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洁

(白城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内容提要〕 金朝虽为少数民族所建，但积极学习中原王朝传统谥法，对其加以继承，彰显北方王朝与中原王朝异域同风的文化趋同性。金代帝谥充分体现了本朝谥法的师古亦变古、“尊尊”亦孝亲的鲜明特性，尤其金朝创制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二字谥词，以及赋予其固定的谥义，丰富了我国传统谥法的文化内涵，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谥法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色，谥法制度是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属于五礼之中凶礼的范畴。“谥法的兴起应上溯到晚商文丁之时”①，西周继承了殷商谥法，最初只有“文”“武”，后来谥名逐渐增加，谥法正式形成。《逸周书·谥法解》：“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②人始死，临葬时确定谥号。立谥的宗旨是尊崇死者，通过称谥祔庙，将其转变成祖神以享祀。《通志·谥略》云：“以讳事神者，周道也。周人卒哭而讳，将葬而谥。”③自周迄清，历代因循，代有增损，行之数千年而不辍。金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北方王朝，积极学习中原王朝礼仪文明，谥法亦在其借鉴之列，且在继承基础上，积极创新。帝王谥法是皇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金代帝谥对了解金代典章制度的发展及变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关于金代谥法的研究，目前学界专门成果比较少，基本是针对某一阶层而作④，其中，关于金代帝谥还存在对皇帝上谥次数及太祖初谥等基本问题的模糊认识⑤。在谥法通论著作中，对金代谥法只是简单概括⑥，其中，还存在待商榷之处。近年来，还有学者在校注金代礼制原始史料《大金集礼》时，对太祖尊号与谥号的认识出现混淆⑦。故此，有必要就金代帝王谥号、谥法等问题进行专门探讨。

一、金帝谥号误识厘正

女真人建国初期，文化方面比较落后，最初不知礼乐，后来逐渐吸收先进的儒家文化。表现在继承谥法方面，金朝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逐渐完备，并有所突破的过程。目前，关于金帝谥号需要明确的问题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帝号“武元”的二重属性

天会年间，“武元”作为帝号屡次出现，那么，“武元”究竟是太祖的谥号，还是尊号？目前，学者大多笼统认为，“武元”是太祖的谥号，基本无人指出“武元”在特定时间段只是太祖的尊号。如学者在点校《大金集礼》时，将其中举行于不同日期的两次不同性质的追册礼误解为古人对一次上谥时间的误记⑧。而此点校本《大金集礼》较以往各种版本更易阅读，已被一些学者直接使用。还有学者在论著中误解《大金集礼》卷3《追加谥号上》的记载，将其中的“天会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为太祖“上尊号曰武元皇帝”误解为上谥号“武元”⑨。

上述误解史料的主要原因是作者对帝王谥号与尊号的混淆。在中国古代帝号中，尊号与谥号有着本质的区别，尊号是皇帝在位时，为尊崇皇帝所上的赞誉性称号；谥号是朝廷根据已故皇帝生前事迹拟定，“谥者死后之称，谥之言列其所行，身虽死，名常存，故谓谥也”⑩。尊号、谥号之外，皇帝的庙号也常被同时提及，庙号是皇帝驾崩后，升祔太庙享祀时所用之名号。这些帝号虽然存在本质区别，但都具有一定的评价性质。从礼的分类看，追尊号册礼与追谥号册礼属于不同的礼类，前者属于嘉礼的范畴，而后者虽然也有追册礼，但属于凶礼。

金朝建立之初，虽然制度草创，但就帝号而言，已经开始仿效中原王朝礼制，为太祖上尊号。据史料记载，收国二年(1116年)十二月，太祖受尊号“大圣皇帝”。天辅七年(1123年)八月戊申，太祖驾崩，九月丙辰，吴乞买即皇帝位，为金太宗，丙寅日改元天会。天会三年(1125年)三月，为太祖上尊谥曰：“武元皇帝。”从此，“武元”作为金朝开国皇帝的第一个谥号，开始使用。

