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鹏

摘 要：在时兴商业戏剧与实验戏剧的当代，优秀的“现实主义戏剧”的缺位模糊了受众于“现实主义”的需求，“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能够表现当代人类复杂的精神世界”的观点遭受质疑。高子文的《故乡》立足乡镇，关注社会问题，撷取典型环境，结以意象，描摹了一群陷入身份认同的当代人的精神面貌，构成一出21世纪的“社会问题剧”，铿锵有力地回应了这一质疑。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现实主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问题，现实主义不可缺失。

关键词：《故乡》； 身份认同；意象空间；社会问题剧

自现代主义诞生以来，便有评论家发出所谓“现实主义已死”“现实主义过时”的声音，剧作家们也逐渐质疑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是否能表现人类复杂的精神世界。究竟是“现实主义已死”，还是缺少描摹现实主义的能人巧匠，本文想从高子文的《故乡》谈起。

《故乡》诞生于2019年南京大学恩玲剧场，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因为即将去世的爷爷的葬礼，李氏孙辈李新与李菲菲返回了故乡。李氏父辈李阿花、李继祖、李守根就父亲的后事处理产生了分歧，随后，乡镇企业家胡向军来访，李氏一族的生活困境被彻底暴露。

《故乡》是一个三幕喜剧，展现了春日一个午后接连发生在李氏宗祠、李氏新屋、李氏带猪圈的旧屋旁的连续事件。《故乡》撷取的这一天不仅凝聚了李氏一族近百年来的光景，更是中国乡镇白丁俗客生活的缩影。高子文洞若观火地看到了这群人的生活现状与精神困境，以精确深刻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将他们“各安其位”，上演了一出21世纪的“社会问题剧”。

一、活在位子里的人

与一些剧作相较而言，《故乡》的人物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根源于人物的自我认同。所谓认同问题，就是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你归属于哪个群体的问题。[1]认同问题在《故乡》的人物中体现得极为明显，他们被“群体归属”的牢笼紧紧束缚着，这个牢笼与宗族、子嗣、传承、长幼、男女、尊卑等紧密相连，脱胎于那一套遥远的“天地君亲师”。而现代人与这套东西腐朽的一面产生勾连，是极其可悲的。高子文敏锐地察觉了这种可悲，并借这些“活在位子里的人”进行了生动的诠释。

1.长孙

“我是李氏宗族的长孙，以后给祖宗上坟，所有人磕头，都得跟在我的后面。”[2]作为长孙的李承，是李氏孫辈唯一一个留在了村子里的人，不同于读博士的弟弟李新与即将大学毕业的妹妹李菲菲，他小学辍学，曾在村中送报纸，而现在他进入了胡氏集团，并承担了一部分李氏宗祠的修建工作。他偷偷将自己及弟弟妹妹的名字刻在了写有李氏祖训的牌匾后面，渴望着“流芳百世”。为此，他忽略了胡氏集团曾间接害死父亲的事实，在“仇人”胡向军的公司谋事；为被李新谩骂的胡向军辩解；为胡氏集团的宗祠项目做宣讲人；他所追求的是所有人都得跟在他的后面。他安慰菲菲，看似是关心她的婚事，掌掴李新，看似是在为二叔教训不孝顺的儿子，但皆出于其对长孙身份的认知与维护，而“婚配”与“孝道”不过是身为长孙展示权利，维护统治地位的工具。

李承的父亲、李承的爷爷是暗场里的人物，他们也曾具有长孙身份。通过人物台词，可以窥探到“长孙身份”这道枷锁在祖孙三代身上是一脉相承的。

2.女性

“为什么有的鱼，游着游着，就游到网里去了……”[3]已经找到了好工作而即将大学毕业的李菲菲，被父母逼迫与一个有着对眼的机场保安结婚，换取上门女婿弥补家中无男嗣的缺憾。李菲菲明明接受了高等教育，看到了广阔的天地，本可以玩着无聊的小游戏，和室友吃着海底捞，自由地歌唱，却因为上吊未遂的母亲，不得不留下来，等待命运降临，她正如自己口中的鱼一般，游着游着游进了网里。

