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源 唐 洱

(1.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2.贵州民族大学多彩贵州文化协同创新中心，贵州 贵阳 550025)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信息的发达，文字、影音能够为游客呈现相对立体、完整的旅游地形象，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旅游凝视不再局限于旅游活动中，还延伸至旅游活动的前后。旅游地基于不同媒介传播的各类符号为潜在游客构建起相应的旅游期待和文化想象，可称之为“前旅游凝视”。游客在脱离旅游情境后借助照片、纪念品等回忆旅游体验、分享旅游经验，则相对地成为“后旅游凝视”。这种延伸的旅游凝视并非单纯由游客的主体性所决定，而是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由旅游地的宣传策略、形象构建与游客的传播选择、记忆筛选共同构建的，文化精英、媒体和其他游客的意象呈现则为潜在游客提供了典范化的凝视模板。于是，旅游中“看什么”和“怎么看”成为主客互动后持续加强其文化印象的群体性产物，作为被凝视对象的各类旅游符号也即成为具体地域的游客构建和强化“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依托。而旅游纪念品作为旅游凝视和旅游纪念的重要物质符号，其意义在主客互动和情感投射的双重作用下形塑，对旅游地经济发展的促进、加深游客与东道主的彼此理解都有积极作用。

而在旅游是一种民族关系的前提下[1]，新时代的民族文化旅游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推力，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游客对旅游中表面化、同质化内容的不满，进而追求对旅游后台的理解，民族地区人文旅游对文化交流、交融的影响也更为凸显。而在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中必然存在对本土文化符号的筛选和改造，以便在满足游客文化想象和文化体验同时便于接纳、传播，其中必然需要融入游客能够接受的共通文化内容，或通过符号的转借、拼接、糅合而呈现一种多元浑融的状态。这种文化符号深度互嵌、交融状态的实现恰恰是旅游符号互动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契合之处。

二、研究回顾

旅游纪念品是旅游研究中重要的关注对象之一。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旅游纪念品是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整合功能有助于凸显地方身份和族群性[2]。又因旅游纪念品是旅游情感与体验的承载物，国外学者多从旅游者角度出发探讨其旅游消费、真实性等问题，并关注旅游纪念品的符号性及其意义和功能[3]。其中，旅游纪念品及其意义对游客行为和感知的影响颇受重视，说明认同问题在旅游纪念品研究中是值得关注的[4]。

国内的旅游纪念品研究则多集中在产品设计领域，关注其设计理念、设计过程和产品接受度，对地方性文化符号的呈现也多有关注。近年来，旅游纪念品承载地方历史文化、民族特色的符号属性越来越受关注，涉及旅游纪念品地域性[5]、族群性[6]、文化认同[7]、符号化生产与再生产[8]等问题的研究增多。总体来说，国内旅游纪念品研究中，作为一种特殊旅游符号的旅游纪念品在旅游目的地文化传播、形象塑造中的功能得到了承认，而旅游纪念品的符号生产尤其是符号融合等问题仍有待深入探讨。

与此同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背景下，民族旅游中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成为新的关注点。徐海鑫肯定了旅游在语言相通、文化了解、社会交往、相互通婚等方面对民族杂居地区文化三交做出的贡献[9]。而孙九霞在反思的基础上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话，指出在旅游情境中“多元”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丰富，“一体”则被进一步地强化，须重视微观层面研究，关注“多元一体”的过程性、日常性和互动性，并特别指出丽江等旅游地正在形塑这种“多元一体”的新型社区共同体[10]。整体而言，国内现有的旅游中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偏于宏观，而孙九霞的论述则说明通过对旅游中具体而微的个案的深入分析将有助于相关理论的进一步落地。

此外，在信息化时代，媒体传播对共同体意识的影响不可忽视。王炎龙[11]、沈艾娥[12]等研究者即指出媒体话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积极作用。因此在“多元一体”视域下，旅游活动的微观符号层面如何在信息化时代实现民族文化符号的传播、助力民族文化三交仍有值得探索的空间。

