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杰

摘要：市民社会贫困问题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共同关注。对贫困问题的批判从原则上来看属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反思，黑格尔通过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认识到现代工业生产导致市民社会产生难以消解的贫困问题，这是其激进性的表现，其保守性则在于最终未能找到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案。马克思则通过政治经济学范式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展开总体性批判，系统回答了作为劳动贫民的工人阶级何以劳而不富，提出要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重建个人所有制来解决贫困以及相关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

关键词：市民社会；贫困；资本批判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23）03-0036-09

《法哲学原理》是近年来黑格尔研究以及黑格尔与马克思学术思想关系研究的热门书籍。在2000年之后兴起的空间生产研究中，新马克思主义者大卫·哈维曾经以《法哲学原理》中“市民社会内部辩证法运动”为出发点，以空间生产为结合点建立起黑格尔同马克思在市民社会与贫困问题上的联系。该研究既标志着学术界关于黑格尔与马克思学术思想的研究开始进入经济哲学领域，同时也表明了黑格尔与马克思在贫困问题上都不约而同地进行了经济学思考。虽然当时黑格尔对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学思考并未达到泰勒所说的“令人惊讶的程度”，但正如里德尔所指出的那样，“在当时的德国观念论哲学中，黑格尔对从詹姆斯·斯图亚特到亚当·斯密和（在1821年《法哲学原理》中）大卫·李嘉图这些英国经典作家的最先进的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接受是绝无仅有的。”[1]135在国内已有的黑格尔与马克思贫困思想的讨论中，主要呈现两种倾向：一是拔高黑格尔关于“贫困”与“贱民”的思考，将其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相联系，认为“无产阶级”是对“贱民”的某种政治性重构；二是以简单的形而上学来弱化黑格尔对于贫困问题的经济学思考。这些讨论不利于解释马克思与黑格尔如何在现代性贫困问题上相遇，也无法解释马克思是如何在黑格尔的贫困研究中走向理论自觉。

一、现代社会的苦恼：黑格尔关于贫困问题的思考

虽然黑格尔的《伦理体系》《耶拿体系草稿Ⅰ》《耶拿体系草稿Ⅱ》《法哲学原理》都涉及贫困问题，但贫困只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一个较小的理论形态，并非其核心范畴。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贫困问题成为西方思想家研究黑格尔与马克思学术思想关系的重要切入点。洛苏尔多曾说：“我们已经看到了黑格尔是怎么把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比作一个奴隶的：一个连贯的思路导向了马克思对‘雇用奴隶的谴责；决非偶然的是，青年马克思已经参加过甘斯做的讲演，后者正是《法哲学》的出版者。”[2]221因此，贫困是黑格尔和马克思进行市民社会批判的重要维度，而黑格尔则首次将贫困问题置于现代世界中进行研究。

（一）黑格尔关于贫困问题的提出与成因分析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物质关系和经济制度，是贫困产生的土壤。贫困并非市民社会偶然的副产品，而是市民社会固有矛盾的体现。“市民社会在这些对立中以及它们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既提供了荒淫和贫困的景象，也提供了这两者所共同的生理上和伦理上退化的景象。”[3]199因此，黑格尔所研究的贫困并非广义上的物资匮乏，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市民社会进展顺利且整体上日益富足的时候，日益增多的独立个体陷入贫困之中。同时在家庭向市民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个人由被家庭和爱所庇护的成员转化为处于普遍性联系中的、能展开经济活动的独立个体。市民社会使它们或多或少地丧失了一些庇护，例如“受教育和学技能的一般机会，以及司法、保健，有时甚至于宗教的慰藉等等。”[3]243关于贫困的成因，黑格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分析。

第一，劳动异化导致贫困。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现代世界的产儿，它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依赖，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被纳入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结构中，这种普遍的相互依赖强化了劳动分工与机械化。一方面机器逐渐代替劳动者而导致劳动者的贫困，另一方面劳动最终使人完全依赖于自己创造出来的力量、且在这种力量面前完全无能为力。这种力量注定使一個群体在“劳动与贫困中过着原始的生活，使他们迟钝呆滞，只有这样，别人才能积累巨额财富”[4]119。财富只能以一个群体的贫困为代价才能建立起来。第二，等级的产生。以对自然产物的加工制造为职业的产业等级是市民社会的主体力量，其追求利润的天性以及财富自身具有的积累和增殖的倾向，驱使该等级无限制地参与到市场交换中，“工厂和制造厂以一个等级的贫困为代价才能建立起来”，[4]119因此而造成财富和贫困在两级的积聚。第三，劳动与满足需要之间的矛盾导致贫困。个体对社会财富（普遍财富）的分享，主要受到资本和技能的制约，由此产生因个体财富和技能的不平等而导致的贫困。由以上分析可知，黑格尔其实已经将贫困的根源直接指向了劳动分工、私有财产以及现代工业生产方式。

