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传文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公元5世纪被印度教确立为经典，在这千余年的产生、流传、加工、增益的过程中，产生了印度文学史上另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类型佛陀传记。公元前5世纪佛陀释迦牟尼灭度以后，他的生平事迹成为佛教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佛教文学艺术的重要素材。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后的部派佛教时期，佛徒出于对已经远去的佛祖的怀念，或出于弘法护教的需要，有意广泛收集资料，编撰佛陀传记。现存梵文和汉译佛陀传记有十余种，大多产生于公元前后，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加工变异。佛传文学产生、流传、加工、增益的过程，与两大史诗交叉重合。后发的佛陀传记中可以看出两大史诗的影响，其间的互文性关系和文体学意义值得专题探讨。

一、互文性

佛陀传记与两大史诗的互文性表现在许多方面，或者说二者有多种互文方式。首先是情节方面的模仿借鉴。比如释迦牟尼出身为刹帝利王族，作为王子青少年时期应该接受相应的教育。在原始佛典中，基本没有或者很少这方面的内容。但在许多佛陀传记中都有悉达多太子作为王子接受教育的记述，其中有些作品辟有专章，如《神通游戏》有专门的《学堂示现品》，《佛本行集经》有《习学技艺品》，都是讲述菩萨到达学龄进学校学习，或者国王聘请名师对王子们进行教育。作品关于太子教育的内容和方式，除了依据当时或作品问世时代印度的教育体制，其主要参考借鉴的对象应该是印度两大史诗，特别是《摩诃婆罗多》。《摩诃婆罗多》比较关注王子的教育问题，既有理论的表述，也有实际的描写。其理论表述如《和平篇》中有关于各个种姓的正法的论述，其中关于刹帝利的正法有这样的表述：“他应该学习，而不应该教学；应该保护臣民，永远努力消灭盗匪，在战场上逞威。举行各种祭祀，富有学问，在战场上获胜，这样的国王是征服世界的豪杰。”①[印]毗耶娑：《摩诃婆罗多》（五），黄宝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1—112 页。《摩诃婆罗多》关于王子教育的具体描写主要在史诗初篇，其中系统地讲述了王子们的教育过程。他们先跟慈悯学习了弓箭术，然后作品写道：“为了孙子们能出类拔萃，希望他们训练有素，毗湿摩请名师，全都是精通弓箭术、武功娴熟、勇武超群的人物。不是足智多谋，不是威望崇高，不是精通各种武艺，不是极具天资的人，已经教导不了这些力大无穷的俱卢子孙学习武艺。”②[印]毗耶娑：《摩诃婆罗多》（一），金克木、赵国华、席必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01 页。由此引出名师德罗纳。作品比较细致具体地讲述了毗湿摩聘请德罗纳教授王子们武艺的过程。德罗纳对阿周那格外看重，不仅将他培养成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射手，而且教会他车战、象战、马战以及地面战斗的武艺，“还教会这位般度之子杵战的武艺、刀剑之术、长矛、钩连枪和标枪的武艺，以及几种兵器并用的武艺”③[印]毗耶娑：《摩诃婆罗多》（一），金克木、赵国华、席必庄译，第306 页。。

关于王子教育，作为佛传集大成的《佛本行集经》也有比较充分的展示。作品记述释迦族的王子们在具备了初步的学习基础之后，净饭王问群臣：“何处有师，最便武技、善巧、军戎、兵仗、智略，堪教于我悉达太子？”大臣推荐忍提婆，说他掌握29 种善巧善妙功夫，堪教太子兵戌、法式。于是净饭王聘请忍提婆来教太子。不久王子们皆得29 种成就，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刹帝利王子，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包括兵戌、法式、书算、音律、图画、骑射、相扑等技艺。不仅如此，作为将来要继承王位的太子，还要学习王法，作品写道：

复欲教习诸王要法，所谓天文、祭祀、占察、悬射前事、谬语巧诵、知诸兽音、达于声论、造作诸技、因伎报答、咒术杂事，十余种名，治化古先，一切书典，教于太子。及自他释，亦如是教。④《佛本行集经》，阇那崛多译，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 册，东京：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79年，第705 页。

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都有主人公少年时期学习和养成教育的内容，在这方面，后出的佛传文学明显受到史诗的影响。