此时，金代谥法初创，随着金人对帝号认识的加深，开始重新调整谥号和尊号，在选择具体用字时，又将“武元”作为重点讨论的对象。天会三年(1125年)三月，上太祖尊谥时，没有举行册礼。六月，谙班勃极烈杲奉表历颂太祖肇基之丰功厚德：“功与天同者，非天不可以伉观，德与地合者，非地不足以齐称……仰惟先大圣皇帝，抚兴隆之运，应眷命之休。奉天讨以除残，运神谋而制胜，不曾十载，底定四方。”请行太祖追册之礼，太宗允其所请，这样才有了此年十二月在不同日期分别举行的追尊之礼及追谥之礼。天会三年(11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恭上(太祖)尊号曰：‘武元’皇帝”。这次是将太祖尊号由“大圣”改为“武元”，此乃追尊，而非追谥。故而，学者将追尊与追谥两次性质不同的册礼归为一次，并将二十三日所追尊号“武元”认定为太祖的谥号，似乎缺乏说服力。

从天会三年(1125年)三月至十二月二十三日举行追尊册礼之前，“武元”是太祖的谥号，此次追尊册礼的举行，标志着“武元”这个帝号从此被改作太祖的尊号，而不再是谥号了。总之，“武元”作为金代帝号，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功能是单一的，不能笼统地说它既是尊号，又是谥号。但是，如果从其整个存续时间看，“武元”既做过谥号，也做过尊号，从这个角度讲，“武元”具有二重属性。如果认定“武元”仅做过太祖的谥号，是与史实不符的。

(二)“大圣武元”不是太祖初谥

太祖初谥是“武元”，而不是“大圣武元”。太祖既有二字谥，也有四字谥，这在基础史料中有清晰的记载。汪受宽在《谥法研究》中指出，金太祖谥号“初为2字，当年即加为4字”，这是与史料记载相符的。但是，近年仍有学者认为，“太祖初谥工作始于天会三年六月，十二月时奉上尊谥”，“太祖初谥应为‘大圣武元’四字”，该文中还提出前后不一的观点：“笔者搜寻史料中并没有追加太祖谥号至四字的记载。”文中虽罗列了《大金集礼》《金史·礼志》及《松漠纪闻》中关于太祖谥号为“大圣武元”的记载，但没有指出太祖的初谥只是“武元”，而是认为“武元”是由于“金朝对于谥法的规定尚不严谨，误把尊号和谥号放在了一起”；“大圣武元”是金人“把尊号加入谥号”。该学者上述观点不仅自相矛盾，而且还模糊了三个本来已经基本明确的问题：太祖到底有没有四字谥？金人是否清楚尊号与谥号的区别？太祖的初谥究竟是“武元”，还是“大圣武元”？该文所列的金代基础史料已经表明太祖“大圣武元”四字谥号的存在，太祖的四字谥毋庸置疑。

关于金朝谥法是否“不严谨”，金人是否清楚皇帝生前与死后帝号的区别，史料中已有明确记载，金人在太祖登基之初即为其上尊号，在太祖死后不久即为其上谥号，显然金人对尊号与谥号的本质区别是比较清楚的。金初虽然谥法初制，但金人还不至于误把二者放在一起。传统帝制时代，皇权至上，如果有人将皇帝生前与死后的帝号相混淆，肯定罪责难逃，因此，不可能存在将皇帝尊号加入谥号的情况。天会三年(1125年)，金人意识到太祖帝号过简，不足以与其功德相配，便开始对尊号和谥号进行调整追加。太祖的初谥只是天会三年(1125年)三月上谥的“武元”，直到同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行追谥礼，才将太祖二字初谥改成“大圣武元”四字谥，就是说，“大圣武元”是太祖的第二个谥号。

(三)金代不存在“十六字谥”

关于金代帝谥的字数，有学者认为有十六字谥，“金代谥法自太宗完颜晟时成为制度，皇帝谥号，以字多为贵。太祖完颜晟之谥，初为2字，熙宗时加为18字。其他皇帝谥或16字，或14字，或12字”。这段表述中存在两个误识，即误写太祖名字与误认为金代皇帝有十六字谥。金代谥法是始于太宗朝，但这里提到的“太祖完颜晟”应该纠正为“太祖完颜旻”。另外，金代不存在十六字谥。只是大定二年(1162年)八月，有司在议谥时提到过前代有过十六字谥。从史料记载看，金朝并没有加以效仿。太祖以下的金代帝王，除十四、十二字谥外，还有十字、八字、一字谥，乃至无谥号。

