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表现与审计费用

2023-04-11郭令秀王雪丹付莉

会计之友 2023年8期

郭令秀王雪丹付莉

【摘要】在实现“碳中和、碳达峰”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公司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三个方面的综合表现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文章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视角，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中披露关键事项的年度数据为样本，研究公司ESG表现与审计费用的关系。研究表明，良好的ESG表现能显著减少公司当年的审计费用；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在ESG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ESG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还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分析师关注等因素的影响。文章丰富了ESG表现和审计费用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如何提高公司ESG表现、强化ESG审计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ESG表现；审计费用；关键审计事项

【中图分类号】 F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3）08-0114-08

一、引言

为进一步实现“碳中和、碳达峰”和“经济发展可持续”，近年来，政府相继出台多种政策，力求助力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为综合考核公司信息披露完整度、评价未来发展能力，ESG概念应运而生。现有ESG研究多围绕公司绩效等方面。有部分学者指出ESG可能与公司绩效无关甚至负相关，负面ESG事件的披露将导致公司价值的下降[1]，但大多数研究成果均证明，公司的ESG表现能有效改善公司绩效[2]，提高投资效率[3]。此外，ESG与股票市场息息相关。资本市场存在ESG风险溢价[4]，ESG表现能传递出价值信息，这种信息的传递增加了投资者的ESG偏好，促使公司注重绿色技术发展，推动绿色价值产出[5]。信息披露是影响审计费用的因素之一，现有研究表明，审计服务供需方的信息不对称会影响审计费用[6]，被审计单位信息披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审计师了解其经营现状，审计费用相对越少。ESG作为从环境、公司、社会治理三个角度综合考核的信息披露评价体系，是否会影响审计师的行为，鲜少有文献涉及，晓芳等[7]以商道绿融2015年披露上市公司ESG评级为准自然实验，发现披露ESG评级后审计费用显著降低。

作为重要的第三方信息传递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为公司披露的信息提供可靠的鉴证服务。为深层次强化外部审计的监管职能，财政部于2016年发布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财会〔2016〕24号）中指出，审计师可以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其认为重要的关键事项。现有研究表明，关键事项的披露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8]，这种披露机制体现了审计师对责任的感知程度[9]，并进一步从工作投入和风险承担等方面影响审计收费。评级机构公布的ESG数据反映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这种全面的信息评价是否会影响审计师的风险决策尚未有研究证明。鉴于此，本文以2016—2020年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公司为样本，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视角研究ESG与审计费用的关系。

本文的可能贡献如下：（1）从公司ESG表现入手，实证检验ESG是否會引起审计费用的变化，进一步丰富了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相关成果；（2）选择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这一角度分析ESG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路径，补充了ESG与关键审计事项的研究成果，为关键审计事项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一）ESG与审计费用

现有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围绕信息披露和内部治理等角度。从信息披露视角来看，ESG这种更为全面的披露体系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审计师的定价决策。首先，基于审计投入视角，信息披露水平会影响审计师工作投入进而影响审计收费。研究表明，高质量的财务信息披露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审计费用[10]；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同样会减少公司当年的审计费用支出[11]，这种内部信息的披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审计师的定价决策。而较好ESG表现的企业有更强的信息披露意愿和更完善的内部治理机制，积极的信息披露会向审计师传递出管理层诚信的信号，使审计师在更为透明的环境里展开工作，减少审计资源的投入，审计费用随之减少。其次，审计风险的降低能有效减少审计溢价。高质量的ESG披露能有效降低公司财务风险和诉讼风险；同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使公司有较强的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的能力，减少了发生审计失败的概率，审计风险降低，审计费用也相应减少。此外，ESG表现较好的企业会吸引更多的媒体和投资者关注，外部监督的强化有效抑制了管理层盈余操纵行为，降低公司潜在经营风险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了审计风险，审计师无需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以弥补未来风险，审计费用因此减少。综上，提出本文的假设1。

H1：公司良好的ESG表现会降低审计费用。

（二）ESG表现与关键审计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是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认为不可忽视的、需要与管理层进一步确认的重要事项，其披露数量反映出公司当年在实际经营中是否存在较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公司的ESG表现能反映内部存在的潜在漏洞，并可从以下两个角度影响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认定。一方面，基于风险视角，ESG披露会提高信息透明度，抑制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高盈余操纵的公司，其信息披露程度较低，管理层倾向于操纵盈余以满足自身私欲。而审计师为合理控制其自身的未来诉讼风险，会选择披露其审计工作中发现的利润操纵行为以实现风险规避，因此，盈余操纵水平越高，关键审计事项数量越多[12]。公司ESG的履行会提高市场关注度[13]，迫使管理层提供更高质量的信息来满足市场的需求[7]，高度的外部关注能有效抑制管理层盈余操纵活动，关键审计事项数量也因此减少。另一方面，根据“深口袋”理论，审计师会承担来自客户公司的风险，进而给自身声誉带来损失[14]。审计师对风险的感知能力会影响其对重要事项的敏感程度[15]，因此，当企业存在重大经营漏洞时，为规避潜在诉讼风险，维护职业声誉，审计师会审慎抉择是否披露以及披露何种关键审计事项。而较好ESG表现的公司内部治理水平相对更高，信息更为透明，且高质量的ESG披露会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这使企业拥有更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更少的经营风险，审计师也就无需利用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来维护声誉。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设2。

