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桂林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暨慈善公益研究院，湖南 长沙 410081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慈善史研究领域，有一个虽未形成热点却令许多学人无法回避、且对理解明清慈善事业发展趋向颇为重要的问题：明末清初之际，同善会究竟是如何兴起、传衍与流播，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地理分布格局？

日本学者夫马进在1982年发表《同善会小史》一文，率先对明末清初的同善会进行了开创性研究①[日]夫馬進：「同善会小史——中国社会福祉史上におけゐ明末清初の位置づけのために」，『史林』第65 卷第4号，1982年，第37—76 页，后收入氏著中略有改动，可参见[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8—115 页。。他明确指出，同善会起源于中州，万历十八年（1590）由杨东明创设于河南虞城，至万历后期高攀龙等人正推行于江南地区，它是创立最早、影响后世最大的民间善会，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极其深远的意义。此后，国内外学界始对同善会问题给予关注，陆续有论著问世，对晚明时期武进、无锡、昆山、嘉善、太仓等州县同善会的创设及其运作进行了论析。②主要成果有梁其姿：《明末清初民间慈善活动的兴起——以江浙地区为例》，《食货月刊》第15 卷第7—8 期，1986年；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0—54 页；陈宝良：《明代的社与会》，《历史研究》1991年第5 期；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 期；王卫平：《实念与实事：晚明高攀龙的救世理念与实践》，《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 期；王卫平：《做好人与行善事：陈龙正与嘉善同善会的慈善活动》，《历史教学》2016年第4 期（后两文略有修改，收入氏著：《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系谱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5—89、131—146 页）；Smith, Joanna Handlin.The Art of Doing Good: Charity in Late Ming China,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概而观之，夫马进的观点在学界影响广泛，但不时也受到挑战，或认为同善会的兴起不能偏重于客观社会背景分析，还应该从社会需求等主观方面考虑；①王卫平：《从需求的角度看明末慈善事业的兴起》，《光明日报》2014年12月10日，第14 版。或认为向河南寻找同善会的源流的推断是存在缺环的，“江南地区的同善会有着自己的发生发展逻辑”②王卫平：《实念与实事：晚明高攀龙的救世理念与实践》，《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 期。。对于后一问题，涉及同善会的传衍与流播，笔者不揣冒昧，也加入这一讨论中，通过勾稽原始史料，进一步明晰了江南地区同善会由张师绎“传自中州”的传播路径。③曾桂林：《杨东明与虞城同善会——兼论同善会在江南地区的流播》，《安徽史学》2022年第6 期。至此，同善会从河南虞城传到江南地区武进、无锡、嘉善等县的途径与方式基本廓清。而前述各县同善会的发展运作情形，经夫马进、王卫平、韩德琳（J.Handlin Smith）等学人探究，已得到较完整的揭示。不过，笔者在仔细梳理既有成果时也发现，即便夫马氏对同善会研究较为深入、全面，然其论域主要囿于江南地区，尤以无锡、嘉善为中心，而其他地区仅稍有涉及，或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时段则集中在万历后期至崇祯前期（约1614—1635）。④[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82—89、93—102 页。缘此，明末同善会研究尚存薄弱之处，值得进一步探讨。在前贤的基础上，本文拟将关注的时段下移、空间拓展，由此前学人关注的万历、天启、崇祯之际下移到崇祯后期，从江南地区放眼于南北诸省，通过广泛爬梳明清之际的地方志、文集、日记、年谱等文献，钩沉抉摘，详其所略，补其所遗，尝试再对明末同善会的传衍与流播情形作一考述，以期加深对这一问题及明清慈善史的认识。所幸的是，在研究中发掘到一些新史料，虽为吉光片裘，或可补苴罅隙之用。

一、苏州府同善会诸面相

万历十八年（1590），杨东明在河南虞城县首创同善会，后在其著述《山居功课》中叙及虞城同善会创设缘起与会约，引起了时人的关注。至万历后期，经张师绎的引介、倡议，同善会开始在江南地区传布，先是钱一本设立武进县同善会，继而陈幼学、高攀龙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创立无锡县同善会，并进一步完善了会则。同善会移植到无锡后，获得了飞跃的发展与充实，一年四次集会，宣讲施善，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崇祯四年（1631），陈龙正创设嘉善县同善会即受乃师高攀龙影响。无锡县同善会、嘉善县同善会作为晚明时期同善会江南地区兴起与发展的蓝本，学界已有较多论述，本节略其所详，不再赘述，而拟着重考述江南核心区域的苏州府同善会的发展脉络。

明末，苏州府领一州七县，附郭吴县同善会创设最早，由乡宦严一鹏所倡建。严一鹏（1549—1639），字化卿，原为常州府无锡县人，幼孤随母舅姓赵，遂落籍吴县，后复姓归宗。万历丁丑（1577）成进士，曾任浙江、福建道御史，后因劾东厂及税监得罪阉党，乞养归里。崇祯《吴县志》称：严一鹏“居林，绝不通长安书问。久之，起大理寺丞，晋应天府丞，甫三月，辄谢政归，与诸耆硕倡同善会，济孤贫，瘗遗骨。再启光禄寺卿。”⑤崇祯《吴县志》卷44《人物五·才识》，崇祯十五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第48 页下。方志并未载明同善会设立时间，而据《明实录》载，万历四十二年（1614）初起升原任福建道御史严一鹏为大理寺右寺丞，万历四十五年（1617）二月他曾以应天府丞职衔上疏，而升南京光禄寺卿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正月。⑥《明神宗实录》卷516、卷554、卷578，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所1962年影印本，第9725、10468、10944 页。由此推测，严一鹏倡行同善会应在万历四十五、四十六年间，其时他已年近古稀，归居林下，亦为吴中耆宿。这可看出严一鹏所倡吴县同善会犹有虞城同善会的印痕，略带些怡老会的色彩，但从其善举内容来看，亦明显受到武进、无锡两地同善会影响。