在我国古代谥法史上，谥号用字都有特定的谥解，帝王死后，朝廷根据其品德和行为，选取谥字，以彰善瘅恶。《史记正义·谥法解》曰：“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表……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故而，谥号有上谥、中谥及下谥之别。唐朝以前的帝王多一字谥，偶有二字者。唐朝帝谥字数增多，最多达十八字，宋朝最多十六字，基本是以字多为贵，代表褒誉程度高。

金代帝王谥字经历了由少到多的过程，这不是对唐宋谥法进行表面模仿，而是随着他们对中原王朝典章制度认知程度的加深，逐步改进谥法，使之成为本朝礼仪制度及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会年间是金代礼制初创时期，金人从北方攻入中原，接触中原王朝典章制度，认识到皇帝尊号、谥号能够为先帝彰德显功，便欣然接受。但限于金人当时对传统谥法了解不深，太宗朝的帝号还是比较简单的。

相较于太宗，熙宗自幼学习儒家文化，知礼晓乐，及至即位，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化建设，于天会十三年(1135年)即位之初，即奉上太宗谥号。皇统五年(1145年)六月，熙宗诏增上太祖尊谥，将太祖谥号由当时的四字谥增为十八字谥。同年闰十一月七日，熙宗诏令增上祖先尊谥，十五日，太傅宗弼曰：“敬具前代故事，有宋之制，备经诸儒讲议，最为详悉，其于庙谥，未有天下者，追谥至四字，有天下者，增至十四字，载在史册，足为明据。”十七日，奏准。增上建国前列位追封之帝四字谥；并将太宗的二字谥增为十四字谥。可见，金代帝王谥字最多的是太祖的十八字谥号，终金一代，不存在十六字谥。

二、金帝谥号及谥解

太祖作为金朝开基皇帝，在位期间主要是亲御六师，拓地开疆，在制度建设方面，“天辅草创，未遑礼乐之事”。前文已述，太宗在天会元年(1123年)即位之时，并没有立即为太祖上谥，而是在认识到谥法重要性之后，先是为太祖上谥号“武元”，后又追加为“大圣武元”，此次追册之礼对金朝礼乐制度建设具有开创性作用。此后，金代帝王谥法经历了由简到繁、不断完善的过程。

(一)金帝及其本生父之谥号

为追求皇权的合法性，熙宗、海陵、世宗、章宗即位后都追封本生父为帝，并称谥祔庙。天会十三年(1135年)九月，熙宗“追谥皇考曰景宣皇帝，庙号徽宗”。天德元年(1149年)，海陵追父为帝，并上谥号。大定元年(1161年)，世宗即位，次年，将皇考升祔太庙，祔庙之前须议定谥号，有司奏：“祖宗谥号或十六字，或十四字，或十二字，即今睿宗皇帝更合增上尊谥，于升祔前奉册宝。”世宗采纳左平章元宜等人的奏请，为父增上尊谥。同年，为恢复熙宗皇位合法性，世宗对海陵父宗干进行改谥。这项礼制变革并未到此结束，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皇太子允恭奏曰：“追惟熙宗世嫡统绪，海陵无道，弑帝自立，崇正昭穆，削其炀王，俾齿庶人之列。瘗之闲旷，不封不树，既已申大义而明至公矣。海陵追崇其亲，逆配于庙。”如果宗干再继续在象征承统之地的太庙中享祀，达不到正上下之名的目的，允恭提议：“今海陵既废为庶人，而明肃犹窃帝尊之名，列庙祧之数。海陵大逆，正名定罪，明肃亦当缘坐。是时明肃已殂，不与于乱，臣以谓当削去明肃帝号，止从旧爵。或从太祖诸王有功例，加以官封，明诏中外，俾知大义。”书奏，世宗嘉纳，下尚书省议。于是，削夺海陵父的“明肃”帝号，改封为皇伯、太师、辽王，谥号“忠烈”。章宗即位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正月，次月即为皇考上谥号。

