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历史稿件中常见差错例析

2023-05-03林晓珊

新闻研究导刊 2023年4期

摘要：自2021年以來，各个出版单位都推出了一大批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出版物，为赓续红色血脉发挥了积极作用，使出版主阵地作用凸显。阐述历史大势中的百年中国，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庞杂，因此，整理修编近现代历史文献是一项复杂的、严谨的工作。质量是出版工作的生命线，为引起编校人员的高度重视，强化精品意识，达到有效提升书稿编校质量的目的，文章从《百年中国教科书记》书稿的编校实践中提取素材，对近现代历史稿件编校中可能涉及的问题进行剖析，从历史叙事要素中“人物、时间、关系”三个维度进行阐述：因有争议、文字改革、简繁体混用等原因造成的历史人物姓名的差错；因年代年号问题、特殊历史时期或其他原因形成的时间的差错，因不了解国际形势及国家政策、历史渊源等产生的国际关系或民族关系中的导向问题等等。文章通过对差错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出时下编校人员应进一步提升政治素养和技能水平的结论，即确保导向质量安全底线，坚定站稳正确的政治立场，熟悉国家相关政策，勤查历史文献及工具书、用公元纪年法整理时间线索、研究中央及外交部政策处理国内外关系等，并提供相应的处理方法及可参考的工具书和线上数据库，以期为业者提供些许参考。

关键词：主题出版；近现代史；编校质量；差错例析；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G23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3）04-0231-04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文化”近30次，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各出版单位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隆重推出了一大批总结历史经验、赓续红色血脉的出版物，多维解码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

《百年中国教科书记》是由广东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是一部讲述教科书史上真实事件的具有专业领域代表性的主题出版物，笔者结合编校实践，从“人物、时间、关系”三个维度对近现代历史稿件常见问题进行阐述，并提出相应的处理措施。

晚清至民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也是一个名家辈出的年代。当时人们的取名方式既有新旧文化的碰撞，也有中外文化的交融。对于那个特殊历史阶段的人物的姓名及其字、号、笔名、旧名的辨别，要追求本源，尊重历史。

（一）人物的姓名不能写错

人物姓名写错，不仅是编校硬伤，而且会降低出版物的权威性。笔者结合具体工作，将人物姓名差错分几种情况：因有争议出现差错，因文字改革形成差错，因简繁体混用出现差错或者因字形相似、字音相近造成差错。

1.因有争议出现差错

以《百年中国教科书记》中涉及的人物姓名为例，稿件介绍了一套民国时期的教科书的编撰者叫“范源濂/廉”，这个姓名在书稿中出现多次，有时是“范源濂”，有时是“范源廉”。这个“范源濂/廉”是什么人物呢？1912年，范源濂/廉任中华民国教育次长，同年7月任教育总长；1913年任中华书局总编辑；1923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

这么一个重量级人物，一直有“范源濂”和“范源廉”两种写法，很不统一。查询网络多是“范源濂”，但查阅民国的相关文献时，却多见“范源廉”，而少见“范源濂”。比如，范任教育次长、教育总长时，《政府公报》刊载其签署的公文一律作“范源廉”；再比如，范作为编撰者参与教材出版、发表论文时，也作“范源廉”。另外，范在民国时期作为政府高官、社会贤达，曾多次为学校、社会组织等题词，留下不少亲笔签名，署名皆为“范源廉”[2]。由此可见，“范源廉”的写法更符合史实。

2.因文字改革形成差错

由于历史原因，汉字经历过多次改革。1955年有大量异体字被淘汰。1986年，我国作出规定，“姓氏用可以使用被淘汰的异体字”[3]。后来，国务院又于2013年将39个异体字在特定用法上调整为规范字[4]，其中32个可以用于姓氏人名。这就造成了一些用字的反复。此类用字有（括号内为异体字）：坤（堃）、奔（犇）、瑰（瓌）、哲（喆）、升（昇）、照（炤）、苏（甦）、和（龢）、村（邨）、渺（淼）、肖（萧）等。