昆山县同善会，依现存史料来看，始见载于康熙《昆山县志》，尔后乾隆《昆山新阳合志》、道光《昆新两县志》、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皆因袭之。然与前朝旧事仅隔四五十年，康熙志中有关同善会的发起人及创设时间即语焉不详，略云：“邑有同善会，其法始于梁溪高忠宪公，明季邑诸绅老仿而行之”。①康熙《昆山县志》卷6《风俗》，康熙十四年纂修，苏州图书馆藏钞本，不著页码。而据陈瑚于庚辰、辛巳年间所作日记《穷理录》：“高忠宪公始创同善会，近岁鹿城踵而行之”②陈瑚：《确庵日记》卷3《庚辰至辛巳·同善会》，太仓图书馆丙寅（1926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第48 页下。按：该卷原题为《穷理录》，分类记述庚辰（1640）、辛巳（1641）两年间所见所得。，应不晚于崇祯十三年（1640）。由于昆山县同善会是受高攀龙所创无锡同善会影响而成立，其举办方法也与之相仿，“每岁一季一举，人出其赢余，以九为数。盖计日积一，则三月当余九。出银者多至九两，少止九分，出钱者称是。至会日，悉储之主会，散给邑中之贫不能为生者，而以其余制扁〔匾〕褒奖已故及现在忠孝节烈之家。即于会日，公请一老成有望者敷讲六谕。”③康熙《昆山县志》卷6《风俗》，苏州图书馆藏钞本。由此而见，昆山县同善会同样是一年集会四次，并以会员自愿捐助会资的形式来赈济县内无以为生的贫民，或旌表忠孝节烈之家，同时亦延请德高望重者在集会之日宣讲六谕。不过，稍有异的是，昆山县同善会举办的慈善活动中没有施棺，而代之以表彰忠孝、旌奖节烈。崇祯十六年（1643）夏，昆山县同善会由知县万曰吉主会，并请乡贤顾天叙担任主讲。至此，明季昆山县同善会发展臻于鼎盛。④康熙《昆山县志》卷6《风俗》，苏州图书馆藏钞本。后来县志在“名宦传”中述万曰吉政绩引《四朝成仁录》亦谓：“邑旧有同善会，曰吉延顾天叙主讲，敷陈六义，民俗一变”⑤道光《昆新两县志》卷18《名宦》，《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15 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61 页。。从这两则史料来看，昆山县同善会后来在一定程度上由官府主导。夫马进甚至认为它“已经成为知县和乡绅共同运营的组织”⑥[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85 页。，尽管这种观察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亦不无道理。

同善会的影响还在进一步扩大，很快波及到襟江带海的太仓州，一些乡宦士绅也在积极酝酿组织同善会。如明季江南党社运动的重要盟主张采（1596—1648），字受先，在天启年间即与张溥同倡应社，时有“娄东二张”之谓。崇祯元年（1628）登进士后，授临川知县，张采在任上恤民扶弱，多有善政，又立合社，更是名声大张，数年后以疾乞归。其时，养病居家的张采在获悉嘉善、昆山相继创有同善会之后，也生发慈心善念，并不顾体弱气虚，着手筹划起来。如他在《娄东同善会引》所说：

人性皆善，可无立说。自性学不明，于是分先天后天。先天者于诚，后天者于明。诚者因心见事，明者即事生心。要之善惟一原，何容先后？故四海之远，圣人或出，心同理同，断断如也。前贤约立兹会，所谓即事生心者。今夫不为善者，陷溺使然，固可哀悯。……即今约略规条，正如掘地引水，先儒谓成得一分己，方成得一方物。此际工夫难到，且同举斯会，孶孶不已，则成得一分物，庶几成得一分己。但随时随力，使心无不尽。盖心统性情，乃心既尽，则人无贫富，数无多寡。……抑知即我不经，便成两益，即或移我必需，当无大损。苟肯推心，即全善事。采见友人举于魏塘则心动，继举鹿城，心益动。虽两年濒死，而此念不退。病中分款立例，登板布告，兹得幸生，拟克日连会，乃诸君子先自汇集，反以相召，则知善本各足，不谋自应。心同理同，即斯其兆，推诸乡邑，当有翕感者矣。①张采：《知畏堂文存》卷10《娄东同善会引》，《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1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66—667 页。

在这篇创会的序文中，张采除阐发为善乐善的道理外，还叙述了太仓州兴设的缘起、经过，尽管他还在病中就已参与其事，“分款立例”，然最终仍为“诸君子”捷足先登，“反以相召”。张采所言“诸君子”，即陆世仪、顾士琏等人，他们后来成为了太仓州同善会的实际运作者。

从外部因素来看，太仓州同善会的筹设，还与江南地区“庚辛大灾”有关。陆允正为其父陆世仪所撰《府君行实》就说：“辛巳大饥，人相食，道路僵仆者相望，府君见之恻然，乃约同志数人为同善会，日聚银米拯饥民。”②凌锡祺编：《尊道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9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651 页。而从陆世仪本人所写日记《志学录》中可知，此事开始筹措于崇祯十四年（1641）春。当时，因上年大旱，春荒已成，③详见陆世仪：《志学录》，崇祯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四月初一、初六日条，《丛书集成三编》第15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第182 页。陆世仪和顾士琏遂为筹设同善会四处奔走联络。

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刚斋，又号桴亭，精研程朱理学，主张“居敬穷理”“躬身践履”，被后世誉为“江南大儒”，与陆陇其并称“二陆”。然而，他在明季还只是一介诸生。尽管从崇祯九年（1636）冬起，陆世仪与陈瑚、江士韶、盛敬拜盟为“太仓四君子”，作“西轩之约”，“乃相商读书为善之法”④凌锡祺编：《尊道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9 册，第637 页。，力行迁善改过，然此时名声尚未闻达于地方社会。顾士琏（1608—1691），字殷重，此时亦是诸生身份，而他以精于水利之名蜚声江南已是清初顺治年间。陆世仪、顾士琏二人既不是世宦名门之裔，也非豪族富室之嗣。或许缘于这样的身份与地位，他们筹设同善会并不顺利，其间多有波折与嫌隙。据陆世仪日记所载，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十二日，顾士琏“以同善会事约见州尊，州尊欲以同善会属受先，其意犹未能尽信诸兄也”。可见，时任太仓州知州钱肃乐并不是很信任顾士琏、陆世仪等生员，而属意于更有声望的乡宦张采来主持同善会事务。陆世仪觉得顾士琏此举有些莽撞，主张稍加变更，即“以名归州尊，以银归受先”⑤陆世仪：《志学录》，《丛书集成三编》第15 册，第178 页。。在他看来，同善会不应是士绅们的“私会”，主会亦应如昆山县一样，由地方长官出任，方有号召、影响，而善款收支事务则不妨委办于张采。

