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敏

【摘要】葛兰西超越国家与社会的传统“二分”分析范式，通过“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创新理论模式，试图通过“领导权”理论对国家与社会进行辨证的融合分析。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前必须争夺文化领导权，在掌握权力之后必须强化文化领导权。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社会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对推进中国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借鉴意义和实践导向作用。

【关键词】葛兰西;市民社会;有机知识分子;领导权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6年11月8日葛兰西被捕入狱，并被判处20多年徒刑。在狱中，葛兰西撰写了34本《狱中札记》，阐述了有机知识分子、争夺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阵地战等一系列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社会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对推进中国的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借鉴意义和实践导向作用。

一、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市民社会的含义的理解放在上层建筑的范畴，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是和政治社会是并列的。“从总的思想体系来看，在葛兰西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后一倾向。应当说，这与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中地位的变化直接相关，因为它们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意义上的阶级，而且也成为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阶级。”在这段话中，葛兰西将上层建筑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定位于上层建筑领域，同时还作为中介，助力经济基础向上层建筑中的政治社会过渡。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了“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葛兰西写道：“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的‘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在这一段描述中，葛兰西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归入到上层建筑范畴，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有机结合，政治社会指的传统意义上的具有强制职能的政治组织和法律组织以及体现为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社会，即上层建筑意义上的国家。市民社会是指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通过工会、学校或者文化团体等社会民间组织行使整个国家的领导权。

葛兰西在说到国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把国家分为广义的国家和狭义的国家，广义的国家包括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个层面，狭义的国家则专指政治社会。我们把葛兰西的关于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这一划分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人类社会结构划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领域;在上层建筑这一领域中，又可以划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大领域;政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等政治活动;市民社会包括文化、伦理和意识形态活动。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社会是用于维护统治的政治机器，如监狱、军队、法庭等;市民社会在葛兰西这里有了新的规定，市民社会即代表的是包括社会团体、政党教会、学校等组织在内的文化、伦理和意识形态领域。广义的国家作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统一体，一方面代表专制政权，另一方面又代表同意之邦;一方面实施暴力压制，另一方面又进行教育引导;一方面驾驭着政治强权，另一方面又主导着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一方面实施阶级统治职能，另一方面又履行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

二、有机知识分子：争夺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从领导权理论出发以全新的视角探讨了知识分子理论，正如卡尔·博格斯对此的评价：“葛兰西是直接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谈论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同传统理论有很大不同，他脱离了传统概念对知识分子的划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在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创造性的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把知识分子划分为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两大类。传统知识分子代表过去的、旧的生产方式，与旧的经济基础相联系，思想相对保守落后并与人民相脱离，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团体。有机知识分子则是现代生产方式的产物，更是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所需的现实力量，同由之产生的无产阶级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有机联系。有机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获取文化领导权的现实主体和中坚力量，是联系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媒介，是国家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中的鲜活细胞。他们能够明确地构建并表达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在文化领导权的实现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葛兰西在划分知识分子之后，对有机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在文化领导权实现过程中的职能作用进行考察，指出有机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中对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是文化领导权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葛兰西深刻思考了如何促进新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形成，他在《狱中札记》中指出，“成为新知识分子的方式不再取决于侃侃而谈，那只是情感和激情外在和暂时的动力，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这也就是说要想成为有机知识分子，就要积极地介入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之中，不能超然和独立于社会历史进程之外。无产阶级实现文化领导权的获得需要有机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需要他们在文化领导权实现的过程中发挥自身重要的职能作用。葛兰西指出“每个新阶级随自身以创造并在自己逐步发展中形成的‘有机的知识界代表人物大部分是新阶级使之出现的新社会型基本活动各方面的领域中的专家”，他们肩负着在市民社会中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结构的重任。作为意识形态传播者和物质承担者的有机知识分子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思想意识水平，同时还要积极地同化传统知识分子，使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意味着要通过教育和文化启蒙等手段培养出源于群众又同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精英。葛兰西强调了有机知识分子在实现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了政党作为有机知识分子形成的方式，作为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与文化领导权之间的紧密联系。文化领导权的最终实现离不开有机知识分子以及作为其形成方式的无产阶级政党。

三、阵地战：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

葛兰西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历史传统、文化条件的差异尤其是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不同，进行革命应采取不同的革命战略。

葛兰西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进行分析，他认为，在俄国以及其他与其同一类型的东方国家中，市民社会的发展并不完善。在俄国，无产阶级只是聚集在少数的大城市中，小农群众则十分分散的聚集在农村。沙皇是国家的代表，统治阶级与国家政权相互结合，权力高度集中，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面临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只要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能实现政权的转移。在西方社会国家，情况却大相径庭。资本阶级的统治十分稳固，他们拥有国家政治领导权，同时他们也掌握着文化领导权。在《狱中札记》中他提到“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如此，因为这些国家的‘市民社会已经演变为更加复杂的结构，可以抵御直接经济因素（如危机、萧条等等）‘入侵的灾难性后果。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的战壕体系。在战争中，猛烈的炮火有时看似可以破坏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其实不过是损坏了他们的外部掩蔽工事;而到进军和出击的时候，才发觉自己面临仍然有效的防御工事。”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加以对意大利的现实状况等国际国内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分析，葛兰西构想出了不同于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革命模式，他认为随着福特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国家只是整个社会统治的“外围工事”，而市民社会则已经成为了他们防御系统中的坚固堡垒，如果采取十月革命的方式，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不能成功的。因为这种方式无法动摇资产阶级对市民社会的精神统治。因此，葛兰西认为“阵地战”才是取胜的关键，这一战略是相对对于运动战而言的。“运动战”指的是面对面地、直接地、速战速决的攻击战形式，政治上的运动战就是通过直接发动暴力革命来夺取领导权的形式;而“阵地战”是指无产阶级要坚守住自己的阵地，并且通过对资产阶级的思想阵地不断进行“分子式入侵”来逐步扩大自己的阵地，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意识形态进行长期文化上的渗透，最后逐渐夺取敌人的阵地。在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唯有通过“阵地战”，全面破坏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对人民群众进行不懈的劝说教育，将他们造就成为新型“知识分子”。也就是要培养出一种来自于群众，同时又时刻与群众保持联系的知识分子，把人民群众从资产阶级的传统社会中分离出来，让广大人民群众逐渐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价值观，只有这样，无产阶级的新道德、新思想和新的生活方式才能彻底走到大众的心里，从而在市民社会中，逐步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

综上所述，葛兰西超越国家与社会的传统“二分”分析范式，通过“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创新理论模式，试图通过“领导权”理论对国家与社会进行辨证的融合分析。葛兰西无产阶级文化霸权理论不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的、革命的政治意识，也是一种上层建筑的、政治的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深入研究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将有助于我们认清文化与政治的同等重要性，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话语权，以人为本，建设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动我国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吸取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及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1] 衣俊卿， 等， 著. 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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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葛兰西. 李鹏程， 译. 葛兰西文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352.

[4] 卡尔·博格斯. 知识分子与现代性危机[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