三、布农铃：古道物象的符号新生

丽江古城自古为茶马古道重镇，纳西、白、汉、藏等多民族文化和谐共生。随着旅游开发的持续推进，丽江古城的文化形象逐渐从古老、神秘演化为小资、浪漫[13]。而本土多民族历史文化在新的文化情境中起到不可忽视的地域性标识作用。

(一)“山间铃响马帮来”的文化意象

滇藏茶马古道历史上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物资运输要道，骡马则是古道运输应用广泛的畜力。因此，作为骡马装饰的铃铛也即成为马帮文化中常见的物质符号，乃至其铃声成为马帮的指示符号。随着文学、影视作品的传播，马帮铃声也成为了茶马古道上的典型意象。而马帮铃不仅是装饰用品，还承担如下功能：标识功能，也即借助铃铛大小、数量、纹饰等具体差异区分骡马等级、马帮归属；定位功能，借助铃声作为马帮定位可以避免相向而行的马帮在狭窄山路上不及避让而“闯帮”，骡马走失时可借助铃声定位寻找；镇定功能，行进中连续不断的铃声可以有效避免骡马受惊，并对驱逐野兽有一定的作用[14]。

作为滇藏茶马古道上重要的物资中转站，丽江古城旧时马帮繁盛，明代时丽江马即被木氏土司用于进贡中央王朝。而饲养骡马是当地人常见的收入来源，骡马既可以供给自家走马帮使用，也可通过骡马会等进行贸易，今天仍可见到用于丽江景区游客骑马体验的养马人。而丽江地区又以铜器、银器、皮具的制作闻名，纳西话叫作“居遭”(ty21zo33)的铃铛作为骡马、牛羊等家畜常用的装饰品也在旧时纳西人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当地传统使用的多为素面铁质或铜质的铃铛，相当一部分铃铛由本地打铜匠人制作，供应马帮使用。一些人家还将铃铛挂在家中大门后，用作门铃，又可防盗。

而当马帮运输被现代化的运输方式取代以后，马帮铃失去了原有的实用功能。生计模式的改变也使得牲畜用铃趋于萎缩。马帮铃的符号意义即借助“山间铃响马帮来”的文化印象转化为马帮传奇的象征物，能够唤起相应的文化想象。这一符号转向正是马帮铃在丽江古城得以拓展新路径并在符号层面被塑造的重要前提。

(二)多民族文化符号的融入与铃铛设计

1995年，四川画家布农与一匹马相伴从丽江出发，沿滇藏茶马古道徒步进藏。布农途中为马铃挂上风景木牌画的创意则形成了布农铃的雏形。1996年，布农在丽江古城创立布农铃这一文创品牌。借助茶马古道符号沿线多民族文化符号的引入，布农的铃铛设计打破了旧时马铃只重声音与实用性的传统。其最早的一款设计即为通过东巴象形文字的“阳”与“阴”的附加，借助中华传统阴阳哲学与铃声的低沉、清脆相对应而象征阴阳和谐的阴阳铃。此后，纳西文化中的大鹏金刚、尤玛金刚、俄汉崩瑞、杜盘西格、可兹嘎劳等，藏传佛教文化中的梅里雪山、玛旁雍错、吉祥天母、度母、瑜伽母、大威德金刚、尤鼻牵象、吉祥八宝、轮王七政宝等，中华民俗文化中的龙凤、生肖、福禄寿、和合二仙、门神、财神等，乃至西方文化中的十二星座，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吉祥图案在布农铃的设计中被大量应用，逐渐形成多个产品系列。而铃铛本身通过与不同吉祥图案的符号意义相联系，而具有了祈求镇宅辟邪、出入平安、招财纳吉、姻缘和合乃至事业顺利、学业提升、健康长寿等象征功能，基本涵盖了中国人常见的精神需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布农铃许多标志性图案具有文化寓意的互通性。例如，大象是布农铃产品中应用最多的吉祥图案。象在佛教文化乃至印度文化中都是非常重要的象征符号，众多典故、神明与之相关；纳西东巴信仰也视大象为灵兽，长着三十三个头的大象便是其神异形象之一，纳西族传统舞蹈中也有对大象动作的模拟；而在汉语世界里，象因为与祥、相等字的谐音而衍生出吉祥、太平有象、出将入相等寓意，并成为传统吉祥图案之一。而布农铃对大象图案的寓意解释具有显著的跨文化特征，在多元解释的基础上又能够成功得到不同人群的认同，使其成为吉祥平安、助益学业的综合性符号，也使得此类铃铛成为布农铃最为畅销的款式，适应更为广泛的游客群体。