三月十七日，陆世仪先捐出会资，将分金送到顾士琏家，询问同善会事。顾士琏出示所拟条例，并告知“始会之日，具连名呈请州尊，又请受老登座讲道”，由此，创会之事遂成。陆世仪听后，也极表赞同：“一道同风之治，宜归州尊，必不当有私会；受老临讲，亦宜州尊具柬以请。”⑥陆世仪：《志学录》，《丛书集成三编》第15 册，第179 页。他坚持认为同善会不应成为没有官府支持的团体，且应由知州以公事名义邀请张采主讲。最初，这一主张并不为诸友所理解，但最后还是都同意了，并推他为同善会事代笔写信给钱知州。他慨然应允，颇有义不容辞的自豪感。①陆世仪在三月十七日、十八日的日记写道：“因欲予作书致州尊，予直任不辞”；“为同善会代作致州尊书。可作而作，义也；不可与而不与，亦义也。此际胸中颇无留滞”。参见陆世仪：《志学录》，《丛书集成三编》第15 册，第179 页。而接下来的几天，陆世仪却又与顾士琏在同善会的运营管理方面发生严重分歧，甚至有退会的念头。他在日记中抱怨地写道：“今闻顾殷重颇不从谏，不宜身入其中与之谋议，欲凡事一听之彼。若初不与者，此念亦甚痛快。”但虑及同善会尚属初创，且已列名会簿名册，即“以名与会中,不欲其决裂”,于是与陈瑚进行商量。②陆世仪：《志学录》，《丛书集成三编》第15 册，第180 页。

在同善会条例的议定过程中，鉴于近岁时有灾荒、动乱之虞，陈瑚也提出自己的一些设想，如仿行义仓、适当变通救济对象等。他曾在日记中直抒胸臆：“高忠宪公始创同善会，近岁鹿城踵而行之，吾娄贤者亦欲行此。此义举也，凶岁务施劝分，亦得古人社仓之遗意，然愚谓不如竟仿社仓行之尤善。盖给银不如给米，给米之法于春夏荒月则散之，于秋成米贱则少取其值。如秋成不偿者，明年即不复与。如此则惠可以不竭，而小民又已受利无穷矣。”③陈瑚：《确庵日记》卷3《庚辰至辛巳·同善会》，太仓图书馆丙寅（1926年）刻本，第48 页下—第49 页上。同时，他还认为“同善会止给节孝之家，意取劝善。然而，此太平礼乐之事也，行之于近日则当变而通之。即有强力之人而遇歉无所恃赖，亦不妨与之。盖此等之人最易倡乱，给之以米，使无匮食之忧，亦是戢乱一法。况彼既受城中大姓之惠，则有急亦可驱而用之，以御外寇，亦甚便矣。”④陈瑚：《确庵日记》卷3《庚辰至辛巳·同善会》，太仓图书馆丙寅（1926年）刻本，第49 页上。这些内容似乎并没被采纳、吸收到后来的条款中。不过，从前面所述中，仍不难发现有着同善会的基本特征，如采取会员制、由会员捐资充作会费等。同时，他们还对在神前盟誓均表赞同。⑤陆世仪：《志学录》，《丛书集成三编》第15 册，第181 页。

太仓州同善会的集会之期，在每年四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即一年只有春、秋季两次，这在江南地区的同善会中是较为特殊的，完全不同于武进、无锡、嘉善和昆山等县的同善会每季一举，一年四次活动。这应是根据各地情形尤其地方财力及会众多寡而做的变更。据陆世仪日记所载，崇祯十四年（1641）四月十五日是太仓州同善会成立后的第一会，集会议程也是先宣讲，再散放救济款。当日，陆世仪与陈瑚一同赴城隍庙参加同善会的首次活动。“至城隍庙，见设讲坛在殿内，不便众听，乃与诸兄言移之于外。听受先先生讲同善会，语甚警策。听者皆赞叹，州尊色喜，予亦深喜。”⑥陆世仪：《志学录》，《丛书集成三编》第15 册，第184 页。张采在同善会宣讲取得了较好效果，颇受众人称许。随后，发放同善会救助金。陆世仪原打算按登录在册的男、女于两处分别给发，且已分好左、右两列，但顾士琏不听，执意先发男册银两，而让老妇等候多时，以致饥疲不堪。由此，一种不和谐的氛围也弥漫在同善会发起人当中，渐渐削弱了同善会的凝聚力。集会后两天，陆世仪再次萌生退会之念，“予与曰夏欲辞去己名而势有不可，恐反隳厥事。乃语以名不必去，但劳不能任，幸以格外待我两人可也”⑦陆世仪：《志学录》，《丛书集成三编》第15 册，第184 页。。

由上来看，太仓州同善会在酝酿筹设中所呈图景，正如美国学者韩德琳所揭示的那样，是一个充满紧张不安也不够稳定的慈善团体，它不同于高攀龙、陈龙正创设的同善会景象——“一个和谐、有效且能让会员有愉悦、满足感的组织”，这是两幅大相迥异的画面。“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所用文献史料的显著差异，一种是杨东明、高攀龙、陈龙正等人正式的、‘公开’的文集，另一则是陆世仪个人日记。由此呈现出的善会也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是理想化的，一是现实性的，从中也折射出他们的社会地位。杨、高和陈的自信与富有，使其很自然地担当起道德领袖的角色，且很乐观地相信他们的善会最终会实现。而由绅权与财富构建起来的声望，让他们得以进行公共演讲，鼓动听众行动起来。”①Smith, Joanna Handlin.The Art of Doing Good: Charity in Late Ming China,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130.而陆世仪的社会背景就逊色得多。也许正因如此，尽管他最初也关注地方公益，参与筹设同善会，但较之陈龙正，他似乎并没有那种慨然视为己任的“热肠”，也缺少些责任担当；而对于同善会的未来，他更寄望于官府，以保一方安谧，“州尊好贤乐善，将来必更有可观，地方安宁，吾辈可安坐读书也”②陆世仪：《志学录》，《丛书集成三编》第15 册，第184 页。。

在太仓州同善会的筹设与发展过程中，从地方文献来看，知州钱肃乐显然发挥了主导作用，如宣统《太仓州志》载：“钱肃乐，字希声，鄞县人。崇祯十年进士，授太仓知州。……举同善会，周恤善类，全活甚众。在任五年，善政毕举。”③宣统《太仓州志》卷12《名宦》，《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18 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27 页。钱肃乐对太仓州同善会的垂注，犹如同期万曰吉之于昆山县同善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说决定了它的发展趋向。其时，江南大饥，陈瑚屡向知州钱肃乐上呈条议，论及民食、劝义等，还对同善会条规提出增补建议，但后者未被采纳。在其年谱也载有此事，称是年夏“又有补同善会规二条，一崇耆老以风仁寿，二劝习射以豫武备，先后上之当事，不果行”④陈溥：《安道公年谱》卷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02 页。。这也可略见太仓州同善会的举办者中知州与诸生员的关系，即官绅之间既有密切合作又有矛盾冲突，凸显出官僚体系下民间慈善团体发展的内在困境。

