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是现代汉语教材中的典范之作，使用广泛，深受好评。结合具体教学实践，深入理解该教材的编撰理念，全面解读其知识体系，归纳出黄廖本需要进一步提升之处。这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编撰理念应当与时俱进；二是编撰体例应当科学规范；三是概念界定和归类应当完全涵盖；四是知识体系需要统筹优化；五是语言表述需要准确到位；六是应用能力需要突出强化。

关键词：《现代汉语》；黄廖本；教学实践；提升

由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以下简称“黄廖本”），原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出版试用本，1981年出版正式本；从1990年起，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至2017年已出至增订六版。黄廖本是现代汉语教材中的典范之作，使用广泛，深受好评，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该教材不仅体现出一定的延续性，而且不断修订、完善，反映出编著者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责任感和担当感。我们知道，评价一部教材的前提首先是应了解其编撰理念究竟是什么，在实际编写过程中是否真正遵循了这样的理念。不同视角的编撰理念，必然会形成不同的编撰体例和叙述逻辑。就黄廖本而言，其编撰理念体现出科学、规范、简明的原则，为现代汉语教学（包括语文教育、国际中文教育）和现代汉语爱好者提供了系统的参考，它立足于传统语言学这一基础，对现代汉语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从这个角度来看，黄廖本是非常成功的。在对黄廖本的研究中，大多是从编撰指导原则、编撰体制等宏观角度来探讨教材的亮点与不足。本文则主要是从微观角度出发，通过自身的教学实践和对学生的调查访谈，在对比其他现代汉语教材的基础上，对黄廖本的失当之处予以简要分析，以期进一步提升该教材的编撰质量。

一、编撰理念应当与时俱进

社会在不断发展，语言也会随之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新的语言现象和语言理论层出不穷，现代汉语教材对这些方面也应及时跟進、有所体现。总的来说，黄廖本《现代汉语》一版再版，除了社会需求因素之外，也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编撰理念。众人拾柴火焰高，结合教学实践，我们发现有些地方还可以进一步完善。

（一）引入新术语

在教材编著中，可以适当引入学术界的新概念或新术语，并善于对汉语知识体系进行系统归纳。比如，在外来词分类的“音译加汉语语素”部分，黄廖本提到“的”和“巴”可以分别组成“面的、货的、大巴、中巴”，这实际上涉及到外来词的语素化现象，可以对这一语言现象进行简要阐述，而不仅限于举例说明。又如，在行业语部分，黄廖本说：“某些行业语，特别是科学术语，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取得全民性，从而成为通用词语，比如‘比重、水平、渗透、腐蚀、反应、麻痹、洗牌、感染、消化、突击、进军、尖兵、下岗等等。”[1]（P247）这部分内容实际上涉及到“行业语的泛化”这一问题，在编著时也可以引入新术语、新表达。再如，在熟语部分，语块、构式等新理论、新观念，也应予以简要介绍。这样既可以加大教材的理论力度，也可以拓展学生们的学术视野。

（二）补充新内容

在教材编著中，可以适当补充一些新的学术内容。比如，在黄廖本第三章第八节“词义的演变”部分，仅提到了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葛本仪在《现代汉语词汇学》中，将词义的动态变化分为两大类：一个词的意义演变和词的一个意义的演变，其中，一个词的意义变化又可细分为义项增多、义项减少[2]（P175-189）。

显然，这里只是阐述了词的一个意义的演变，而未涉及一个词的意义变化。黄廖本可以据此补充一个词的意义演变等内容。同时，在语料用例上，黄廖本也应根据社会的发展、语言的变化而适当更新，特别是在词汇系统中的新词语方面，以保持语言的活力，更贴近现实生活。

（三）介绍新进展

在教材编著中，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介绍一些学术前沿的最新进展或热点问题，以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探究。比如，杨文全主编的《现代汉语》，在每一节的后面均设置了“原典阅读”版块，将一些经典论著以节选的方式呈现出来[3]。这样的做法很好，不仅能够使学生把握语言学的最新动态与未来发展趋势，也能够激发学生的探知欲望、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二、编撰体例应当科学规范

对于一部优秀教材来说，编撰体例的科学规范是必不可少的。总的来看，黄廖本的编排体系完整、有序，是符合现代汉语教学规律和学生的认知规律的，不过，仍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一）纲目体例的优化重置

