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世超 金寿福

关键词：亚历山大里亚；托勒密王朝；希腊人；恋地情结；文化空间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3.02.004

托勒密王朝（Ptolemaic Dynasty，约前305—前30）是由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III，前336—前323年在位）部将托勒密（Ptolemy I，前305—前284在位）在埃及建立的外来政权。如何统治法老时期（Pharaonic Era，约前3000—前323）民族构成较为单一的埃及，向以托勒密统治者为首的希腊移民作为外来民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希腊移民，根据神谕建造了以亚历山大大帝来命名的城市，将埃及人居住的、反映法老文明的“文化空间”描述成“自然空间”，并将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构造成具有希腊移民所熟悉的建筑与设施的希腊城市，最后将亚历山大大帝的尸体从孟菲斯（Memphis）迁入该城，由此在异国他乡建构一个自己所熟悉的“文化空间”。

本文利用段义孚（Yi-Fu Tuan）的空间地理学说，对亚历山大里亚建城传说和城市建筑设施所体现的希腊文化特征等进行深入分析，同时结合民间流传的亚历山大里亚建城传说故事与物理层面上亚历山大里亚建城的历史事实，揭示建城传说的编写原因与移民心理状态。托勒密统治者编写建城传说故事是为了便利希腊移民对地理空间的占据，推动其民族心理的转换与适应，以构建一个合适的“文化空间”来照顾其民族心理和依恋家乡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1托勒密统治者强行把本非“自然空间”的亚历山大里亚选址描绘为“自然空间”，正是为了建构希腊移民依恋的“文化空间”，正是针对民族心理适应的重要策略。

对于希腊移民的研究，学界自19世纪末就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首先，劳内（M. Launey）、杜楠（F. Dunand）等研究了托勒密王朝希腊移民群体的人口规模问题。据估算，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移民数量达50万，占城市人口的60%，而托勒密二世（Ptolemy II，前284—前246年在位）时期埃及的外族移民总量达到了100万至150万人之多。希腊移民在城中占据多数，所以如何有效安置移民成为亚历山大里亚城市管理的一个重要议题。其次，弗雷泽（P. M. Fraser）等研究了希腊移民的来源与构成问题。他们认为，除了亚历山大大帝留在亚历山大里亚的三千马其顿驻军将士，亚历山大里亚及其周边地区的希腊移民大多来源于爱琴海诸岛（Aegean Islands），大多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与埃及联系紧密；也有部分希腊移民来自卡里亚（Caria）、爱奥尼亚（Ionia）等，大多从事雇佣兵等职业；少部分移民源于雅典（Athens）等城市，大多从事学术、教育等职业。再次，关于亚历山大里亚的文化设施研究，麦肯滋（J. S. McKenzie）等认为，亚历山大里亚的体育场、图书馆和萨拉皮斯神庙（Serapeum）等建筑物是专为希腊移民设计的，符合希腊移民的文化习惯。4前人研究大多聚焦移民的数量与构成问题，较少关注移民心理与情感问题。

希腊移民究竟如何在埃及建构自身的居住空间，如何處理与埃及原住民之间比邻而居的空间关系，也是有待讨论的移民史基本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使希腊移民建立起对于居住空间的归属感，如何创造“文化空间”来唤起希腊移民的“恋地情结”，则是需要讨论的空间心理学问题。本文希望将移民史基本问题与空间心理学问题相结合，探索空间转换中的移民心理变化状况。

一、亚历山大里亚选址建城的传说

在亚历山大里亚建城故事中，该城所在的地方原本究竟是一块蛮荒之地，还是居民点，涉及居住空间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关于该问题，《亚历山大传奇》（Alexander Romance）等轶事文学作品和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后人）、波利比乌斯（Polybius，前3、2世纪间人）等古典作家给出了迥然不同的答案。至于哪一种说法更为可信，还是要考证亚历山大里亚建城的史料来源。