“三妈就没得劝了。一辈子就想生个儿子。”[4]正如李承所言，李菲菲的妈妈，一生都在追求有个儿子，她在李菲菲出生后就得了抑郁症，在李菲菲长大后甚至打起了找一个上门女婿的主意，她把生下儿子作为女性完整的标志，一生为之束缚；进而导致了李菲菲的悲剧。

“一个嫁出去的姑娘，怎么有脸伸手来要娘家分家的东西！”[5]李阿花把自己囿于“嫁出去的姑娘”的身份。在第二幕李氏父辈聚在一起，讨论父亲的骨灰如何安置之时，李阿花三次拿出了分家时拿走的戒指，自说自话般地自我责备，最终将戒指留了下来。一方面，她在逃避安置父亲骨灰的费用，另一方面，她已把自己视为外族之人，体现了其自我认同的迷失。

婚姻与生育，使得三位女性身陷囹圄，她们演绎出了乡镇女性的生存现状。

3.知识分子

“我诅咒这块土地……为自己的童年和青年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感到耻辱。”[6]李新是这个乡镇唯一的博士生，他以俯视的姿态，审视这块土地上的人与事，对故乡的一切都嗤之以鼻。他自以为洞察一切，高人一等，指责大哥李承“认贼作父”；讥讽李氏宗祠的建筑风格与摆设；不顾父辈的颜面，当面揭开胡氏集团宗祠项目的诡计；而他回家的理由，只是再从父亲那拿到5万块。为此，他直言父亲的无能，逼迫自己的父亲替他借钱，出国念书。他憎恶这片土地，却要榨干这块土地——他的父亲、他的家庭。在他大喊胡向军在剥削父辈们的剩余价值时，他未曾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与胡向军并无二致，而仅用一份无以得到保证、冷冰无情的合同缝起自己良知的缺口。

李新自持知识分子的身份，不肯出卖自己的面子向同学借钱（从李菲菲的口中，他朋友也很少），他以清高装点自己，以高昂的姿态索取远走他乡的机会。他以《野鸭》中格瑞格斯般的理想主义，指出这片土地的丑陋却无所作为，揭示了当代许多虚假知识分子的真实面目，表现了高子文对这类故乡背离者的知识分子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

4.风投赢家

“胡伯伯是不是也是一个疤？”[7]胡向军是一个近似于《日出》中金八一样的人物，他于第三幕出场，时间极短，但第一二幕处处皆有他的身影。高子文借角色间的闲谈，将胡向军从一个村口混混变成乡镇龙头企业家的发迹史，拼凑至观众前，当他挺着那大腹便便的肚子出现在观众面前时，一个略有轮廓的形象立马变得具体起来。他比剧中的其他角色，都更清晰地认清了自己——他便是这块土地上的疤。他的父亲曾带头砸毁了乡镇的庙宇宗祠，而他又要借修建宗祠以集资处理债务危机；他也自知曾做过伤天害理的化工产业；他对李守根的冷嘲，其实源于他曾经未能学到木匠的自卑；他描述那场祝福对李新发出的叩问，即是他对自己发出的。他是破坏这块土地的蛀虫，但为了存活，他得继续为之。

这些角色是“活在位子里的人”，也是活生生存在于现实中的人。他们带着极强的使命感，身陷漩涡而甘于沉沦，体现出悲剧性。诚然，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难以脱开社会与集体生活，需要从中寻找认同。但如果一味追求社会认同，而忽略人的本来价值，是极其不幸的。《故乡》以喜剧的外壳，借之戏剧角色，体现社会认同对于个体造成的种种悲剧。

二、宗祠、新屋、猪圈

对于环境空间的选择，构成了《故乡》的意象空间。《故乡》以三个场景构建剧本：遥不可及的宗祠灵修塔顶层、金絮其外败絮其中的李守根新屋、发着霉的带猪圈的平房。空间位置上的高、中、低，对应了剧中角色的理想生活、应有生活与实际生活，象征着他们的未来与现在。