因此，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贫困的批判并非简单沿用浪漫主义或者伦理主义范式，也没有停留在所有权批判层面，而是尝试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去洞察市民社会。虽然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并未像马克思那样建立起科学的、规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但通过他对市民社会贫困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黑格尔已经认识到现代工业生产导致了市民社会难以消解的贫困问题。他虽然尝试探讨解决贫困问题的路径，但最终仍基于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不可违背而放弃。对此，黑格尔也发出慨叹：“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3]245

（二）黑格尔关于贫困问题的解决路径

在黑格尔那里，贫困问题的出现不仅阻碍了个体特殊性欲求的满足，更重要的是它影响到市民社会向国家的过渡，即“国家”的实现。在解决贫困问题的路径中，黑格尔主要从两方面入手：市民社会内部的自我调节以及国家力量的调节。其中，市民社会内部的调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救济，包括慈善事业、济贫税、财团和私人的救济。黑格尔认为，直接救济使“穷人用不着以劳动为中介就可保证得到生活资料”[3]245，虽然直接救济能使穷人维持基本生活，但却与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相违背，也损害了个体的独立自尊。因此，黑格尔否定了直接救济。二是提供就业。“生活资料通过劳动（通过给与劳动机会）而获得，生产量就会因之而增长。”[3]245为穷人直接提供就业机会又会破坏生产量与消费量之间的平衡，导致生产过剩，进而使市民社会陷入困境，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关注的“生产过剩”问题。三是海外扩张。当生产远大于消费，人口增长出现困难时，市民社会就会被驱使向其他民族扩张，寻求消费市场以及生活资料，即“市民社会辩证法”。黑格尔将此作为解决贫困的重要路径，试图在新的土地上重新“回复到家庭原则”，且在工业上创造新的消费需要和生产空间。但黑格尔未料到的是，以现代工业生产为内核的市民社会海外扩张所引起的是工业生产方式的扩张，包括贫困的再产生。因此，对贫困问题的市民社会内部调节方案，黑格尔其实进行了逐步否定，并且在这种否定中揭示了市民社会在整体上虽然财富过剩，但在救济贫困上却不够富足，它有责任救济贫困，但却没有能力解决贫困。

贫困与财富的并蒂而生以及市民社会自身救助政策的无效促使黑格尔转而提出通过国家干预解决贫困问题。但黑格尔的国家干预方案其实也面临着困境。从法哲学体系的建构来看，黑格尔认为必须要保持市民社会的自治与独立性，国家干预也仅限于外部控制，而非简单接管经济活动。他以古代埃及和亚洲为例说明国家接管了市民社会的功能将变成经济企业家，他强烈反对这种侵害自由的体系，同时警告国家这种保护弱势群体的热情会导致其直接干涉经济活动。在黑格尔看来，不管市民社会自身存在多大缺陷，都不应当直接被国家管制。

因此，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贫困问题的解决路径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假如他把国家置于经济活动之外，那么市民社会的成员与群体也处于国家之外，市民社会由于自身调节能力有限无力解决贫困问题；假如他提出国家以某种方式直接干预市民社会，那么他对市民社会和国家所做的区分也将无效，这将导致黑格尔试图通过差异而走向融合的整个中介体系（市民社会）和辩证过程走向坍塌。黑格尔虽然讨论了各种缓解大多数工业贫困者的方案，这种讨论显示了他对于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下贫困的深刻理解，但他对这些方案的进一步否定也暗示出他最终还是不能解决贫困问题。因此，黑格尔郁闷地评论道：“没有一个人能对自然界主张权利，但是在社会形态中，匮乏立即采取了不法的形式，这种不法是强加于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3]245

二、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黑格尔解决贫困问题的无能为力

以色列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艾维娜瑞认为，黑格尔针对市民社会的贫困问题有一种基本的思想诚实，即他在描述现代社会在其有差别的结构中如何通过中介来克服它自身的问题时，黑格尔坦白承认自己无法解决市民社会在现代背景下的贫困问题。艾维娜瑞声称：“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这是他唯一一次提出了一个问题并任其悬而未决的地方。”[4]195与其持相同态度，鲁达也认为：“尽管黑格尔讨论了一系列解决贫困的方法，他也清楚地指认，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克服这个问题。”[5]162黑格尔对贫困问题的解剖与对解决贫困问题无能为力的坦诚恰恰道出了其仍囿于市民社会本身，也揭示了黑格尔在面对市民社会时的矛盾态度。