这类字在近现代文人姓名中使用频率很高，如萧子昇的“昇”、萧楚女的“萧”、董同龢的“龢”、钱杏邨的“邨”、张瓌一的“瓌”等。遇到此类因文字改革而模糊不定的人物姓名，应该核实历史文献，恢复人物姓名的真实写法。

此外，编校人员在处理异体字方面疑问的时候可以参考《通用规范汉字表》及其附件《规范字与繁体字、异体字对照表》。

3.因简繁体混用出现差错，或者因字形相似、字音相近造成差错

此类差错出现的情况较为普遍，需要编校人员仔细校对原稿、谨慎核实相关资料。结合《百年中国教科书记》稿件涉及的人物姓名，举出以下几例容易出现差错的（括号内为正确写法）：绍伯堂（邵伯棠），呂思勉（吕思勉），顾頡刚（顾颉刚），戴克郭（戴克敦），韩复渠（韩复榘），夏丐尊（夏丏尊）。这些人物姓名可能不如“梁启超”“蔡元培”那么如雷贯耳，但是也都是近现代史上的名人，人物姓名、相关介绍都不能出错。

（二）人物的名、字、号、笔名、旧名的辨别

对于人物的名、字、号、笔名和旧名应加以辨别，同一部出版物中应理清楚。近现代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名家文豪，几乎都有名和字，有些人还有笔名，甚至多次改名。比如我们熟知的一代文坛巨匠鲁迅，本名樟寿，字豫山，后改豫才，17岁去南京求学后改名周树人，“鲁迅”其实是他的笔名。鲁迅先生用过的笔名还有长庚、庚辰、尊古、华约瑟等。对于处理近现代历史阶段的人物姓名的复杂性，如此可见一斑。下面以《百年中国教科书记》里的人物为素材，试举一两例。

书稿中提到“黄晦闻”或“黄节”总计49次之多，比如某处正文为“著名学者黄节编撰《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而该处所标注脚注的文章副标题名为“小论黄晦闻的‘广东乡土教科书’”。如果此处没有作任何说明的话，会让读者云里雾里。黄晦闻，字玉昆，号纯熙，后易名为“节”，也就是说“黄晦闻”和“黄节”实为同一个人。书稿中如出现这种同个人物多个姓名或称呼的情况时应该在人物首次出现时或者首次出现有不同称呼时作人物介绍，或者作夹注/脚注说明，而后应只统一使用一个名字。本部书中，因书稿中所谈及教科书署名为“黄晦闻”，且引用文章皆用名字“黄晦闻”，可见本部书所谈论事件情节多为黄晦闻早期的活动或事迹，因此应在首次谈及该人物时给人物作简单介绍，指出其字、号、改名情况，后文中叙事时统一处理为“黄晦闻”。

不过此类问题也不能一概而论。另一个例子，本部书中，汤化龙是1914年的民国教育总长，书中叙事一直是以“汤化龙”或者“汤总长”称呼，但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给汤化龙写外交照会时直接称呼其为“济武总长阁下”，“济武”是汤化龙的字。本部书稿中引用日置益与汤化龙交涉的相关文献时均保留“济武总长”的称呼，这样处理是合适的。但在人物首次出现时或者首次出现有不同称呼时文中应该对此作出解释，可以文内直接介绍，也可以加括号作文内夹注或添加脚注解释，避免读者不知所云。

阐述近代以来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大多需要引用晚清、民国时期文献，而晚清及民国时期的政治与外交方面的史料、原版文献以繁体字竖排为主，时间年代年号由于历史原因表述不一致，加上文白混杂，稍不注意就会造成差错。如涉及抗战时期部分，历史事件、战争名称、国土疆界等，都需要谨慎对待；再如，当涉及民国时期时，“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应依史料核实年份，确保所指时间准确。

（一）时间年代年号问题

《百年中国教科书记》文稿涉及的历史人物很多。比如介绍南洋官书局创始人陈润夫的一段文字：“1841-1919，字作霖，号润夫，江西清江人。光绪二十八年当选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议董、总董，光绪三十二年起当选上海商务总会第三、四、五、六任议董。宣统三年选为上海商务总会第七任总理。民国3年当选上海总商会议董，民国5年连任……[5]南洋官书局应该在1905年或之前创办。”除了“民国3年”“民国5年”需要分别改为“民国三年”“民国五年”之外，还有什么问题？时间线索清晰吗？这一段话涉及了多种纪年法。