《金史》及《大金集礼》对金代帝王谥号有所记载，现列举如下(表一)。

表一 金建国后皇帝谥号一览表

表一 金建国后皇帝谥号一览表

帝名庙号谥号初谥增谥完颜旻(阿骨打)太祖武元皇帝大圣武元皇帝应乾兴运昭德定功睿神庄孝仁明大圣武元皇帝四字十八字完颜晟(吴乞买)太宗文烈皇帝体元应运世德昭功哲惠仁圣文烈皇帝十四字完颜宗峻(绳果)徽宗(追封)景宣皇帝允恭克让孝德元功佑圣景宣皇帝十二字完颜亶(合剌)熙宗武灵皇帝弘基缵武庄靖孝成皇帝八字完颜宗干(斡本)德宗(追封)睿明皇帝宪古宏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十二字完颜亮(迪古乃)炀(王)后被降为庶人一字完颜宗辅(宗尧)睿宗(追封)简肃皇帝立德显仁启圣广运文武简肃皇帝十二字完颜雍(乌禄)世宗仁孝皇帝光天兴运文德武功圣明仁孝皇帝十二字完颜允恭(胡土瓦)显宗(追封)光孝皇帝体道弘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十字完颜璟(麻达葛)章宗英孝皇帝宪天光运仁文义武神圣英孝皇帝十二字完颜永济(允济、兴胜)追复卫王谥绍一字完颜珣(吾暏补)宣宗圣孝皇帝继天兴统述道勤仁英武圣孝皇帝十二字完颜守绪(守礼、宁甲速)哀宗谥哀宗一字完颜承麟末帝无谥号

从表一可以看出，金朝“有天下”的帝王只有开基皇帝太祖是十八字谥，太宗是十四字谥，其他如世宗、章宗、宣宗的谥号均为十二字，熙宗虽曾在位十余年，但最终只得八字谥，海陵、卫绍王、哀宗都仅得一字谥。而被追封为帝的皇帝本生父虽未曾真正做过皇帝，但是熙宗、海陵、世宗之父尊谥均达十二字之多，章宗父得十字谥。这说明，金代皇帝不仅崇尚孝德，同时更注重彰显皇权至尊。

通观金代帝谥，只有海陵谥“炀”，为下谥；熙宗初谥“武灵”，“武”为上谥，“灵”为中谥，后在增谥时改为上谥；哀宗谥“哀”为中谥；其他皇帝都是上谥，即使政绩不佳的卫绍王得谥曰“绍”，也是上谥。《大金集礼》保存很多金代谥解，现整理如下。

太祖的初谥是“武元”。增谥：应乾(道合与天，灵承眷命)；兴运(肇起皇图，传序正统)；昭德(刚健文明，光被四表)；定功(拯世利民，底宁区夏)；睿(深思远虑，贯通周达)；神(精义妙物，应变无方)；庄(恭敬端肃，威而不猛)；孝(践修世德，丕承先志)； 仁(贵贤亲亲，慈民爱物)；明(照临四方，独见先识)；大(充实光辉，广被弘覆)；圣(行道化民，博施济众)；武(肃将天威，克定祸乱)；元(体仁长善、尊无二上)。

太宗的初谥是“文烈”。增谥：体元(法天行道 )；应运(历数在躬)；世德(同文王之聿修)；昭功(同武王之继文)；哲(知人)；惠(安民)；仁(为天下得人)；圣(博施济众)。

徽宗(熙宗父)的初谥是“景宣”；增谥：允恭(诚敬不懈)；克让(推位不居)；孝德(奉事太祖，先意承志)；元功(密赞谋谟，道济天下，而人无能名)；佑圣(诞生圣嗣，传序正统)。

熙宗的初谥“武灵”；增谥：弘基(收齐舆图，四海会同)；缵武(怀柔臣服，五兵不用)；庄(端恪临民)；靖(恭而鲜言)；孝(叶时肇享)；成(安民立政)。

关于德宗(海陵父)与海陵的谥号，在《大金集礼》中均不见谥解，可能与海陵被降为庶人有关。大定二年(1162年)，海陵被降封为郡王，谥曰“炀”。随之，其柩被从南京班荆馆迁于宁德宫，后被葬于大房山鹿门谷诸王兆域。海陵称帝十余年，但因其生前行迹，被降为郡王，所得的王谥也未能一直保持，大定二十年(1180年)，熙宗既祔庙，有司奏曰：“炀王之罪未正。准晋赵王伦废惠帝自立，惠帝反正，诛伦，废为庶人，炀帝罪恶过于伦，不当有王封，亦不当在诸王茔域。”世宗乃诏降海陵为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40里。在金代之前，“炀”作为谥号，其义在《逸周书·谥法解》中有：“去礼远众曰炀；好内远礼曰炀，好内怠政曰炀。”前引汪著将前人对“炀”所做的谥解及注疏进行了梳理，《正义·谥法解》中是“好内远礼”“去礼远众”，孔晁、郭良翰、朱右曾对其进行注曰“朋淫于家，不奉礼”“淫不守正”“非礼宣淫也”“去礼远众，悖理弃民也”；《文献通考》对“好内怠政”注曰：“内则淫朋，外则荒政。”“炀”字的谥解中有“远礼”“去礼”“不奉礼”“非礼”“悖理”等，参考这些谥义，可知金人对海陵的评价是持否定态度的。