首先，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贫困的激进态度。黑格尔的激进性主要表现为他基于国民经济学理论展开的对市民社会的剖析，包括贫困的必然性、“贱民”的形成。他充分肯定了市民社会对于自由实现的制度性意义，认为财产权是“人格的定在”[3]59，“我借助于所有权而给我的意志以定在，所以所有权也必然具有成为这个单元的东西或我的东西这种规定。这就是关于私人所有权的必然性的重要学说。”[3]55因此，黑格尔将人格设定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这使得黑格尔极力为私有财产制度辩护。贫困甚至于“贱民”的产生使黑格尔意识到私有财产的被剥夺本质上是对该群体人格的直接否定，贫困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人之生存需要的不能满足，而且是被剥夺了人格、自由与人性的困苦。同时，黑格尔探讨了贫困产生的根源。在提出需要、手段和享受的无限性和细致化会产生奢侈与贫困的积聚之后，黑格尔继续指出，在同一过程中，“贫困跟对它进行无限抵抗的物质有关，即跟成为自由意志所有物的那种特殊种类的外部手段有关，因此，这种物质的抵抗是绝对顽强的”[3]208。在这里，黑格尔将贫困与私有财产联系在一起。黑格尔既将私有财产权作为其整个伦理制度的基石，又指认它对市民社会的贫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将贫困的矛头指向私有财产，其激进性显而易见。

其次，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贫困的保守性态度。相较于黑格尔揭示市民社會贫困成因的激进性而言，他在解决贫困问题的路径探索方面是保守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关于现代商品生产社会的本质论述，尤其是关于劳动分工、机械化、现代工业生产的论述，已经在向我们表明现代社会是如何将整个劳动阶层陷入贫穷与匮乏，就在我们以为他应该进一步讨论怎样对这个社会进行根本改造时，他却无所作为。他逐一否定了市民社会的自救方案，并分析了这些方案引起其他问题的可能性，最终将解决方案指向国家，试图将贫困纳入一套能够融合并适应它的体系。尽管黑格尔承认市民社会存在诸多问题，但他仍然对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持肯定态度，因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性活动孕育了普遍的相互依赖的体系，它“作为人的自由意识的实现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环节，被黑格尔融入其体系之中”[4]186，并从属于国家的更高的普遍性。因此，黑格尔不能否定特殊性原则，它是个体实现自由的基础；不能否定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它孕育人的普遍性；不能否定私有财产，它是人格的设定。他一方面批判贫困的产生，另一方面承认其产生的必然性，市民社会的制度安排决定了该问题的不可解决性。所以，黑格尔解决贫困问题的保守性“症结”主要集中于市民社会的“有责任、但不能”。

最后，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贫困问题的局限性。如前所述，黑格尔的激进性在于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剖析，他指出：“大量的人口注定要在工厂、制造业和矿山中从事完全机械的、不健康的、不安全的低技术水平的劳动。由于外国发明等造成的[新的生产]方式或者改良，养活了一个大的阶级的工业部门一夜之间便垮掉了，所有这些人随之陷入他们自己无能为力的贫困之中。巨贫与巨富之间的对立出现——万般无奈的贫困。”[1]152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黑格尔并未能深入到这些概念中，至少未能在对市民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剖析时将这些概念系统地结合起来。它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贫困问题的批判深度，另一方面也阻止了黑格尔在该问题上的继续深耕。

因此，贫困问题对于黑格尔来说是复杂而特殊的。复杂在于他尖锐地指认了市民社会的现代工业生产是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且这种贫困并非市民社会的偶然现象，而是其本身固有矛盾的体现，但他面对这种困境却无能为力，或者承认并接受了市民社会的“有责任，却不能”，本质上放任了贫困问题的产生及深化。特殊在于市民社会的贫富分化无法使整个社会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实现真正的统一，作为特殊性的个体无法意识到自身的实体性，作为普遍的实体则由于缺乏个体特殊性而陷入空虚。因此，个体在精神层面无法意识到他与共同利益的同一性。解决贫困问题的无能为力影响了黑格尔关于国家建构与伦理实现的思考。

