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志强 蒋 丽

(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进入信息时代以来，媒介对社会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已经生活在由各种媒介包围的环境中，并且对这些媒介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媒介由一种中介转变为人类文化普遍性的存在方式，媒介已不仅是被人们作为传播信息而随意使用的工具和载体，而是深深地嵌入了文化的构成，并逐渐影响了社会与文化的塑形过程，这就是社会与文化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现象。随着媒介化程度的越来越深，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新媒介影响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的文化和日常生活形态正在逐步被按照媒介的逻辑进行重新塑造。结合媒介化现象，我们可以对贵州地域文化的传播作出更多的思考。

一、媒介化作为贵州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背景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媒介不断地出现新形态，其在社会文化中的传播功能也逐渐增强。语言是人类最早用于传播和保存文化的核心媒介，进而，绝大多数民族又创造出比语言媒介更具稳定性的文字，而文字作为媒介使人类能够将文化和信息进行更有效地保存和传播。基于文字传播，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又推动了书籍、报纸等传统纸媒的兴起。19世纪20世纪之交，无线广播诞生；此后，电视也出现了。尽管广播电视的传播仍然属于单向的，但其传播速度远超纸媒。1969年，互联网诞生并很快成为至今最为典型的大众传播媒介。互联网的出现，让文化与信息获得了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的传播。

互联网自诞生以来，不仅与现代数字技术共同改变了传统的大众媒介，而且将其影响更加扩展至包括文化、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甚至可以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万物媒介化”的时代。当然，“媒介化社会并不是随着媒介的诞生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媒介技术的变革下不断驱使社会信息系统的发展而形成的社会形态特征。”[1]在不同的地域，媒介化的进程也是有差别的。

随着媒介对于文化社会影响的逐步深入，关于媒介的理论也在调整着其对媒介的看法，国外学界已经形成从“媒介研究”到“媒介化研究”的范式转向。“在传统的‘媒介研究’中，媒介总是作为一种与社会、文化相分离的‘中介性’要素。”[2]不管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还是梅罗维茨的“媒介即环境”等，其所蕴含的思想整体上都属于这样一种“媒介研究”。

随着媒介对于社会的意义逐渐突显，研究者们已经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来诠释其概念内涵。制度主义视角立足于中观领域，将媒介“机制化”(institutionalized)，即将媒介视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机构”，其研究重点是媒介如何以其自身的运作模式制度性地影响社会；而社会建构视角立足于微观领域，将媒介“情境化”(contextualized)，即将媒介视为“一种社会情境”，这就将研究重点转向媒介如何穿透我们的生活情境从而构建了新的交往情境。这些对媒介的研究向度实质上就是涉及到了社会与文化的媒介化问题。

事实上，媒介研究与媒介化研究也很难截然分开。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这种说法已不同于单纯把媒介看作是传播信息的工具，而是将媒介置于一种去实体限制的“万物皆媒”的媒介观中。他还强调，媒介对于“人的组合与行为的尺度和形态”，“正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3]这个观点赋予了媒介一种普遍性的意义，比较适合新环境中的媒介状况。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尤其是智能手机这样的新型数字媒介，已经不单纯是当下人们传播信息的一种中介，而是更加成为人身体的一种“电子器官”[4]。对待数字技术媒介，我们已经很难像对待一件其他工具那样可以随时弃之不用。

随着媒介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入，媒介不单进行传播，还在形塑社会文化方面开始产生作用，于是就开始了社会与文化的媒介化进程。夏瓦提出，媒介化主要“表示媒介、文化和社会之间关系的长期、大范围的结构性变迁”。[5]这也是不同媒介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对社会行为以及社会关系等进行重构的过程。如：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教育教学的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数字技术的提高与万物互联理念的结合使现代的家庭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媒介化过程就是媒介开始渗透至社会整体，甚至进入那些曾经与之相分离的领域，以媒介运行逻辑对这些领域加以改变并逐渐改变整个社会状态。

所以，媒介化就是通过媒介技术实现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整体性关系。从传播角度看，文化的媒介化也表现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媒介作用越来越突出。媒介已不单纯地体现为文化的载体，而更加让文化改变为适应媒介的存在模式，如现在的数字化影响到了文化的各个方面。基于语言大模型算法的机器翻译无疑对文化的跨语言传播具有巨大的推动。