太仓州同善会的主导者为地方社会的中层官绅，如知州钱肃乐、前临川知县张采，他们都有进士身份，不过在具体运作中也多依靠陆世仪、顾士琏、陈瑚等下层乡绅。或缘于江南地区绅权素来发达，同善会各项善举之施与，也有赖于地方中下层官绅乡民的通力合作。至于明末太仓州同善会管理运作的具体情形，夫马进已述及⑤[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96—99 页。，兹不赘述。

二、长乐县同善会之推行

在太仓州同善会蓬勃开展之际，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了由官府倡办而非由民间自发结成的同善会，这是明末同善会运动兴起过程中呈现出的一个新现象。夫马进较早注意到，它不同于以往由乡绅自发倡设的同善会，而是由地方官自上而下推动成立的。⑥[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100 页。这其中，最具典型的是夏允彝在福建福州府长乐县推行的同善会。

夏允彝（1596—1645），字彝仲，号缓公，松江府华亭县人⑦夏允彝以浙江嘉兴府嘉善县籍应试中举及登进士，曾纂修《长乐县志》，在纂修人员一栏，姓氏前冠以“禾郡”“嘉善”，而在该志卷3《官师志》载为“嘉善籍，华亭人”。参见崇祯《长乐县志》，崇祯十四年刻本，方宝川、陈旭东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6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317 页。。崇祯初年，与同邑陈子龙等六人结成“几社”，在明末文坛颇负盛名。崇祯十年（1637），夏允彝进士及第，翌年任长乐知县，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出任实授的官职。他在长乐居官五年，“善决疑狱”，“邑大治”，吏部“举天下廉能知县七人，以允彝为首”①《明史》卷277《列传第一百六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098 页。。时福建按察使许世荫也称许说：“云间夏缓公以经世之才烹鲜长邑，凡邑之风俗利病，如握径寸之珠，坐炤千里，教化翔洽，而治以无事”②崇祯《长乐县志》卷首《徐世荫序》，方宝川、陈旭东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6 册，第6—7 页。。由此，夏允彝被崇祯皇帝召见，特拟擢用，但不久因丁忧归里。虽然夏允彝没有显赫的仕宦经历，但他在这段短暂的宦游生涯中，却能体恤民情，兴利除弊，政绩卓著。他在长乐县的各项施政举措中，倡行同善会就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善政。

长乐县同善会的情形，在夏允彝自编的遗集文录中并不见载，而他在创议过程中曾致信好友祁彪佳，寄去《同善会议》。祁彪佳在日记《感慕录》崇祯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即记：“得夏彝仲书，示以治邑之谱，如征粮法、同善会，极为美政。”③祁彪佳：《感慕录》，《祁彪佳文稿》第2 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192 页。其时，祁彪佳正应绍兴府及附郭山阴县当事之请，为荒政忙碌奔波。在救荒赈饥之余，他“又念饥荒遍海内，救之者或有心无术，反扰民，因辑古今救荒全书”④祁彪佳：《祁彪佳集》卷10《行实》，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37 页。，广泛收录历代、当朝救荒文献、名臣奏议及邸报函札。由此，“极为美政”的长乐同善会议亦被祁彪佳辑入《救荒全书》这部鸿篇巨制中，编次为卷九《当机章·劝富》。据该书所载，《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共16 条，包括“广劝募”“定都会”“核名数”“募与会”“广愿力”“酌施予”“严督课”“助婚产”“商葬埋”“诱自新”“处恶少”“议供应”“稽出入”“均劳逸”“隆优异”“劝平粜”等⑤《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不著页码，国家图书馆藏远山堂稿本，缩微胶卷。该稿本中，祁彪佳对夏允彝《同善会议》各条有多处删改，所引系据胶片图版辨识复原的夏氏拟稿文本。，内容颇为丰富。

夏允彝认为，现有保甲法“大抵防不肖之意居多”，而不能“禁民为非”，更不能“为至贫至困者求一生计”。而人心思变以至民众骚乱，其根源在于“多困”，因而为民父母应“化之于前而禁之于后”。有鉴于此，夏允彝设想将同善会与保甲结合起来，“故特倡为同善会，与保甲相翼而行”⑥《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或许，他已虑及长乐为荒陬海澨之地，毕竟不如江南地区富庶繁华，倘若自发结会醵资将根本无法组织和维系下去，惟有依靠乡村社会已有的基层行政体系，即以都、甲为基础来设立。由此，他将保甲法“微有损益”，通过都甲体系向全县绅民广为劝募，“凡缙绅先生与我良士民，必欣然愿与。如其不与者，是明自摈于善人之外也”。⑦《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这也显出其并非以个人自愿参与为基础。

长乐县同善会是以都、甲为基础设立的，因而它不同于晚明江南地区同善会设于城厢，而弥散到广大的乡村社会中。具体言之，由县内八个都设立一个同善会，由都甲长推荐都内的缙绅孝廉为会长；“或会中无缙绅孝廉，各都甲长会集甲长，不拘太学子衿、素封长者，但有慷慨好义、正大详谨者，公推一人为会[长]，专主其事”；如有保长、约正能胜任会长，则以都甲长八人佐之。“每二人共司一季，周而复始”。如剩有一、二都甲，也可附入其他都甲的同善会。同时，如以八都成立一会，“恐地界太辽阔，都甲长奔走不皇”，有疏漏之虞，还可“约略道里适均，定为都会”。⑧《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这种组织机构表明，夏允彝在长乐县推行的同善会无疑是一种自上而下式的官办同善会，它与保甲、乡约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甚至有的都甲长、保长或约正“一身而二任”，共同发挥了乡村控制的作用。