1.宗祠

宗祠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寄托的一个重要载体。[8]在中国叙事体系中，宗祠文化与姓氏文化紧密相关，历史的发展赋予了宗祠深厚的文化语境，当宗祠融于艺术作品，并与宗族、人物、主题建立联系，往往会构成意象空间，从而为作品注入巨大的艺术能量，如展现白鹿两个宗族纷争的话剧《白鹿原》的开场便设定在宗祠，尤其，《白鹿原》中祠堂意象出现175次[9]。高子文在《故乡》也安置了一座李氏宗祠，它是剧中最重要的意象之一，它见证了李氏一族的兴衰，更寄托着李氏一族的理想生活。

李氏宗祠曾因历史的原因，被胡向军的父亲摧毁，现如今，胡氏集团重建了李氏祠堂，并于中设计了一座灵修塔以安放李氏一族的骨灰。灵修塔有三种价格，将骨灰放置底下三层两万，放置中间三层四万，放置最顶上一层五万。宗祠本是祭拜祖先，寄托生者对死者怀思的场所，却成为敛财的工具，实为讽刺。而盲目崇尚宗祠的人，更与宗祠的初心形成鲜明的对比。

九十五高寿的李老太爷，是李氏宗族的族长，弥留之际，他吊着最后一股气，仍向往着骨灰能被放在灵修塔的顶层；他的后代李氏长孙李承，偷偷在宗祠中铸有祖训的牌匾后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憧憬着李氏后人能够发现他的踪迹，他要将爷爷的骨灰放置顶层，扬言“李氏长房得为整个李氏宗族做好表率”[10]。他们以长子的身份为傲，将自身视作李氏一族的代表，盲目追崇那遥不可及的“高位”，并为之付出终生的努力。

李新是這座宗祠的抨击者，他戳穿大哥的“长子至尊”梦，讽刺新修的祠堂连“建筑”都算不上，揭露灵修塔高价贩卖骨灰位的如意算盘，他嘲弄父辈们“一面大修祠堂，讲着文化复兴，一面却把自己的父亲扫地出门，跟一群猪养在了一起”[11]，他看似在拯救落后愚昧的族人，实则是在表露受过高等教育的优越感。困住李新的不是一座实在的李氏宗祠，而是他竖于他幻想之中的学术界的一座精神宗祠。

“纵然宗祠建筑是物质的，但其本质却是地区文脉、精神、观念的传承体。祠堂与宗祠文化，自产生以来，就时刻反映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最真实朴素的精神、情感、文化及物质诉求，而这种诉求正是一种共同意识的集体认同感。”[12]重修的李氏宗祠是骗局一场，李氏一族早已淹没于历史的尘埃当中，一蹶不振，他们将族群的兴盛、个体的未来寄托于一座或存在或假想的宗祠，仰望之而迷失失了脚下的路。

2.新屋

故事的第二幕来至李守根的新屋，这是一座门面堂皇，内屋简陋的洋房。这样的洋房，在发展中的中国农村地区常有出现，于生活在乡镇里的大多数家庭而言，盖上一座房子，住进新屋，是过上新生活、好日子的重要标志。这种好日子如货架顶层的商品，是他们咬咬牙，踮踮脚，能够到的。《故乡》新屋将李氏父辈聚在一起，他们于这个私密空间，谈论家事。新屋的由来、在新屋被叙述的话语、未出现于新屋里的角色，使得这座新屋成为一个符号。

新屋的建造者是李氏父辈的老三李守根，他是独生女李菲菲的父亲。他不经女儿同意，将菲菲嫁给一个有对眼的、愿意做上门女婿的机场保安，为了给他们盖一间屋子，他每天干14个小时的活，借了高利贷。这个家庭为了弄个儿子回来，债台高筑，并牺牲了丈夫的健康，还有女儿的幸福，建造了这间新屋。