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的发展都是在通过媒介传播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甚至有些文化就是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如佛教的传播就催生了辉煌的汉化佛教。而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媒体机构及传播者们更倾向于选择传播效果好的媒介，相反那些效果不明显或比较低的媒介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甚至是逐渐被淘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的无线广播作为媒介只在很少场合使用。新媒体环境下，短视频等形式对文化的传播效果就更适合于当今的快节奏。媒介不仅传播文化、反映文化，同时也在构建着文化，特别是新媒体时代以来，媒介对文化的影响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史蒂文森说：“我们的文化被媒介化的程度，比起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任何文化被媒介化的程度都要深远。”[6]

贵州省由于地理位置和地形地势等一系列原因，经济文化长期处于国内相对落后的状态。随着国家对贵州经济建设的大力支持，贵州经济水平不断提高，贵州文化影响不断扩大。新媒体对文化产生的媒介化作用，使得贵州地域文化能够更迅速和更广泛地产生影响。随着全省各地开始运用多种新媒体进行推广，贵州地域文化开始比历史以往任何时间都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文化的媒介化传播也极大地推动了贵州经济的发展。

正是因为大众媒介的普及，贵州才得以被全国各地人民更多地关注，贵州旅游产业才不断得到开发和宣传，经济才有了如今飞跃性的发展。当今时代，人们对贵州地域文化的了解已经由以前的报纸、书籍等纸质媒介变成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与数字媒介。这些媒介可以更广泛地跨越时间和地域等限制而进行即时性传播，特别是新媒体时代以来，网络的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即时性地了解到多彩的贵州地域文化。由于媒介化是对社会文化的一种形塑，所以进入新媒体时代以来，贵州不仅能够借助新媒体传播具有独特风貌的地域文化，而且能够通过媒介化的过程更进一步地重塑自身的地域形象，这也使得贵州更加具有现代的色彩。所以，媒介化是贵州实现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方式。

二、媒介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的现代性塑造

根据夏瓦的阐述，媒介化是在社会达到高度现代性阶段才得以突显的现象。学界关于“现代性”内涵的解释多种多样，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这众多的解释整体上可以归结为三个论域：其一，“个体的或社会的精神品质或取向”；其二，“某种总体性社会状况”；其三，“某种新兴信念的初步实现”。[7]在这三个方面，现代性的实现是通过与传统构成的区隔性断裂表征出来的。所以，它的基本旨意便表示了一种“历史性判词”。现代性的基础是人们普遍接受了不可逆的时间发展观念。现代性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动态过程，我们可以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与时俱进的社会状态。媒介化就是一个现代性推进的过程，它在现代化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实现。这一进程在改变社会运行模式使其顺应媒介逻辑的同时，也为社会的现代性发展提供了推动力。

不管是报纸、广播等媒介盛行的时代，还是以网络与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时代，媒介的文化传播对社会现代性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在新媒体时代体现得更加明显，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媒介有更强的互动性。具体说来，报纸、广播等媒介由于缺乏交互性，所以其信息内容生产还属于单一的“专业生产内容”(PGC)方式；而新媒体背景下，受众在接收信息的同时也能自主反馈信息，得以突显“用户生产内容”(UGC)。于是，就有了“PGC”与“UGC”两种信息交流方式的共存，而后者更加突出。这样，信息的生产者和接受者之间几乎可以无时差地、不受地域限制地进行互动，由此产生的超时空性正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

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现代性都有不同的标志性特征。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是在实现其现代性的过程中，而这个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有不同的表现。改革开放后到加入WTO，这段时间的现代性尤其表现为以跨越空间限制的经济交往和信息传播的特征。这也成为媒介化推动贵州地域文化现代性的具体条件。如今贵州地域文化媒介化的程度可谓是有史以来最为深入的时期，同时贵州地域文化的现代性内涵也得到了迅速提升。这一方面是因为媒介功能逐渐强化，其在一定程度上衍生了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沟通能力；另一方面还得益于媒介的大众化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使用并借助各种媒介接受或传播包括贵州地域文化在内的各种信息。

随着各类媒介与贵州文化的紧密结合，贵州地域文化的现代性也得到了更好地发展。媒介化在目前所涉及的几个重要方面都对贵州地域文化的现代进程产生了重要的推动。

首先，互联网的普及推动了贵州地域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人，较2021年12月增长3,549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5.6%。”[8]根据《2022年贵州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截至2022年底，贵州省网民规模达2,875.4万人，较2021年底增长133.6万人，增速为4.9%，互联网普及率约为74.6%。”[9]可见，贵州全省互联网普及率与全国平均水平已基本持平。庞大的网民规模为贵州地域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网络媒介的普及，使国内广大人民对贵州地域文化获取的方式和渠道变得多样化，很多旅游景点已经开通了网上购票，这种方式不仅方便了游客，同时也节省了景区管理者和工作者的时间和精力，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经济效益。贵州省在历史上长期与外界联系较少，而互联网的普及极为迅速地推动了贵州省域与现代生活方式的普遍接轨。较近的一个实例是，贵州的村BA与村超等文化现象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在国内外快速地产生了广泛影响。

