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关于“政治解放”概念的分析，对于理解马克思哲学所追求的“人的解放”的理论主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马克思之前，关于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布鲁诺·鲍威尔给出了“政治解放”的解答。马克思批判地考察了“政治解放”这一概念，并对“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进行了区分，提出了“人的解放”的理论主题。另一方面，对“政治解放”概念的批判性考察是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哲学思想分歧的公开表达，是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哲学思想的界分，由此马克思开始逐步对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清算，最终实现了其哲学立场由思辨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

[关键词] 犹太人问题；政治解放；人的解放；市民社会；自我意识哲学

[中图分类号]B51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2-0072-06

由于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就“政治解放”所作的分析对于人们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主题即人的解放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试以“政治解放”这一概念作为基本的理论线索，力图分析马克思哲学与布鲁诺·鲍威尔哲学之间的理论关联。马克思认为，在犹太人的解放问题上，布鲁诺·鲍威尔所提出的“政治解放”具有不彻底性，而真正的任务是实现“人的解放”。对“政治解放”这一概念的批判是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哲学思想分歧的公开表达。在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哲学思想关系中，对“政治解放”的批判性考察就成为两人哲学思想的界分，由此，马克思开始逐步对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清算，最终实现了其哲学思想历程的转变。

一、布鲁诺·鲍威尔“政治解放”的解决方案

（一）犹太人问题的提出

犹太人问题，在当时是一个令人瞩目的问题。一方面，自1816年普鲁士当局宣布“五四”法令，禁止居住在当地的犹太人在国家中担任公职以来，居住在普鲁士境内的犹太人就完全被排挤出国家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一部分犹太人凭借其过人的个人能力手中掌握了大量的资本，操纵着普鲁士甚至全欧洲的金融。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着国家的经济。改变政治上受歧视的地位，同基督徒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实现在宗教、民族和政治上的平等，就成为犹太人一直以来的要求。从求得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出发，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宗教对人的意识还有巨大的影响，而当前的宗教领域仍然是一个异化的领域。因此，他们倡导并要求摆脱基督教的束缚，提出了犹太人的解放问题。

（二）“政治解放”的解答

布鲁诺·鲍威尔（以下简称鲍威尔），是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领袖。1837年，马克思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结识了鲍威尔、科本等人。马克思与鲍威尔曾有过十分密切的交往。

鲍威尔认为犹太人问题在德国是一个宗教问题。德国犹太人渴望获得的解放是公民的解放、政治解放。犹太人之所以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原因就在于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存在着最顽固的宗教对立。为了消除这种对立，使犹太人获得政治解放，就应当消灭犹太教和基督教在宗教上的对立，即“废除宗教”。所以，犹太人要想获得政治解放就需要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鲍威尔认为犹太人问题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其反映了“宗教对国家的关系问题、宗教约束和政治解放的矛盾问题”[1]23。作为基督教徒和基督教的德意志国家，其本身也还带有宗教的性质，并没有能力解放犹太人，因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实现社会解放的唯一途径。鲍威尔提出在德国需要进行宗教改革，使宗教和现代国家分离。实现宗教和现代国家的分离实质上是现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在要求。政治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求建立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与此相关联，在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求国家必须从宗教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而那维护封建社会的旧有的意识形态，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就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诚如马克思所说：“犹太教徒、基督徒、一般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是国家从犹太教、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中解放出来。”[1]28国家从国教中解放出来，意味着资产阶级建立的政治国家在政治上将不再受教会的干涉，因而在意识形态上也才能摆脱教会的垄断和操控。因此，鲍威尔认为一旦国家废除了国教，也就标志着宗教的被消灭，人作为公民便能够获得解放。正是基于以上认识，鲍威尔认为只要对基督教国家进行批判，只要实现了宗教解放的政治解放，就能解决犹太人的解放问题。