佛陀传记对两大史诗借鉴最明显的首先是比武招亲。两大史诗中都有比武招亲的情节或场面的故事情节。《罗摩衍那·童年篇》中罗摩拉开神弓赢得公主悉多为妻，《摩诃婆罗多》中阿周那在比武招亲中力挫群雄，赢得黑公主。后期佛传中有许多作品安排了比武招亲的情节。如《佛本行集经》第十三品《捔术争婚品》，主要讲述太子通过比试技艺赢得耶输陀罗为妃的故事：净饭王通过让太子给适龄少女分发礼品的方式，发现太子对大臣摩诃那摩之女耶输陀罗有意，于是择日派人前往提亲。但摩诃那摩表示自己有祖传家规，女儿要嫁给精通技艺之人，太子生长深宫，未曾学习，无有技能，因此不能将女儿许配。净饭王为此忧愁烦恼，太子问明缘由，同意与释种青年比试技艺。有五百位释迦族青年参加比赛，菩萨精通各种技艺，在书写、数学、角力和射箭等方面都远胜对手，赢得耶输陀罗。《神通游戏》之《技艺示现品》也是记述太子通过比试技艺赢娶耶输陀罗的故事，其在射箭比赛中有一个特别的细节值得关注：轮到太子射箭的时候，他拉弯一张又一张弓，每张弓都断裂；国王命人取来放在神庙中供养的祖传神弓，所有释迦族王子以及耶输陀罗的父亲执杖都不能弯弓搭弦；太子左手握弓，用右手一个指尖搭上弓弦，一箭射出；那支箭穿透远处许多铁鼓和障碍之后，钻入地下，形成“箭井”；太子由此战胜所有竞争者，赢得耶输陀罗。这个细节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罗摩衍那·童年篇》中罗摩拉开神弓赢得公主悉多为妻的情节，其中的一致性不仅在于神弓，而且在于以赢取美女作为王子养成教育成功的标志。

其次是对主人公的神化方式。早期佛典中的释迦牟尼是人而不是神，基于原始佛典的早期佛传也将其作为人来描写，着力表现他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表现他得道和传教的大智大慧。部派佛教时期产生的各种佛陀传记神话成分明显增多，对佛陀的崇拜和神化有所增强。在后期的大乘佛传文学中，佛陀被塑造成全知全能、尽善尽美、法力无边、超越时空的至高无上的神，从而最终完成了佛陀由现实的教派领袖导师向救世主的转化。这样的佛陀形象发展演变有许多因素，对两大史诗的借鉴是其中之一。两大史诗最初都是歌颂刹帝利王族的英雄颂歌，主人公原本是人间的国王或者武士，后来经过婆罗门的加工改造，将《罗摩衍那》的主人公罗摩和《摩诃婆罗多》中的重要人物黑天作为大神毗湿奴的化身，并且极力宣传对作为大神化身的罗摩和黑天的崇拜，由此，原本世俗的歌颂民族英雄的史诗逐渐演变成为印度教的经典。佛教与印度教互相斗争又互相影响，由于印度教的两大诗史塑造的大神形象吸引了大量群众信教，刺激了佛教徒，他们感到必须神化佛陀，塑造佛陀的完整的和超人格的形象，才能与印度教的大神相抗衡，这个任务只能通过编制佛陀传记来完成，由此促进了佛传文学的发展。大部分佛陀传记都把佛陀描写为天界神灵化身，特别是大乘佛传《神通游戏》，在《序品》之后用了6 品，讲述菩萨由天宫降生人间的故事，突出化身下凡的主题①参见侯传文：《〈神通游戏〉与后期佛教神话》，《东方论坛》2018年第6 期。。此外，觉音的《顶珠》前两章描写净饭王拜神求子，众天神让兜率天的国王降生人间，化身净饭王的儿子悉达多，征服爱神，救护三界，明显模仿《罗摩衍那》“童年篇”十车王求子，众天神请求毗湿奴大神下凡人间，化身十车王的儿子罗摩，铲除十首魔王罗波那，救护三界。也就是说，佛陀传记中不仅人间智者释迦牟尼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灵是两大史诗影响的结果，其化身下凡的方式也有对两大史诗的借鉴。

再次是两大史诗中的人物和故事经常作为典故出现在佛传作品中，属于典型的文本互文，是佛传与史诗互文的基本方式。这样典型的互文又有几种情况：

其一是人物类比，即史诗中的角色人物进入佛传，与佛传中的人物形成类比。如《佛所行赞》第六章《阐铎迦返城》讲太子半夜逾城出家之后，吩咐车夫阐铎迦回去向父王和家人转达自己的问候之意和出家求道决心，车夫不愿舍太子而去，说“我心中烦恼焦躁，不能将你抛弃林中，而自己回城，如同苏曼多罗抛弃罗摩”②[印]马鸣：《佛所行赞》，黄宝生译，见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佛所行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57—158 页。。苏曼多罗是《罗摩衍那》中十车王的车夫，罗摩自愿流放森林，苏曼多罗奉十车王之命，将罗摩送往森林，然后独自返回。因此这里阐铎迦自比苏曼多罗。作品继续讲述车夫和马回到迦毗罗卫城，市民们没有看到悉达多太子返回，都非常悲痛，作品写道：

看到他俩身躯和步履沉重，

释迦族雄牛没有一同返回，

市民们的泪水洒落在路上，

犹如从前罗摩的车辆返回。

这一颂直接提到了罗摩，是直接的明显的互文性。接下来作品描写净饭王得知爱子出家，进入森林修道，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欣赏阿迦王聪慧的儿子

十车王，这位因陀罗的朋友，

儿子流亡森林后，升入天国，

而不凄凉地活着，空流眼泪。”