三、逻辑理路：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贫困问题批判的三重逻辑演进

尽管黑格尔试图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市民社会的贫困展开批判，但他并未完成对贫困问题的反思。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狂飙突进，黑格尔关于贫困问题的认识局限性也日益明显，这一问题最终在马克思那里得到解决。回到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贫困问题批判的历史语境中，可以发现，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贫困问题的批判经历了三个阶段，建构出三条不同但相互联系的逻辑理路。在1843年之前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主要在“国家”和“法”的范围中探索贫困的根源以及消除贫困的路径，在本质上还未脱离黑格尔关于贫困问题分析的范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主要以私有财产为对象批判了异化劳动下贫困问题的产生，此时已初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影子。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群中，马克思已经以资本逻辑为核心对现代社会进行总体性反思，并最终完成对贫困问题的批判。准确把握马克思在不同阶段关于贫困问题的批判，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黑格尔的贫困理论如何为马克思提供反思与批判的对象，无论如何，正是经由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即黑格尔的引荐，青年马克思才最终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并确立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另一方面则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关于贫困问题的认识是在何处以及如何超越黑格尔的。

第一，《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从“法学的和伦理学的角度”阐释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探究致使群众贫困的根源。在林木盗窃事件中，马克思坚定站在贫民的立场上，为贫民捡拾枯树枝做无罪辩护。但在做无罪辩护时，马克思发现一个事实，即现实中的“法”维护的总是有产者的利益，省议会不仅把立法权变成了维护有产者私人利益的工具，而且还将“国家贬低到私人利益的思想水平”[6]261，但这种立场是与法的概念全然相悖的。因为在此之前，马克思仍将“法”视为理性和正义的代表。但在他面对市民社会中的贫困问题时，发觉理性的法与私人利益呈现出尖锐的对立。这样的“法”不仅不能维护贫民的物质利益和生存权利，反而加剧了贫困甚至导致新的贫困的产生。在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贫困的事件中，马克思批驳了普鲁士当局将贫困归咎于自然条件和管理失职的做法，他认为私人状况和国家的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贫困，并将矛头最终指向国家，“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国家管理机构无关”，“只有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才构成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现实状况”[6]364。行政当局和国家的不作为恰恰是农民致贫的重要因素。由此可知，马克思在面对现实的贫困问题时，他所坚信的理性世界观并不能够直接对贫困问题做出有价值的判断，理性的法与具体的现实发生了严重冲突，因此，在“理性的法”范围内寻求贫困问题的解决路径是不可能的。经由贫困问题的思考，马克思开始对理性世界观产生怀疑与动摇，并以此来检验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理性正当性。这一方面表明马克思开始探讨私有财产、官僚与国家在现代贫困问题上的责任，这实质上对黑格尔的伦理观构成严重挑战；另一方面则表明马克思的世界观开始发生转变，并指引他进一步走向政治经济学。

第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直指国民经济学遮蔽了贫困的事实，并指出贫困根源于异化劳动。在《手稿》中，马克思主要批驳了国民经济学认为私有财产具有永恒性的观点。从国民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私有财产是当前的既有事实。以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私有财产看作是天然的、而未看到它只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而将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作为永恒的存在，这样一来就导致了无视与掩饰资本对工人的支配和统治，从而将无产阶级的贫困看作是一种合理的社会现象。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工人的贫困与劳动生产及其方式紧密相连。“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7]157其原因在于“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7]157，即作为人类生命活动体现的对象化劳动已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蜕化为谋生的劳动——异化劳动。这种异化劳动最终导致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分离，集中表现为人与自然界的异化、人与自身的异化、人与劳动的异化、人与他人的异化。在异化劳动下，工人处于绝对贫困的境遇中，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但不能占有劳动产品，必须以高价购买商品。而工人在必须通过生产产品满足生存的同时，也不断的生产出劳动与雇主之间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就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工人的贫困在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辩证运动中愈加严重。

第三，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群中，马克思建立起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对现代社会的总体性批判，完成了对现代贫困的反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中，马克思首次将贫困问题纳入资本增殖的宏大历史叙事中，提出了应该对贫困问题加以资本发生学的确认，正式开启了对现代贫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认为，现代贫困与资本主义起源具有历史同步性。在原始积累中，“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现实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8]821，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直接剥夺使生产者被抛入劳动市场成为雇佣工人，这是建立起资本主义生產关系的重要前提，超经济因素（国家、法律等）协助新兴资产阶级将工资限定在有利于提高利润的界限内，通过延长工作日使工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的正常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死亡。这既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前提，也是劳动者陷入并被束缚于现代贫困的开始。资本关系的确立不仅会导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还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这种分离，从而使无产者始终处于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中，成为资本积累中的重要环节，使财富与贫困在两极不断集聚。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会持续生产出工人的贫困。马克思认为，工人的贫困已经作为一种结果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之中，这个前提就是资本主义发生阶段雇佣制度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又不断地扩大和强化着贫困的发生。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翔实的调查报告和统计材料刻画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贫困境地，他指出：“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8]757《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8]846其结果是在资本积累中，一切能够顺利进行资本积累的手段都会转变为资本家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一方面，工人的贫困状况伴随着资本积累而继续恶化，另一方面资本积累机制不断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造成各阶层的贫困，需要救济的赤贫人数日益增长。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下，工人阶级的贫困不再是个体的偶然现象，而是一个必然的、普遍的问题。