《亚历山大传奇》成书于托勒密王朝时期，对亚历山大里亚建城故事有非常生动而详细的描述，但其传奇色彩浓厚。该作品记载，亚历山大大帝在前往锡瓦绿洲（Siwah Oasis）求取神谕时，发现一个地方的河流、运河以及城镇的地理分布一如神谕中的描述。从陆地上远望，他看到一座岛屿在海上，就问当地人这岛叫什么。当地人说：“法罗斯岛（Pharos），普罗特乌斯（Proteus）曾经住在那里。为了纪念他，岛上树立了一座纪念碑。”在当地人的带领下，亚历山大大帝瞻仰了荒草丛中的普罗特乌斯棺材。亚历山大大帝看到纪念碑因战火而倒塌毁坏，只剩残垣断壁，当即下令修缮恢复。亚历山大大帝认为城市应该确立边界线，于是他和建筑师们撒下谷物，划出了城市的边界线。但是这时一群鸟儿飞来，啄食了所有的谷物后飞走了。亚历山大大帝对此感到不安，便派人去占卜问询。占卜师这样解释：“这个城市将养活整个世界，在这里出生的人将走向四方；他们像鸟一样，将活跃在整个世界之上。”关于这段情节，一些阿拉姆语版本（Aramaic versions）还将“鸟儿啄食谷物的过程中在海滩上留下了很多爪印”的现象进行阐发，认为这些爪印形似象形文字，而鸟儿正好是埃及托特神（Thoth）的化身，爪印正好暗合埃及象形文字的起源故事，因此亚历山大里亚建城暗合了埃及托特神的神谕旨意。故事中鸟儿在空地上啄食的画面和前述纪念碑倒塌的场景给人一种此地原本是荒芜、废弃之地的感觉。同时故事也演绎了亚历山大大帝作为开荒辟土的伟大建城者（Oikist）的形象。各种版本的建城故事添油加醋，使得原本的亚历山大里亚建城史实变得扑朔迷离，给建城罩上了几层神秘的面纱。

根据《亚历山大传奇》的记载，瑙克拉提斯人克列奥曼尼（Cleomenes of Naucratis）和罗德岛人迪诺克拉特斯（Dinocrates of Rhodes）曾建议亚历山大大帝：“不要建造那么大的城市，因为那样的城市没有足够的人口来充实。如果真的住满了人，商人将无法提供足量的生活必需品，那些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就会发动战争。”建筑师们测量并绘制了亚历山大里亚的蓝图，发现没有比亚历山大里亚更伟大的城市了。“叙利亚最伟大的城市是安条克（Antioch），只有8斯塔德（Stadia，希腊里程单位，约合185—200米）和72足（feet，为斯塔德的1/600）；迦太基（Carthage）有16斯塔德和150足；巴比伦城有12斯塔德和208足；罗马有14斯塔德和20足；而亚历山大里亚有16斯塔德和395足。”使用夸张的宏大叙事是古代作家习惯使用的写作手法。将亚历山大里亚蓝图与现实中存在的大城市进行对比，既突出了规模之大，又给人一种城市蓝图是建立在一片人烟稀少的荒凉大地之上的感觉。《亚历山大传奇》使用这种宏大叙事手法，凸显城市庞大的规模、众多的人口和象征性建筑物，以维护一套希腊移民的世界观，渲染一种自豪感。法老时期的埃及人用庞大的神庙来维系自身的世界观，而希腊移民用庞大的城市来维系自身的世界观。特别是在埃及的希腊移民，他们需要一种特殊的地方自豪感，因而在埃及建造的城市要比希腊化世界其他重要的城市更宏大、更壮观。通过壮观的城市与庄重的仪式，“城市中身份卑微的市民也拥有了生活在偏远乡村中的人们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能够分享更为宏大的世界里的辉煌与灿烂”。城市成为一种特殊的象征物，增强了希腊移民的地方自豪感。

