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志 峰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108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不断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人类永续和平。实现党和人民奋斗目标的基础，就是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以创新举措持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 页。新时代要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就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落实好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分析新时代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根本要素，更为深刻地把握新时代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科学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实践之问，更好地坚持和完善领导有力、科学有序、运行有效、发展有为的党全面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激发全社会组织力、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新奇迹。

一、制度的本质特征：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就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①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 页。。

（一）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是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

古今中外一切国家发展实践以铁的事实印证了这条金规铁律：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民富国强、重安道泰”，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领导组织或领导集团来团结带领其区域内人民共同奋斗才能得以完成。中国春秋时期的管子早在《管子·霸言》中就明确提出：“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②《管子精华》，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0 页。这就较早地指出了一个国家大小与其领导集团能力强弱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如果一个国家很大，但是其领导集团比较弱，这个国家就会慢慢衰败；如果一个国家很小但其领导集团能力强，这个国家就会不断强大，因此一个大的国家必须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政治集团来领导治理才能实现繁荣进步。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由此凸显了一个国家或政党领导核心的极端重要性。

近代政党产生以来几百年的历史实践又进一步深刻说明，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成为现代化强国，必须要由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来实现有效领导，才能有效防范化解发展道路上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在经济发展的大海中破浪前行，成功到达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彼岸。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早在美国建国初期就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科学思考，明确要求通过维护中央权威来增进全社会的长治久安，更好地维护公众的权利和自由：“我想，凡是能思考的人们，大都已开始认识到：我们的制度在理论上比实践上更完善；尽管把美国的优点吹嘘得天花乱坠，我们将很可能提供最新的但可悲的证明：人类的统治者不使用强制手段是没有本领管理自己的。”③[美]乔治·华盛顿：《关于邦联的缺陷》，《华盛顿选集》，聂崇信、吕德本、熊希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21 页。为此，华盛顿力主坚持要维护中央权威：“我怀疑是否有任何一种制度，不使用政权的强制力量就可以使中央政府的法令得到应有的贯彻。而做不到这一点，其他都无从说起。法律和法令无人遵守，或者不能完全贯彻，反而不如根本没有，因为零不过是等于零，有法令而不能贯彻则会产生忌妒和不满。”④[美]乔治·华盛顿：《强制的力量必不可少》，《华盛顿选集》，聂崇信、吕德本、熊希龄译，第222—223 页。正是基于对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也睿智地提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⑤[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 页。一个现代化国家成功的关键在于“具有适应性强和凝聚力高的强有力的”政党制度，“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⑥[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第396 页。即使与亨廷顿在不同观点上常意见相左的另一位著名学者福山也赞同亨廷顿的观点，明确提出：“穷国之所以穷，不是因为他们缺少资源，而是因为它们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①[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 页。，未能产生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领导核心将社会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导致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一错再错，陷入了“发展陷阱”而不可自拔。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面对一盘散沙、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前所未有的责任担当将全国人民凝聚起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在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不断衰落的命运，科学回答了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如何通过和平发展实现经济超越发展的世界级难题，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西方学者们都不得不由衷赞叹：“20世纪中期最突出成就之一，就是1949年中国在经过百年的动乱后首次建立起了一个真正能治理中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②[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0 页。这就以铁的事实有力地证明，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强民富的根本所在。实践证明，我们什么时候坚持党的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就能保持良好势头，民族的向心力就越来越强，人民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什么时候偏离党的领导，发展就会停滞，社会就会倒退，国家就会面临动荡不安、分崩离析的重大危险。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的重大理论观点，明确指出：“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③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年，第15 页。中国经济是一艘巨轮，体量越大、风浪越大，越需要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才能更好地领航掌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要在经济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就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辩证思维和专业水平，推动形成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社会发展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二）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

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如果缺乏权威, 就不可能会形成一致的行动，实现预期的奋斗目标。由此可知，一个国家或政党组织如果缺乏权威，这个国家或政党组织就不可能具有公信力，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将广大人民群众凝聚起来，人民就会沦落为乌合之众，社会就必定会成为一盘散沙，陷入发展停滞的陷阱。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发展规律。