黄廖本《现代汉语》第一章语音部分中，第二节是“辅音与声母”，第三节是“元音与韵母”。编者主要是从功能角度来进行分类的，韵母中元音是主要担当，声母则由辅音充当。就教材的编排来看，学习了元音的发音，韵母的发音就不需单独讲解；学习了辅音的发音，声母的发音也不必单独分析，无疑是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需要指出的是，元音和辅音、声母和韵母这两组概念，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进行的分类。前者是从静态的、音素的性质角度提出的，属于西方语音学中的概念；后者则是从动态组合角度提出的，属于汉语传统语音学的概念。也就是说，声母、韵母是对音节中不同部位的称呼，有的音既可以充当声母，也可以充当韵母的一部分，如n；有的音可以充当韵母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充当声母，如元音和ng。可见，黄廖本在这里对这两组概念予以融合，但是要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比较棘手。尤其是教师未能将作者的编撰理念梳理清楚，就教材而教的话，学生很容易陷入困惑。因为现代汉语课程大多开设于大一第一学期，学生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思辨能力尚待提高。就此而言，中西概念的混合运用，虽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未必是最佳选择。

黄廖本第三章第六节“现代汉语词汇的组成”，其体例编排如下：

一、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

（一）基本词汇

（二）一般词汇

二、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

（一）古语词

（二）方言词

（三）外来词

三、行业语、隐语

（一）行业语

（二）隐语

从教材的编撰体制来看，这三部分的内容显然并不处于同一层面上，其中，第二、三部分属于一个层面，为“一般词汇”的分类。因此，可以将上述内容修订为：

一、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

（一）基本词汇

（二）一般词汇

二、一般词汇的分类

（一）古语词

（二）方言词

（三）外来词

（四）行业语

（五）隐语

（二）体例编排的层次递进

对于需要分类讲解的内容，教材可以适当运用分类分条方法，来区分内容的层次性、体现逻辑的层递性。如黄廖本第二章第三节“造字法”，对四种造字法的定义及其演变进行了详细讲解，反映出发展变化的理念，这一点非常好，但是教材在体例设置上未能对此强化。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增设小标题或主题句的方法，将其凸显出来，如“象形字的几种情况”“指事字的发展”“会意字的发展”等。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将会意字的发展又细分为六种情况，便于学生记忆和理解。在“形声字”部分，形旁的作用和局限性、声旁的作用和局限性等，都可以逐条讲述，以体现出层次性、条理性。

（三）应当兼顾特殊用例

在教材的例证方面，对特殊用例必须加以说明。比如，在词汇结构部分，黄廖本基本上采用的是通行的分类。除此之外，现代汉语中还有一些特殊的结构，具体可参见周荐的《汉语词汇结构论》[4]，此书对汉语词汇结构的分类十分系统全面。同时，还可以参考一些专业论著，郭香溢曾指出，黄廖本对“雪花”一词的分析并不恰当，并认为该词应属于中状式偏正结构[5]。葛本仪的《现代汉语词汇学》则认为，该词是补充式，“鲤鱼”“鲫鱼”“茅草”“菊花”等词语，也被作者归入补充式[2]（P85）。因此，我们认为，黄廖本的“补充型”部分可以进行调整，首先将它划分为两类：A动补、B名补，再将B名补细分为“量词补充”

“类别补充”“修饰补充”等。又如，在词语语素的界定方面，可以补充一些特殊文体或语境中的用例，像“摄”“文”等，在报刊杂志中会经常出现“某某摄”

“文/某某”。再如，在“民以食为天”这样的固有表达中，“民”与“食”均为古汉语单音词的表现，并不代表现代汉语中的实际情况。

此外，在黄廖本附录一“常见的别字”、附录二“容易读错的字”中，为避免错误项的干扰，可以对此淡化处理，直接采取黑体或加点形式标出正确词语和读音即可，而无须出现错误用例。

三、概念界定和归类应当完全涵盖

从逻辑学角度来看，对每一个概念的阐述，都必须从内涵上对其有清晰的界定，从外延上则与概念之外的事物有清晰的界限。就此而言，黄廖本个别概念的界定和归类，存在着不能完全涵盖的现象。