…………

国王与儿子分离而悲痛，

失去原本如同大地的坚定，

就像十车王为罗摩忧伤，

神志不清，接连不断哀诉。①[印]马鸣：《佛所行赞》，黄宝生译，见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佛所行赞》，第223—224 页。

这里将净饭王与十车王类比，将悉达多太子与罗摩类比，显示出《佛所行赞》与史诗《罗摩衍那》的互文性。接下来作品讲述大臣和祭司为了安慰国王，出城寻找太子，试图劝说他回家，在劝说太子的过程中，也多次提到包括罗摩在内的两大史诗中的人物，如：

你已听说恒河之子毗湿摩，

罗摩和婆利古族后裔罗摩，

他们都做了让父亲高兴的事，

你也应该做让父亲高兴的事。②[印]马鸣：《佛所行赞》，黄宝生译，见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佛所行赞》，第238 页。

其二是引述或借用史诗中的人物或故事情节。如马鸣《佛所行赞》第十一章《谴责贪欲》中太子回答瓶沙王，讲述贪欲的危害，有些典故便出自两大史诗，比如“即使优揭罗瑜达持有锐利武器，仍然因为贪欲，死于毗湿摩之手”③[印]马鸣：《佛所行赞》，黄宝生译，见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佛所行赞》，第285 页。。“俱卢、苾湿尼安陀迦和弥佉罗弹宅迦人走向毁灭，把握自我者怎么会喜欢如同屠场刀火的贪欲？”④[印]马鸣：《佛所行赞》，黄宝生译，见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佛所行赞》，第290 页。其中提到的人物和家族，都出自《摩诃婆罗多》。再如《神通游戏》讲述释迦牟尼从降生到初转法轮的生平传说，其《家族纯洁品第三》讲述菩萨在兜率天宫准备12年后降生人间，他在天宫观察下凡的时间、地域、国家和家族，在天子们的协助下先后考察了南瞻部洲的十六个高贵的刹帝利王族，发现他们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这些王族有许多见于两大史诗，如其中提到象城的般度族：

另一些天子说：“在象城这座大城中，这位出身般度族的国王威武，勇敢，肢体完美，摧毁敌军。这个家族适合菩萨投胎。”而另一些天子说：“那里也不适合。为什么？这个家族世系由于般度族的诞生而混乱，据说坚战是正法之子，怖军是风神之子，阿周那是因陀罗之子，无种和偕

天是双马童之子，因此，这个家族不适合菩萨投胎。”①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神通游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2 页。

再如马鸣《佛所行赞》中祭司和大臣劝太子回家，太子表示已经出家的人不可能再回家，就像吐出的食物不能再吃进去。祭司和大臣举了一些离家之后又回家的先例加以劝导，其中包括罗摩：

安波舍利王即使住在苦行林，

也在臣民围绕下返回城市；

同样，罗摩也从苦行林返回，

为保护遭受恶人蹂躏的大地。

太子则针锋相对，提出反驳：

你向我举出罗摩等等，

作为返回家中的例证，

但他们不是正法典范，

破坏誓言者不足为训。②[印]马鸣：《佛所行赞》，黄宝生译，见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佛所行赞》，第255、259 页。

其三是思想观念方面的互文性，其中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正面的讲述。如马鸣《佛所行赞》中讲述太子出家后拜访大仙人阿罗蓝，仙人依据数论哲学为其讲述世界的构成和演变。数论哲学有以奥义书为代表的原始数论，以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为代表的史诗数论和以自在黑《数论颂》为代表的古典数论。原始数论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自在黑生活在马鸣之后，所以马鸣作品中比较系统的数论哲学的表述只能是来自《摩诃婆罗多》的史诗数论。二是作为批判否定的对象。由于佛教与婆罗门教印度教总体上处于对立地位，因此，在佛传作品中，代表婆罗门教印度教观念的两大史诗也经常作为对立面出现。如《佛所行赞》中讲述摩揭陀国的瓶沙王面见出家求道的悉达多太子，以婆罗门教的人生三要劝说太子放弃出家，“你必须合理遵循法、利和欲！如果出于贪欲，颠覆这三者，就会在今生和来世遭到毁灭。如果想要实现完整的人生目的，那就应该摒弃那种排挤利益和正法的爱欲，轻视正法和爱欲的利益，断绝爱欲和利益的正法”③[印]马鸣：《佛所行赞》，黄宝生译，见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佛所行赞》，第272 页。。这样的人生三要及其关系是两大史诗特别是《摩诃婆罗多》所着力宣扬的价值观④参见侯传文：《从〈摩诃婆罗多〉看印度以“正法”为核心的价值观——兼与中国天道观比较》，《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3 期。。太子则以离欲思想和无常论彻底否定婆罗门教的人生价值观，指出：“国王啊，你对我说，完整实施法、利和欲，这是人生最高目的，然而我的看法是它们毫无意义，因为这三者无常，不能令人满意。”⑤[印]马鸣：《佛所行赞》，黄宝生译，见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佛所行赞》，第300 页。

