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文 房雯璐

【内容提要】 国际传播中的伪信息呈现肆虐之势，严重干扰国际传播秩序，给国际受众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危害。受到政治隔阂、意识形态偏见、地域鸿沟、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甄别与纠正远距离的国际伪信息难度更大。近来，事实核查在甄别与纠正国际伪信息方面广泛应用，呈现注重核查来自“他者”的信息、新信息技术加持、跨国合作等新样态。在肯定事实核查于国际传播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应当不断提升对不当的、有偏向的事实核查进行反核查的能力，警惕政治倾向、商业力量、技术黑箱作用下的伪事实核查陷阱，避免事实核查演变成新的信息霸权工具。

【关键词】国际传播 伪信息 事实核查 话语霸权

互联网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和关键场域，一方面提高了信息在全球的流通效率，另一方面也为伪信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便利。①尤其是2016年，网络空间中有关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的伪信息大量出现并流行，引发人们讨论和反思“后真相”的问题。在全球新冠疫情中，关于病毒溯源、疫情防治等方面的伪信息一度充斥互联网，引发“信息疫情”，②给全球抗疫带来了挑战。由于伪信息的生产动机复杂，信息来源多样，数量极其庞大，其在国际传播中还受到受众跨文化认知差异、跨区域信息审查困难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国际传播中的伪信息更加难以甄别，纠正的难度更大。而伪信息的泛滥，严重干扰国际传播秩序，给国际受众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危害。在网络传播时代，治理国际传播中的伪信息是一个紧迫而现实的命题。近年来，事实核查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甄别与纠正国际传播中的伪信息，但也带来了诸多需要反思的问题。本文阐述了事实核查在国际传播中的功用，并检视了其存在的问题，以期从运用事实核查的角度为治理国际传播中的伪信息提供思考与借鉴。

一、国际传播中的伪信息与纠正的困境

伪信息是指专业共同体在“真-伪”框架下和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认为是非真的信息，包括政治伪信息、广告伪信息、新闻伪信息、伪科学信息等。③国际传播中的伪信息有如下三种表现：

第一，某些国家或组织针对“他者”生产的伪信息。例如，一则源于俄罗斯社交网站VK的父女二人分别现场的视频，被部分西方媒体解读为“一名乌克兰父亲在上战场与俄军作战前与女儿挥泪诀别”，后经证实为假新闻，真相是视频中的父亲正准备参与抗击乌克兰军队。④这些伪信息常常受到政治力量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即便明显地违背常识，但由于偏见的存在，还是容易获得国际受众的信任，并会强化受众的认知框架。

第二，披着国际传播“外衣”的伪信息。例如，2020年5月19日，微信公众号“叫我杨咩咩”发布的一条推文称，马航MH370失踪乘客的豪车停留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长达6年之久。该推文后来被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证实为虚构。⑤这类伪信息打着传播国际信息的旗号，试图利用国际与国内的信息差，捏造国外的或来自国际的伪信息，混淆视听。

第三，因国际受众误读而产生的伪信息。例如，有一则文章把教育部的部门预算与中央预算、全国教育经费预算混淆，得出“花大价钱买留学生”的结论，造成受众误读。⑥这类信息进入国际传播场域，则会引起国际公众的误解。诸如此类伪信息是因为国际受众误读而产生的，是认知的结果，而不是信息属性的结果。它们会受到转引、翻译等传播环节的影响，以及受众的认知水平、认知能力、认知偏见和文化差异的影响。

国际传播中的伪信息一旦进入传播过程，往往会导致比国内传播更大的负面影响。这不仅因为其传播范围广泛，而且由于国际议题可以被远距离设置，遥远的事实与信息脱离了国际受众的直接经验，因而国际传播中的伪信息更容易获得国际受众的信任。这既与公众的媒介素养相关，也受到群体和社会因素的影响。⑦当这些伪信息被政治、商业等力量操控，成为别有用心或利益驱使的工具，其危害更大，更加令人担忧。