黄廖本绪论第一节“现代汉语的特点”，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在此节结尾之处，作者又指出：“此外，汉语的特点还体现在所使用的文字方面。”[1]（P7）在现代汉语中，书写符号是语言体系的有机构成，因此，这里可以单独设置第四个方面“文字”，以彰显书写符号的重要性，这也能够更加完整地反映出教材的系统性。

黄廖本第三章第一节中的“词汇单位”部分，按照由低到高的功能层级进行整体设置，包括“语素——词——固定短语”。这一逻辑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教材在将“固定短语”分为“专名”和“熟语”两类之后，又提及“缩略语”：“还有一种经过压缩和省略的词语叫‘缩略语。”[1]（P7）那么，将“缩略语”归为何处才更为妥当呢？笔者认为，仍可将它归到“固定短语”中。

黄廖本第三章第一节中的“词的结构类型”部分，首先将词的结构分为两类：单纯词和合成词，然后又将合成词分为三类：复合式、重叠式和附加式。笔者认为，重叠式实际上可以归入复合式。从理论上来讲，重叠式是由两个相同的词根构成的，它在大范畴上也属于词根与词根的复合。同时，关于单纯词类型的划分，也可以更为统一。黄廖本教材中，多音节单纯词包括三类：联绵词、叠音词、音译的外来词。接着又说到：“拟声词也是单纯词，多音节的拟聲词例如‘呼呼、哗啦啦、咚咚锵、稀里哗啦、叽里咕噜等。”[1]（P207）拟声词属于单纯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这里可以直接将它设置为第四类，这样对单纯词的归类就更为全面，也更能反映单纯词的实际使用状况。有些汉语教材也与我们的处理方式相同，如邵敬敏主编的《现代汉语通论（第三版）》[6]（P90）。

关于借用自日语中的汉字词，黄廖本指出：“还有一种是借用日语中的汉字词，是日本人直接借用汉字创造的，汉语借回来不读日语读音而读汉字音，叫汉字式借形。如景气、引渡、取缔、瓦斯、茶道、俳句、共产、元素、资本、直接、体操、主观等。”[1]（P251）有关借用自日语中的汉字词的归类问题，学界仍存在一定的争议，而作为一部教材，应该具有明确的立场，不能模糊含混。我们认为，不应将借自日语的汉字词归为外来词。

四、知识体系需要统筹优化

随着对汉语本体研究的逐步深化，学界就一些基础性问题已经达成广泛共识。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黄廖本对相关知识体系的建构、对相关知识点的设置可以进一步优化。

（一）知识体系的建构应完整严密

关于现代汉语词汇的组成问题，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邵敬敏的《现代汉语通论（第三版）》按照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将词汇系统分为两大类，其中，传承词、古语词、新造词是属于时间维度的，方言词、社区词、行业词、外来词是属于空间维度的[6]（P119）。我们认为，这种分类体系并不是尽善尽美的。首先，这种分类忽略了词汇系统中词汇地位的不同等级，这是不够妥当的；其次，这种分类还存在外延的交叉问题而无法解决，如新造词中可能会包含外来词，外来词中也可能会包含行业词，行业词中则可能会包含方言词。黄廖本首先将汉语词汇划分为两类：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然后又将一般词汇划分为五类：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行业语和隐语。我们认为，这种分类体系也存在交叉问题。如“创造”“基于”“前提”

“概念”等，都是由古汉语传承下来的、当前仍在使用的词语，那么，它们究竟是属于基本词汇还是古语词？此外，“新词”到底有没有必要出现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需要指出的是，个别例词的归类也有待商榷，如外来词中的“休克”，教材将它归为纯音译；笔者认为，该词与“逻辑”“模特儿”“维他命”相同，应单独设为一类——“音译兼顾”。由此可见，建构出一种科学规范、完整严密的知识分类体系实有必要。

（二）知识点的设置应集中明确

对语素的分类，黄廖本可以更为集中明确并予以拓展。按照音节数量的不同，语素可以分为单音节语素和多音节语素；按照意义的虚实不同，可以分为实语素和虚语素；按照成词时的地位不同，则可以分为词根语素和词缀语素。按照能否单独成词这一标准，语素还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只能独立成词语素，如某些虚词“很”“吗”“啊”“的”“了”等。二是只能组合成词的语素，即教材中所说的“不成词语素”[1]（P207），如“视”“民”“伟”等。三是能够独立组合成词的语素，如“好”“写”“高”等，这一类语素是成词能力最强的。我们认为，“不成词语素”这一概念的表述并不恰当，因为语素的作用就是成词；我们的教学反馈也证明，“不成词语素”概念对学生的理解的确存在一定的误导。