（三）马克思的质疑

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之间最顽固的宗教对立，并不是单纯由宗教自身所决定，而是由一定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宗教解放只是使宗教不再以“特权宗教”的权威形式而存在。犹太人的解放问题不是单纯的宗教或神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犹太人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既然问题的产生有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因素，那么仅仅对宗教进行批判，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消灭产生这种问题的社会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思想的不彻底性。马克思认为鲍威尔没有对解放理论进行前提批判，而“只是探讨谁应当是解放者、谁应当得到解放，这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批判还应当做到第三点，它必须提出问题：这里指的是哪一类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有哪些条件？”[1]25。马克思认为，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仍然保持着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结构对立，因而批判的真正任务是人的解放。在这一问题上，鲍威尔所犯的错误是“他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他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1]25。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4月

第31卷第2期王凡：从“政治解放”概念看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哲学思想的关联

二、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政治解放”的肯定、批判与超越

马克思对鲍威尔“政治解放”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他的《论犹太人问题》中。《论犹太人问题》是1843年处于思想转型时期的马克思写的一篇论战性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通过犹太人问题与人类一般历史过程的深刻联系，马克思对“政治解放”进行了逐点分析与批判，具体考察了鲍威尔所提倡的“政治解放”的意义和限度。

（一）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政治解放”的肯定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是对宗教解放的超越，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政治解放的进步性。

首先，通过政治解放，实现了现代政治国家和宗教神学的分离。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国家并不需要宗教从政治上充实自己。现代的民主制国家，把宗教仅仅看作市民社会的其他要素之一。民主制国家的基础并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教的人的基础。民主制国家用世俗方式实现了宗教的人的基础。

其次，政治解放为现实的、实际的解放奠定了基础。政治解放是实现人的解放的一个必要环节。政治解放使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宗教解放的政治解放，也就意味着人把宗教从公法领域驱逐到了私法领域。宗教成为纯粹个人事务的形式，人们获得信仰自由的权利。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也就意味着他在政治上从某种限制中解放了出来。在市民社会中，现实的人是独立的自然状态的个人。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利己的个体被承认，这种个体在市民社会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得到了认可。

最后，政治解放同时也意味着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政治革命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革命。通过政治革命，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过去诸如一切等级、同业公会、行帮和特权等这些人民与自己的共同体相分离的种种表现也被政治革命所推翻。伴随着政治革命的过程，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逐渐被消灭。同时，被分裂的个体成了政治国家的基础和前提。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假象也被揭穿，“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就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摆脱政治桎梏同时也就摆脱束缚市民社会利己精神的枷锁。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甚至是从一种普遍内容的假象得到解放”。[1]45

（二）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政治解放”的批判

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政治解放的完成并不代表宗教的消灭，宗教和政治国家可以并行存在。社会没能通过消灭宗教的政治解放这一途径清除自身的弊病。相反，政治解放完成后，宗教并没有消失，反而壮大了。现实情况是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仍然存在着。另一方面，宗教精神也未真正实现世俗化。在民主制国家，作为占国家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宗教只是“在这种国家中实现的人的发展阶段的理想形式”[1]36。宗教的理想性与非世俗性，使得它在完成了的民主制中更加富有神学意义。政治国家是通过基督教国家的完成来表明自己是国家。实质上，实现了政治解放的国家本身也只不过是一个中介者。它是以中介者的形式替代了宗教。

其次，政治解放是对基督教国家的批判的完成，但它并没有批判国家本身。马克思说：“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1]28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国家，赋予公民的是抽象的、不真实的权利。马克思举例分析了像北美这样已经建立了民主制的现代政治国家。它们从法律上宣布取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这看似是历史的进步，但实际上，私有财产仅仅是以政治的方式被废除。在实际生活中，国家还是让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以它们固有的方式在发挥作用。现实的情况清楚地表明：完成了的政治解放本身不能承担起宗教解放和人的解放的重任。因此，我们不仅要消灭宗教国家、基督教国家，还要消灭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我们不仅要实现宗教解放、政治解放，还要实现人的解放。