睿宗(世宗父)的初谥是简肃。增谥：立德(睿哲钦明，光宅天下)；显仁(温慈和惠，茂育群生)；启圣(长发其祥，作邦作对)；广运(燕及皇天，历数有归)；文(修治班制，经纬天地)；武(安民和众，克定祸乱)；简(一德不懈)；肃(执心决断)。

由于金代礼书散逸严重，至今仅存的一部《大金集礼》尚不完整，而且这部礼典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盖明昌六年礼部尚书张玮等所进。今考书中纪事，断至大定”。《大金集礼》中没有世宗及其后诸帝的谥解。

关于宣宗谥号，赵秉文撰有《宣宗谥议》：“稽合《礼》经，参定谥议，究其所以易名之意。佥谓功赞化育，道契浑沦，基命宥密，惟时惟几，兹非继天乎？运钟六百，绍开中兴，祀夏而不失旧物，继汉而系隆有命，兹非兴统乎？孝绳祖武，光昭先功，绍庭上下，重光奠丽，不曰述道乎？躬理万机，日慎一日，博施济众，视民如伤，不曰勤仁乎？道配三代之谓‘英’，克定祸乱之谓‘武’，穷神知化，备道全美，圣之至也。继志述事，博施备物，孝之全也。谨按谥法，圣善周闻曰‘宣’，周宣、汉宣是已。夫功以号昭，德以谥显，匪谥匪号，后嗣何观？今大行皇帝尊谥宜天赐之，曰‘继天兴统述道勤仁英武圣孝皇帝’，庙号‘宣宗’。”宣宗谥号最终是按照此次议谥确定的，这其中既包括“继天”“兴统”“述道”“勤仁”二字谥词的谥解，也包括“英”“武”“圣”“孝”单字的谥解，此议谥过程体现了金代谥法的继承性与创新性。

(二)熙宗追谥建国前十帝

天会十四年(1136年),熙宗对建国前的远祖追加谥号。在此次追谥中，德帝与安帝比较特殊，只有他们两位得单字谥，且无庙号。实际上，这是由于熙宗谙熟中原传统庙制的缘故，从金代帝系可知,对熙宗而言，这两位追封帝属于熙宗六世祖以上的远祖，按照传统庙制，他们均不祔入单独的庙室，所以熙宗未予上庙号，只给一字谥，是按照“已祧之主”来对待这两位祖先的。皇统五年(1145年)，又增上祖宗尊谥，对德帝、安帝与其他祖先一样，将初谥增为四字。