而布农铃这一旅游文创品牌的成功也迅速使得本地传统的制铃工匠转向旅游纪念品设计，原本供马帮骡马和藏区牲畜使用的铃铛随着不同铃铛品牌的出现而成为纳西文化、时尚元素的载体，为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游客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同时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再造。而作为丽江古城三大特产之一，布农铃的地域文化符号性质在“金铃遍地”的文化语境中得到确立，“布农铃”一词也成为泛指丽江古城铃铛形式旅游纪念品的统称。

(三)铃铛的符号塑造与传播

正因为以布农铃为代表的古城铃铛将马帮铃导向新的社会生命，这种古道物象的意义也随之变得层次丰富。画家只身徒步进藏的个人传奇，茶马古道上走马帮的文化想象，纳西东巴文化的古老神秘，丽江作为浪漫之都、艳遇之都的时尚属性，诸多背景元素以马帮铃为中心叠加，进而强化了布农铃这样的旅游文创产品突出的地域性、族群性。

大多数游客对布农铃的先在了解都源自各类丽江古城旅游攻略和影像资料。其中的突出代表如，《丽江的柔软时光》2003年、2007年、2012年三个版本，Lonely Planet旅行指南系列《大理、丽江和迪庆》，此类影响力颇大的畅销书都将铃铛作为丽江特色旅游工艺品进行介绍，强调布农铃等古城铃铛与茶马文化、东巴文化的联系，在塑造丽江古城浪漫形象的同时突出这些工艺品的地方特色和浪漫属性。网络上涉及布农铃等古城铃铛的旅游攻略则以各类旅游网站、公众号的介绍文章为主，数量更为庞大。例如，丽江古城官方微信公众号“丽江古城游”2018年发布了多篇介绍古城内不同铃铛店铺的文章，对不同品牌的故事、制作工艺、文化构成以及设计者的个人理念等进行诗意书写，并尝试探讨这些物件及其设计者的故事中所蕴含的浪漫色彩能够带给人们的思考。

铃铛还是丽江古城各类旅游宣传片乃至影视作品中的突出意象。2014年音乐电影《丽江之恋》中即频繁出现铃铛镜头，且将“风铃”作为歌词中凝练的丽江古城意象。而在《丽江之恋》中参演的不少演员则是2012年热播剧《木府风云》的主要演员，在这部电视剧中，木府走廊上也挂满了丽江特色的草帽木牌铃。2012年的另一部热播剧《北京爱情故事》则带火了寓意爱情美满的龙凤铃，而更早的热播剧《一米阳光》2004年一经上映便将阿厦丽驼铃带火。2018年云南卫视大型纪录片《云南》第五集《纳西王国》更是直接将布农和布农铃的故事搬上了电视荧屏。无论是偏向于诗意化写实的宣传片，还是写实化虚构的影视剧，影像在信息化时代的影响力较之文字更为直接、深刻，直到现在仍有不少游客来丽江买铃铛是为了收集影视剧同款。

不管是旅游攻略还是影视意象的呈现，这些涉及布农铃等古城铃铛的信息都为潜在游客提供了“前旅游凝视”的对象。而铃铛也因为与茶马文化、纳西文化、时尚文化的紧密联系，进一步融入丽江古城传统与现代相交织的浪漫意象，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获得了自己的符号位置。此外，也有相当一部分游客因亲友推荐而来了解、购买布农铃，则反映出旅游文化传播中人的能动性。