英国政治学家甘布尔认为：“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如何建构权威，以统一人们的行动。”①[英]安德鲁·甘布尔：《政治与命运》，胡晓进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3 页。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反复强调：“权威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凡的作用。它也有利于一切指望这种权威保障自身权力和财产的人。”②[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567 页。恩格斯深刻地指出过，在任何一个社会，权威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没有权威这个社会就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人们“把权威原则描写成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描写成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改变的。”③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2 页。因为，国内外历史反复地证明，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其后果是不可设想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其失败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以中国解放战争为例，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由于军队系统内部山头林立、各自为政，导致军队行动效果不断呈现出做“减法”的趋势，而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具有高度权威，在内部之间高度团结、行动一致，而且动员能力强，就像杠杆的效应，不断体现出做“加法”的态势。在这一加一减的交互变化中，实际上代表着人心向背，代表了历史发展规律，从历史、现实、理论、实践和制度等各方面都印证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既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镜鉴，又是对西方政党文明制度的借鉴吸收，更是我们党一百多年来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总结。在遵义会议以前，由于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我们党的事业屡遭挫折，一度陷入面临亡党的危险。遵义会议后，我们党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成熟的、有权威的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新阶段，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进而领导人民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继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应时代之变迁、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从新的实际出发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大疫情和世界局势复杂动荡的叠加冲击，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深刻地认识到：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每一个党组织、每一名党员、每一位干部，都必须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始终保持全党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最高原则，加强新时代党领导经济工作就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强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重视从讲政治的高度做经济工作，把握经济发展规律，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关系，构建从中央到地方运行顺畅、充满活力、令行禁止的工作体系，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科学化、法治化、专业化能力和水平，结合实际创造性抓好工作，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是新时代党领导经济工作需要把握的根本矛盾

生产方式是指人们为取得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界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而言，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能动统一。生产力是指生产主体利用劳动工具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能力，表现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或者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是人类的本质力量在历史中的全部展开。生产关系是指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建立在生产力即主体与客体关系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社会主要矛盾是某一时期主导性、决定性矛盾，从根本上说，其他矛盾的解决都要服从于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也是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根本任务。在人民需要和社会发展的这一对矛盾关系中，人民需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这是我们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理念。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主要体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不同的时期体现出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以及反官僚资本主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增加物质产品，更好地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任务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一百多年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多次发生转化，但从根本上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条逻辑主线。新时代，这一对矛盾有新的内涵，从生产力看，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从生产关系看，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我国经济工作就要在更高水平上来解决这一对根本矛盾，不断完善以党的组织力为核心、以生产力为导向、以创造力为中心、以执行力为保障、以发展力为基石、以号召力为目标的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提升组织的先进性、战略的前瞻性、决策的科学性、治理的绩效性、发展的科学性，以后发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突出贡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二、制度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品格。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增进人民福祉，以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我们党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目的。

（一）人民至上是党作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是一个政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的兴衰存亡，在一定程度上都决定于“人心向背”这个根本规律。古今中外，无论何种执政者代表何种利益，都必须宣示自己是为全体人民利益而奋斗，才能长期有效地维持自身统治。由此可知，人心向背本质上反映出一个执政党是以哪些社会阶级为执政基础，从而最为根本地维护哪些阶级的根本利益。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中国古代也有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朴素的民本思想，但这些民本思想对于广大人民来说都是统治者为更好地麻痹人民、实现专制统治的有效工具。在西方的政治学说中，以卢梭等为代表的思想家曾提出人民主权学说，承认人民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威，这一学说在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西方话语中的“人民”终究还是“资本逐利”视角下的冠以“人民”名义的资产阶级，并不符合“人民”的本质含义，只是打着“人民”的幌子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用来更好地统治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政党则第一次真正将“人民至上”作为党的根本宗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切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人民至上”的概念，强调“人民至上”与黑格尔学说、法国空论派等一切唯心主义的“理性之上”根本对立，明确指出“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4 页。为此，他们科学系统地阐释了以人民至上为核心的唯物史观，指出历史的前提是从事物质生产生活的“现实的人”。而将“现实的人”之人有效地团结动员起来为既定目标不懈奋斗，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任务。

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就把“人民”二字铭刻在心，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2 页。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坚持人民至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十大历史经验之一。这主要是因为，人民至上是作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只要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就一定能够作出正确决策，确定最优路径，并依靠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人民至上，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永远铭记人民是共产党的衣食父母，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以370 多万共产党员的牺牲换来了新中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盛世，无数英雄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人民至上的理念。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鲜明主张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党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患者，这是人民至上的真实写照，与西方漠视个体生命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党不仅致力于解决人民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也注重解决群众的现实利益、个体利益，坚持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持续夯实了党的长期执政基础，巩固了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二）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力量