其次，数字技术的推广也对贵州地域文化的现代转化具有重要意义。数字技术作为一种现代新型传播手段，与文字的传播有着极大的不同，它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媒介承载和传播信息的形式，能够以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多种形式对信息进行整合传播。贵州省博物馆一楼大厅设置了一个由图像和声音组合介绍贵州各个民族语言及服饰文化的大屏幕，这种数字化的新媒体传播能够实现即时性、全方位地展现它的表述对象，并能给观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与体验。现代新兴的数字图像与视觉传播方式——VR技术，作为视觉文化的新形式，更加注重给使用者带来沉浸式的体验。它不仅能在网络游戏中增强效果，而且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于地区发展的现代化同样也有着极大的作用。贵州省博物馆三楼的古生物文化区，有一个VR智能恐龙成像，挥一挥手还可以让恐龙作出反应。与之类似的还有贵州省地质博物馆，在其公众号主页有一个在线展览入口，即地质博物馆的VR全景，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到博物馆的整体面貌。而这本身就构成了贵州社会文化现代化的一部分。由于新媒介的现代性特征，贵州地域文化在被推广的同时，贵州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得到了极大的推动。

再次，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媒体发展为贵州地域文化的现代传播提供了重大机遇。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新媒介的发展，贵州网民和其他媒介主体也开始大量通过短视频直播或在平台发布视频等方式对贵州地域文化进行宣传。这种新媒体传播尤其在过去三年新冠疫情期间显得更加重要。2020年7月，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与交流合作处联合贵州广播电视台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App开设了“动静旅游直播”专栏，让游客通过线上直播就可以云游多彩贵州。[10]受众可以足不出户便能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进行观看并能即时性地进行反馈和互动。这种方式在提高受众接收质量的同时，也促进了贵州地域现代性的发展。2023年春夏榕江村超爆火出圈便离不开自媒体短视频的大量传播。

当然，新媒体的涌现并不能说明传统媒体如广播、电视甚至图书、报刊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事实上，传统媒体所具有的一些特点是新媒体所不能完全代替的，所以在由新媒体引发的媒介化进程中，也逐渐出现了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体相融合的趋势。传统媒体也会借助于新兴媒体给传播方式带来新的呈现并以此巩固自己的媒介地位。比如，电视上播放某个文化景观时旁边就可能附有一个二维码，用手机扫一扫就可以了解到关于这个文化景观的更多信息。

三、贵州地域文化在现代传播中的问题与对策

每一种媒介都会有自身的不足之处或者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传统媒介如报纸、广播等，在传播的过程中主要会表现出诸如时间上的差异、空间上的限制或者传播范围的局限等问题，同时，它们还会在传播效果、信息接受等方面面临一些问题。新媒体背景下，贵州地域文化的媒介化传播尽管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旧媒体的诸多局限性，但其本身也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而健康的媒介化进程就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以对其扬长避短。

首先，在当代媒介化过程中有一些与新媒体相关的普遍性问题，这些问题也是贵州地域文化在媒介化传播中所需要避免或克服的。

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自媒体的繁荣。现在普及度较高的自媒体平台主要有微博、快手、抖音以及其他一些短视频平台，在这些平台发表文本或视频的用户包括了多种职业、多种文化层次。这一方面形成了传播内容与风格的多元化，而这种多元化正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但另一方面很多用户为了博取眼球和获得大量点击，创作作品时可能会将内容进行主观的夸大扭曲，或者盲目跟从某种风潮，从而导致虚假信息充斥网络，更有不少作品混淆是非曲直。

在大众媒介普及的时代，趣味性是媒体内容获得广大关注的重要手段。相比较而言，传统媒介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尽管也会注意到趣味性的因素，但从价值取向上往往更加强调信息内容的严肃性。但在媒介化越来越深入的时代，特别是新媒体迅猛发展以来，快节奏的生活和碎片化的时间致使人们比较倾向于简单、有趣、容易吸引眼球的作品。由此一来，文化传播主体如果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他们的作品，就会增强信息的趣味性，甚至将其提升至比文化本身还要重要的位置，这就容易导致人们过多地去享受趣味性而不是去关注真正的文化内涵。