二、史诗型佛传

史诗是西方文学文类学的一个概念，东方史诗是相对于西方史诗而言的，是运用西方文学文类概念研究东方文学的成果，或者说是在东方文学中发现了与西方文学的史诗相类似的作品，于是也将其称为“史诗”，印度两大史诗是如此，史诗型佛传也是如此。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人创作的长篇叙事诗能否纳入史诗范畴，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虽然存在争议，但此类作品在文学史上大多还是以史诗相称，如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古波斯诗人菲尔多希的《列王纪》等。基于此，马鸣《佛所行赞》为代表的一类诗体佛陀传记也可以看作史诗。史诗型佛陀传记有一个发展过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南传上座部巴利文佛典《小部》之《经集》中关于佛陀生平事迹的叙事诗，如《出家经》《精进经》《那罗伽经》等。其中《出家经》讲述佛陀出家后与瓶沙王首次会见的故事。作品虽然简短，只有20 颂，但有情节，有人物，有对话，有正面描写，有侧面描写，塑造出了一个坚定的出家求道者形象。此类作品虽然还不是完整的佛陀传记，而且篇幅过于简短，没有展开叙事，也不能塑造一个完整的佛陀形象，但却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这些作品采用了叙事诗的文学形式，选取佛陀生平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素材如出生、出家、降魔等，可以发挥想象力，构造情节，由一般佛典的重教理转向重生活，重人格，重在写人，而非传统佛典的言行录，为佛传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郭良鋆先生指出：“在巴利文三藏中没有一部完整的佛陀传记，只有这些片段的描写。它们成为后来佛典中史诗型佛陀传记的滥觞。”①郭良鋆：《〈经集〉浅析》，见《经集》，郭良鋆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07 页。

史诗型佛陀传记的代表作是著名佛教诗人马鸣的《佛所行赞》，大约产生于公元2世纪。作品共5 卷28 品，有9000 多行诗，可以分为5 部分。依据北凉昙无谶的汉译，《佛所行赞》开篇《生品第一》和《处宫品第二》为第一部分，主要写释迦牟尼出生之祥瑞和少年生活之优越；第二部分从《厌患品第三》到《答瓶沙王品第十一》，主要写太子出家过程，表现出家与反出家的矛盾；第三部分从《阿罗兰郁陀仙品第十二》到《阿惟三菩提品第十四》，写释迦牟尼修道过程，表现修道之艰难和成道之喜悦；第四部分从《转法轮品第十五》到《菴摩罗女见佛品第二十二》，主要写佛陀收徒传法之盛况；第五部分从《神力住寿品第二十三》到《分舍利品第二十八》，主要写佛陀的涅槃，真实再现了佛陀临终对弟子的谆谆教诲和佛弟子对导师的依依不舍之情。这部史诗型佛陀传记以历史叙事为基础，系统讲述了释迦牟尼佛的一生事迹，塑造了完整的作为人间导师的释迦牟尼佛形象，成为佛传文学中的典范之作，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这样评述《佛所行赞》：“意述如来始自王宫，终乎双树，一代佛法，并辑为诗。五天南海，无不讽诵。意明字少，而摄义能多，复令诵者心悦忘倦，又复纂持圣教，能生福利。”②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84 页。

刘宋宝云译《佛本行经》，大藏经收录该经在各卷经题后标注“一名《佛本行赞传》”，标题、基本内容和文体形式都与马鸣《佛所行赞》一致，二者曾经被认为是同本异译，有学者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实际上是两部独立的作品，其题目在流传过程中也有所混淆③本文依据藏经题名，遵循约定俗成，不做更多考证。。尽管在文献学和版本学方面还存在某些问题，但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取材佛陀生平事迹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即从题材内容的角度说，它系统讲述了释迦牟尼佛的一生事迹，属于典型的佛传文学作品；从文体形式的角度说，它属于典型的史诗型佛传。《佛本行经》与《佛所行赞》虽然内容基本一致，但亦有许多差异。其一，二者章节设置有很大的差异，《佛本行经》前三品和《现大神变品第二十》《忆先品第二十二》《叹定光佛品第二十四》《调达入地狱品第二十七》《现乳哺力品第二十八》等不见于《佛所行赞》，而昙无谶译《佛所行赞》的《合宫忧悲品》《推求太子品》和《父子相见品》不见于《佛本行经》。其二，叙述方式也明显不同，《佛所行赞》是标准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开篇直接这样切入释迦牟尼出生的家族：“甘蔗之苗裔，释迦无胜王，净财德纯备，故名曰净饭，群生乐瞻仰，犹如初生月。”①[印]马鸣：《佛所行赞》，昙无谶译，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 册，东京：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79年，第1 页。简单交待家族情况之后，讲述菩萨降胎和诞生；而《佛本行经》则是通过忆念的方式讲述佛陀事迹，开篇《因缘品第一》说明作品的创作因缘：佛灭200年后，阿育王建八万四千佛塔，天龙鬼神都非常欢喜，唯有金刚力士因思念佛而现忧愁。后生诸天没有见过佛，便向金刚神询问，金刚神于是展开佛陀事迹的叙述。其三，两部作品的情节、细节和对佛陀事迹叙述的详略也有较大差异，人物形象塑造和艺术表现也有明显的差距，说明《佛本行经》与《佛所行赞》是两个作者依据同样的题材分别进行的创作。虽然《佛本行经》的艺术成就不及《佛所行赞》，但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史诗型佛传。由于《佛本行经》作者佚名，梵本失传，难以确定年代。其汉译时间一北凉一刘宋，都是公元5世纪初，相差不大。但从内容细节看，《佛本行经》多于《佛所行赞》；从佛陀形象塑造看，《佛本行经》对佛陀有更多的神化，表现出一定的大乘佛教精神，作品中也有“愿志大乘意，写情心专固”的表述②《佛本行经》，释宝云译，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 册，第115 页。，由此可以初步断定，《佛本行经》问世时间晚于公元2世纪的《佛所行赞》，应该在公元3世纪前后。