而在游客进店选购的过程里，顾客与店员双方会围绕铃铛的分类、功能、文化背景、图案寓意等问题进行交流，并最终根据所需的功能如挂家、挂车、礼物赠送等，结合价格因素挑选所需的吉祥寓意。布农铃的诸多畅销款式则反映出中华传统吉祥文化的深刻影响，大象等具有跨文化吉祥寓意的图案即易于被游客认可。爱情相关的铃铛款式也是热销类型，龙凤铃受《北京爱情故事》的影响而一度供不应求，其东巴文字、龙凤图腾的应用，加之布农铃以阴阳互补共生的传统哲学规定男用凤、女用龙，求姻缘者则买单个铃铛，心愿得偿时再来补上另一枚，以期幸福圆满。这种能够引起普遍共鸣的关注个人化情感需求的铃铛设计，也正是布农铃作为“有故事的铃铛”而能够串联“与铃铛的故事”的关键。布农铃保存有大量的游客留言，许多游客受布农铃缘起故事的启发，将布农铃店铺和这种铃铛作为个人经历的见证物和个人情感的投射物，从而强化了布农铃对游客个体而言的符号意义。也正因这种个体体验和情感的附加，人与物的联系进一步加深，布农铃即可成为游客文化自我的一种物象呈现。前来布农铃的其他游客则可通过翻阅这些留言，开拓对布农铃的另一种认知视角。而根据“铃”与“灵”的谐音联想，布农铃起步早期即有游客生发出“布农铃灵”的说法，这种象征联结是中国象征思维的具体呈现。今天丽江古城大水车旁的网红打卡景点东巴许愿风铃走廊则可视为这种象征联结被游客成功接受的又一力证。也正因为布农铃是“有故事的铃铛”，不管是布农、明星还是游客，这些人与布农铃的故事又成为旅游攻略、媒体宣传、个人分享等文字、影音媒介而得以快速、广泛传播，继而形成新的“召唤结构”，建构起潜在游客相应的旅游期待。于是，丽江古城地域性文化和茶马古道沿线多元文化符号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调，借助布农铃这一重要载体，在纪念品销售的主客互动中实现了知识的再生产。游客的经验分享和各种媒体的信息传播则拓展了这一知识再生产的链条，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快餐式的旅游文化体验，从而在符号意义上具有相对持久的感染力。

不仅如此，旅游开发后的丽江古城作为一处供人体验慢生活的文化空间带有显著的文化假晶性质，这种“文化假晶”的属性并非贬义、消极，反而正是丽江古城作为心灵抚慰之地独具魅力的重要因素[15]。而东巴文化的古老神秘、马帮文化的传奇粗犷、流行文化的娱乐元素、畅销读物渲染的浪漫色彩与小资情调以各类图案、字符作为表现形式，在中华传统吉祥文化的统摄下，借助马帮铃这一茶马古道寻常物象的物质外壳，促成了布农铃等古城铃铛同样具有了文化假晶的性质。正得益于多样化且带有分享性的个人体验、情感投射，这种文化假晶的塑造使得布农铃等特色铃铛作为丽江古城浪漫意象组成部分的角色更易于传播和被人接受。