尽管如此，正如夫马进先生所指出的，长乐县同善会“既然使用了同善会的名称，就不得不继承同善会的共同特征，采取结社的组织形式，开展富人向贫民施舍的救济事业”①[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100 页。。在救济事项方面，长乐县同善会在“核名数”“募与会”“广愿力”“酌施予”“商葬埋”“助婚产”等多个条款都有规定。如“核名数”，长乐县同善会首先明确了“本县邑内所最急欲周者有四”，即“饥无食、寒无衣、病无药、死无棺”。这与杨东明、高攀龙所倡同善会的济贫对象是契合的。其具体程序与要求是：“都甲长先各查本都某甲极贫无食者若干户、户若干人，次贫无衣者若干人，或久病不能生理者若干人，各填的名年貌，汇造一式二簿，一送本县存案，一送会长稽查，以凭按簿分别赈给。”②《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募与会”和“广愿力”，主要是涉及同善会善款的募集。夏允彝指出，“自莅任来，每遇有贫而求济者，或死无以殓者，或棺暴露不能瘗者”，常常“捐薄俸以助之”，“但恐薄俸有限，而四境之失所者无穷，故特倡兹会，计缙绅长者必有同心而起者。”③《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这也是他倡行同善会的缘由，进而希冀善与人同，众善共举。但缘于官倡官办，长乐县同善会在资金募集的制度设计上，也就迥异于江南地区，而更多借重于充任会长的都甲长、保长或约正的力量。“各会长各置簿二扇，送县用印，付都甲长随方劝募。自缙绅以及士庶，人不论贵贱，银不论多寡，或一年总题，或按季分题。先募一人捐题若干倡首，其余随所乐助，各书名簿上，一送本县存案，一送会长收执。其银即送都甲长转送会长，设立公箧收贮，以听公用。或有题助米谷者更妙。其米谷暂赁无碍民房一间贮之，俟日后积有羸〔赢〕余，即公买修为同善仓，以垂永久。倘会中既鲜缙绅又乏富室，所入不足供所出，本县身任其责，捐俸佐之，不虞不给也”。“倘缙绅先生及素封长者慨然发博施弘愿，不拘一二会，或三四会，或五六会，俱喜捐助者，即于劝募日随给告白，明开愿助若干会，付都甲长实粘邻会地界，听邻会都甲长登门募题”。④《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在劝募、查核贫户等环节，也多由甲长担当分劳。“一会之中，择都甲长八人，共襄善事”，“初行劝募，每人先置小簿一本，各募本都。或甲长同心好善者，听自募甲内以分其劳。又各查本都极贫、次贫人户。此件须同各甲长逐户挨查，不得听甲长混报。募查既毕，约期集会长处，公同登人印簿。其同善簿一以银米多寡为先后，户口簿一以极贫、次贫为先后，量入为出。大略已得过半，编定二人共司一季。此一季中，收募散给等项俱二人均任其劳。至季终，与接管者同集会长家，交盘受事，方可卸担，不得互相推诿。”⑤《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由都甲长编定册簿后，同善会即按之发放救济。这种救济方式与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保甲、乡约并无二致。

“酌施予”则详细规定了济贫对象及其救助标准。具体为：“极贫无食者：壮丁壮口，每名月给米二斗；幼丁口，十五岁以下者，月给米一斗五升；十岁以下者，月给米一斗。会长先算明每月应给米若干，为价若干，每月二次，按簿分给，率以为尝〔常〕。次贫无衣者：至冬孟时同极贫丁口，年壮者每名给银二钱五分，置买衣絮；十五岁以下者给银二钱，十岁以下者给银一钱五分。岁只一给。有死丧贫不能殓者，甲长登时报都甲长，都甲长登时报会长，给银五钱，付丧主棺殓。或时值银数不敷，即报本县，捐俸补足。或有病不能赎药者，约每剂定价一分，十剂一给。药完而病未愈，又给银一钱，务病愈而后已。”①《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施棺助葬为江南地区同善会一项主要善举，长乐县同善会亦类此。鉴于当地多有停棺不葬，掩骼之典久废，“欲为永久计，惟有广义冢之一法”。即由都甲长在本会内寻找官山数亩，或公买附近一区，设立义冢。“遇有贫不能葬者，给银二钱，雇工埋瘗。或棺主力能自埋，特苦无力买山者，准听葬入山内，量出银一钱，付会长以充公用”。②《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可见，其救助之旨与江南地区同善会基本相通。

值得注意的是，长乐同善会还将“助婚产”列为善举之一。鉴于婚娶费用繁杂且昂，贫民苦借贷无门。“倘贫民从此拮据，力能议亲，告明都甲长，转报会长，于纳币时先给助银五钱，至婚期再给五钱助之”；同时，对贫民生子或不能举者也给予资助，“以后贫民每遇生产，不论男女，登时报都甲长领之，同报会长，注名簿内，每月给米一斗，永以为常”。③《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此举完全超出无锡、嘉善等地同善会所办的济贫活动，而将施善内容扩而充之，颇类似于宋元以降江南地区盛行的义庄、举子庄。

除赈济贫民外，长乐县同善会还劝平粜，以便“四民之自食其力者”。 该会希望地方缙绅、素封之家“慷慨好善，肯略通融减价，以为之倡”，谷价渐趋平抑。具体做法是：“其自百亩以上，或数百亩，或千亩，倘每百亩肯粜谷三十石，即所粜之谷不赀矣。仍乞明书簿内，或大张告白，相助若干外，愿粜本会内谷若干石，每石减价若干，自五斗以至三石，俱不拘时日，听其陆续买籴。……各会长仍于季终将会内平粜芳名、谷数，汇造簿内送查，另行旌奖。” 平粜所减之价，每石数分，多粜至数百石，所差银数于富室巨绅而言亦只如太仓一粟，然对平抑一县谷价则很有用。在夏允彝看来，长乐同善会倡劝平粜，亦可称善量广大。此外，对于一些力行不倦、查有实绩的乐善者，长乐县同善会给予旌表，或送匾，或免差，“使慕善者知所向风”。④《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与江南地区的同善会相比，长乐县同善会也还存在一些差异，甚至颇为明显。这主要缘于它创设初衷乃冀望“与保甲相翼而行”，故而十分重视社会治安的维持。首先，体现在“诱自新”“处恶少”等条款。夏允彝认为，偷窃之举皆因良民饥寒交迫所致，及至事情败露或受捕快恫吓勒索，渐为惯盗。为地方治安长久计，应给予自新之路。由此，长乐县同善会规定都甲长各查本都内自愿改过的惯盗案犯，编造姓名册簿。“会长集众约之，谕以改图，按月计口，照例给米，任地方巡逻之责。岁终无事，量加给赏，以坚其自新。”如果该都甲内有一家被盗，同善会则将其送官究责，着落身上追赃。如会内原无盗案，而附近邻会有之，也可协助并予赈恤，“以资侦伺之役”。⑤《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另外，对于地方恶少，也先予规劝化导。都甲长将本都内素性无赖、为害地方最著者编造名簿，一式二份，分别送知县和会长。集众约之，既往不咎，“从今嘉与维新，谕其改弦易辙，按月给米，为地方独任守望之助”。如果怙恶不悛，“集众送官究治，重加枷责”；“若能翻然改图，为地方出膂力，捍外患”，则更乐视之为豪侠，亦不辜与人为善之意。⑥《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其次，“严督课”也是长乐县同善会有别于江南同类机构之处。自魏晋以来，救济机构通常是有养无教，至明末养济院此类问题尤为突出。①夫马进对自两汉魏晋以来国家的鳏寡孤独政策及救济设施进行了简要回顾与评述，指出明代养济院已出现了种种弊端，吕坤曾尝试对养济院政策进行改革。参见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34—65 页。夏允彝认为这并不可持久，“有食有衣，不事生理，此待尽之术也，谁能引长江之水以给之？”缘此，他在长乐县同善会条议中提出“严督课”，即主张对少壮者要严加督饬，教养兼施。“凡我贫民，惟年七十以外、十岁以内及手足不全者，竟行赡给。此外，年力尚可营生者，自领米以后，俱要随资质所近，或肩挑，或杂技，各习一艺生活。即于领米之日报明会长，某人愿习某事，各与登记本名下。至月终通计生活所得，足供几日之费，仍报会长，量为扣减，稽其勤惰，分别奖戒之。”如此类受助贫民一月内无所事事，养之无益，可由都甲长送县责惩，姑且准再给米一月，听其改正。如下月仍不事事，送县责治外，尽革其米。“其十五岁以下者，课督如之。”②《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再次，长乐县同善会的财务收支状况直接向知县呈报，而不向会员报告，这也是其迥异之处。如：“各会长置循环二簿，送县用印，登记出入，虽分厘斗升，俱对值季都甲长，备细登簿，每季终送县倒换稽查。其本季用剩银米，仍注明存贮若干，以备下季支用。”③《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如有不足，则先算清短缺之数。显然，这与它是以都、甲为基础建立起来而非会员结社而成有关；所募款项也源于都甲的征收，而非会员醵资捐献。