H2：公司良好的ESG表现会减少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

（三）关键审计事项的中介效应分析

已有研究证明，审计师披露更多关键审计事项数量意味着公司需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16]，且不同类型的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存在差异[17]。ESG在衡量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同时，也会反映出内部存在的经营漏洞，并主要从风险和审计工作投入等角度影响审计费用，而关键审计事项会在这种作用效果中承担何种角色？一方面，基于审计风险视角，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会影响报告使用者对公司风险的感知水平[18]，使审计师倾向于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在审计ESG表现更好的公司时，较完善的内部治理机制和详尽的信息披露会传递给审计师管理层诚信的信号，审计师倾向于相信公司内部不存在较大的经营漏洞，审计风险减少，审计溢价随之减少。同时，出于风险规避的目的，审计师会投入更多的关注，仔细复核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是否属实且详尽。而高ESG表现的公司有更强的发展潜力与更低的经营风险，审计此类公司时，审计师认为其面临的未来诉讼风险较低，进而减少了审计师利用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来规避风险的行为，减少了复核关键审计事项上的工作投入，审计费用随之减少。

另一方面，基于声誉视角，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事关审计师的专业能力，为维护职业生涯与良好的声誉，审计师会谨慎决策是否对某些风险提示信息予以披露[19]。此外，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很可能向外界传递消极信息，给公司带来负面影响。为避免不利信息向外界传递影响公司形象，管理层很可能会选择就重要事项与审计师沟通，避免过多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可能会给公司声誉带来的损失，沟通活动增加了审计师的工作投入，审计费用随之增加。而在审计有较高ESG表现的公司时，审计师倾向于认为其潜在风险较低，审计师无需利用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来规避未来风险对自身声誉的损失，审计费用随之减少。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设3。

H3：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在ESG表现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2016年审计准则改革中要求审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因此本文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6—2020年的公司数据为样本，并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样本中的ST、？觹ST、PT和金融公司；（2）剔除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缺失的样本；（3）剔除所有变量中数据存在缺失的样本。同时，为消除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在回归前对所有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经上述处理，最终得到7 260条数据。本文所需ESG数据来自于Wind数据库，其余财务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并用Stata15软件对变量进行统计回归分析。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审计费用（Fee）。以公司当年度向审计机构支付的总费用之和来衡量审计费用，为减少数据的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将审计费用总和对数化处理。

2.解释变量

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表现。随着ESG理念的不断推广，国内外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发布ESG评级体系，但各评级体系的指标选择存在较大差异，尚未形成统一的评级标准。上海华证指数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在国外主流的评级体系之上加以调整，制定出一套能更有效评价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ESG体系，据此，本文选取华证ESG评级结果作为解释变量。华证ESG评级分为C—AAA九个等级，为方便回归分析，借鉴王波等[13]的方法，将ESG评级结果量化为1—9，C级赋值为1，AAA级赋值为9。

3.中介变量

关键审计事项数量（Num）。代表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数量，为消除回归结果的异方差问题，参考陈丽红[20]的变量设计，对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加1取对数化处理。

4.控制变量

借鉴晓芳[7]、王娟等[21]的研究，本文选取公司规模（Size）、财务风险（Lev）、资产回报率（Roa）、事务所类型（Big4）、董事会规模（Board）、两职合一（Dual）、公司年龄（Age）以及公司成长能力（Growth）等为控制变量，同时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相关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计

借鉴周中胜等[19]的研究，构建了如下的模型：

其中，模型1是研究公司ESG表现与审计费用的基准模型，模型2检验ESG是否影响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模型3检验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在ESG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是否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研究模型在控制可能影响变量的基础上，同时控制了年份和行业的固定效应。

四、回归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审计费用（Fee）的均值为14.07，最小值为12.82，最大值为16.62，标准差为0.74，审计机构对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存在较大差异，审计费用与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相关。ESG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9，样本公司的ESG评分差异很大，表明当前我国上市公司，尚未形成完善的内部信息披露体系。关键审计事项数量标准差为0.33，最大值為1.39，所选样本公司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也存在较大差异，表明审计师对上市公司过去一年经营表现的风险敏感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现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从表3（1）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ESG的回归系数为-0.015，在1%的置信水平与公司的ESG表现显著负相关，这与H1的理论分析结果一致。这一结果证明了在对有更好ESG表现的公司审计费用更低。表3（2）列结果显示，ESG与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在1%的置信水平负相关，表明在高ESG表现的公司审计报告中，审计师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相对较少，验证了本文的H2。（3）列主要报告关键审计事项数量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ESG在5%的水平上负相关，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在ESG表现与审计费用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H3。