怎样将带有神话色彩的建城故事拉回到社会现实中来，让希腊移民觉得占领埃及的居住空间来建造城市是合情合理的。《亚历山大传奇》讲道，当为城市奠基时，亚历山大大帝刻了5个字母——A、Β、Γ、Δ、Ε——来划分城市的街区，分别代表“亚历山大大帝”“国王”“后裔”“宙斯”与“兴建了城市”。笔者发现，城市的5部分既有希腊移民居住的A区和Β区，也包括埃及原住民居住的Γ区和Ε区，还有族群杂居的Δ區，整个居住空间的划分看似合情合理。《亚历山大传奇》继续说道：“当城市开工建设之时，有一些蛇从地下钻出来，溜进了部分已经建造完工的房子里。建筑工人非常惊恐，并将蛇打死了。亚历山大大帝听闻此事非常不安，亲自出席了奠基仪式，那天是泰比月的25日。因此，每年泰比月的25日，亚历山大里亚都会庆祝城市的奠基，这种习俗一直保留到现在。”为了让神话色彩浓厚的建城传说与现实中的节庆活动联系在一起，《亚历山大传奇》编造了这一套建城纪念日的历史渊源故事，将遥远的蛮荒之地传说带回了现实，使得看似虚幻的传奇故事有了一种现实的真切感。

而一些以客观真实叙述历史著称的古典作家的描述却与《亚历山大传奇》大相径庭。尽管《亚历山大传奇》中的亚历山大里亚选址被描绘为一片荒芜之地，但其实该地可能有人居住。所谓的“自然空间”是希腊移民编造的，实际上当时亚历山大里亚选址绝非“自然空间”。根据史诗《奥德赛》（Odyssey）记载：“有一座岛屿横卧在汹涌的大海中，人们称之为法罗斯岛。岛的旁边是一个天然海湾，有一片绝佳的锚地，船舶都从那里出海。”史诗提及有船只进出港湾，证明这片区域曾经是重要的商贸口岸，而不是蛮荒之地。后来，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5—前424）、斯特拉波等希腊作家都对亚历山大里亚进行了深入的描述，特别是后者的描述尤为翔实可信。斯特拉波说，亚历山大里亚城址原有一个规模较小的村镇，称作拉克提斯（Rhakotis），当时是一个边防商贸检查站，用来控制外国商船进入和货物进口，这样做是因为当时希腊商船往往亦商亦盗而且还偷偷占据土地建立殖民地。拉克提斯可能还是行政中心，管理附近的16个村庄。有12条运河流经拉克提斯，最终汇入大海。其中两条运河后来被改造成亚历山大里亚的主干道。有埃及象形文字纸草文献证明，这16个村庄同属于尼罗河三角洲西部的伊姆奈特诺姆（jmnt），而拉克提斯是该诺姆的重要居民点。古典作家阿里安（Arrian，2世纪上半期人）也描述了亚历山大里亚的选址与城市建筑物，并提及，初到埃及之时亚历山大大帝主要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活动，行进至马艾奥提斯湖和地中海之间的狭长地带之时，觉得这是建设新城的绝佳位置，并认为这座新城终将兴旺发达。

由于地位较高，希腊移民占据了亚历山大里亚的绝大多数空间。关于亚历山大里亚城区居住空间的划分，波利比乌斯说道：“城中居住着3种民族。第1种是埃及原住民，脾气暴躁且没有教养。第2种是雇佣兵，数量过多且难以对付的乌合之众。城中保留一支外国军队是一项古老的传统，因为托勒密国王的软弱，这些雇佣兵已经懂得如何操控权力，而不知温顺服从。第3种是亚历山大里亚市民。他们同样不甘于普通公民生活，且地位高于雇佣兵。他们都有希腊血统，虽然有些与原住民通婚，但是仍然保留着希腊生活习惯。”根据波利比乌斯的描述，由于对城市居住空间和权力的争夺，城市3类群体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了。虽然在建城传说故事中亚历山大里亚居住区被明确划分为5个部分，但是实际上除了亚历山大里亚王宫区域以外，其他区域从未严格进行划分。且埃及原住民大多与希腊移民杂居，希腊移民占据了城市绝大多数空间。虽然在建城传说故事中埃及原住民明确享有一个区域的居住空间，但是实际上只有较少原住民住在亚历山大里亚。此外，埃及原住民在亚历山大里亚并不享有市民权，他们享有的居住空间的权力也无法得到保障。在波利比乌斯的描述中，他们明显受到歧视，地位明显低于雇佣兵和希腊移民。