经核查，“光绪二十八年”为1902年，“光绪三十二年”为1906年，“宣统三年”为1911年，“民国三年”为1914年，“民国五年”为1916年。整段话统一为公元纪年法则为：“陈润夫（1841-1919），字作霖……1902年当选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议董、总董，1906年起……1911年选为上海商务总会第七任总理。1914年當选上海总商会议董，1916年连任……南洋官书局应该在1905年或之前创办。”如此，行文会更加清晰，时间线索也会一目了然。

对时间年代年号等内容的审校，编校人员必须了解一些常用的纪年法及历法，查询年号可以参考《中国历史纪年表》，如《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里面也有《我国历代纪元表》，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的年号查询[6]。遇到时间年代年号，建议换算成公元纪年或括注公元纪年。公元纪年是国际通行的纪年体系，有时间上的连续性，用公元纪年可使行文更加清晰，而且有助于编校人员从中发现差错或遗漏。

（二）特殊历史时期引起的时间差错

遇到可能使用特殊历法的引进版图书或少数民族文献等要保持警惕。如针对台湾地区引进版的出版物或涉及民国时期的出版物，根据《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2016年修订），对1949年10月1日之后的台湾地区政权，应称之为“台湾当局”或“台湾方面”，不使用“中华民国”，也一律不使用“中华民国”纪年[7]。民国纪年以民国三十八年为界，此后应改为公元纪年，如对台湾方面所谓的“民国三十九年”应改为1950年。

而当论及类似“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时，应依史料核实年份，确保时间的准确性，不可为了上下文一致一概统改为“国民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大致经历过三次（粗略划分）政权更替：1912年1月至3月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3月至1927年4月为北洋政府时期，1927年4月18日至1948年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举个例子，《百年中国教科书记》书稿中有一处提到，“1932年1月21日，联合国前身‘国联’应我国政府的要求，为调查所谓中日冲突之真相，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俗称李顿调查团”[8]。由于此部分内容涉及时间跨度大，前后文牵涉多个时期的政权机构，而“1932年1月21日”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所以此处“我国政府”准确地说应该为“南京国民政府”。

（三）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时间差错

有部介绍百年中国教科书的书稿，在谈论到抗战时期小学教材的出版时有引自吴研因的一段话，“国耻教材，例如‘鸦片战争’‘中法联军之役’‘甲午之战’‘五三’‘九一八’等等也无不应有尽有”[9]。

“五三”是什么事件？经笔者核查原稿，原来是有编校人员将“五卅”改为“五三”，这就造成错误了，估计该人员以为“卅”是“三”的繁体字或异体字。“五卅”指五卅运动，也称五卅惨案。五卅运动得名于此事件发生的时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于1925年5月30日首先在上海爆发，随后席卷全国。“卅”是数字“三十”的中文代用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该字是在纪年和记数方面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常见汉字。

随着汉语的发展和阿拉伯数字的广泛推广，该字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编校人员如果不了解一些相关史实，又不勤于查核资料，就可能会发现不了一些隐性差错，甚至将原本对的改错了。

类似“卅”等表示数字的中文代用字，还有“廿（二十）”“卌（四十）”“圩（五十）”“进（七十）”“皕（二百）”等，编校人员平时应多积累、学习。

正确的出版导向是出版业的生命线，特别是在对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以及民族问题的表述与处理方面，要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严格遵守国家各项规范。近代历史的相关资料能反映民国时期、抗战时期等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历史、文化等综合领域的情况，在国家整体加强抗日战争研究的背景下，出版界也相应加强了这类出版物的出版力度。而这类出版物涉及的导向问题相对而言又是比较多的，此部分笔者结合《百年中国教科书记》稿件中的部分素材，将有关问题分为国家关系类、民族宗教类作简单分析。