在西方国家的政治架构中，人民被视为一种政治力量，是在竞争选举、争取支持等博弈活动中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是实现资本家财团目标的有效工具。与历史唯心主义的神创论、英雄史观不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决定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无产阶级政党“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 页。，“自觉地当工具”③《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3—374 页。来为人民谋利益。这就充分体现出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不同所在。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作为党的领导的力量源泉，作为执政的最大底气，把人民视作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在革命战争中，我们党依靠人民群众的小推车推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在百废待兴的建设年代，我们党依靠广大工人阶级白手起家、肩挑手扛铸就了新中国工业的初步崛起；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依靠农民大包干的智慧开启了农村改革的序幕。进入新时代，我们更需要将人民作为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力量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

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我们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始终牢记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不断把为人民造福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目的

发展经济为了谁，经济发展的成果谁来分享，这是经济学的终极命题，也是各国执政者无法回避的问题。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就把经济发展归结为财富的积累和资本的增长。当代以来，经济学界逐渐把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人的因素上，认为经济发展不仅限于量的积累，更包含着增加就业、提高收入、消除贫困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多重内涵。

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推进各项工作。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经济斗争融入军事斗争、政治斗争，致力于解决农民的最基本生活需要。党执政后，在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就其表现载体的形式而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生动的，是时时刻刻展现在中华大地上人们纷繁复杂的现实利益的动态表达，具有多样性、层次性和递增性的特点。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进程中通过建立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的强大组织网络体系，塑造崇高社会理想和先进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体系，发挥先进模范作用的精干干部队伍体系，展现令行禁止的严明纪律规章体系等，不仅使自己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而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的一切力量，结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通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等方式，将发展推动力、社区服务力、情感治理力、自我革新力有机地贯穿在创造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全过程，形成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党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的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让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越来越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

三、制度的保障战略：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就必须立足我国制度优势，结合实际情况，增强忧患意识，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开放，做到居安思危，既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挑战，确保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问题，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优势，因为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是制度竞争。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是否优越，最为根本的方面看这个国家的制度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能不能有效地把全国人民团结带领起来，为了共同的目标众志成城、攻坚克难、坚毅前行。由于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经济学在发展中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制度学派和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使我们更关注制度的作用，强调非市场因素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熨平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剧变以来，休克疗法对经济发展带来的重创及其衍生的复杂乱象，更使人关注制度变迁、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管不管用，有没有效，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 页。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铁的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正因如此，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我们不迷惑、不动摇、不摇摆、不懈怠，始终坚持根本制度、保持制度定力，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发挥出攻坚克难、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能量，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多种严重自然灾害频发、新冠疫情肆虐、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外部打压持续的新形势下，我们党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到日益丰富不同领域具有创新性、支撑性的重要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层次分明、系统完备，各项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守住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底线，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稳中求进、稳中有进，推动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对比更加鲜明。这些事实充分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和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发挥出攻坚克难、推动发展的强大能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和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在推动发展上拥有强大的政治优势、理论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善于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挑战冲击，我们就一定能够经受住一次次压力测试，不断化危为机、阔步前行。

（二）改革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更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创新理论”的鼻祖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不单在于生产要素的积累，创新驱动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大驱动力。二战以来，一些新兴经济体出现了高增长发展，根源就在于源源不断的创新。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陷入二战以来程度最深的衰退之中，除了外部因素的冲击之外，其根本问题就是增长动力不足、缺乏创新。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开拓创新史。长期以来我们依靠改革创新，走活了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棋局，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新路。改革与创新是相伴相随、相辅相成的，改革是对旧的不合理部分进行改变与革新，创新是对常规内容的打破并进行新的创造，正确处理好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无论是迫于环境的压力还是协商后的选择，我们的政治制度正在越来越多地介入迄今尚未受到控制的领域，越来越多的决策范围被集权化，即由权力决定一切。很多这样的扩张，不是要求人们接受，就是被人们认为可以接受。然而，凡是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生冲突的地方，斗争就开始了。”①[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下卷：古典问题）》，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15年，第600 页。“市场的自动作用妨碍我们理性而审慎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因为市场制度是一种受自身反馈作用调节的‘自发秩序’，它由目标构成的‘人为秩序’是冲突的。”“今天的每一个政府都在不断干预经济过程，当然也都在制订计划。”②[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下卷：古典问题）》，冯克利、阎克文译，第603 页。实际上，“市场是整个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没有人会认为市场系统与经济系统是同一回事。”③[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下卷：古典问题）》，冯克利、阎克文译，第613 页。经济系统要比它的市场子系统更为巨大，这是根据系统与子系统各自定义的区分业已包含的结论。因为，公共性产品和外部性效应，已确切地表明经济系统是涵盖并大于市场系统的。市场从根本上来说只是一个生产部门的子系统，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把商品（不是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在一起。一百多年来，党领导人民披荆斩棘、锐意进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敢为天下先，走出了前人没有走出的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正从中高速增长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的驱动力也要相应的从要素扩张转向创新驱动，创新日益成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否有效实现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要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将改革与创新融合起来，不断激发增长动力和市场活力，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牵住创新这个“牛鼻子”，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经济社会发展打造新引擎。