现代社会的媒介化中，娱乐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娱乐中的通俗也有可能蜕化为低俗。所以，信息传播主体不应该过度地去迎合和媚悦大众，而应该守住自己传播信息的基本底线。鲁迅先生说：“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11]另一方面，信息接受者在选择娱乐的同时，也应该要提高自己的判断力去辨别“通俗”和“低俗”。我们不应该为获得乐趣而受到低俗的绑架，而应该要在获得乐趣的同时主动追求身心的建构性提升。在媒介化创新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把握好媒介趣味性与文化内涵性的关系。

大众媒介传播具有极强的快餐化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文化的传播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有的地区在打造特色文化的过程中急于求成，以致在传播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文化深度。先进的信息技术虽然为文化传播带来了许多便利，但是在信息爆炸的新媒体环境中，如果这些文化产品的传播缺乏创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文化发展的后续动力不足。当然，因为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具有了更多的大众属性，这些新媒体的传播会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传播者与接受者文化知识水平的差异影响。在新媒体轰炸式的传播中，各类博主、up主上传的作品质量与其文化水平是有紧密关系的。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层面应该制订相关政策以引导平台用户发布优质作品，媒体平台也要通过自身的运营手段激励用户发布真实而有价值的信息内容。国内具有实力和丰富经验的传媒公司也应该积极地进入自媒体平台，向用户推送具有文化价值的信息和客观公正点评社会热点的视听作品，逐渐影响用户在获取信息时的阅读习惯，以及其对信息的判断能力，最终提升用户生产的内容质量或提高用户对信息辨别的能力，并以此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其实目前各短视频平台上有相当一批用户非常重视作品的质量及其对社会公众的眼界提升。

其次，由于贵州地区的地方特点，整个地区的文化在现代媒介化传播过程中也会面临一些特殊性的问题。

由于贵州省位置偏远、多山多石、交通不便等因素，很多优秀的贵州地域文化资源很难直接面向全国和全球的受众，传播受到一定的限制。受众更容易接收到的是那些已经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较为有限的少数民族文化。所以，贵州地域文化的传播需要克服传播差异中的劣势。

在媒介化传播的差异方面，经济发达的地区相较于经济落后的地区一般会更快一些，而媒介化进程较快的地区相较于媒介化进程落后的地区，其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就更大一些。因此，媒介化过程也可能加大地区间的经济不平衡，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更有能力实现更强意义上的媒介化，从而推动经济更容易向高层次发展；而经济落后的地区媒介资源使用能力有限，其媒介化效果也就更为落后，这就导致两者之间产生更大的经济差距。在自媒体得到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这种地区差异化的劣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而贵州将大数据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撑则为此提供了重要条件。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各少数民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然而，由于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甚至语言差异，贵州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会面临很多理解和沟通的困难。因此贵州地域文化传播需要面对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如何在传播中平衡各民族文化的特点，尊重和保持文化的纯正性和独特性并促进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共享，在贵州地域文化传播中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问题。

相较而言，贵州地域与其他地域可能存在更大的文化差异。以贵州民族风俗为内容的视频，对于有相异文化背景的受众来说，大多时候由于新异而受到关注，但也会因为差异而不被合理地理解，这也会影响贵州在省外甚至国外受众中的形象。所以，媒介化传播还要有助于贵州地域文化内涵的阐释。

为了使贵州地域文化得到更好地发展，媒介化的进程应该重视将发展与传承结合起来。贵州地域文化的代表就是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对于这些地域民族文化，传承就是要保持和保护民族文化的原生态面貌，发展就是要推动民族文化的现代性创新。在媒介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积极地探索这些民族文化现代转化的方式，另一方面也要让多彩民族文化中原汁原味的风貌得以保存。在贵州文化的媒介化传播进程中，我们也要坚持这两个方面的原则。做好原生态的保护，是传承的要求，也是让省外地区了解贵州地域文化的必然方式；做好现代性的创新，是发展的要求，贵州发展的重要依托是文化经济，只有文化能够与现代相接，才能更好地推动地方经济走向全国乃至国际。高品质的媒介化创新才能够使其在当今时代站稳脚跟，才能在这个时代实现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对此，贵州应该培养一批具有现代文化视野的专门人才，能够将贵州地域的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起来，以让贵州地域文化呈现出一种新的魅力。

结 语

各类新媒介的不断产生和发展已经给社会和生活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贵州地域文化媒介化的进程也越来越深入，特别是新媒体时代以来，贵州地域文化的媒介形象正在逐步转型至虚拟化、可视化、轻量化，并能够更加深入细致地激发人们对贵州地域文化的喜爱和传承。毫无疑问，不管是传统旧媒介还是现代新媒介在贵州地域文化传播过程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任何媒介都是一把双刃剑，它们在促进文化传播的同时，也会对社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正视媒介在构造社会形态的媒介化过程中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以防止文化沉溺于传播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