透过上述分析，不难窥见长乐县同善会的运作情形，而这是其诸多施政举措的一部分。诚如天启进士、邑人马思理《开河记》中所言：“公为人推诚与人，通于世务，以经术润饰吏事，事事类古人。其立常平仓，常岁平敛，荒年蠲救，又时其缓急而先后之，人不病饥而官府蓄积，似刘晏；视税定役，弛微户，使无所与，定户完粮，里无役侵而闾闬乐输，其详定役法，似沈括、苏轼；立同善会，而乡之鳏寡孤独者有养，则古之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贫穷也，似次公；诱进儒生，亲自饬励，使人人争自濯磨以有成立，似文翁。”④崇祯《长乐县志》卷2《经略志·城池》，方宝川、陈旭东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6 册，第201—202 页。此处将夏允彝与汉代黄霸、文翁，唐代刘晏及宋代沈括、苏轼等循吏名宦相类比，且以他所倡行同善会视若颍川太守黄霸赡恤鳏寡贫穷之举，足见其口碑载道。不单乡评如此，官声亦佳。如福建布政使胡维霖称：“至立同善会以恤穷困，有保甲之利，无保甲之扰。此则移风易俗又非才吏之所能为且也。”⑤胡维霖：《崇祯辛巳修县志序》，民国《长乐县志》卷20《艺文录上》，《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21 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45 页。按：前引崇祯《长乐县志》影印本不见此序，卷首仅有按察使徐世荫及邑人曹学佺、刘沂春所撰的三篇序文，或胡序原在徐序之前，因藏本久远，书页已脱落。这两句话虽主要评骘夏允彝的施政举措，然言及同善会也属肯綮之语，可见其确有实绩实效。由此，祁彪佳一见夏允彝所示“治邑之谱”即赞同善会为“美政”也就不足为奇了。后来，他又将《同善会议》收录荒政书中，并附注批语：“以会行劝，此真善于劝者也，且不待其荒而赈救于平日，尤得先事之妙。”⑥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三、世家大族与明末各地同善会之倡行

明清之际，世家大族向来视为民间社会教化之基地。太仓州人陆世仪就说：“夫风俗之淳厚，非必尽由在上之人有以风厉之也；一邑之中有一二世家大族，以礼义廉耻治其家，则相观而善磨励而兴起者多矣。”①陆世仪：《桴亭先生文集》卷4《龙城郝氏宗谱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98 册，集部·别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7 页。确实，风教兴衰也映照着世运升降。当此明清易代之际，缙绅士大夫以“礼”为“教”，移风易俗，其所承担的传统之责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势之下，也别具一番“制度实践”的意义。②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7 页。陈龙正的看法也甚相似，在同善会最初的制度设计中，即以施善、教化为内容，以安定秩序消弭动乱为目标的，有如乡约、保甲一样，是一种“安乡之举”“固圉之策”。崇祯十一年（1638），陈龙正给浙江巡按使乔可聘的复函即言：“盖自设是会以来，几无饿殍、无道馑；又时时讲解劝诱，以提醒良心，消弭邪孽，可莫为乡约、保甲之助。”③陈龙正：《几亭全书》卷45《文录·书牍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59 页。或许，正缘于同善会具有安定人心、维系社会稳定之功效，不单官绅在地方社会积极创设同善会，一些世家大族也将同善会作为缓和贵贱冲突、纾解社会矛盾的润滑剂。

崇祯十一年（1638），无锡人华允诚在家族中举行同善会。据华衷黄所述年谱，称其父华允诚于是年“举同善会”，并言：“吾宗子姓繁衍，贫富不齐，府君分资厚者三等，贫困者四等，以有余济不足，每季聚资，合族于祠而分给之，岁饥则月举焉。于贫困中，鳏寡孤独者加厚，善良者尤加厚。扶济之中默寓奖励，所以联通族血脉于一会中，而潜消其怨贫嫉富之心、诋讼角衅之端也。”④华衷黄：《奉直大夫吏部员外郎豫如府君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0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16 页。华氏此举流泽匪浅，影响颇远，以致入清数十年后，无锡县耆民、儒学为他呈请入祠崇祀所具实事亦有载，赞其“孝友齐家”，“惠泽尤沾闾里”，常“推赢余用周乏”，“济孤寡则广同善之盟”，⑤华衷黄：《奉直大夫吏部员外郎豫如府君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0 册，第359、360 页。又言“于居乡日……倡行甲兑以救贫里，举同善会以赡贫族”，并于庚辛大灾之际“首倡捐米，减价平粜，赈饥弭乱，全活一方”⑥华衷黄：《奉直大夫吏部员外郎豫如府君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0 册，第375 页。。类似情形，亦见于江南地区其他仕宦之家，如吴中叶氏、太仓王氏。