四、布农铃符号交融的层次与文化认同的唤起

(一)符号复合化：图案与铃铛的象征缔结

茶马古道上的马帮铃本是实用物品，对铃铛本身的装饰图案要求不高，因此素面居多。但从丽江古城的博物馆和店铺的古物陈列可知，程式化的兽面、简单的几何纹也常出现在本地的马帮铃上，说明过去的人们也注意到了铃铛本身的审美潜质。而寿字纹和兽面纹的并置往往带有长寿意味，反映出历史上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当代表古道沧桑与马帮传奇的马帮铃被纳入丽江古城旅游文创产品设计开发的行列时，其图案、造型必然要做出更能吸引游客、更为美观新奇的改动。于是，滇藏茶马古道沿线不同的吉祥图案便开始被设计者移植到马帮铃上，铃铛的造型也更为丰富。图案和造型的多样化不仅大大增加了铃铛的审美价值，更将相应的主题和寓意赋予铃铛本身。而在寓意解释中，铃铛往往只是相应图案的载体，其前身马帮铃则成为寓意解释的茶马古道文化背景，借以增加铃铛与丽江古城历史文化的关联性。这也即是说，每一款铃铛实际上都是一个复合化的符号，包含多层次的解释空间：作为马帮铃的衍生物，它代表了滇藏茶马古道的马帮传奇；作为丽江特产，它是兼容并蓄的纳西文化的物质体现；作为吉祥物，它则以本身附加的吉祥图案、特殊造型包含具体的民族文化和符号意义；而作为设计作品，设计者的人生经历和设计理念，乃至影视剧的展示，则成为布农铃符号资本的另一大来源，指向自由、浪漫、注重生命体验的理想丽江生活。由此可以说，本身带有相应文化解释的吉祥图案与“有故事的铃铛”在象征层面上结合成一个复合整体，并在中华传统吉祥文化和现代流行文化的张力中以铃铛为媒介的象征缔结并不仅限于图案本身，这些铃铛的由来、设计者的故事和生活方式、影视剧乃至丽江古城这一环境本身也同样是铃铛所联结的符号资源。于是，茶马古道的马帮文化、画家布农沿滇藏茶马古道徒步进藏的传奇故事、丽漂的理想生活、影视剧中的浪漫爱情、丽江古城的浪漫意象、纳西东巴文字的神秘古朴等要素在形形色色的铃铛和木牌上得到了相应的体现，并随之使得这些铃铛成为了相应符号意义的承载物。在这些与浪漫、自由、品位相联结的符号之外，手工铃铛独一无二的声音则又在批量产品中构建起相应的独特性，正好满足了当代人潜意识中对同质化的抗拒，“属于我的”“独一无二”“最好最喜欢的声音”即成为一种附加的促成铃铛消费的符号因素。而丽江古城的铃铛也自此成为旅游者凝视和想象理想中的丽江生活的物象之一，并随着相应的信息传播而被打造为一种与丽江古城本身直接关联的符号。

(二)意义的消费：铃铛与古城的符号互嵌

Jean 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中指出，在符号消费的时代，商品的品牌、意义及其消费仪式和消费空间所代表的社会地位、文化品位乃至由此所能获得的社会声望是消费者重视的内容，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则退居次要[16]。在马帮铃作为茶马古道代表物的大前提下，布农铃作为画家布农进藏传奇的代表物、丽江多民族吉祥符号的承载物的形象被广为接受，而画家个人文化资本借助布农铃进行转化后，又与游客个人经历、情感投射和文化想象产生共鸣，并在消费仪式中接收茶马古道沿线多民族吉祥文化的知识传递，借助“有故事的铃铛”强化物的文化自我延展与确证，显然是布农铃在符号消费中的打动人心之处。加之各类媒介所传递的信息都包含了布农铃等铃铛是丽江古城特产、铃铛是丽江浪漫生活的物质象征符号的内容，在丽江古城这一传统与现代、古朴与小资相交融的文化空间，布农铃是丽江整体浪漫意象的组成符号的文化印象持续传播与接受，这些特殊的物象在古城本身浪漫意象生产层面的契合也进一步加深，马帮铃铛最基本的符号吸引力即在于其与滇藏茶马古道的文化关联性，而画家布农的个人文化资本转化则成为马帮铃作为浪漫符号而被生产的重要推力，是丽江茶马文化从相对宏大的“虚”走向具体而微的“实”的重要转折点。而马帮铃与丽江本土民族文化符号的深度连接在后起者们的设计中被持续强化。利用茶马古道所联结的汉、藏、白、纳西等不同民族文化的吉祥图案，形形色色的铃铛设计充分体现出丽江古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加之以布农铃为代表的丽江各大铃铛品牌多已形成系统的铃铛文化与图案寓意解说，游客在进店了解、购买的过程中，也在实际上接受对茶马古道沿线多民族文化的教育，并成为潜在的民族文化传播源，从而强化丽江古城文化开放、交融的良好形象，并触发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好奇与想象，形成新的潜在消费动力。