类似的史诗型佛传还有觉音的《顶珠》。全书十章，第一章描写净饭王拜神求子；第二章写众天神让兜率天的国王降生人间，征服爱神，救护三界；第三章写他出生在迦毗罗维城净饭王家中，长成英俊的青年悉达多；第四章写王子悉达多与戈利耶国王的女儿结婚；第五章写净饭王为太子建造适合三种季节居住的宫殿，悉达多学习武艺，尤其精通弓箭术；第六章描写春天来临，爱神开始施展威力，于是众天神认为现在是王子觉悟的时机，在王子前往花园时，众天神向他显示老人、病人、死人和出家人；第七章描写王子再次前往花园，看见林中的妇女以及她们在水池中嬉水；第八章描写日落和月亮升起；第九章描写晚上宫中妇女唱歌跳舞，王子对此毫无兴趣，而心中充满焦虑，于是，他在众天神的护送下离城出家，爱神听到众天神赞扬这位王子，焦虑不安；第十章描写爱神向王子发动进攻，发射花箭，但毫无作用，于是爱神便派遣妇女上阵，但无论这些妇女如何施展魅力，都不能破坏王子沉思入定，羞愧地败下阵去，最终，王子觉悟成佛。这部作品的情节内容和结构与传统佛传差异较大，也不像其他佛陀传记那样有过多的说教文字，艺术表现比较符合古典梵语叙事诗的规范，但文字比较简朴，不像一般古典梵语叙事诗讲究文字技巧，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文体学意义。作品产生年代争议很大，早至公元3世纪，晚至10世纪③参见黄宝生：《印度古代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35—236 页。。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开头两章写净饭王拜神求子，明显模仿《罗摩衍那》“童年篇”十车王求子。作品中菩萨征服爱神，爱神对王子射花箭不起作用的情节，与《佛所行赞》和《佛本行经》基本一致。据其内容和文字表现，作品问世时间应在公元5世纪前后。

三、文体特性

史诗型佛传和史诗一样，有一个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从民间文学到文人创作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史诗文类的诗学特性。

首先，史诗一般是在民间长期口头流传的基础上由文人加工编订，作为一种文学文体，上承口头文学时代的神话传说，下启文学自觉时代的各种文学文体，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形成过程非常有代表性。一般认为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形成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名为“胜利之歌”，只有8800 颂；第二阶段称为“婆罗多”，有24000 颂；第三阶段才成为具有100000 颂的《摩诃婆罗多》。其作者主要有三部分人，一是“苏多”，即歌手。他们一般是刹帝利之男与婆罗门之女结合所生，地位比二者都低。他们的职业就是给国王或刹帝利贵族当歌手，有时担任史官或秘书。这一阶层的人既熟悉国王贵族内部的政治斗争，又与下层人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条件成为史诗的创作者和民间传说故事的搜集、编纂和加工者。许多历史传说由他们编成诗歌进行传唱。二是修道士仙人。两大史诗具有明显宗教性倾向，而且还被确定为宗教经典，这就是修道士仙人们参与创作的结果。三是人民群众。史诗中穿插了大量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的作者应该是人民群众。即使以文人创作为主的史诗，如瓦尔米基的《罗摩衍那》，也是在民间长期流传的基础上，由瓦尔米基做了加工、整理和统一、协调的工作，另外瓦尔米基的《罗摩衍那》创作完成后，也有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加工的现象。因此，从产生的角度看，口头性、长期性、民间性以及全民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是史诗文体的一个重要特点。史诗型佛传也体现了同样的发展历程和文体特性。佛陀生平事迹最初都是口头创作并口头流传的。传说佛灭第二年，上座弟子大迦叶召集并主持了第一次佛典结集。这次佛典结集有五百上座高僧参与，具体办法是先由一人将他所听到的释迦牟尼的教说叙述出来，主要由号称“多闻第一”的阿难诵出“经”，由号称“持律第一”的优波离诵出“律”，然后由参加集会的其他佛弟子共同审定认可。《摩诃僧祇律》卷32 有关于结集情景的记述：主持人迦叶问众比丘“先集何藏？”众人说“先集法藏”。迦叶问“谁应集者？”比丘言“长老阿难”。阿难谦让，众人坚持，说“世尊记汝多闻第一，汝应结集”。于是阿难对众人说：