吴中叶氏自宋初开派以来，其后裔在吴地繁衍生息，支脉昌盛，书香不绝，代有闻人，至明中后期已成江南望族。吴江分湖叶氏（属吴中叶氏同里派分支）在明清之际还出现了一门七世九进士，而第九世叶绍颙、叶绍袁堂兄弟于天启五年（1625）乙丑科同榜进士及第，一时传为佳话。叶绍袁初任南京武学教授，后入京任工部主事，因见朝纲废弛、吏治腐败，遂乞身归休，隐居分湖，誓不出仕。崇祯十三、十四年（1640—1641），江南迭遭水旱之灾。自崇祯十三年五月起，淫雨不止，米珠薪桂，民情骚动。归隐乡居的叶绍袁见此灾情，寄家书给时任南京光禄寺卿的兄长叶绍颙，云：“家乡几为戊申之续，幸而犹得插青，但米贵甚，米价益贵而巨家益闭，不肯粜，小民岂能枵腹待秋成乎？倘传教家督，或开粜，或广贷，使民有食以为于耜之资，嗷嗷众口诵德不浅矣！”⑦叶绍袁：《天寥道人自撰年谱·续谱》，吴兴嘉业堂民国二年刻本，第6 页下。继而商筹社仓平粜事宜。及至翌年春，他又在分湖仿行同善会，赈恤了一些孤苦无依的贫民灾黎。据其自撰年谱所载，“十四年辛巳……二月十五日，举同善会，昉于锡山高忠宪公（名攀龙），友人陈发交（名龙正）继行于武塘，今余亦仿故例为之。首赡节孝，次赈孤茕，又次施棺，刻有《同善会录》。”⑧叶绍袁：《天寥道人自撰年谱·续谱》，吴兴嘉业堂民国二年刻本，第8 页上。按：括号内系原刻本双行小字夹注。叶绍袁自幼生活和求学于袁黄家中，受其影响颇深，又与陈龙正为旧交，情谊深厚，①叶绍袁晚年在《年谱别记》中追忆道：“乙巳（1605），与袁若思、陈贲闻、发交兄弟共事笔砚，自是往往相同，日则论文讲义，夜则樽酒谈笑，并席篝灯，连床对影，岁不辍也。余与若思俱成乙丑进士，发交登甲戌榜，只贲闻戊午浙江解元，仅南宫一试，下第遂殒命，伤哉！”，可见，叶绍袁与袁俨及陈龙正兄弟堪称同声同气。参见叶绍袁：《天寥道人年谱别记》，吴兴嘉业堂民国二年刻本，第2 页下。其为人仁厚，虽家产不丰而犹能扶危助困，急难好义，因而灾变之际遂设同善会赈济乡邻之善举。至五月，米价更昂，人心汹汹，叶绍袁原拟倡设义仓，赈济贫族，后见城中未行平粜，乃决然先行于乡，“每升以钱四十文为率，人心胥悦”。在他的倡率下，吴江县城也设仓平粜，最终“乡城俱帖然矣”。②叶绍袁：《天寥道人自撰年谱·续谱》，吴兴嘉业堂民国二年刻本，第9 页上、下。由此，同善会与社仓、义仓等一起，在灾年发挥了救荒济贫的作用。

太仓王氏自明中叶以后亦是簪缨累世，王锡爵、王衡父子皆中榜眼，王锡爵官至内阁首辅。王衡早卒，其子王时敏以荫官入朝，未久辞官归里，后于崇祯十五年（1642）春设同善会，主要向阖族募集善款。如年谱载：“春，作一家同善会引，倡率合家眷属及家人辈，至在宅各男女，或银钱，或米麦糠粞，随力输助，广施粥饼，亲自给散。”③王宝仁编：《奉常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6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84—385 页。在明季奴变、民变多发之时，刚经历庚辛大灾之后，此举无疑有助于地方社会的安宁。由此而见，同善会在“化民成俗”方面，世家大族仍有其重要的示范意义。

在北方，也有世家大族倡行同善会。崇祯十四年（1641），鲁西南旱荒，兖州府曹县人武岷源、武张联父子发起成立同善会。如康熙《曹县志》之人物传“武岷源”条载：“庚辰，子张联制同善会以济众，欣然赞成之”④康熙《曹县志》卷13《人物志中·历代名贤》，康熙年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第58 页上。。可见，创设同善会之议由武张联（1612—1681）首先提出，并得到其父的赞允。武氏为曹县大族，洪武初年自山西迁入，至七世武图功万历甲辰科（1604）进士及第，家声日隆，至明末清初已属世宦之家。武岷源为图功三子，“敦伦好礼，乐善安仁”，“忘人我，处朱门若蓬户，视天下为一家。……每与亲故之落魄不偶者，问疾苦，道寒暄，终日不倦”⑤康熙《曹县志》卷13《人物志中·历代名贤》，康熙年间刻本，第57 页下—第58 页上。。武张联也深受其父影响，性尚简朴，“处贵介而无骄矜之色，席素封而有韦布之风”⑥光绪《曹县志》卷14《人物·历代名贤》，《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84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94 页。。关于其设同善会济贫一事，光绪年间纂修的方志载述稍详：“庚辰，岁大饥，立粥厂，养残疾，育婴儿，施药饵，遐迩颂德，莫不曰武善人也。”⑦光绪《曹县志》卷14《人物·历代名贤》，《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84 册，第294 页。而此善举，还可能得到了他两位伯父的支持，如方志载，武崑源，“崇祯十三年，大祲，捐粟赈邻，全活甚众。畴皆逋负，一切焚券，而德色不形于面”；武崙源，“庚辰大祲，输粟济荒，捐金建梵宇，为煮粥之所”⑧光绪《曹县志》卷14《人物·历代名贤》，《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84 册，第287、290 页。。在举办同善会过程时，武张联还撰述有《同善会书》，李澹园、李悦心为之作序，于崇祯辛巳年刊刻流通。然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湖北巡抚姚成烈以“内载钱谦益鉴定”为由而奏准禁毁。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62 页。