综上所述，亚历山大里亚占据了有战略地理价值的重要位置，且在选址兴建之时，它本是有埃及人居住的居民点。弗雷泽、安倍尔（J.-Y. Empereur）等历史学家认为，亚历山大里亚建城以前的城址可能是一个带有围墙等防御设施的居民点，从18王朝（约前1550—前1292）开始就承担了守卫三角洲西部的角色。近年来，通过对亚历山大里亚的考古发掘，考古学家从沉积物中发现了陶瓷碎片、可能用于建筑的高浓度铅、从埃及其他地方运来的建筑石块以及可能来自污水的有机材料。现有研究成果表明，亚历山大大帝到来之前，当地就存在一个重要的定居点，绝非“蛮荒之地”。亚历山大里亚是建立在或许相当重要的原定居点之上的。考古证据直接推翻了《亚历山大传奇》中的说法。但《亚历山大传奇》并非原原本本地叙述史实，其写作目的有二。其一是让人相信，该地与埃及原住民没有多少关系，甚至没有关系。就如拉丁语铭文对亚历山大里亚的指称习惯使用“Alexandria ad Aegyptum”，罗马人认为亚历山大里亚只是靠近埃及，并不属于埃及；其二是向希腊人暗示，这个城市是亚历山大发现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所以希腊人在此居住不仅天经地义，而且他们应当感到是回到了家，这在民族心理上照顾了希腊移民的“恋地情结”。《亚历山大传奇》建立了希腊移民的地方归属感，虚构的故事在亚历山大里亚投下魅影，营造出一种开荒辟地来建造城市的气氛。故事中的亚历山大里亚实际上已经不是“自然空间”中埃及的一片地方了，而是一块“文化空间”。从埃及原住民所有的“文化空间”，到托勒密统治者口中的“自然空间”，亚历山大里亚最终被托勒密统治者建构成带有希腊文化特征的“文化空间”，在“自然空间”与“文化空间”的交替嬗变中，亚历山大里亚被改造成为适合希腊移民居住的环境。

二、亚历山大大帝的出生故事与时空观念的融合

段义孚的空间地理学说提及一种有趣的情况。一个社区里的人极其熟悉自己的地方，但可能对相邻社区所占据的地方一无所知。然而，这两个比邻的社区却可能共享一种来自遥远地域的、模糊的知识储备。这种知识储备是一套可以根据本社区需求进行适度调整的解释系统。这套解释系统解释了一些无法调和的历史问题，有利于两个比邻社区的和谐共存。对托勒密王朝时期希腊移民和埃及原住民而言，亚历山大大帝的出身是重要的祖先解释问题。两个群体都需要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共同祖先和共同君主，以使两个比邻而居的族裔群体可以和谐共存。然而亚历山大大帝属希腊族裔，希腊移民需要打破时空上的陌生感，接受其作为法老统治埃及。创造地理上的亲近感，令“自然空间”和“文化空间”相互交错与融合在这套解释系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法老时期，许多国王的出生故事都有一定的程式，希望通过创造符合本民族文化语境的出生故事，增强民众对法老在空间地理上的亲近感。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约前1479—前1458年在位）自称是阿蒙神的女儿，故事中“阿蒙神化身为埃及国王图斯摩斯一世（Thutmose I，约前1506—前1493年在位），发现了在王宫里熟睡的美丽的王后。王后醒来后，面向国王。国王的情欲被她唤醒了，向她展示了神的形象。王后非常高兴。之后国王的爱意传到了她的身体里，宫殿因此充满了神圣的香味”。哈特谢普苏特是阿蒙神与其母交合所生，因此具备神的预言能力，她借阿蒙神之口预言自己将成为埃及的法老，由此开创了女性继承法老王位的先例。正是通过编造与阿蒙神的父女关系，增强了与民众在宗教心理上相通的亲近感。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约前1391—前1353年在位）也将自己的出生故事编写成阿蒙神与其母穆特姆维亚（Mutemwiya）交合所生，并自称是太阳神阿吞（Atum）的化身。到了托勒密时期，根据埃及传统法老出生叙事母题，《亚历山大传奇》等轶事文学作品编造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出生故事。

