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雄胜

余绪缨教授是中国当代公认的会计学大师。对他的学术影响以及对中国会计发展的巨大贡献，我没有资格更没有能力做出评价。作为一名深受余绪缨教授学术熏陶的晚辈，在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对中国管理会计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以及目标定位，发表以下不成熟看法，借此表达对敬爱的余绪缨教授的深切怀念之情。

中国管理会计到底是什么？管理会计在当今中国可谓空前热门。学界、商界、政界涌现出一大批有识之士，通过各种学术媒介与平台，甚至在严肃的政府会议上，纷纷表达对管理会计的强烈需求。在当前中国，到底什么是管理会计，可能是一个谁都知道但谁也无法说清楚的问题。整个社会重视管理会计，对管理会计发展当然非常有利，但管理会计缺乏公认定义，又会使我们在确定中国管理会计发展的大方向与大思路时，陷于无所适从的窘境。当初，余绪缨教授对管理会计的定义得到了大家公认，中国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探索由此步入了正轨。因此，中国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尽快统一对管理会计的基本认识，而明确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管理会计定义，无疑是重中之重。

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我以为明确管理会计定义，首先要明确管理的基本意义。放眼世界，管理已不仅仅局限于职能、技术、方法与工具手段，更重要的是人性基本面的开放、解放与固本。管理是把人类品性中最基本面，充分地激发并释放出来。人类品性最基本面是“善性”。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正是基于此，把管理根本目的或本质确定为“激发和释放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善意”！依此而论，管理会计就是服务于激发和释放经济生活中每个人的善意。就现实层面看，人类善意应该而且必须具有“可实践性”。因此，人类善意必须是一个具有“明确定义、可观察、可感知、可计量以及能验证”的概念。这样，人类善意才可以成为可评价的对象。管理会计就是对现实经济活动人类善意的共识性认知框架以及实际状况的反映（信号）系统。这样的管理会计定义，使管理会计在中国赢得了发挥功能作用的广阔空间与明确清晰的发展方向。

明确了管理会计定义，就可以进一步明确管理会计研究的主要内容。

首先，要准确定义人类善性。人类善性至少体现在4个层面的有益无害：对自然（生态环境）、对整个人类（资源与文明）、对国家民族（文化）、对组织与职业（经济物质利益）。

其次，对人类善性在这四个层面分别确定相对应的观察框架结构、计量对象及方式方法与口径标准。

最后，对现实经济活动从决策和行动两个层面，运用管理会计既定的标准认知模式，对经济活动体现人类善性状况与程度的动态反映，以揭示现实经济活动的善恶状况，从而引导现实经济活动遵循并体现越来越多的人類善性。如此管理会计背景下，收益与利润是人类善性的计量指标，资产成为体现人类善性的能力，成本则是实现人类善性付出的代价，而权益就是经济活动未来对人类善性的具体承诺。这样，会计要素的内涵获得了一种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意义。

余绪缨教授管理会计研究，前半段着重原汁原味引进西方管理会计，后半段竭力主张管理会计应以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立足点，从而赋予管理会计以中国之魂。这样的管理会计学术人生，对于我们现在理清当前中国管理会计发展思路极具启发作用。就我目前的认知水平，认为中国管理会计发展，必须以正确全面领会并吸纳奈特的“不确定性利润观”与熊彼特的“新组合创新利润观”为抓手，尽快完善以风险计量和创新引导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管理会计制度；在此基础上，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激发并倡导人类善性”的智慧（例如范蠡的经商观、冯谖的资产负债观、荀子的抑恶之道、管仲的调控之策等），融入现代管理会计制度中。如此而行，中国管理会计的未来必然呈现一派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