最后，政治解放还造成了人的类生活与个人生活之间、政治生活和市民社会生活之间的二元对立。市民社会中的人过着双重的生活：政治国家的类生活和现实的物质生活。“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1]46而“人分为公人和私人，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这不是政治解放的一个阶段，这是它的完成”[1]32。显然，政治解放中蕴含着深层次的矛盾。这个矛盾在于，在政治国家中，人是抽象的，人的类生活是虚幻的；在市民社会中，人是真实的感性的单个存在，但人却是异化的，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同样，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也处于对立之中。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被政治国家所消灭。但实际上，政治国家也必须重新承认市民社会，服从市民社会的统治。

因此，要想彻底解决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对立生活状态，解决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就需要实现真正的人的解放。只有人的解放才能真正消除现实的矛盾和困境。

（三）马克思对布鲁诺·鲍威尔“政治解放”的超越

对马克思而言，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前所述，马克思认为，完成了的政治解放有其自身的限度，它只是确认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原则，因而它并不是真正的解放，真正的解放应该是人的解放。

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是两个相互区别的概念，不能像鲍威尔那样将两者混淆。关于人的解放这一概念，马克思曾做出过这样的经典阐述：“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相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46因此，政治解放并不是人的最终解放，它与人的解放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判鲍威尔仅仅把人的解放局限于“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圈子中。如果人的解放仅仅是指“宗教解放”或“政治解放”，那么这种观点本身就具有普遍的局限性。所以，马克思直接指出政治解放具有不彻底性，提出应该实现彻底的人的解放。

对于如何才能实现人的解放问题，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批判市民社会的世俗基础即私有制才能完成真正的人的解放，并以此来克服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国家的建立是以私人利益为基础的，它必将依附于私有财产而存在。政治革命本身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私有制，相反，它“把市民社会，也就是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看做自己持续存在的基础，看做无须进一步论证的前提，从而看做自己的自然基础”[1]46。而要想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对这一“基础”、“前提”——私有制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在自己内部不断地产生出犹太人（利己主义精神）。金钱统治了整个世界，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1]52。因此，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和金钱，才能彻底解决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和金钱，才能彻底消除市民社会的私人性质，才能改变人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共同体中对立的生活状态。

从实现犹太人的解放这一具体问题出发，马克思认为，要彻底实现人的解放，只有对市民社会的世俗基础领域进行革命，即实行消灭私有制的革命，才能消灭现实的个人的抽象的公民性质，使人们摆脱政治国家所表现的类存在的虚假性。政治解放必须为人的解放创造条件，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才是我们的目标。“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1]46，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

三、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哲学思想的界分

毋庸置疑，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曾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这种影响首先反映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1839年，马克思“开始研究古代哲学史，主要是古希腊的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2]。这个时期的哲学史之所以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明显是受鲍威尔的影响。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选题（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之比较）与鲍威尔相关联。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诸如古希腊的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派是欧洲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他们是“自我意识哲学”的先驱。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指出“这些体系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3]11，并且他们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家。争取解放的自我意识是这些哲学学派的特点。马克思借助这一点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3]12。马克思还指出：“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说明。”[3]101马克思认为“哲学上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而鲍威尔则认为“理论乃是实践的最强有力的形式”。[4]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哲学主题、哲学立场，还是理论观点的倾向，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都带有浓厚的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色彩。

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未接受鲍威尔学说的全部论点。在博士论文中就隐藏着马克思与鲍威尔思想上的分歧。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分歧和对立隐藏在他们友好关系的背后。对“自由人”的小团体的不同态度加剧了马克思与鲍威尔思想上的分歧。而马克思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接触直接导致这种分歧的尖锐化。马克思对物质利益问题愈益关注，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就愈益不满。马克思认为自我意识哲学只醉心于抽象的哲学批判，而不研究现实的问题。他们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归为宗教问题，只局限于对宗教的批判。