表二 金代追谥建国前十帝一览表

表二 金代追谥建国前十帝一览表

帝名庙号谥号(据《大金集礼》)初谥金代谥义增谥金代谥义谥义溯源函普始祖景元皇帝景:布义行刚元:主义行德懿宪景元皇帝懿:浸以光大宪:创制垂法景417(《正义·谥法解》)元286(《正义·谥法解》)乌鲁德皇帝德:中和纯备渊穆玄德皇帝渊:沈潜用晦穆:布德执事玄:应真生神忠和纯备曰德442(《梁书·高祖德皇后传》《唐会要》);布德执义曰穆444(《正义·谥法解》)跋海安皇帝安:好和不争和靖庆安皇帝和:不刚不柔靖:宽乐恭仁庆:积善有余安321(《正义·谥法解》);和349(《后汉书·和帝纪》注)绥可献祖定昭皇帝定:安民治古昭:明德有劳纯烈定昭皇帝纯:见素抱朴烈:安民有功安民法古曰定355(《正义·谥法解》);烈 359(苏洵《谥法》卷2);《正义·谥法解》中为“昭德有劳曰昭”367、苏洵《谥法》卷1中为“明德有功曰昭”368石鲁昭祖成襄皇帝成:爱民立政襄:辟土有德武惠成襄皇帝武:辟土拓境惠:爱民好与安民立政曰成308(《正义·谥法解》);襄448(蔡邕《独断·帝谥》《唐会要》;辟土斥境曰武340(苏洵《谥法》卷1);惠414(《正义·谥法解》)乌古迺景祖惠桓皇帝惠:爱民好与桓:辟土兼国英烈惠桓皇帝英:出类拔萃烈:圣功广大惠414、桓388(《正义·谥法解》)英342(苏洵《谥法》卷3)劾里钵世祖圣肃皇帝圣:大而化之肃:刚德克就神武圣肃皇帝神:圣而不可知武:克定祸乱圣不可知曰神385(苏洵《谥法》卷1);肃358、武339(《正义·谥法解》)颇剌淑肃宗穆宪皇帝穆:申情见貌宪:博闻多能明睿穆宪皇帝明:独见先识睿:思能作圣中情见貌曰穆445(《正义·谥法解》);宪382(《正义·谥法解》)明345(苏洵《谥法》卷1)盈哥穆宗孝平皇帝孝:慈爱忘劳平:执事有制章顺孝平皇帝章:法度大明顺:慈和遍服孝326(《一切音义》引《谥法》)平297、顺375(《正义·谥法解》);法度明大曰章403(苏洵《谥法》卷1)乌雅束康宗恭简皇帝恭:爱民长悌简:一德不懈献敏恭简皇帝献:聪明睿智敏:应事有功爱民长弟曰恭391(《正义·谥法解》);简426(《正义·谥法解》)献423(蔡邕《独断·帝谥》)、敏402(苏洵《谥法》卷3)

从表二“谥义溯源”一栏可以看出，金代谥号用字的选择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其来源主要是《正义·谥法解》《唐会要》、苏洵《谥法》以及宋《太常因革礼》等。《史记正义》为唐代的诸王侍读宣议郎守右清道率府长史张守节所作，其中《正义·谥法解》乃作者汇集周代谥法，整理成篇，“以前《周书》谥法。周代君王并取作谥，故全写一篇，以传后学”。很明显，金代帝王谥字多取自唐宋典籍，同时又有所创新。

三、金帝谥法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谥法在中原王朝历代传承，谥法制度发展到唐宋已经相当完备。而金朝地处北方，文明程度相对较低，在中原文化濡染下，向慕华风，制礼作乐。在谥法传承方面，金朝注重师法古制，并对传统谥法突破创新。通观历代谥法，金朝不仅继承了历代王朝制谥时突出表功颂德、劝善惩恶等功能，而且还通过谥法诠释政治伦理，彰显道德取向。

(一)师古：采前王之令典

金代谥法注重沿袭古制，在精神实质上远追先秦，具体拟定谥字时又多仿唐宋。天会三年(1125年)六月，谙班勃极烈杲请上太祖尊谥曰：“昔在三皇，以同天之功而为喻；降及五帝，以合地之德而建名。故功德克配于乾坤，则称号久光于竹帛。”追溯上古三皇五帝之功德，缅怀太祖“奉天讨以除残，运神谋而制胜。曾不十载，底定四方。代虐以宽，拯辽民于焚溺。交邻有道，得宋国之服从”。天会十四年(1136年)八月丙申朔，熙宗诏曰：“盖闻积厚者流远，德隆则报丰，乃古今之达道也。”熙宗稽古揆今，曰：“朕仰惟祖先，奕世修德，皇基帝迹，浚发其祥，而徽号未崇，诚为阙典者。”文武百僚“群采故实，以今况古”，开始议谥，尽数太祖、太宗功德，按照谥法，奉上九代主妣尊谥。皇统五年(1145年)为增上太祖尊谥，熙宗“采前王之令典，乃诏百僚，俾之详议”，还在诏书中强调“礼有贵于沿情，事亦存于师古”，令尚书省召集百官五品以上者与礼官共同议谥，要求详具前代礼典拟定。皇统五年(1145年)闰十一月七日熙宗诏曰：“朕闻创业垂统，祖先所以贻燕谋，遵制扬功，后嗣所以恢鸿烈，稽孔圣达孝之说，见武王追尊之文，著在礼经，遂为永法。”这些记载表明，金朝为帝王议谥、上谥比较注重追念及发扬远古帝王的贤德，在制谥实践中，又积极学习并承继唐宋谥法。《大金集礼》中有很多金朝君臣议谥时参酌唐宋礼典的记载，如大定三年(1163年)增上睿宗尊谥及行上册宝礼时，即参照《唐会典》、宋《太常因革礼》拟定谥号及制定上册宝之礼。金朝依“前王”令典拟谥定谥，以彰显其功德懿行，或明示其暴虐行迹，以达到激励或警示的目的。