四、理论分野：资本主义制度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从思想史的视域来看，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贫困问题的批判不仅为马克思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切入点，也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终形成对贫困问题的彻底批判提供了巨人肩膀。毫无疑问，黑格尔引入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贫困问题从而发现现代社会中财富积累机制与劳动分工机制必然导致贫困问题的产生。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理性思辨逻辑的局限性使其无法从根本上找到解决贫困问题的科学路径。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群中重新构建起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批判，系统回答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下何以劳而不富的缘由，以及贫困的工人阶级身上所具备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重构的潜能。由此来看，是否要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成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论分野。虽然黑格尔与马克思都将市民社会贫困这一经济社会问题提升到政治层面进行分析，但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贫困问题的反思更为犀利和彻底。

第一，对资本理解的差异构成了二者解决市民社会贫困问题路径选择的根本差异。黑格尔与马克思不约而同地将贫困置于现代社会中进行考察。即便当马克思基于异化劳动、社会分工、甚至于机器生产的维度来考察工人阶级的贫困，我们也并不能直接判断出马克思在该问题上对黑格尔的超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及之前的著作中，马克思所遵从的一直是物质生产逻辑，并未真正进入到市民社会的内在逻辑之中，也并未真正理解黑格尔的反贫困理论，“我们甚至不得不说，马克思还没能深入到《法哲学》（特别是‘需要的体系一节）的内在逻辑，还没有达到黑格尔的水平。”[9]直至写作《资本论》及其手稿群时，马克思才建立起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揭露否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对“预先积累”的假设，揭穿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既是一部“暴力史”，也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贫困史”。马克思对资本积累机制的研究则进一步挖掘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剥离、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夺是导致工人阶级贫困以及该群体不断扩大的根源。黑格尔的局限性在于尽管他将由特殊性欲望和满足需要的劳动分工之间所构建的巨大商品交换体系称之为“强烈的猛兽”，但他所关注的仍是资本具体生态下的生产过程，无法进一步在此基础上继续回答贫困问题的解决。马克思并未止步于异化劳动或者社会分工，認为这只是资本的外化呈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对现代社会的规定才是资本的内核。由此来看，对资本理解的差异最终导致黑格尔、马克思形成了贫困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

第二，对现代政治秩序的差异反思。相同的是，黑格尔与马克思不是仅仅将市民社会的贫困单纯看作经济问题，而是在不同程度上将其上升到对现代政治秩序的反思。不同的是，黑格尔是在维护既定政治秩序的前提下去反思市民社会的贫困与“贱民”的形成，也就是说他虽然不赞成亚当·斯密的主张，即假如每个人都理性遵从他所谓的明白的自我利益，那么就会从这些利益的冲突中形成所有人的共同善，但却认为“一切未来社会组织都不可避免地依存于以市场为中介的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主体在这个领域里只能通过形式法的消极自由而被包容于社会当中。”[10]因此，以市场为中介的生产体系的建立及对市民社会、社会组织的孕育作用决定了黑格尔不会因为个体的贫困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则认为正是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制度造成了对个体自身的否定，导致了贫困的产生，只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从市民社会中解放出来。同时，马克思还敏锐地从无产阶级身上察觉到了其所具有的革命潜能，以及该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重构的可能性。他指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制度，重建个人所有制，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总之，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承认市民社会中的个体贫困和不完整性，马克思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对此做出批判：“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世俗的生活。”[7]30黑格尔并未给出解决贫困问题的具体方案，最终仍希望通过求助于现代国家来保障个体“形式的自由”，但资本主义制度只是保障了个体出卖自己劳动能力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产生了与黑格尔的理论分野，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解决贫困问题。

回顾黑格尔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贫困问题的共同关注，尽管二者最终在贫困问题的解决路径上发生了分歧，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都致力于寻求特殊性与普遍性在分裂之后的弥合。市民社会的贫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支配下愈加严重，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贫困批判既体现了一种理论上的进展，同时也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和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这种视角对于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学术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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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