武张联创设同善会，其实也受陈龙正的影响。方志载称，武张联喜谈名理，“不屑屑为举子业，桐月李先生，理学名家也，与之订忘年交，竟日讲论，无非濂洛关闽”。⑩光绪《曹县志》卷14《人物·历代名贤》，《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84 册，第294 页。李桐月即李悦心，与陈龙正交好，为崇祯甲戌科同年，先授行人司行人，后擢监察御史，①光绪《曹县志》卷14《人物·历代名贤》，《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84 册，第286 页。又与刘宗周友善，曾上疏荐举陈龙正、叶廷秀等人。此外，与新任曹县知县梁州杰②梁州杰，字皋庑，崇祯四年（1631）辛未科进士。原本姓李，为嘉善丁宾家奴之子，少聪敏，令伴读，得补诸生，由此与陈龙正相识。后与丁家交恶逃走，辗转至扬州，为山西盐商梁尚亿收为义子，再捐纳补诸生，后入襄陵民籍应举。进士及第后，先后为城固、长安令，崇祯十三年调任曹县。参见谈迁：《北游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35—336 页。又，光绪《曹县志》卷9《官职志·县令》载，梁州杰，“字皋廉，扬州人，辛未进士”（《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84 册，第147 页），皋廉，误。的倡行、赞允也有一定关联，而梁氏为陈龙正旧日相识，崇祯十四年陈龙正曾致函梁氏，劝其仿行同善会，“以惠此一方民”。③《与曹县令梁皋庑》，陈龙正：《几亭全书》卷46《文录·书牍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 册，第474 页。正缘于李桐月、梁州杰均与陈龙正有交集，武张联获悉江南地区同善会的发展情形，进而发起创设了曹县同善会。

此外，在山东青州府乐安县（今广饶县），邑人孙三锡于崇祯十年（1637）重刻了陈龙正的《同善会录》。而该会录是陈龙正将嘉善同善会章程及讲语等刊印成书，在京城时向各友朋、官绅广为赠阅。④参见陈龙正：《几亭全书》卷45《文录·书牍五》、卷46《文录·书牍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 册，第422—423、459、472、474 页。兵科给事中孙三杰遂将此会录寄给其弟，后又作《孙孝子悔庵重刻同善会序》，叙事之原委，阐发同善之义。其序文曰：“千古圣贤只是有善无恶，千古善事只是一道同风。善哉乎！钱启新先生同善会所由起，高景逸先生及陈几亭所为惓惓，发明力行不怠者与！夫人见利不轻，则其向善必不勇。……吾家季弟怀万夙具善根，心轻阿堵。……岁在丁丑，余率尔小草，家季奉慈帏甘旨。余不遑恤纬 ，特取几亭所刻《同善会录》为寄。家季亦不迂我于乘障登陴之余，亟命诸剞劂氏，谓：‘正可藉此发明效死勿去之义，以人和保地利也。’刻成寄余。”⑤孙三杰：《孙孝子悔庵重刻同善会序》，雍正《乐安县志》卷20《艺文》，国家图书馆藏，第60 页下—第61 页下。孙三杰在天启、崇祯朝以清廉恤民、直言敢谏著称，尤其在大明危亡之秋，他冒死上疏，连续五次弹劾首辅周延儒误国，可谓铁骨铮铮。⑥有关孙三杰略传，可参见雍正《乐安县志》卷12《人物志》，第15 页上；民国《乐安县志》卷10《人物志上》，《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30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01 页。其弟孙三锡则以孝义名闻闾阎，尽管《同善会录》刻成后是否创行同善会尚无史料证实，然他多行善举，无疑与此有关，即无同善会之名亦有其实。如县志载述，孙三锡“勇于施济，凡邑中义举，众力所能为者必先之，众力所不能成必后之，先后捐资以累万计，如设义田，建社仓，立乡塾，掩露胔，助人婚丧，重修学宫，不可殚述。而置学田以膳诸生，都数百顷，创修草桥长堤，延十余里为尤著。”⑦民国《乐安县志》卷10《人物志上》，《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30 册，第104 页。另，雍正《乐安县志》卷12《人物志》略有异：“志在施济，慨学宫荒圮，出资修建，更捐腴产以膳弟子员，他如置义田以赡族，立社仓以备赈，创草桥长堤十余里。凡邑中公事义举，众力所能为者公必先之，众力所不能成公必后之，先后捐资以累万计。”（第18 页下—19 页上。）由此，孙氏兄弟一时在邑中颇著声望。

明季同善会的流播，除世家大族倡行之外，一些官宦游寓也有播迁之功。崇祯年间，湖广省亦设有同善会。崇祯元年（1628），无锡人蒋元敬由举人任岳州府平江县知县。⑧同治《平江县志》卷34《职官志·官师》、卷35《职官志·名宦》，《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9 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7、66 页。下车伊始，他见“一切鳏寡孤独及流亡行乞之徒，死无所归，卒多暴露”，而平江自明以来未闻有漏泽园，若逢炎暑，更形腥秽，尤可悯恻，遂有仿行家乡前贤之善举，成立同善会，以掩骼埋胔。据蒋元敬《漏泽园记》载称：“予司此土，不忍闻见已，创同善会，施棺殓藏，复遍访空门官地，捐俸置买民田，以为区处。”①乾隆《平江县志》卷23《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8 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7 页。此善举还得到地方士绅的响应与赞襄，乡达李元阳率先捐地一丘，诸生童光楚亦捐出山地一丘，各有二百余弓，由此，平江县始设立漏泽园。从有限的史料来看，平江县同善会仅以施棺助葬为善举，似乎并未开展赈恤鳏寡孤独等活动。

夫马进等诸位先行者的研究曾揭示，由于高攀龙、陈龙正等人的推行，无锡、嘉善同善会成立后，在江南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久，周边一些府县州仿而效之，相继发起创设同善会，如苏州府昆山县和太仓州。而陈龙正尤为热心，他不仅上奏朝廷希冀借助国家力量加以推广，同时还刊印《同善会录》寄给亲朋好友，积极向他们宣介，倡建同善会。②[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86—87 页。这样，明末同善会似有劝善运动之趋向，影响日益扩大，逐渐在全国南北诸省传衍、流播开来，并于山东、福建等省的一些州县播下善种，结出善果。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以让人们了解明末同善会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鲜为人知的一面，弥补既有研究之阙失，而且能够还原山东曹县、乐安、福建长乐、湖广平江等地同善会与江南地区的往来联系，以及江南地域内部吴县、昆山、太仓、吴江各州县同善会之间的关联。同时，通过考察福建长乐同善会的运作情形和世家大族倡行同善会的概貌，进一步展现出同善会在明末社会鼎革之际何以迅速传衍与流播的若干图景，也映照出明清之际士人经世致用、匡时济民取向的一个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