(二)变古：礼贵从宜

金朝在谥法传承过程中，虽注重师法古制，但又不完全拘泥于历朝历代的一些成例。皇统五年(1145 年)，朝廷在讨论增上太祖谥号时，针对谥号是否应该从简，有议：“惟礼经所载圣人格言，有其举之，莫敢或废，况前代谥号，既例有增多，矫而从简，是为废礼。又自汉唐以来，宫室车服之制，朝会燕飨之度，好赐赏赉之数，礼仪文物之饰，有增于古者多矣，何独于宗庙谥号而必欲从简哉？”金人认为，只有礼经中的圣人格言等传世经典不能改易，而汉唐以来很多礼仪制度已经变通古制，包括谥号在内，已有增多的先例，如果本朝刻意从简，就没有延续汉唐之制，即属“废礼”。礼不是一成不变的，《礼记》中有“礼从宜”。制礼之时，只要吸收礼义精髓，根据时代变化而变通，并不违礼，礼贵在变通。大定三年(1163年)九月二十二日，世宗为父上谥，在行告庙礼之前，先行讨论具体仪节，是由皇帝亲行，还是遣官行礼，“有司引《唐会典》，大中三年，追尊二祖谥号，中书门下奏，皇帝行事，与差官展礼，旧记不同，礼许从宜，不必法古。诏可之”。宣政殿遣宰臣奉册赴庙。在制谥程序方面，金朝体现出的是不机械照搬古制的创新精神。

金朝在传统谥法基础上，独创了本朝特有的谥词谥义。金朝皇帝谥号不仅以字多为贵，而且还创制出一些前所未有的二字谥词。如：“广运”“元功”“仁博”“世德”“立德”“兴运”“孝德”“体元”“佑圣”“弘基”“克让”“应运”“应乾”“启圣”“定功”“显仁”“昭功”“昭德”“缵武”等，金朝对这些二字谥词作了精妙的解释。正如汪受宽指出的：“金人在谥法上亦有发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两字谥词的释义。《苏洵溢法释义》中只有用于百官宗室的两字谥词释义，《大金集礼》中却有许多皇帝、皇后谥号中固定的两字谥词的释义，而且其释义比苏氏亦有进步，兼及二字，颇为精到。”金朝二字谥词具有独创性，其精妙的谥解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传统谥法文化的内涵。

(三)尊尊：礼莫大于明分

金代帝王谥法突出国家礼制中的“尊尊”原则，注重对皇位继承中世嫡统绪的维护，以改谥与夺谥恢复熙宗作为太祖嫡孙承继大统的合法性。古代帝王的谥号是对其个人生前功过的盖棺定论，而改谥、夺谥等特例往往与王朝政治命运相关联。金代的改谥与夺谥涉及到的人物主要是熙宗及海陵父子，而这些谥法改革措施主要与皇位传承的政治伦理相关。熙宗是太祖嫡孙，在世宗看来，熙宗和海陵虽然都曾在位，但熙宗才是承统之君。然而，由于熙宗是被海陵弑杀，海陵在位期间未予上谥。世宗即位之初，即进行追谥，诏曰：“朕惟礼莫大于明分，政必先于正名，宜推是是之心，用定尊尊之号……前君乃太祖之长孙，受太宗之遗命，嗣膺神器，十有五年。”追加谥号曰“闵宗武灵皇帝”，并立别庙祭祀。大定十八年(1178年)又进行改谥，“以本朝祖宗尊谥”的惯例，“改易美谥”，增上闵宗(熙宗)尊谥“弘基缵武庄靖孝成皇帝”。大定十九年(1179年)四月十九日奉上册宝行礼。

海陵父宗干，虽未登帝位，但被弑帝自立的海陵追封为帝。从表面看，宗干得帝谥是因海陵即位，后来被改谥是因海陵被废，而实质上，这是世宗为恢复世嫡统绪所进行的礼制变革。世宗在位期间，不仅将海陵降为庶人，而且还对其父进行改谥。大定二年(1162年)，世宗除去其庙号，改谥“明肃皇帝”。这次改谥，只是将这位追封帝的谥号从十二字缩减成二字，此时仍然是帝谥。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世宗削夺宗干帝谥，而改为王谥，将宗干排除帝系之外，达到“以正上下名分”的政治目的，有力维护了王朝“尊尊”的政治秩序。