诸长老!若使我集者，如法者随喜，不如法者应遮。若不相应应遮，勿见尊重而不遮。是义非义愿见告示。

众皆言：“长老阿难！汝但集法藏，如法者随喜，非法者临时当知。”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2 册，东京：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79年，第491 页。

然后将诵出并得到认可的经律进行编集，最终的结果是集经为“四阿含”，集律为“二部毗尼”“犍度”等②参见释印顺：《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 页。。由此结集出的经藏和律藏中都有许多记述佛陀生平事迹的作品。这样的佛教经律的“诵出”，可以看作佛传文学的口头创作阶段。其后数百年佛典虽然经过数次结集，但很少有文字书写。即使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期，佛典第三次结集后有了文字抄录，但没有编入正藏的佛传文学，无论是诗体还是散文体或韵散结合体，都仍然处于民间口头流传形态。佛教诗人马鸣，受到印度教史诗《罗摩衍那》的启发，将零散的广泛流传的佛陀生平事迹进行整理，以叙事诗的形式进行加工创作，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使史诗型佛传由口头文学走向书面文学，由民间文学走向文人创作，成为民间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的典型代表。

其次，史诗是神话与历史结合的产物，具有特定时代的文化印记。史诗大多产生在人类的童年时期，这一时期，人们既有了理性的萌芽和历史的记忆，又富有幻想，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他们刚从幼年的神话时代走来，习惯于用幻想和想象解释世界的神话思维，于是在有限的历史记忆基础上，他们通过想象，创作出史诗这种神话与历史相结合的文学类型。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都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前者被视为印度雅利安人由北向南扩张的历史反映，是民族融合的历史写照，后者更是被视为“历史传说”。由此可见，史诗中有一定的历史成分，但仍然伴随着大量的神话传说，这是史诗文类的普遍特点。史诗型佛陀传记也具有神话与历史结合的特点。佛传的基础是历史，其传主是历史人物，内容是这个人物的经历，其资料来源主要是早期佛典。早期佛典主要关注佛的教导，对于佛陀生平并不重视，因而也不在其生平事迹上做文章，不去虚构臆造，其中的佛陀生平资料反而非常可靠，历史性比较强。然而早期佛典中除了实录写真的历史性内容之外，还有许多关于佛陀生平的传奇性和神奇性故事。这些神奇事迹在佛经分类中称为“未曾有法”，包括生兜率天，由兜率天下降入母胎，天地震动；从母亲右胁出母胎，出生不久即行七步观察诸方；坐阎浮树下得初禅成就，阎浮树影为荫世尊而不移，世尊修行期间，魔王曾经跟随，伺机破坏，但始终没有找到机会，如此等等神异现象。这些神异的“未曾有法”也都进入了《佛所行赞》《佛本行经》等佛传文学作品。早期佛典中还有佛陀及其弟子通过禅定获得各种神通的记述，以及佛陀生平的重要阶段都有天神出现并发挥作用。这些具有神话性质的故事情节，都是人类童年时期神话思维的产物，在佛传作品中也都得以延续。此外，佛陀传记作为文学创作，不追求客观真实，而是融入了比较多的神话思维和魔幻叙事。比如《佛本行经》开篇《因缘品》从阿育王建八万四千佛塔说起，天龙鬼神都非常欢喜，唯有金刚力士因思念佛而现忧愁，后生诸天没有见过佛，便向金刚神询问。金刚神表示“愿承佛威神，令意不谬误；能少少颁宣，叹佛之德善”①《佛本行经》，释宝云译，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 册，第55 页。。这里的询问者和故事讲述者都是天神，奠定了作品总体叙述方式的魔幻叙事基础。