国际传播场域的伪信息在生产、传播和受众接收层面的特殊性，导致核查、甄别、纠正它们更加困难，主要是因为：其一，政治隔阂和意识形态偏见导致事实性信息中杂糅政治倾向、意识形态的主观判断，而且通常具有较高的隐蔽性；其二，地域鸿沟、语言差异和互联网访问限制，增加了追踪核查伪信息的难度；其三，受到文化差异、国际偏见的影响，转变国际受众的既定认知、固有立场、既存价值观的难度很大。虽然核查、甄别和纠正国际传播中的伪信息的难度大，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它们置之不理。笔者注意到，作为甄别与纠正国际传播中伪信息的重要一环，事实核查正在越来越多地用于查验伪信息。

二、事实核查在国际传播中的应用

当前，不少国家与公共机构重视治理国际传播中的伪信息，事实核查被广泛应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引发关于“后真相”的讨论后，不仅主流媒体更加重视传统意义上的事实核查工作，而且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逐步兴起，推动形成了“事实核查新闻”的新样态。⑧目前，事实核查逐渐从事前核查的固定环节转向动态化的事后核查，核查内容从新闻报道、政客言论拓展至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化信息。事实核查的主体不仅包括媒体机构，而且新媒体平台、兴趣群体、研究者等也加入进来，“政治事实（PolitiFact）”“事实核查员（Fact Checker）”等一批新的事实核查机构涌现，事实核查的力量不断壮大。

当前，事实核查在国际传播场域的应用呈现三大特点：

第一，注重核查重大国际消息以及涉及自身的重要信息。这其实是对来自“他者”的信息进行核查，已成为国际传播场域媒体报道和国际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信息技术加持，助力事实核查能够广泛开展。由于国际传播的信息具有远距离传播和数量极其庞大等特征，因而更需要借助新的信息技術工具。典型的应用有，智能新闻核查系统可以推测特定文本被伪造的概率，帮助用户自动过滤潜在的伪信息。⑨区块链的信任机制可以帮助新媒体平台快速实现对国际传播场域的伪信息的溯源，阻断伪信息的进一步扩散。⑩再如，由OpenAI开发的ChatGPT智能语言聊天模型，基于多层次训练技术可以进行大规模地自监督学习，能够快速处理来源广泛、维度多样的海量数据文本，11有望在文本纠错、内容生产、背景信息提供等方面为事实核查赋能。目前，虽然ChatGPT正式推出的时间不长，尚有待观察。但是，基于其迅速增长的用户数量，加之与搜索引擎必应（Bing）、Edge浏览器的嫁接，12人们期待它助力提升事实核查的信息准确度。

第三，事实核查的跨国合作。这突出体现在重大国际公共事件中。例如，13为应对新冠疫情中的“信息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全球多家互联网公司成立“流言终结者（mythbusters）”，14致力于治理国际传播中的疫情伪信息。此外，30多个国家的事实核查机构通过在线工具合作，定期更新有关疫情信息的事实数据库，有效推进了国际疫情信息的核查工作。15

总之，事实核查广泛应用于国际传播场域，已成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种新手段，为国际传播的有效开展提供了支撑，也有助于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在国际传播生态中发挥着诸多积极影响。

三、警惕国际传播中事实核查的滥用

随着事实核查的深度发展，国际公众会对事实核查逐步建立信任，而事实核查也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国际公众的话语空间，掌握着事实走向的话语权。在肯定事实核查于国际传播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一方面需要大力推动国际传播中的事实核查工作，壮大事实核查的力量，健全事实核查的机制，树立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应当警惕事实核查演变成新的信息霸权工具，提升对不当的、有偏向的事实核查进行反核查的能力。对于国际传播中的事实核查，我们需要警惕如下三种陷阱：

其一，西方一些事实核查机构带有政治倾向与情感偏向，影响事实核查的公正性和可信性。16分析“核查事实（Check Your Fact）”和“政治事实”这两个美国事实核查机构生产的内容发现，“政治事实”在事实核查时对共和党更为苛刻，而“核查事实”很有可能具有相左的党派倾向，它们会挑选事实核查的对象，并采用差异化的标准对不同党派的言论进行核查，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17另有研究分析“事实核查员”“政治事实”“真相核查（FactCheck. org）”三家事实核查机构关于气候变化、种族主义、财务赤字等话题的核查情况发现，三家机构都会挑选核查的问题，即使是对同一论述的核查也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18在国际传播中，西方的一些事实核查机构也带有这样的意识形态倾向性与情感偏向性，破坏了新闻的真实性，威胁着国际传播新秩序。更有甚者，一些西方国家及其媒体、公共机构、网络平台把事实核查作为国际新闻斗争的新武器，试图以事实核查为工具在后真相时代建立新的信息霸权和话语霸权。这种事实核查是一种有目的、有偏向的事实核查，本质上是伪事实核查，打着事实核查的旗号生产了新的伪信息（“辟谣之谣”），其危害更甚。不过，这种霸权的路径更为隐蔽，在国际传播中也更加难以纠正。这要求我们对这部分事实核查保持警惕，并通过开展“反事实核查”来甄别、纠正这些别有用心的“事实核查”。19

