采用直译的方法，然而目标语中往往存在同义变体，阻碍翻译活动顺利进行，所以为保证译本通顺易懂，译者不应直接照搬词典上的表达，而是要多加揣摩后再做选择。

例1：Whiles we shut the gate upon one wooer， another knocks at the door.

译文：正是——垂翅狂蜂方出户，寻芳浪蝶又登门。（第一幕第二场）

这是剧中鲍西娅在看到许多声称已经爱上她的“追求者”感到失望时所说的话。朱生豪先生对“wooer”一词的处理独具匠心，他并没有被词语的字面意义所捆绑而简单地将其翻译为“追求者”，而是对该形象进行延伸，选择了“狂蜂”和“浪蝶”这两个文化负载词与其对应。中文中，“狂蜂浪蝶”是一个四字成语，用以比喻轻薄放荡的男子。因此，朱生豪根据语境，在译文中使用了这两个同义词来翻译“wooer”，完美地保留了原文的意思，实现了一对一对等，不仅让汉语读者对故事着迷，也让语言本身充满了魅力。

2.一对多

一对多对等意味着原语表达在目的语中对应多种表达方式，特别是一词多义现象。译者的工作则是根据技巧、知识、对原文的深刻理解甚至是想象力，同时考虑交际意图，选择最合适的表达。

例2： LAUNCELOT： I beseech you， sir， go： my young master doth expect your Reproach.

SHYLOCK： So do I his.

译文：朗斯洛特：老爷，请您一定去，我家少爷在等着您赏光呢。

夏洛克：我也在等着他赏我一记耳光哩。（第二幕第五场）

这是善于投机的仆人邀请夏洛克时两人的对话。原文中夏洛克的回答省略了“reproach”，运用了双关的修辞手法，从朱译本可以看出，他对原文的双关意义把握得恰到好处，并且用中文巧妙地表达了出来。“Reproach”的意思是“责备；指责”，如果译文只运用直译传达该词的表面意义，目标语读者便会迷惑不解，不知所云。因此，朱生豪采取了意译的翻译策略，基于语境将“reproach”一词翻译为“赏光”和“赏一记耳光”，用中文表达了两种不同的含义，字里行间的节奏和生动的文字，让读者深刻感受到莎士比亚笔下人物的情绪。

3.一对零

一对零对等是指目标语中并不存在能够准确传达原文意思的表达，也就是词汇空缺现象，特别指文化负载词，这一类词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只进行词汇层面的变换是无法实现对等的，所以通常通过添加注释的方法尽可能填补空缺。

例3：...and her sunny locks

Hang on her temples like a golden fleece;

Which makes her seat of Belmont Colchos strand，

And many Jasons come in quest of her...

译文：她光亮的长发就像是传说中的金羊毛，

把她住的贝尔蒙特变做了神话中的王国，

引诱着无数的伊阿宋前来追求她。

（注：伊阿宋，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远征黑海东面的科尔喀斯取金羊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成功。）（第一幕一场）

该例中，巴萨尼奥向他的朋友安东尼奥解释了他为什么想借钱去贝尔蒙特，巴萨尼奥用希腊神话来描述一位名为鲍西娅的女子的美丽容貌：伟大的英雄伊阿宋克服重重困难最终获取金羊毛。而希腊神话中的各种形象在中华文化中并不存在，因此，朱生豪先生为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提醒目标语读者该词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并没有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简单地译为“金羊毛”，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将其增译为“传说中的金羊毛”。此外，他将“Colchos strand”翻译为“神话中的王国”，巧妙自然地与上面“传说中的”相对应。最后又在结尾处添加注释，对这一神话故事进行了简单介绍，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文本含义，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清晰地传达了原文信息，激发读者积极探索语境的内在关系，从而进一步加深读者对典故背后文化的理解。

（二）内涵对等

众多学者将内涵对等视为“风格对等”，该对等的标准涉及正式程度、社会用法、地理起源、风格效果、感情色彩等多个维度。

例4：Your father was ever virtuous; and holy men at their death have good inspirations.

譯文：老太爷生前道高德重，大凡有道君子临终之时，必有神悟。（第一幕第二场）

尼莉莎的这番话是对鲍西娅父亲的赞美，他是一个聪明人，却让自己女儿的婚姻大事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尼莉莎赞扬鲍西娅的父亲，不仅是因为她父亲的善良，也是为了安慰她。朱生豪先生的译文中运用了“道高德重”、“有道君子”、“临终之时，必有神悟”此类四字词语，增强了译文的流畅性，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中文的这种语言美在英文中是难以实现的，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因为鲍西娅家境优越，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家里的仆人也能说出这样的话。相应地，译文中使用的词语和表达也是受过教育的人才能说出来的，所以译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内涵对等。

（三）文本规范对等

不同类型的文本有着不同的语言规范，语义、语法结构和表达方式等都会影响对等的实现，因此译者需要根据文本类型特点来确定翻译策略和风格。《威尼斯商人》是一部戏剧，以书面形式创作的剧本最终是要借演员之口呈现的，因此，剧本要通顺可读，便于理解、欣赏，力争达到戏剧翻译的理想状态：“读者顺眼，观众入耳，演员上口”（余光中，2000： 127）。

例5：Such a hare is madness the youth， to skip oer the meshes of good counsel the cripple...