据《亚历山大传奇》叙述，奈克塔内波（Nectanebo）看到埃及被他信奉的神所背叛，便出逃。他剃光头发和胡子，脱下国王的装束，拿了尽可能多的黄金，离开埃及，取道佩卢西姆（Pelusium）。他沿途经过很多国家，来到马其顿首都佩拉（Pella）。他穿上像埃及先知和占星家那样的亚麻服装，坐在路中间；当地人便好奇地来问他问题。他出名后，甚至腓力二世（Philip II，约前359—前336年在位）的王后奥林匹亚斯（Olympias）也想来见他。奈克塔内波借占卜接近奥林匹亚斯，并用幻术告诉王后，利比亚之神阿蒙将幻化为自己的形象与其交合。阿蒙神是以蛇的形象初现的，在地上蠕动，发出响亮的声音。然后，它将以带角的公羊、赫拉克勒斯（Heracles）、迪奥尼苏斯（Dionysus）的形象3次出现。最后，它将以奈克塔内波自己的形象出现在王后奥林匹亚斯面前。奥林匹亚斯怀孕了，但当时与她交合的是化身成奈克塔内波的阿蒙神。因此这个孩子是埃及人的，他将在埃及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笔者认为，《亚历山大传奇》这段描述的目的是要将亚历山大大帝出生故事与埃及建立起联系。两者虽然远隔重洋，但是可以创造性地编写故事，即埃及晚期时代著名法老奈克塔内波曾经前往马其顿宫廷，并且利用占卜术和幻术与亚历山大大帝的母亲交合，并生下英雄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在血统上具备继承埃及王位的合法性，因而可以名正言顺地统治埃及。对于希腊移民来说，这个故事的人物似曾相识，但情节完全不同。主人公即亚历山大大帝的出生故事似乎发生在马其顿王宫里，符合他们对国家统治者的预期。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是埃及国王，又与埃及这片土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亚历山大大帝并非一个完全外来的统治者。希腊移民熟悉的人物形象被嫁接到埃及的本土故事中。

通过建构与奈克塔内波之间传奇的联系，亚历山大大帝的形象得以本地化，成为一个血缘上来自埃及本土的君主，因此其继承者也有权力统治埃及。亚历山大大帝也被托勒密统治者奉为神祇。古代世界的神祇信仰具有一定的特征，即神祇不具有超出特定区域的保护能力，他们保护他们本民族，但对其他民族可能是有害的。普通百姓被鼓励去建立强烈的历史感、家族感，去崇拜拥有等级权威的在世成员、祖先和死去的英雄。在亚历山大大帝出生故事中，当奈克塔内波离开埃及以后，“所有的埃及人都恳求神王赫法斯特斯（Hephaestus）告诉他们国王的去处”。赫法斯特斯透露了一条神谕：“已经逃离的埃及国王是一个强大的人和一个战士，但已经年迈衰老。将来他会带来一个年轻的、更强大的新国王，他将统治全世界，并征服埃及所有敌人。”当听到这个神谕时，埃及人即刻欢欣鼓舞，刻石纪念。在这段叙事中，赫法斯特斯鼓励普通百姓崇拜本民族拥有等级权威的在世成员、祖先和英雄，激发了对本民族的热爱之情，建立起了强烈的“恋地情结”。故事又通过建构“年迈衰老的、强大国王”与“年轻的、更强大的新国王”之间连续性的历史感，来增强普通百姓的安全感，使统治家族的世系得以延续，政权得以顺利、平稳地更替。

通过创造亚历山大大帝与奈克塔内波两个历史人物之间的联系，在心理上拉近了希腊移民家乡与埃及的空间距离，也使得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地位容易为原住民所承認。埃及祭司马涅托（Manetho，前4世纪末、前3世纪初人）所著希腊文《埃及史》（Aegyptiaca）即将亚历山大大帝和托勒密国王作为埃及法老的神圣后裔列入埃及王朝世系。通过亚历山大大帝的出生故事，这种文化空间上的联系为亚历山大大帝和托勒密国王们谋取了统治的合法性，也顾及希腊移民的情感。