(四)孝亲：显扬先祖以崇孝

金朝推崇古人“显扬先祖所以崇孝”的圣人之德，以“礼多为贵”。表现在谥法方面，不仅追谥建国前十位祖先，而且对建国前后的祖先都进行增谥，谥号字数也比较多。如太祖谥号字数由初期的二字谥逐渐增至十八字谥，被追封的建国前祖先的帝谥也多有增谥。

关于金代谥法，清代学者赵翼认为：“金之追谥，亦无限制。”进而认为，“金制追谥帝后之滥”远超唐宋。如果单从金朝追谥祖先的世数看，也许这种认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于金代帝谥的认识，似乎不应该只停留在祖先世数多少及谥字繁简这个外在层面。金统治者已把追加先祖谥号作为典章制度建设及礼制变革的重要内容，自天会三年(1125年)至皇统五年(1145年)20年间，追加了太祖、太宗及建国前十帝的谥号，谥法制度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熙宗至章宗都追谥本生父，世宗为熙宗立谥、改谥，这些举措不仅说明金朝皇帝借助谥法维护“尊尊”的政治意图，同时，他们也通过谥法制度的确立和调整，弘扬了“亲亲”的宗法传统。孝德是中国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的道德传统，金朝皇帝使孝亲成为本朝政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帝谥选字看，太祖、徽宗(追封)、熙宗、德宗(追封)、世宗、显宗(追封)、章宗、宣宗谥号中均含“孝”字。在帝谥中突出孝亲思想，表明金朝皇帝崇尚以孝治天下。在当时家国同构的社会模式中，金人将孝事父母延续到忠于皇帝和国家，使移孝为忠的价值观念深入人心。金朝涌现出大量忠义之士，尤其在金末社稷将倾之际，很多忠义之士殉节以赴国难。有学者广搜正史以外的金、宋、元、明、清各代相关史料，确立比较客观的统计原则，对此进行了系统而专门的梳理，指出“见于史籍记载的金末忠义殉节之士数字为 473 人”，远远超过载入《金史·忠义传》的121人。金人的这种舍生救国、杀身成仁的生命价值观与中原王朝呈现出异域同风的道德风尚。

综上所述，在当时中国域内多个政权分立局势下，金朝在北方地区建设包括谥法在内的礼仪制度，推动了北方文明史的进程。虽然制度草创期的金帝谥法比较醇实和简素，但经过列位帝王的不断发展，金代谥法水平逐渐接近唐宋等中原王朝，尤其金朝在继承中国传统谥法精髓的基础上，创制了古雅确当的二字谥词，这是金代谥法超越其他朝代谥法文化的创新之处。总之，女真作为金朝的统治民族，从建国前的嗜酒好杀、“虽父母不辨”的不知礼义者，到制礼作乐的中华文明传承者，这不仅代表金代社会文化的进步程度，而且还可以说是中国北方文明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金代帝王谥法是中国古代华夷同风的具体表现之一，金朝为中国传统礼制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注 释：

① 彭裕商：《谥法探源》，《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 〔宋〕郑樵撰：《通志》卷46《谥一》，中华书局2021年，第603页上。

④ 苗霖霖：《金朝官员谥号考略》，《满族研究》2017年第2期；苗霖霖：《金朝品官谥号考》，《宋史研究论丛》2018年第22辑；刘小玉：《金代帝后上谥制度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下同；刘小玉：《金代皇帝得谥程序和礼仪考析》，《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⑦⑧任文彪点校：《大金集礼》，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8页；同页第五个注释：“‘二十五日’，按前谓二十三日，两处不同。”很明显，校注者是将此年此月的二十五日与二十三日的两次册礼混为一次。就是说，他认为这本来是一个册礼，只是在行礼时间上出现了误记，这等于是将金代追册之礼中的追尊号与追谥号两种截然不同的礼类合二为一。

⑨ 刘小玉：《金代帝后上谥制度研究》，表3-1“金代皇帝葬谥表”，第22页。

⑩ 〔唐〕欧阳询等编纂：《艺文类聚》卷40《礼部·谥》，中华书局1965年，第7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