（三）实现安全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根本要义

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目的，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和保障。进入新时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2 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1 页。党要领导做好经济工作，就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发展仍然是当前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是维护安全的基石，发展得好本身就是最大的安全，发展不好本身就是最大的隐患。新时代党领导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实现安全发展，这是经济发展的根本要义。没有了安全，国家发展就无从谈起，再辉煌的发展成果也会毁于一旦，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一质的规定性，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力量。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强调安全发展，一般来说是从狭义上来把握“安全”的涵义，指的是安全生产和安全管理，避免发生安全事故。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既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影响我国发展的内外因素日趋复杂，我们拓展了安全发展的内涵和外延，从国家安全的视角来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国家安全放在新发展格局思考和谋划，形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党的十九大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写入党章。从我国的发展阶段来看，发展的高线是高质量，发展的底线就是要安全，就是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并做到稳中有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9 页。在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④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2 页。。

四、制度的实践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严格按照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的要求，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以稳求进、以进固稳，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以更加认真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科学的方法取得最好的效果。

（一）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战略

就像人类社会的发展要经过长时间的演化、从较低形态向较高形态进化一样，经济发展也包含着进化论的道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总是要从较低阶段演化为较高阶段。当然，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1960年罗斯托夫首次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传统社会阶段、“起飞”过渡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总的来说，对于一个经济上处于良性发展的国家，其发展趋势就是由低到高、由量到质、由低质量到高质量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 多个重点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就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深化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先后提出了“多快好省”“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等发展理念，实现了经济发展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再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显著的质态变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新时代我国发展的基本特征，也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工作的根本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0 页。新时代经济工作，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和战略谋划，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战略，在战略上赢得主动。各地要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激励干部担当作为，鼓励创造性贯彻落实，防止空喊政治口号的形式主义，防止简单粗暴的命令主义，同时要克服慢动作、跟不上现象，创造性地在学习和实践中找思路、想办法、寻对策，努力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方法

世界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风险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就是一个“风险型社会”。面对这个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不确定的世界，面对各种各样风险危机的隐患，我们党作出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方法。

从世界各国发展进程来看，现代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其本身就孕育着发展的不确定性，蕴含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危机，让人们在追求物欲的过程中容易迷失自我。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西方风险社会深刻的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全球化的发展，加剧了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科技等领域的风险在全世界生成和扩张，演变为世界性经济风险。近年来频发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敲响了警钟。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叠加。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着力破解各种矛盾和问题，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面对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坚持系统思维、法治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科学预判形势、精准推出举措，继续抓住并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定信心、把握主动、稳扎稳打、协同推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果，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三）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立身之本。纵观人类历史长河，一部人类社会的进化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的发展史。马克思精辟概括了科学技术的伟大历史作用，认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世界经济强国发展史告诉我们：世界经济强国无一不是当时的科技强国，即便是一些小国弱国依靠科技自立自强也能较快地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十五、十六世纪，葡萄牙曾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在人类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美国抓住机遇，先后崛起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科技创新是一个关键变量，科学技术的竞争成为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因素。

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自立自强永远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安身立命最坚实的依靠和屏障。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战略性、关键性支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艰辛历程不断地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自主研发才能实现突破。我们“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1 页。我们唯有坚持自主创新，增进原始创新能力，才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牢牢把握科技发展主动权，领先科技发展潮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科技支撑。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内在的也需要更高水平的科技人才、更高层次的科研平台、更加优化的科研环境，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我们要坚定不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科学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全面塑造新时代我国发展新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坚定不移地把国家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更加可靠的基础之上，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科技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