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很多文学作品仍将其与奈克塔内波联系在一起。托勒密一世将亚历山大大帝的尸体从叙利亚（Syria）抢回，被希腊移民与埃及原住民视为末代法老的儿子的归来。《亚历山大传奇》记载，当亚历山大大帝的尸体到达孟菲斯时，当地人演奏各种音乐来迎接他。他们称赞亚历山大大帝的尸体，并给予其“受到人们欢迎的、塞斯内克斯神在世、世界的统治者”等赞誉。他们把亚历山大大帝的尸体保存在那里12天，每天为他哀悼哭泣并希望留下尸体。对亚历山大大帝尸体的亲近加强了希腊移民强烈的民族情感与身份认同感，照顾了其“恋地情结”，进而产生了一种连续性的历史感和文化上的安全感。亚历山大大帝的尸体原本计划葬在亚历山大里亚，但城市尚未建好，便暂时安放于孟菲斯。此外，孟菲斯可能是末代法老奈克塔内波的葬地，甚至后来亚历山大大帝的尸体被装进了本为奈克塔内波准备的石棺里。死去的英雄仍旧受到崇拜，其死亡被不断地想象与塑造，棺椁与陵墓成为权力与政治的象征符号。奈克塔内波的棺材有如“旧瓶装新药”，把希腊移民和埃及原住民的时空观念融合在一起。这个情节犹如托勒密统治者建立的萨拉皮斯（Serapis）崇拜，意在促使希腊移民把埃及当作家乡，让希腊移民把埃及原住民视为“同胞”。想象的地理空间与事实的地理空间发生了融合，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空间”。不管效果如何，统治者虚构亚历山大大帝出生与死亡的情节时的用意显而易见。

三、亚历山大里亚的建筑与异国他乡建构的“文化空间”

托勒密统治者要为希腊人营造一个适宜居住的“文化空间”。而希腊人宜居的最佳空间就是城市（polis），甚至城市的概念也是希腊人创造的。据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所言，希腊人观念里的城市要提供保持身体健康的体育设施、发展个人天赋的教育设施、保卫公民安全的军事设施、宗教祭祀设施等职能。亚历山大里亚整个城市由雅典请来的希腊建筑师设计，并修建了图书馆、希腊神庙、竞技场、体育场等建筑物。大量的宗教建筑物增强了希腊移民的文化归属感，进而使得希腊移民产生了一种身处雅典的错觉，也就是空间地理上的错位感。城市布局是改造“自然空间”的“硬件”设施，而图书馆、希腊神庙、竞技场、体育场等建筑物是营造“文化空间”的“软件”设施。希腊移民在陌生的“自然空间”里，创造出自己熟悉的“文化空间”，以解决自身的思乡问题。希腊移民受文化、宗教设施等仪式性建筑物吸引，定居在其周围，进而产生了一套以仪式为基础的世界观，最终使得希腊移民更加依恋这座城市。

亚历山大里亚不是一天建成的。城市兴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历代托勒密国王不断扩建、增建各种公共建筑。斯特拉波对亚历山大里亚及其城市建筑物进行了细致描述：城市整体布局呈斗篷状。东西两侧较长，长约30个体育场；因处于地峡之上，一边临海，另一边临湖，南北较窄，宽约7至8个体育场。整个城市道路交错，可容马车和战车通过。其中两条垂直交叉的道路非常宽，宽度超过1普赖特鲁姆（约30米）。城市还拥有众多华丽的公共场所和数座王宫，它们占据整个城市的近三分之一。每个国王都渴望为城市公共场所建设增光添彩，因而都会新建一座建筑。他援引荷马（Homer，生卒年不详）的诗句，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所有的建筑鳞次栉比，一直绵延到港口区域，简言之，亚历山大里亚随处可见公共和神圣的建筑。阿里安提到亚历山大大帝还计划在这座新城市中兴建一座图书馆来奉献给缪斯女神（Muses）。城市还建造了萨拉皮斯神庙，这是埃及原住民的神和希腊神祇结合的混合神信仰，既照顾了希腊移民的心理，也嵌入了埃及的文化元素。象征性的公共建筑是希腊移民组织城市居住空间的重要方式，也是维系其世界观的重要手段。亚历山大图书馆、亚历山大大灯塔等公共建筑更是极大激发了希腊移民的地方自豪感。