故事第二幕围绕着李氏父辈三人围坐在新屋内展开，在李承未上场之前，他们谈论了许多事件：李承父亲的离世、父亲骨灰的归置、胡向军发家史及亏空传闻、老三新屋的花销、菲菲的婚事、关于胡向军与李承的流言等。李承上场后，老二、老三又追着李承询问自家孩子的近况，显示出两个家庭的问题。所谓家丑不可外扬，这些事情只会发生于这类隐蔽私密的家宅之内。而这些外部信息的讨论，关乎家庭内部事务的商议，又揭露了李氏父辈的真实面目，体现了李氏一族老旧思想。新屋与旧识的对比，强化了新屋的符号特征。

不知是否为作者刻意为之，未出现于新屋里的李氏一族，有李老太爷、李菲菲、李新三人。他们恰巧是在李氏一族中没有话语权的三人，李老太爷因为年迈，失去健康，他的话语权力过渡至李继祖一辈人的身上，而李菲菲与李新两名远离故乡接受教育的游子，与故乡失去了链接，同样也失去了话语权。而始终留在故乡，且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大哥李承，却能出现在这间屋子，被父辈所依赖，参与家族事务。

新屋的建造、发生在新屋内的事件、未出席于新屋内的角色，赋予了新屋符号意味。新屋是李氏一族现在的生活，“门面堂皇，而内屋简陋”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新屋是李氏一族话语权的象征，李阿花的来与去，归还分家得来的戒指，某些程度上代表了女性失语的现状；而新屋里未出现的人，是李氏一族的边缘人物，他们的命运只能由掌握话语权的人支配。

3.猪圈

将人与动物联系起来，建立修辞关系，在艺术作品中常有出现，如电影《隐入尘烟》，又如小说《生死疲劳》。高子文将《故乡》的第三幕放置在猪圈旁，突出了故事里的人与猪的相似性。

这里是李老太爷临终前居住的地方。即便在弥留之际，李老太爷犹挂念宗祠的高位，但实际上他却被儿子安排到带猪圈的平房，盖着发霉的被子，等待死亡。宗祠与猪圈的悬差，是李老太爷理想与现实的悬差。

这里是李氏父辈将最好的“朝南的”位置留给胡向军的地方。胡向军来访后，李氏父辈如众星拱月般将他围在中间，让位最好的竹椅，各自坐在旧矮凳子上，这是一种默认社会地位悬殊的心理状态。他们仰望胡向军，听着他的话语，仿佛是猪圈里的猪看向高处的人。

这里是李菲菲、李新与他们的父亲进行沟通的地方。两对父子关系寒暄则越显生疏，欲亲近则爆发冲突，两代人在舞台上你追我逃，体现的是骨感的现实对丰满的理想发起的斗争。李菲菲与李新想飞向高处，却被家庭紧紧拉着下坠。

正如李新所言，“你看这两头猪，过得就很好……我成了一头猪了！然后抬起头看别人，全成了猪。满教室、满大街、满坑满谷地都是猪。”[13]猪，是对《故乡》里所有人的隐喻，猪圈是对李氏一族所生活在的这块土地的隐喻。

宗祠、新屋、猪圈，是乡镇常见的建筑空间。人物穿梭其间，使得这些写实空间成为典型环境，展现了乡镇面貌，体现了剧作的现实主义色彩。象征手法的介入，又使得这些独立存在的“肉体”建筑生出了“灵”，映衬角色与主题。用李氏一族的一天，把这些空间串连起来，是将独立的意象空间联袂成一个有机整体，建筑由新转旧，由高转低，既与故事基调的转变相匹配，又与李氏一族遥相呼应。《故乡》空间的选择与呈现体现了将象征主义创作方法介入现实主义剧作的可行性与价值性。

三、故乡明日在何方

从典型人物到典型環境，《故乡》的现实主义是鲜明的，当之无愧为一出21世纪版的易卜生“社会问题剧”。在众多剧作家忙碌着聚焦于个体内心世界，进行实验戏剧，或是注重娱乐，忽视观众对严肃戏剧的需求的今日，有愿意关注社会问题的剧作家是难能可贵的。高子文不仅提出了问题，也在《故乡》中放置了自己对乡镇未来的思考。