（三）知识点的衔接应前后贯通

就现代汉语教材来说，专业知识点不仅很多，有时还会分散在不同章节，编著者需要对此进行有机衔接，前后贯通，以彰显教材的系统性、整体性。实际上，黄廖本在章节设置时已反映出一定的衔接意识，如在词的结构类型部分，其附注就提及下册短语的结构类型。同时，有些知识点的衔接还可以进一步完善，以更好地体现出知识的融会贯通。比如，“附录”版块的设置很有必要，不仅与教学内容相辅相成，而且能够互相促进。笔者在讲解语音中的“四呼”时，就将它和“汉字”部分中的附录二“容易读错的字”相结合，专门考察这些易读错字的四呼情况，以此实现知识点的无缝衔接、触类旁通。“四呼”的学习本来比较枯燥无味，如果能够与文字的纠音、诗歌的韵律、单纯词中的叠韵、《汉语拼音方案》中音节的省写等结合起来，前后映带，上下贯穿，彼此关联，则会提高学习的趣味性和知识的系统观。

（四）知识点的交叉应保持一致

黄廖本中语音与词汇的交叉部分存在着前后矛盾之处。在第一章第六节“音变”之“儿化”部分，教材指出：“普通话中的‘儿化指的是一个音节中，韵母带上卷舌色彩的一种特殊音变现象，这种卷舌的韵母就叫作‘儿化韵。例如，普通话念‘花儿的时候，这个‘儿字不是一个独立的音节，也不是音素，而只是一个表示卷舌动作的符号。”[1]（P88）在分析儿化的作用时，教材举例甚多，如“画儿”“眼儿”“头儿”等。黄廖本的词缀部分，则将“—儿”归为“词根＋后缀”的后加型附加式合成词，并以“鸟儿、花儿、盖儿、歌儿、尖儿、亮儿”为例加以说明。作者还指出：“词缀‘儿和‘子、头有所不同。它同词根结合后，儿化时一般不能自称音节，而是使前一音节韵母带有卷舌的色彩。词缀‘子、头自成轻声音节。”[1]（P208）需要指出的是，作者这里并未意识到与前文内容相矛盾的地方：作为语素的一种，词缀是有音有义的语言单位。而前文则说“儿化”中的“儿”字既不是一个独立的音节，也不是音素，那么，词缀“儿”所谓的“音”究竟是什么“音”呢？诚然，“儿化”和后缀“儿”是两个必须讲解的知识点，那么，应如何处理这个矛盾呢？我们认为，只有扩展某一概念的外延，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要么是扩展“儿化”的外延，把“儿化”中的“儿”看作一个独立音素；要么是扩展“词缀”的外延，把“有音有义”的“音”的界定范围从“音节”扩大至“音素”。此外，教材在讲解“儿化”时还应增加“儿化的类型”，可以将其分为两类：“语流儿化”和“语用儿化”，前者只是表达感情色彩的变化，并不引起词义的变化，如“花儿”“鸟儿”等；后者则能够引起词义的变化，如“个儿”“黄儿”“条儿”等。

五、语言表述需要准确到位

作为语言类教材，理应是语言文字使用的典范，教材用语的选择、确定和解释应当深思熟虑、千斟万酌，其语言表达必须精确规范、简明凝练，并且不能产生歧義、误解。

（一）术语使用可以更加严谨规范

一般情况下，同一部教材中，应避免出现语义彼此交叉、相互重叠的专门术语，如黄廖本中的“谓语”“述语”“动语”，不妨将它们统一起来加以使用。同时，黄廖本中的个别术语并非当代语言学中所通行的，如与“宾语”对指的“动语”，相对来说比较少见。在第四章第五节“主语和宾语的语义类型”中，作者提出了两个概念：“中性主语”（即非施受主语）和“中性宾语”（即非施受宾语），“中性”实际上主要用于感情色彩方面，不如就直接采用“非施受”这一表述。黄廖本中外来词分类部分，第二种为“半音译半意译或音意兼译”，严格来说，“半音译半意译”与“音意兼译”的所指并不完全相同，前者如“冰激凌、绿卡”，后者如“模特、维他命”等。