亚历山大里亚建有一系列文化设施，将希腊式的文化教育模式从雅典搬到了亚历山大里亚，满足了希腊移民的“恋地情结”。前3世纪，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里亚设立“学宫”（Synodos），为远道而来的学者提供丰厚报酬、优良膳食和舒适住处，并减免他们的赋税。对地中海世界而言，这相当于再造了“雅典学园”，而彼时的雅典因战乱而衰落，失去了地中海文化中心的地位。所以亚历山大里亚的“学宫”吸引了很多来自雅典的学者，包括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托勒密二世继承其父的文化政策，开始修建亚历山大图书馆。优西比乌斯（Eusebius，约260—？）《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记载：“拉古斯之子托勒密在亚历山大里亚设立图书馆，并立志要搜集全人类的著作来充实它。”托勒密三世还兴建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姊妹馆。斯特拉波考证了两座图书馆的地理位置与功能：一座在王宫之内，是为学者进行文献整理和研究所设立的；另一座在王宫之外，是为方便公众阅读书籍和讲学交流所设立的。

萨拉皮斯神庙等宗教建筑满足了希腊移民的信仰归属感。托勒密一世确立萨拉皮斯崇拜为官方信仰，该神兼具希腊人的外表和埃及人的名字，在外形上易于希腊移民接受。他还命令建筑师帕梅尼斯库斯（Parmeniscus，生卒年不详）为亚历山大里亚设计一座全世界最大的神庙供奉萨拉皮斯。马塞利努斯（A. Marcellinus，约330—400）说，在城市所有的神庙中萨拉皮斯神庙最引人注目，它有高耸的屋顶，雄伟到言语难以形容。神庙的多柱大厅内部非常宽敞，摆放着令人屏息的巨大雕像以及大量的艺术作品，内部奢华程度仅次于罗马的卡皮托神庙（Capitol）。整个世界没有比这更华丽的建筑物了。萨拉皮斯神庙是一座完全希腊式的建筑物，塔西佗说“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里亚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希腊式神庙来供奉萨拉皮斯和伊西丝（Isis）”。托勒密二世采用金、银、铜、绿松石等珍贵材料来扩建神庙。他依照希腊样式，建造了神庙（naos）与圣域（temenos），周围还环绕着围墙，并设有希腊式画廊（stoa）。2萨拉皮斯神庙是著名的希腊式古典建筑，以至于图拉真（Trajan，98—117年在位）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61—180年在位）皇帝時期仍以其为钱币图像，以便在希腊人中间流通。根据钱币图像显示，萨拉皮斯神庙正面有4根石柱，并装饰有科林斯式（Corinthian）柱头、多立克式（Doric）中楣装饰和山形墙，希腊风格明显。萨拉皮斯神的崇拜仪式延续到391年神庙被摧毁。亚历山大里亚还有宙斯（Zeus）、阿波罗（Apollo）、得墨忒耳（Demeter）、阿芙洛狄特（Aphrodite）等希腊神祇的神庙。

对希腊移民来说，体育场是神圣的建筑，受到赫尔墨斯（Hermes）和赫拉克勒斯（Heracles）两位希腊神祇的庇佑。亚历山大体育场内还供奉着雅典娜、阿波罗、复仇女神（Erinyes）、阿耳忒弥斯（Artemis）等希腊神像。体育场不仅是希腊竞技运动的举办场地，同时也承担了审判、教育、文化等职责。斯特拉波对于亚历山大体育场评价较高，他说“亚历山大体育场周围环绕着长达1斯塔德的希腊式柱廊，是城内最美的建筑物”。柱廊之下不仅可以遮蔽烈日，还可供青少年讨论修辞学、哲学等各类学科。在柱廊和户外田径赛道之间，还有一处室内体育场（xyste）。费洛施塔图斯（Philostratus，生于约270）记载，亚历山大体育场引入了希腊式的文化与教育。体育场中间有一处浴池，充满了甘冽的泉水。在浴池的两边设有赛道，托勒密国王曾经在此练习希腊式的掷标枪与掷铁饼。运动过后，国王就去参加希腊式的宴饮。可见，在亚历山大体育场内，希腊移民享受着希腊式的文化教育和生活方式。亚历山大体育场举办过前280年的托勒密运动会、前3世纪初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泛雅典娜节运动会（Panathenaic Games）等节庆赛事活动。希腊移民以希腊运动会等仪式活动为基础，在埃及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让参与其中的运动员和青少年有种仿佛置身于雅典的空间错位感，成功改造了原有的“自然空间”。