不仅如此，马帮铃作为茶马古道上的典型意象，与作为茶马古道重镇的丽江古城天然具有符号关联性。而旅游开发着重渲染的纳西文化中也包含了茶马文化的内容，这就使得布农铃等脱胎自马帮铃的旅游纪念品与丽江古城的浪漫意象形成互嵌关系。一方面，布农铃等“有故事的铃铛”借助对茶马文化、吉祥文化相关符号资源的有效组合，凸显了丽江古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另一方面，丽江古城丰厚、多彩的历史文化也需要借助特定物象予以呈现和确证，融合多民族吉祥图案的马帮铃无疑是合乎这一现实需求的。也正因此，东巴许愿风铃走廊、马帮文化一条街都以铃铛为主题意象，并成为古城内的网红景点。

而丽江古城的浪漫意象是小资群体、精英游客在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这一文化空间中借助消费仪式构建自我与群体身份的过程中逐渐塑造的，古城的浪漫性则源自于古老的建筑与特殊的城市格局、特定文化氛围与生活方式的意义赋予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张力[17]。与茶马古道、西藏、徒步、冒险、自由、浪漫等关键词紧密联系的布农铃在丽江古城即是这样一种具有突出意义指向的消费符号，受布农铃启发而出现的各类铃铛文创产品也着力于在这种基调上强调铃铛与茶马文化、东巴文化的关联性。游客在消费实践中基于想象和多感官实践与当地人进行互动，则使得丽江古城的浪漫意象的建构带有显著的东方主义色彩[18]。在丽江古城“看什么”因“前旅游凝视”的存在而成为信息时代众声喧哗中对游客旅游实践的先在指导，布农铃等古城铃铛作为不断被展示或强调的典型意象即成为丽江旅游中不应忽视的凝视对象。而“怎么看”则基于小资群体、精英游客的个体感受与诗意书写形成潜在的共鸣点，这些铃铛也即成为丽江古城理想生活与游客个体情感投射的重要对象，同时承担着标识个人品位与旅游经历的重要符号。也正因为民族地区的旅游活动具有显著的体验性、互动性和情境性，新生的马帮铃在丽江古城意义网络中找到了准确的符号位置，其新的符号意义生产与社会生命阶段也与丽江古城浪漫意象生产深度契合，形成符号层面的互文关系。

(三)自我的延伸：生活与物象的情境融合

作为个人财产的物能够标识拥有者的过去、身份和地位，唤起怀旧感、满足感，这种个体的自我延伸能够与他人分享，因此物品和经历也即有了唤起群体认同的潜质[19]。作为丽江古城旅游情境中的消费符号以及浪漫意象中的特殊物象，布农铃标识着游客的旅游经历，也因此能够借由旅游消费进入个人生活空间，带来符号消费的满足感。当布农铃被游客拍进照片、视频，成为回忆丽江旅游的媒介，或是购买带走而成为挂家、挂车的装饰，即发生了从旅游符号向个人符号的意义转换。布农铃所指向的是一段可供回忆与纪念的经历及其体验，并借由其品牌、品质、工艺、寓意展示拥有者的文化品位，在其旅游经验分享中获得相应的社会声望。而当布农铃被用于礼物赠送时，则进一步形成了新的“召唤结构”：一方面，作为一种互惠的重要形式，礼物交换天然地存在对回礼的潜在期待，对社会交往与聚合有其特殊意义，而这也使得作为礼物的铃铛承载了新的个人化符号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来自丽江古城的复合符号，布农铃也同时唤起接受方的文化想象，通过相关信息的接受，形成对潜在游客的吸引力。