再次，史诗一般都是英雄史诗，主人公一般都是英勇善战的英雄，作品中都闪耀着刀光剑影，都响彻着战斗的呐喊。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是英雄史诗的代表，塑造了阿喀琉斯、奥德修斯等英雄人物。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像希腊的《伊利昂纪》一样，写的是一次毁灭性的大战，宏伟壮观气势磅礴，战车隆隆刀光剑影，始终响彻着战斗的呐喊。围绕这场战争，史诗描写了一批英勇善战的英雄，其中的阿周那、怖军、德罗那、迦尔那、马勇等都是勇敢的战士。《罗摩衍那》的核心故事是一场争夺美女的大战，与《伊利昂纪》类似。敌对双方都表现出英勇精神，主人公罗摩、神猴哈奴曼、罗刹王罗波那及其儿子因陀罗耆都膂力过人，非常英勇善战。从原始野蛮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各民族，早期都有一定的尚武精神，这是英雄史诗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佛陀传记的主人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英雄，而是一位求道者，一生并未领导或参与战争。在这方面，史诗型佛传为了遵循史诗文类规范，一方面安排了比武招亲的情节，显示太子精通各种武艺；另一方面安排了佛魔斗争的情节，其中也有一些激烈战斗的场面，如《佛本行经》之《降魔品》讲述菩萨坐上金刚座，三千世界震动，惊动魔王。魔王问明缘由，惧怕菩萨悟道成佛对魔界构成威胁，于是开始设法破坏释迦牟尼的修行。他先派三个女儿前去扰乱菩萨。三个魔女在菩萨面前施展媚态，惑乱其心志。菩萨则“审谛视魔女，形体衰老悴，如花被重霜”①《佛本行经》，释宝云译，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 册，第76 页。。魔王见状大怒，亲率大军出战。魔王以言辞威胁不能动摇菩萨意志，即便弯弓射箭，菩萨仍然端坐不动，坚固如山。魔王于是驱动大军，向菩萨发起进攻，菩萨则针锋相对，予以还击。最终菩萨通过比拼功德战胜魔王。作品力图通过菩萨与魔军的斗争，表现其英雄气概，从而能够体现史诗的诗学特性。实际上，佛传的主人公不是一般意义的英雄，但可以看作另一种意义的英雄，他在群雄并起的沙门时代，用智慧力挫群雄，建立起后来居上的佛教僧团，进而发扬光大，征服世界，所以佛陀的一个称号就是“大雄”，即伟大的英雄。以这样的伟大英雄为主人公的长篇叙事诗，称为史诗当无不可。

最后，史诗型佛传不仅具有史诗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从民间文学到文人创作的发展历程，而且在艺术风格方面具有从素朴到铺张的诗学特性。史诗的原始形态都是朴素的，西亚和北欧发现的早期史诗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不仅情节简单，而且叙事朴素。后来出现的经过文人加工的史诗大多情节复杂，叙事铺张。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虽然卷帙浩繁，号称十万颂，但如果除掉各种各样的插话，其主干部分叙事还比较简单，不太讲究藻饰，没有太繁复的描写和渲染；《罗摩衍那》则比较讲究藻饰，铺排场面，渲染情感，因此在印度文学史上被称为“最初的诗”。史诗型佛传的发展过程更能体现史诗叙事由素朴到铺张的特点。早期诗体佛传都非常简单朴素，如《出家经》讲述佛陀出家后与瓶沙王首次会见的故事，只有短短20 颂，就塑造出了一个坚定的出家求道者形象。《精进经》主要讲述佛陀成道之前降伏魔王的故事，只有25 偈，情节也比较简单，魔王摩罗劝世尊放弃精进努力的修行，世尊以坚定的信念挫败了摩罗的企图。《那罗伽经》由两部分组成，序诗部分讲述释迦太子诞生，阿私陀仙人预言太子将来会成佛，正文部分是阿私陀仙人的外甥那罗迦和佛陀的对话，讲述出家人应有的品行。这些作品篇幅短小，叙述简略，没有铺排渲染。《佛所行赞》已经有铺张渲染的倾向，如作品写太子出游，人们都争相观瞻，特别是年轻妇女们，为了观看太子，争先恐后，拥上楼顶和窗前。作品将这些妇女的姿态神情都作了细致的描写。其后写太子离城出家，对父王的悲伤痛苦之情作了充分的渲染。后出的《佛本行经》文风更加铺张，比如《佛本行经》之《降魔品》关于菩萨与魔王对战，有这样一段描写：

于是魔王益恚盛，即放战具爱欲火，地虚空然不可知。

菩萨即放甘露观，化云雨润灭欲火。爱即畏惧菩萨德，安详天至邪鬼退。

魔王即放恚毒发，如召祸害化成虺。地上普满毒蛇虺，缠绕道树悉周遍。

菩萨即放大慈发，化成吉来蛇退灭。魔王复放愚痴发，菩萨计缘逆得胜。

魔王复放嫉嫌箭，名曰恶口化为龙。菩萨复放大悲箭，化为金鸟龙逃退。

魔王复放憍慢发，发名梵手化成象。菩萨复放十力发，化成师子象退去。

魔王复放妄言发，名曰调戏化成风。菩萨即放至诚发，挫折魔箭化成山。

魔王复放悭贪发，发名吝恶化成雾。菩萨即放惠施发，化云细雨除土雾。

魔王复放阴盖发，名曰睡眠化成云。菩萨即放五净发，化成暴风坏裂云。

魔王复放邪见发，化成邪冥覆世间。菩萨复放正见发，化成为日除魔冥。

菩萨被大忍辱铠，戒成充备跱立地，著七觉意之花鬘，进定璎珞微妙好，

手执慈弓梵寂箭，从意筒中而拔之，适放一发都得胜，如阿须伦胜古烈。①《佛本行经》，释宝云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 册，第77 页。