译文：年轻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藩篱。（第一幕第二场）

考虑到这部作品是一部戏剧，朱将其译为流畅的中文口语化表达，在处理整个句子的过程中，根据原文内容和汉语习惯创造性翻译，原文中“cripple”一词的字面意思是“残疾的”，朱在充分理解语境的基础上，使用了“老年人”一词，同前半句的“年轻人”对应。同时，翻译“the meshes of good counsel”时，他还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将其译为“理智的藩篱”，既忠实于原文又表达了深刻的含义，便于观众更好理解作品。因此，他的翻译遵循了戏剧翻译的要求，实现了文本规范对等。

（四）语用对等

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译者关注的重点不应只是字面上的对等，也应注重交流的有效性。因此，译者要不断地调整表达方式，保证目标读者能够理解译文，相当于奈达的“动态对等”。

例6：From stubborn Turks and Tartars， never traind.

译文：即使铁石一样的心肠，从来不知道人类同情的野蛮人。（第四幕第一场）

对照原文和译文，可以明显发现译文实现了语用对等或奈达的动态对等。若译文过于刻板，语言则会失去原有的魅力，甚至变得晦涩难懂。朱生豪先生意识到，如果一味坚持绝对对等，把“Turks and Tartars”翻译成“土耳其人和鞑靼人”，一定不利于读者或观众的理解，因为原文的内涵会在翻译过程中丧失。相反，他选择了上义词“野蛮人”，不仅避免了种族歧视，也给观众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去思考“野蛮人”究竟指的是什么人。朱生豪先生发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无韵诗无法在中文中完美表达，因此采用白话文——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一种新兴文体形式，填补词汇空缺的同时易于汉语读者理解。

（五）形式对等

形式对等关注的是原文的形式和美学（Munday， 2001： 75），针对的是韵律、句法、修辞手法等风格特征方面的对等。

例7：“But were the day come， I should wish it dark，

That I were couching with the doctors clerk.

Well， while I live Ill fear no other thing

So sore as keeping safe Nerissas ring.”

译文：“不惧黄昏近，但愁白日长；

偏偏书记俊，今日喜同床。

金环束指尖，灿烂日生光；

唯恐娇妻骂，莫将弃道旁。” （第五幕第一场）

这是安东尼奥在意识到“戒指骗局”真相后的悲叹，朱生豪先生基于自己在文学尤其是古诗创作方面无与伦比的才华将这段苍白的独白译成了一首优美的古诗。原文文本押韵[k]和[ ]，而朱生豪先生的译本则以诗的形式押韵后鼻音[ang]，在其翻译中，大多类似的文本都是以文言文的形式呈现的。译文中都只用一个汉字如“惧”、“愁”、“束”、“生”、“恐”、“弃”表达动词，引出名词，恰当地烘托了忧伤的气氛。其翻译没有达到形式上的对等，而是打破了原文的表达方式，将原文与中国古诗的结构融为一体，在节奏和韵律上的巧妙安排，让译本达到了极大的和谐。因此，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化的转换，更是“再创造”，这也体现了朱生豪先生在此例中所运用的“归化”翻译策略。

本文基于科勒等值理论，以《威尼斯商人》朱生豪译本为例分析如何将对等应用于翻译实践后发现，首先，朱译本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科勒等值理论的五种对等，实现对等的过程中，译者采用了直译、意译、注释、增译等多种翻译策略。其次，部分内容没有实现对等，是译者为了保持语义和语境效果的一致，便于译入语读者或观众接受，对词汇的选择和译文的表达仔细斟酌的结果。第三，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翻译过程中往往遇到词汇空缺现象，因此，译者需要找到合适的对应词或添加注释从而实现对等。本论文丰富了分析《威尼斯商人》译本的理论，为科勒等值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更多实践资料，力求为该理论在戏剧翻译中的应用做出实质性贡献，提高相关翻译的质量。

参考文献

[1] Gao， Xiu. “The Image of Jews as Constructed by Lexical Items： Translations of Shakespeares The Merchant of Venice as a Case in Point”. European Judaism， 2018， 51（2）： 205-212.

[2] Koller， Werner. Einführung in die ？譈bersetzungswissenschaft （Research into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Herdelberg-Wiesbaden： Quelle und Meryer， 1979： 228.

[3] Koller， Werner. “The concept of equivalence and the objec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arget， 1995， 7（2）： 197.

[4] Munday， Jeremy. Introduc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75.

[5] Yang， Huilin. “Christian implication and non-Christian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Merchant of Venice in the Chinese context”. 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s， 2015， 1（1）： 82-90.

[6] 陈彦君，任朝迎.戏剧翻译中译者审美主体性研究——以《威尼斯商人》为例[J].英语广场，2020（25）： 17-20.

[7] 覃小明.意识形态对朱生豪翻译策略的影响——以朱的《威尼斯商人》手稿为例[J]. 海外英语，2017（14）： 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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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谢世坚，袁翠苓.多元系统理论观照下《威尼斯商人》译本的对比研究——以梁实秋、朱生豪和方平译本为例[J].邢台学院学报，2018 （04）： 139-143.

[10] 嚴少车，谢世坚.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威尼斯商人》的典故翻译——以朱译本和梁译本为例[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02）： 112-116.

[11]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127.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