而受画家布农徒步进藏故事的影响，自布农铃店铺开设之初便有大量游客通过留言的形式表达对其个人传奇的感悟、对古道文化的想象以及丽江旅游的体验。这种持续不断的游客留言至今仍是布农铃借以拓展“有故事的铃铛”的重要方式，其内容逐渐以游客个人故事与旅游体验的真实记录与浪漫书写并行。布农铃店铺也因此成为不少游客的纪念地，常见游客带孩子、爱人、朋友专程故地重游的现象。基于个人经历的情感投射与价值赋予则是布农铃获得多重意义并进入游客文化印象和日常生活重要的影响因素，也是实现其文化自我标识物功能的直接推力。作为丽江古城旅游文化符号的布农铃成为承载个人记忆的消费符号，多重故事的堆叠也进一步推动“有故事的铃铛”的形象构建，强化了与丽江古城互嵌的浪漫属性。而这种互嵌的持续加强，也反过来强化了作为浪漫物象的布农铃对拥有者而言特殊的个人符号性质。

(四)认同的唤起：传统吉祥文化的群体性

从文化的宏观视角来看，符号象征具有典型的群体性。在中国文化中，吉祥物可借由谐音、象征、指示、联想、组合等法式生成，其演进发展显示出对当代社会的强大适应力[20]。而旅游纪念品通过对传统吉祥文化的符号实践，能够在消费过程中促进文化传承与群体认同[21]。布农铃能够打开市场，成为丽江多元文化的象征物、游客文化自我的延伸物，即得益于中华传统吉祥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基底性影响。正是在这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基础上，围绕茶马古道多民族吉祥图案的寓意解释，布农铃才能够在长期销售中依据不同的接受度而进行的款式汰选以及寓意的系统化。

而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人员和物资的流动要道，也是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之路。在旅游开发的新情境下，多民族吉祥图案以马帮铃这一特殊物象为载体衍生出布农铃等特色旅游纪念品，成为丽江古城浪漫意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本指向马帮文化的马帮铃也由此获得了超地域、多族群的意义和价值认同，并借助“吉祥”的共同主题，在多元文化符号的表象下契合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心理，表达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从而在国内游客群体中得到普遍接受。不仅如此，国外游客主要从重视听觉与视觉的审美角度凝视、评判和挑选铃铛，并带有显著的东方主义色彩，将这些铃铛“艺术化”，而国内游客往往对铃铛所附加的符号寓意、象征功能高度重视，能够快速、细致地解读和拣选相应的吉祥图案，寄托趋吉避凶、平安顺遂的期盼。无论是否购买，国内游客对中华传统吉祥文化的认可都是一致的。通过围绕多民族吉祥图案寓意的主客互动，国内游客能够清楚地体认到滇藏茶马古道沿线各民族所向往的美好境地是一致的，与“我”所向往的理想生活也是一致的，这种“异中有同”的感受正是国内民族旅游理想的文化体验。而布农铃所承载的多民族吉祥图案及其文化意涵则在交流中被中国游客接受并带入个人生活的文化空间中，乃至向他人传播。这也正是民族旅游与中华民族文化内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2]的深度契合之处。不仅如此，随着丽江古城铃铛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多元化，已经在滇藏茶马古道多民族文化符号融合的基础上，形成风水、文玩、收藏等多种“圈子”文化的互嵌，借助旅游体验、文化现象与表述，共同服务于丽江古城浪漫意象的生产与消费，并进一步凸显了中华传统吉祥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

结 语

布农铃的个案反映出民族地区的旅游纪念品设计应将“多元一体”这一内在逻辑纳入考量。由此，马帮铃这一带有地方性而又借助多民族文化符号融合超出单一民族认同的特殊物象能够成为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确证，而游客的旅游想象则能够拓展到更高层次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这一个案也肯定了民族旅游中的多元一体应是在展示不同地域、不同群体文化多样性的同时自觉抓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从而在旅游符号互动中强化文化与情感的浑融，进一步凸显各民族群体间的内在联系和共同性。借助以“异”立足的旅游活动，实现对“异中有同，天下大同”的高度体认，这是今后民族旅游的应然趋势和必然要求。这也为我国民族地区高质量的旅游纪念品设计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思路和经验：将民族文化特色符号与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文化精神有机结合，在旅游活动与符号互动中助力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凸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