这里都是一些互相对立的观念，被诗人象征性地表现为战斗用的箭矢，魔王和菩萨你来我往，互相对射，战斗场面看起来非常激烈，其铺排繁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作品的铺排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以《佛所行赞》为代表的史诗型佛传在印度文学体式特别是诗歌文体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开了印度文学史上文人“大诗”创作之先河。印度诗歌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公元前15世纪前后便出现了《梨俱吠陀》等诗歌总集，其内容以颂神诗为主，其表现形式以抒情诗、祷辞为主，间有叙事诗、对话诗等形式，为印度各类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这些早期诗歌，包括其中少量的叙事诗，都没有复杂情节和宏大篇幅。经过公元前8—5世纪印度社会和思想大变革，文学风格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材神话传说和早期民族历史事件的诗体长篇叙事文学兴起，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后世诗人尊两大史诗为典范，创作出一系列被称为“大诗”的长篇叙事诗。然而从公元前几世纪两大史诗成型到公元5世纪大诗人迦梨陀娑的“大诗”创作之间，有一个长期的空档，填补这一空挡的便是《佛所行赞》《佛本行经》等史诗型佛传。“大诗”注重叙述和描写的铺排渲染，在人物、情节、情味、叙述、诗律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规范要求，如印度古代文论家毗首那特在《文镜》中指出：“大诗分章。有一个主角，天神或刹帝利，出身高贵，性格坚定而高尚。也可以有出身同一家族的许多高贵的国王。主味应该是艳情味、英勇味和平静味，其他的味作为辅助。有所有的戏剧情节关节。情节取自传说或其他，人物高尚。追求的成果是人生四要或其中之一。”②《梵语诗学论著汇编》（增订本），黄宝生编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451 页。《佛所行赞》《佛本行经》等史诗型佛传具备所有大诗要素，符合大诗规范。比如大诗要求主人公出身高贵，佛陀正是这样的一位主人公。大诗必须有情味，应该以艳情、英勇或寂静为主味，还要有其他的味作为辅助。史诗型佛传大多以寂静味为主，太子出家寻求解脱是追求寂静，苦行林和园林精舍环境寂静，佛所悟道说法及最终涅槃体现的都是寂灭之道。《佛所行赞》等作品中也有其他辅助的情味，如艳情味在一般作品中表现为爱情婚姻，在《佛所行赞》中主要表现为太子出家前与耶输陀罗的夫妻生活和众彩女对太子的诱惑；英勇味一般表现为战斗情节，大部分佛传作品都有菩萨降魔情节，表现了菩萨与魔王魔军斗争的英勇。佛传情节展现释迦牟尼一生的曲折经历，也基本符合大诗情节复杂多变的要求。佛陀追求的成果是解脱，属于人生四要“法、利、欲、解脱”之一。作为史诗型佛传，《佛所行赞》上承史诗《罗摩衍那》，下启古典时代的大诗，在印度文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由于这部作品，诗人马鸣不仅是佛教文学的开拓者，也成为印度古典文学的奠基人。英国学者渥德尔认为“他是印度六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而且对于了解他的人们来说，也是世界最早十大诗人之一”③[英]渥德尔：《印度佛教史》，王世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12 页。。

大诗即文人创作的长篇叙事诗，虽然以史诗为典范，并且大多取材于史诗，但已经不具有史诗的属性。取材于佛陀事迹的长篇叙事诗也是如此。比如约9世纪希沃斯瓦明的《罽宾宁王成功记》是一部取材于佛陀事迹的长篇叙事诗，讲述佛陀度化罽宾宁王的故事。罽宾宁王接到探报，拘萨罗国波斯匿王企图征服世界，成为转轮王。大臣群情激愤，要求讨伐波斯匿王。有一位大臣建议先派遣使者与波斯匿王交涉，于是罽宾宁王派遣达舍迦作为使者前往舍卫城。达舍迦来到舍卫城，要求波斯匿王归顺罽宾宁王，遭到拒绝。于是罽宾宁王率军向波斯匿王发起进攻，双方激烈交战。波斯匿王败退，向佛陀求助。佛陀前往战场，施展神通，用火焰遏制罽宾宁王的军队。罽宾宁王由此敬仰佛陀，希望成为比丘。佛陀建议他不要出家，而是成为皈依佛法僧三宝的居士，继续统治国家。于是，罽宾宁王返回自己的都城，遵行佛法。汉译佛典《撰集百缘经》中有《罽宾宁王缘》，讲述佛陀以神通调伏罽宾宁王的故事。佛经故事中没有发生战争，诗人希沃斯瓦明按照大诗模式，增添了战争情节和风光、游戏、欢爱等场景①参见黄宝生：《印度古代文学》，第234 页。。此类作品虽然取材于佛陀生平事迹，类似史诗型佛传，但已经不是标准的史诗型佛传，而属于一般的佛教叙事诗，或者可以归入大诗之列，与印度教传统的大诗一样，虽然取材于两大史诗，主人公大多是史诗中的人物，但已不属于史诗文类范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