其二，一些机构受到商业力量的驱使，利用国际传播的特点行追逐利益之实，而务事实核查之虚，导致这些事实核查有形成产业链的风险。这些机构在事实核查中有意识地推介产品或服务，更有甚者先制造关于某些产品或服务的伪信息，再通过事实核查来获取国际受众的关注与信任，达到了自导自演的事实核查效果。当事实核查受到商业力量的影响，便更加容易失去核查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而自导自演的行为则扮演了传播伪信息的角色，令人担忧。

其三，过度依赖技术的事实核查会带来新的风险。受到语言、地域等限制，国际传播中的事实核查离不开技术的支持，新的信息技术在事实核查中已经显示了广泛的影响力。不过，技术手段不能判断语境、价值观、文化差异等深层次的内涵，而剥离语境、价值观与文化差异的事实核查难免是片面的。此外，事实核查中技术和算法可能存在黑箱。这是技术本身的风险，同样影响事实核查的公正性。因此，对于技术主导的事实核查，我们需要保持更高的警惕。

以目前各界广泛关注的ChatGPT为例，其预示的技术路线的优化可以为事实核查工作提供更多可能性。不过，我们需要持续观察ChatGPT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模型的潜在问题或风险。一是文本来源的偏向性。ChatGPT输出结果的准确性依赖相关网络文本的丰富度，而源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语言的文本在数据库中占比不同，可能导致模型对领土争端等事实的判断，会受到语言偏见、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对于伪信息来说，人工智能模型普遍较少关注知识普及程度较低、信息更新较快的领域，而这些领域是伪信息滋生和传播不可忽视的空间；二是人工智能语言模型的人类训练师可能打破“技术中立”。由于ChatGPT采用“从人类反馈中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RLHF）的全新训练方式，因而人类训练师在原始模型训练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需要注重对预设道德准则的处理。20但如若将其用于事实核查，这可能使伪信息的辨别与人类训练师的认知、信仰等差异化属性产生关联。不排除有人可能尝试突破既有的道德规范制造伪信息，从而使舆论控制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存在。21另外，ChatGPT对用户体验反馈的重视可以推动模型优化，但会导致人为因素对事实结果的干扰又多了一层“迷雾”。三是模糊性偏差的存在是一大技术风险。由于人工智能语言模型需要经过大量复杂的编码、解码过程，不可避免会产生信息的压缩失真。22就目前的情形来说，ChatGPT对具有显性线索的伪信息有较高的辨识度，而对于涉及真假信息融合、因果关系复杂的事实判断的甄别精度有待检验。当事实核查过度依赖智能化技术，而减少了专业人员的事实核查责任，那么这种置信度一旦出现偏差或出现模糊性，就会导致更大的偏差结果。不过，对于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AI Generated Content）来说，這种模糊性的影响程度能否在技术迭代与人类思想之间实现平衡，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随着事实核查的发展，事实核查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信息的把关人，拥有了界定事实与真相的权力。当核查信息本身成为一种权力，我们需要在国际传播中更加警惕过分依赖事实核查，以及它导致的信息霸权。总的来说，事实核查的机制有待完善，到底应当由谁来界定真相以及如何看待真相，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当一个事件中局部客观事实之外还有更加重要的观点需要核实，而基于不同立场的事实核查者对同一事实可能会有相左的判断，这对事实核查结果的可信度提出了挑战。因此，事实核查的定位应当更加谨慎、明确，事实核查的标准与透明度需要提升。

由于国际传播的特殊性，有必要继续加大事实核查的力度，推进国际伪信息的治理。但实时更新、数量庞杂的社会化信息仅仅依靠专业人员进行核查，难免会有疏漏。因此，需要不断提升公众的国际媒介素养，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到动态化的伪信息治理之中。特别是，国际公众需要打破既有的认知定式，建立一种开放的认知动机（epistemic motive），即一种在没有确凿证据前悬置判断、容忍不确定性的探索意识和思考模式，23减少情绪导向下的盲目从众，并进行有效的自我纠正和反思。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大数据背景下健康辟谣信息的纠正效果及其优化研究”（项目号：19BXW108）的阶段性成果。

吴世文系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房雯璐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Borchard E，Anderson M A.Web of deceit：Misinformation and manipulation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2013，37（1）： 155-156.