（二）语言表述可以更加准确到位

在现代汉语教材中，包括解释、描述在内的语言表达必需准确凝练，既不冗余，也不疏漏，这是由语言学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可以说，黄廖本基本达到了这一要求，不过，仍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在黄廖本第三章词汇部分，在阐述了语素的定义和分类之后，曾提到“确定语素可以采用替代法”[1]（P201）。严格来说，确定语素只能按照其定义“最小的有音有义的语言单位”来实施，因此，替代法并不是确定语素的方法。换言之，替代法只能确定一个语言组合中的组成部分是不是语素，如“蜡烛”一词，通过替代法可以确定“蜡”是一个语素，“烛”也是一个语素，由此能够判定“蜡烛”是由两个语素组成的。同时，黄廖本在对“语素”和“词”进行界定时，可以分别精确到“成词单位”和“造句单位”。又如：“不论成词语素还是不成词语素，都可以跟别的语素组合成词。”[1]（P203）由于前文对语素的分类不够严谨，导致此处的表达出现了绝对化问题，因为有些语素是只能单独成词的，如“很”“了”“呢”等。

六、应用能力需要突出强化

包括黄廖本在内的现代汉语教材，主要是供各类高等院校中文专业作为本科必修教材使用，亦可供各大专院校其他专业作为选修课教材使用。实际上，很多中小学教育专业、国际中文教育专业也将现代汉语教材作為学习指导用书。不过，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现代汉语教材对这些专业的特定要求关注不够。这主要体现在教材中知识点的讲解偏重于理解和记忆，在应用能力的培养方面有所不足。以国际中文教育专业为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授汉语知识固然重要，而教授给学生如何应用汉语知识、实现交际目的则更为重要。许多学生将知识结构碎片化、将理论和实践割裂开来，现代汉语课程考试成绩虽然较高，但是不会应用相关知识去分析生活中的语言现象，解决实际语言问题。因此，在现代汉语教材编写时，可以将第二语言的习得偏误与相关知识点紧密结合起来，预估和推断某个知识点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应用和偏误，有的放矢方能事半功倍。笔者在进行教学时，在每一章节都尽可能补充相关偏误，拓展学生视野，学生反馈效果良好。

由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自1979年问世以来，至今已有40余年了，它一版再版，常出常新，累计销售超过千万册，创造了高校同类教材的最高发行纪录，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可以说，该教材已成为体现时代发展、适应教学实践、深受师生欢迎的精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教材编写团队认真负责、全心投入的高度责任心和强烈使命感。正如李行健对黄廖本的评价那样：它是一部在时代洪流的推动下应运而生的教材；它是一部遵循“守正创新”的原则编写出来的教材；它是一部充分体现了学术民主和团结协作精神的教材[7]。在增订五版出版前后，两位主编先后辞世，该编写团队义不容辞，勇挑重担，又对教材进行了全面修订。我们坚信，黄廖本教材也必将会在以后的修订中不断超越自我而日臻完善。本文之所以不揣冒昧，对黄廖本《现代汉语》提出以上浅见，实际上也是为了将黄廖本及这种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六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2]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第3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杨文全.现代汉语[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4]周荐.汉语词汇结构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5]郭香溢.黄廖本《现代汉语》（增订六版）问题商榷[J].汉字文化，2020，（21）.

[6]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第三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6.

[7]李行健.回顾黄廖本《现代汉语》教材[J].中国大学教学，2019，（Z1）.

An Analysis of Huang and Liaos Xiandai Hanyu（《现代汉语》） Textbook Based on Teaching Practice

Qi Wenx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Abstract：Xiandai Hanyu（《现代汉语》） written by Huang Borong & Liao Xudong almost is the best one in modern Chinese textbooks. It is widely used and well received.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teaching practice， this paper deeply understands the compiling concept of the textbook， interprets its knowledge system， and concludes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Huang and Liaos textbook. 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six aspects： First， the compilation idea must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Second， the compilation style must be scientific standard; Third，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concepts must be fully covered; Fourth， knowledge systems needs overall optimization; Fifth， the language expression needs to be accurate and in place; Sixth， application abil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Xiandai Hanyu（《现代汉语》）；Huang and Liaos textbook；teaching practice；promotion

基金项目：烟台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策略和途径”（YDYJG2110）

作者简介：亓文香，女，烟台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