段义孚认为，“城市是一个凝聚着人类文明结晶的象征中心，它有许多可见的象征物。更为重要的是，城市本身就是一个象征物。传统的城市象征着卓越的人造秩序，与其对照的是自然界的混沌力量”。亚历山大里亚的城墙、图书馆、体育场等公共建筑就是这种宏伟的象征物，而且市民可以进入这些公共建筑内部的空间参与公共活动，亲近城市与公共建筑，拉近心理的距离，这对希腊移民来说是一种理想的人类社会。希腊移民对亚历山大里亚的城市建筑、社会组织结构及其带来的秩序感更为熟悉，容易产生“恋地情结”。反观法老时期的埃及，虽然有许多宏伟的神庙，但是缺少这种普通百姓可以自由进入和可以居住的象征物，缺乏人与“文化空间”之间的地理联系。希腊城市就像楔子一样嵌入埃及原住民的居住空间，取代原本埃及神庙的行政中心地位。后来的罗马帝国也依靠托勒密王朝修建的亚历山大里亚等希腊城市对埃及进行统治。

四、结语

托勒密统治者苦心经营，在异域埃及为希腊移民创造出他们所熟悉的“文化空间”，这使得亚历山大里亚的建城逐渐消解了埃及原住民原有的居住空间。随着希腊移民居住空间的扩大，以传统埃及神庙为核心的“文化空间”慢慢转变为以希腊城市为核心和以托勒密王室崇拜为依托的“文化空间”。神庙在空间地理上的中心地位也消失了，埃及原住民的“文化空间”慢慢丧失了文化的母体，部分埃及文化元素逐渐为希腊文化所吸收，导致埃及原住民“文化空间”的边缘化。而希腊城市是一个大型的仪式崇拜综合体，超越了生活的随机性，反映出了精确性、秩序性。借助于亚历山大里亚原为处女地的说法，亚历山大里亚在希腊移民的心理感知上由“自然空间”转化为了“文化空间”，希腊移民由此建立起了对居住空间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托勒密统治者邀请雅典建筑师来设计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市布局呈棋盘式且中轴线对称，这反映出强烈的秩序感。通过兴建亚历山大大帝陵墓、亚历山大图书馆、竞技场、法罗斯岛的灯塔、王宫、萨拉皮斯神庙等象征性建筑，希腊移民的世界观得以维系。希腊移民改变了埃及原有的自然地理地貌，创造出新的“文化空间”。通过编造亚历山大大帝的出生传说，亚历山大大帝被认为与奈克塔内波在血缘上一脉相承，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希腊移民与埃及原住民的共主，这使得希腊移民和埃及原住民的时空观念融合在了一起。想象和赋魅的亚历山大大帝掩盖了人们对真实历史中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认知。通过《亚历山大传奇》等文学作品在民间的流传，解决了希腊移民的“恋地情结”，为扩大自身的居住空间创造了便利条件，同时也使得其更容易接受亚历山大里亚作为居所，认同亚历山大大帝和托勒密国王们作为埃及的统治者。希腊移民通过传说故事创造了想象中的“文化空间”。

希腊移民占据的居住空间最终让渡给了罗马人。罗马人决意继承亚历山大大帝的政治遗产，保护并扩建亚历山大里亚。而罗马人轻视托勒密统治者以及埃及的希腊人，所以奥古斯都等罗马历代皇帝在拜谒亚历山大大帝陵墓之后施以改造，将托勒密诸王的尸体移出亚历山大大帝陵墓。这种改造实际上是对希腊移民的“文化空间”的再次改造。托勒密统治者把埃及说成是“自然空间”，然后创造出希腊移民所熟悉的“文化空间”，这样改造“文化空间”的方式为罗马人所沿用。罗马统治者要继承的是亚历山大大帝，而不是托勒密统治者，所以无视托勒密统治者的存在，將托勒密统治者居住的环境说成是“自然空间”，创造了罗马人熟悉的“文化空间”。

[作者汪世超（1986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上海，200433、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讲师，上海，201620；金寿福（1964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22年9月29日]

（责任编辑：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