1844年，《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发表。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第一次以公开的态度反对鲍威尔学说的某些观点。马克思对鲍威尔的这一公开的批判，集中于该文中的“政治解放”这一概念。对政治解放的批判性分析，拉开了马克思与鲍威尔论战的序幕。至此以后马克思和鲍威尔哲学思想日益疏远，并最终走向分裂。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在思想上、理论上由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方向发展；而马克思则受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影响，在思想上、理论上沿着历史唯物主义方向发展。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的另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在德国，宗教异化是他早已超越的问题，对宗教的批判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进行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因此“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5]10。马克思认为应把对世俗异化的批判放在首位。“时代错乱”下的德国，其社会制度低于历史的水平，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就是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但是以鲍威尔为代表的“理论派”，对敌手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对自己却采取了非批判的态度，他们仅仅停留于空洞的理论批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派的根本缺陷：“它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5]11马克思认为，在德国要想进行彻底的革命，客观上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德国实际解放的可能性在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5]17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心脏”和“物质力量”。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在该文的前言中，马克思对“批判的神学家”表示了轻蔑。马克思说他之所以要在本文最后一章中剖析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是因为像鲍威尔这样的批判的神学家，并没有对他们的这个哲学前提进行批判，相反，他们是以一种消极的、无意识的、诡辩的方式来表明对这一哲学的屈从。鲍威尔是“用抽象的人的‘自我意识代替了‘抽象的自然界的实体”[6]198。因此“仔细考察起来，神学的批判——尽管在运动之初曾是一个真正的进步因素——归根结底不外是旧哲学的、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6]113。关于“神学”（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这个历来的哲学的溃烂区，马克思说他将在另一个场合加以详细介绍。

写完这篇序言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就合著了《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在这本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鲍威尔及其伙伴的自我意识哲学展开了系统的批判。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达到了高潮。在这本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批判了鲍威尔。首先，马克思揭示了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本质。通过对鲍威尔成绩斐然的领域——他的宗教、神学批判过程的考察，马克思分析了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形成和最终导致思辨的创世说的演变过程。马克思直接指出，鲍威尔用无限的自我意识取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鲍威尔那里，只有自我意识才是绝对的真正形式。其次，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关于“精神”与“群众”对立的反动观点。鲍威尔认为精神是历史进步的唯一积极因素。而马克思则认为，精神的敌人并不是群众。精神、思想首先是群众的思想，人们的任何思想都不能离开物质利益。并且通过论证，马克思驳斥了鲍威尔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障碍的唯心史观，阐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群众史观。最后，马克思反驳了鲍威尔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攻击。鲍威尔认为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是斯宾诺莎主义唯物主义一元论的直接继续。而马克思则坚持认为，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7]的公开的、旗帜鲜明的斗争。

1845年，鲍威尔《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论》一书出版。在书中他反驳了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部分观点。但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在思想上已经比自我意识哲学大大前进了。1846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运用已经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鲍威尔乃至以其为代表的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彻底清算。在“圣布鲁诺”一章中，马克思对鲍威尔的反驳做了最后的回答。从此，结束了马克思与鲍威尔的论战。

通过上文简单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包括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都曾受到这位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的领军人物和理论核心——布鲁诺·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极大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1843年、1844年处于思想转型时期的青年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上，认为鲍威尔的观点“太抽象”，于是决定对鲍威尔的观点进行批判。马克思认为鲍威尔虽然对基督教国家进行了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不彻底，因为他“没能考察政治解放（即对政治权利的承认）和人类解放（人类才能的全面解放）的关系”[8]。

正是通过对政治解放这一概念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指出，仅仅通过从宗教影响中解放出来而获得政治解放的社会并没有触动自己世俗存在的根基。马克思对鲍威尔的这一批判，公开了他与鲍威尔在思想上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同自我意识哲学的争论。因此，在马克思与鲍威尔哲学思想的关系中，对政治解放的批判性考察就成为他与鲍威尔哲学思想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它 “成为马克思同自我意识哲学彻底决裂的一个先兆和标志”[9]。其后，随着马克思对如何实现人的解放问题的深入思考和不断探索，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思想的批判达到高潮，直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鲍威尔乃至以其为代表的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完成了其哲学立场由思辨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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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光.青年时代的探索和世界观的转变——从《博士论文》到《导言》的学习与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135.

[3] 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M].夏威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5.

[5]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7.

[8] 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M].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4.

[9] 侯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一种历史透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36.

[责任编辑：夏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