1.倚靠知识分子？

前文提及到的李新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显然高子文对依靠知识分子解决乡镇问题是有所保留的。自视甚高、眼高手低，是一类知识分子的通病，应也是高子文作为一个高校教授，对所在的身份阶层做出的一个观察及总结，具有警喻意义。李新说，“关键不是去哪里，而是不要在这里”[14]，体现了从乡镇走出，不愿回归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但得先有发现问题的人，才能有解决问题的人。因此，接受教育是必须的，李新是乡镇问题的发现者，知识分子对于故乡的明日不可或缺。

2.倚靠民营企业家？

胡向军是民营企业的代表。依托裙带关系、投机倒把、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赚黑心钱，是高子文对这类资本家的负面评价。但他未回避这些民营企业能够为乡镇提供工作岗位的事实，把这类民营企业家比作土地上的疤，是一个极其生动的比喻。追求经济的发展，在土地上留下诸多伤痕，已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如何去看到这些疤痕，是留给读者的思考。

3.倚靠扎根故乡的农人？

李守根是故乡中扎根土地的人，他守着木匠的身份，兢兢业业地活着，高子文安排他作为李氏父辈中唯一反对胡氏集团的人，让其在猪圈旁默默地砍着象征有封建思想的棺材板，既表现了其对胡氏集团及生活的愤怒，又隐约蕴含让其具备“思想觉醒者”的意味。但高子文仍是借李守根对中世纪一词的无知，表现了他对坚守在这片土地上的农人无法觉醒的悲观。

反观留在故乡的李承，高子文给予了一定的肯定。首先，他在李氏一族拥有话语权，李氏父辈对于李承是信任且依赖的，并将其视为两代人的链接。其次，李承是有担当的，他参与家族事务，安排爷爷的后事，替二叔出钱，又为二叔出气，教育不孝的李新，这是高子文对新一代留守故乡的年轻人寄予的希望，但未受教育的李承，要肩负起理想故乡的建设，依然有遥远一段路要走。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的《回归故里》，也许可以给依靠教育跨越了阶级却又逃避故乡的知识分子一条思想的出路，而故乡的未来，得倚靠那些，“走出”故乡却愿意“返回”，用所学建设故乡的人：也许是一个敢想敢做的李新，也许是一个积极学习改良企业的胡向军，也许是一个摆脱局限性真正觉醒的李守根，而最可能的，也许是一个有先进视野愿意留守故乡的李承。

现实主义未死，且当今社会需要现实主义，需要社会问题剧。“‘社会问题剧，是指那些创作与演出关注反映的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普通关心的社会矛盾、冲突，发生在不同环境与时间的各种人和事。”[15]《故乡》便是一部优秀的21世纪的“社会问题剧”，是当代戏剧界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塑造了众多因身份认同迷失自我的人，赋予典型环境符号价值、结构意象，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好结合。最重要的是，作品聚焦了现实乡镇真实存在的问题，并给予了作者思考与探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现实主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问题，生活在琐碎凡尘里的人需要娱乐，但更需要“需要娱乐”背后的缘由。

注释：

[1]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2]高子文：《故乡》[J]，《戏剧与影视评论》，2022年第1期

[3][4][5][6][7]同上

[8]韩振远：《山西古祠堂：矗立在人神之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11，P56

[9]李金秒：《〈白鹿原〉中的宗法文化研究》[D]，延边大学文学硕士论文，2010

[10]高子文：《故乡》[J]，《 戏剧与影视评论》，2022第1期

[11]同上

[12]王葆华：《民间宗祠文化价值流失及应对研究》[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2期

[13]高子文：《故乡》[J]， 《戏剧与影视评论》，2022年第1期

[14]同上

[15]李默然：《何谓“社会问题剧”》[J]，《中国戏剧》，2009年第6期

（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责任编辑 姜艺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