②BALL P， MAXMEN A. Battling the infodemic.Nature，2020（591）： 371-374.

③吴世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伪信息传播、治理困境及其突破路径——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电子政务》2020年第9期，第40-50页。

④耿直哥：《这个乌克兰视频的真相，只能靠中文网络来澄清了》，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MJpSs6RGGezt-v4zsaKm7w，2022年2月26日。

⑤柳宁馨：《我们来终结这则保时捷落满6年灰的催泪假消息丨谷雨》，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https：//mp.weixin.qq.com/s/jpk7AkMxELp4y3-DZ5nObw，2020年5月26日。

⑥熊丙奇：《“中国花大钱买留学生”？告诉你这篇10万+是怎么编出来的！》，环球时报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Q7l2y-MBs__hBecLIJ25DQ，2018年5月26日。

⑦National Science Boar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8. Alexandria，VA：National ScienceFoundation，2018.

⑧张海华：《传统、形态与效果——后真相语境下西方事实核查新闻面临的三重挑战》，《新闻战线》2018年第17期，第146-149页。

⑨Chen， Yimin，Conroy， Niall J.，Rubin， Victoria L. News in an online world： The need for an “automatic crap detector”.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5，52（1），1-4.

⑩Huckle S，White M. Fake News： A Technological Approach to Proving the Origins of Content，Using Blockchains.Big Data，2017，5（4）：356.

11王强：《一文读懂：有关ChatGPT的十个问题》，腾讯研究院，https：//mp.weixin. qq.com/s/JuWvzlrt0mnaZZubt133OA，2023年2月8日。

12魏蔚：《ChatGPT植入浏览器 微软打响“搜索大战》，北京商报，2023年2月9日，第八版。

13Kunova，M.Newstriuon”labels aim to help readers identify misinformation..（2020-08-06）[2022-02-22].https：//ijnet.org/en/story/newstrition-labels-aimhelp-readers-identify-misinformation.

14Director-Generals remarks at the media briefing on 2019 novel coronavirus on 8 February2020.（2020-02-08）[2022-02-22].https：//www.who.int/dg/speeches/ detail/director-general-s-remarks-at-the-media-briefing-on-2019-novelcoronavirus---8-february-2020.

15Abidi，A.Fact-checkers go into battie against coronavirus misinformation.（2020-03-09）[2022-02-22] .https：//en.ejo.ch/ethics-quality/fact-checkers-gointo-battle-against-coronavirus-misinformation.

16李希光、吳艳梅：《“后真相”时代的事实核查新闻：发展与局限》，《全球传媒学刊》2018年第2期，第52-75页。

17同上。

18Morgan Marietta，David C. Barker，Todd Bowser.Fact-Checking Polarized Politics： Does the Fact-check Industry Provide Consistent Guidance on Disputed Realities？ Forum-A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2015，13（4）：577-596.

19Morgan Marietta，David C. Barker，Todd Bowser.Fact-Checking Polarized Politics： Does the Fact-check Industry Provide Consistent Guidance on Disputed Realities？ Forum-A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2015，13（4）：577-596.

20可杨、文巧：《最强聊天机器人ChatGPT面世，AI又来抢饭碗了？》，每日经济新闻，2022年12月13日，第七版。

21史安斌、刘勇亮：《聊天机器人与新闻传播的全链条再造》，《青年记者》2023年第3期，第98-102页.

22程千千：《〈降临〉作者特德·姜：ChatGPT是网上所有文本的模糊图像》，澎湃新闻，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877769，2023年2月10日。

23Kruglanski，A. W，，&Webster，D. M.. Motivated closing of the mind： "Seizing" and "freezing". Psychological Review，1996，103（2）： 263.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