（一）国际关系类

国际关系事关外交大事，出版物中遇到相关内容应特别注意。

《百年中国教科书记》选取的事件是教科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这些事件有些涉及两国或多国的外交纷争。其中有一篇论及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写到2010年日本文部科学省“有两本小学社会学科教科书新表述了日韩两国存在主权之争的竹岛问题”，稳妥起见，此处“竹岛”后面应加注“（独岛）”。“竹岛（独岛）问题”是有争议的敏感话题。竹岛（独岛）的地理位置与日韩两国本土距离相差不大，其距离日本岛根县惠云约212千米，被日本称为“竹岛”；距离韩国东海岸约215千米，韩国称其为“独岛”。1952年1月18日，由于韩国总统李承晚发表了“关于毗连海域主权的总统声明”（俗称“李承晚领海线”）[10]，竹岛（独岛）被包含在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竹岛（独岛）主权归属之争。至今，该问题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清楚这个问题的由来之后，再来看同一篇文中另一处：“韩国外交通商部发言人在声明中指出：‘竹岛从历史、地理及国际法上来看显然是韩国领土。’”这一处“竹岛”应改为“独岛”，因为韩国明显不会将此岛屿称为“竹岛”。

所以，對于有争议的、双方都声明拥有主权的地名要特别注意。此类领土问题应谨慎处理，稍不注意就会成为其他国家今后争论的口实[11]。

对于国际问题，应作淡化处理，能避免尽量避免，若非一定要论述，则要研究中央的提法做法以及我国相应的外交政策，我国外交部未承认的，出版物中坚决不能使用有关区域的名称。

（二）民族宗教类

同部书稿中还有这么一句：“当时推动乡土教科书编撰最力者为颇有反满倾向的国学保存会。”[12]此处“反满”应该改为“反清”。同理，如有出现“满清政府”，则应改为“清政府”。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在现时的出版物中仍有见到出错的。1956年，国务院就发布了相关文件，规定在行文中和书报杂志里一律不用“满清”的称谓[13]，这其实是个民族问题，“满清”这个称谓是特定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为了不致使满族人民在情绪上感到不愉快，除了引用文献不便改动外，一律不得用这个称谓[14]。当以“满清”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可能部分编校人员还能辨识出来，但是以其他词比如“反满”出现时，多数人就没有注意到了。对待这个问题，编校人员应慎之又慎，以免一些类似的禁词以较隐蔽的方式出现而不被察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宗教无小事，遇到民族、宗教的相关稿件，还应注意正确使用国家规定的民族名称，不得随意简称。另外应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不要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俗抱猎奇的心态，更不能出现带有鄙视或攻击性的语言描述，这些都是在处理有关民族关系的稿件中常常遇到的问题。

另外还有简繁体混用、涉港澳台用语、历史地理地图的使用等，限于篇幅问题不一一展开。以上所列举问题大多可以一一核实查证，获得解决方法。总而言之，书稿的编校阶段，是一个不断质疑、不断查证的过程。“对涉及政治、外交、军事、安全、历史（特别是党史、国史、军史）、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敏感问题须特别慎重”[15]。

出版物的质量是出版物的生命线。要确保出版物的质量，首先要确保导向质量安全底线，编校人员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熟悉国家政策及相关文件，勤查工具书，利用好互联网平台，如《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必备语词规范手册》等工具书及读秀学术搜索、知网、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各类互联网平台，全面提升自身水平，发挥“把关人”作用，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 content_5721685.htm，2022-10-25.

[2] 蒋纯焦.“范源濂/廉”正名[J].书屋，2019（9）：95-96.

[3] 李艳.巢湖市社会用字状况调查与研究[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0（1）：113-115.

[4] 曹国军.语文课本语言规范应当与时俱进：以三种小学语文课本有关词语的词形为例[J].教学管理（小学版），2014（17）：32.

[5] 陈润夫[EB/OL].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838160. html，2008-04-20.

[6] 张亮，陆发祥.常见时间年代（年号）错误的编校应对[J].出版参考，2021（2）：76-80.

[7] 王运，杨明春.科技书稿中常见政治性问题例析[J].科技传播，2021，13（7）：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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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J].中华教育界，1936，23（11）：36.

[10] 陈刚华.韩日独岛（竹岛）之争与美国的关系[J].学术探索，2008（4）：41.

[11] 尤建忠.现代校对实训教程[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7：5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