（二）进一步分析

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影响公司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之一，特别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已经显著影响我国乃至全球各国的经济发展。公司面临较大外部风险的同时，审计师也面临较高的执业风险。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会通过增加公司风险间接提高审计风险，进而引起审计费用增加。在面对较高的外部环境风险时，高质量的ESG披露往往能更快传递给审计师公司的经营信息，减少审计师的工作投入；同时，相比低ESG表现的公司，高ESG评级公司有相对更好的绩效与更强的发展能力，公司内部风险较低，传递给审计师的审计风险也相对较低，从而减少规避审计风险所带来的高额审计溢价。因此，在公司面临更高的环境不确定时，ESG表现对审计费用的抑制作用可能更为明显。

2.分析师关注

现有研究证明，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外部监督角色，分析师可以有效帮助外部投资者挖掘企业内部信息[22]。因此，在更高的分析师关注下，企业信息透明度相对更高，这有利于审计师便捷获取评估企业所需信息，更合理评估企业未来经营风险与潜在隐患，减少审计工作投入的同时有效降低了审计风险，审计收费也随之降低。前文已分析高质量的ESG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审计费用；作为重要信息传递者的分析师同样可以影响企业的审计费用。基于此分析得出，相对于受更多关注的企业，在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ESG对信息披露的影响可能会更为突出，ESG表现对审计费用的抑制程度可能更为强烈。

为进一步验证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分析师关注异质性是否会影响ESG表现对审计费用的抑制作用，以Baker et al.编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月度数据取算术平均值来衡量年度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以对数化的分析师跟踪数量衡量企业当年分析师的关注度，最后依据中位数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1）列—（6）列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主回归的异质性影响结果，（7）列—（12）列为分析师关注异质性视角下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高经济政策不确定的环境或低分析师关注的样本中，企业ESG表现对审计费用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

五、稳健性检验

（一）滞后一期检验

为解决研究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将ESG数据滞后一期处理，检验公司ESG表现是否仍能影响审计费用，以及关键审计事项数量中介效应是否成立。回归结果如表5（1）列—（3）列所示，在滞后一期后，公司ESG表现与审计费用仍在1%的水平上负向显著，验证了H1；且关键审计事项数量的部分中介效应仍存在，证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二）PSM倾向得分匹配

为进一步消除样本自选择上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PSM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样本进行处理。由于解释变量为1—9的离散变量，因此选取解释变量的中位数6为分界，将样本分为高ESG表现组与低ESG表现组，选择公司规模（Size）、财务风险（Lev）、资产回报率（Roa）、事务所类型（Big4）、董事会规模（Board）、两职合一（Dual）、公司年龄（AGE）以及公司成长能力（Growth）等为控制变量采用一对一最近邻匹配法对样本进行匹配。表5（4）列—（6）列为PSM处理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ESG表现与审计费用仍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且关键审计事项数量仍能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证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三）工具变量检验

为进一步解决研究结果的内生性问题，选取ESG行业和年份的均值（ESGind）作为工具变量，利用最小二乘法分析本文提出的主要假设模型，得到如表6的结果。（1）列为最小二乘法第一步回归结果，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显著相关，与其余变量显著程度较低，证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2）列—（4）列为最小二乘法第二步检验结果。（2）列显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ESG表现仍能显著抑制审计费用，（2）列—（4）列验证了关键审计事项数量的路径效果仍成立，与本文的假设基本一致，验证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16—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公司ESG表现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及关键审计事项的部分中介效用，实证结果证明：公司ESG表现与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或分析师关注度较低时，ESG表现对审计费用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经稳健型检验后假设仍成立，证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基于本文的研究成果，从以下方面提出建议：第一，对政府而言，针对ESG评级结果中存在较大差异这一现象，有关部门应尽快建立更能综合评价我国上市公司ESG表现的指标体系，并进一步加强对ESG信息披露的监管，鼓励上市公司积极披露ESG信息，提高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度。第二，公司应致力于完善内部治理机制，积极承担环境和社会责任，主动披露ESG信息，进一步降低内外部信息不对称，推动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三，对审计机构而言，审计师在审计公司报告时除关注财务信息外，还应关注公司披露的ESG等非财务信息，综合衡量公司经营风险，审慎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在合理降低自身执业风险的同时，协助有关部門加强对公司行为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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