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 扬

（江苏泰州225300）

三国时期有没有海陵县？清道光年间泰州修志，这是争论的问题之一。《道光泰州志》卷一“建置沿革”载：海陵县“三国时废”，所载与《大清一统志》《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相同。这种说法源出于《宋书·州郡志》：“海陵令，前汉属临淮，后汉、晋属广陵，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按：标点依中华书局点校本）当时激烈抨击《道光泰州志》的《泰州新志刊谬》对“三国时废”严加驳斥，认为三国时海陵县不废，废的只是海陵令。《泰州新志刊谬》云：“《魏志》黄初二年张辽与曹休至海陵；《吴志》吕岱传，广陵海陵人，此皆三国不废海陵之实证。新志（按：指《道光泰州志》）于宋志删去‘令’字，遂疑令废县亦废。并以江淮战争民所不居之数百里即指射阳、海陵、高邮、江都，荒谬极矣。《江南通志》、新府志（按：指《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亦谓三国时废，皆由认令为县，于宋志未加详核耳。”

时间过去达190年，当时争论的意气用事不复存在，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探讨这一问题。

《宋书·州郡志》的记载

三国时期海陵县的存废，没有直接的史料。《三国志》两例，其实并不是三国时海陵县不废的实证。作为行政建制的县虽然不存在了，地方却依旧存在，地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遗弃，指称时仍然可以使用。如民国期间，作为行政区的扬州、泰州已不存在，只有江都县、泰县，但扬州、泰州作为地名一直沿用。《三国志·魏书》条“孙权叛，帝遣辽乘舟，与曹休至海陵，临江。”无法证明“海陵”一定是县名。《三国志·吴书》“吕岱字定公，广陵海陵人也，为郡县吏，避乱南渡”条之“海陵”虽然是县名，但时间在东汉而不是三国，吕岱生于东汉桓帝延熹四年（161），三国鼎立时已近耳顺之年。《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云：“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这个“初”，指的是建安十四年（209），见《三国志·魏书·蒋济传》：“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明年，（济）使于谯，太祖问济曰：‘……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济对曰‘……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太祖不从，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宋书·州郡志》亦云：“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民各还本，故复立焉。”《宋书·州郡志》列出的“三国时废”的海陵及射阳、高邮、江都、盐城等县，无疑与此种情况有关。魏黄初六年（225），魏文帝至江淮，只能“行幸广陵故城”，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说，吴五凤二年（255），才“使卫尉冯朝城广陵，拜将军吴穰为广陵太守”，可见几十年间广陵一直无城无守，十分荒凉。广陵附近的海陵县情况如何虽未见记载，但作为海陵县隶属于的广陵郡都已荒废，海陵县因荒废而不成为一级行政建制是必然的。到目前为止，泰州一带出土的文物既有汉代的，也有晋代的，唯独没有三国时的，正是三国时海陵县县城荒芜、人烟稀少的反映。这些情况可以作为三国时海陵县废的间接证据，这个“废”是因战乱而自行荒废，不是由上级的行政命令如撤销、合并之类而废置。《道光泰州志》等说三国时海陵县废并不错。

《泰州新志刊谬》的记载

《泰州新志刊谬》认为《道光泰州志》错误，关键在于它对《宋书》的理解跟《道光泰州志》不同。《宋书》“海陵令……三国时废”这段话可以有两种句读、两种理解：一种就是如中华书局版《宋书》那样（这也是《泰州新志刊谬》的主张）；另一种是将“海陵”与“令”点断：“海陵。令。前汉属临淮，后汉、晋属广陵，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这样的句读、理解，海陵县三国时当然是废去了，而依前一种句读，可以理解为废去的只是海陵令，即所谓“令废县不废”。但《泰州新志刊谬》的理解显然是不对的。《宋书·州郡志》的体例是各行政区的名称必与该行政区长官的官阶相连，由官阶说明行政区的级别。例如，跟刺史相连的为州，跟太守相连的为郡，跟令相连的为县。行政区名称以下所有内容，官阶、建置等，均是对该行政区所作的说明。“立、侨立、复立、并、废、属”等，是以行政区为对象说的，跟“刺史、太守、令”等无关。否则“海陵令”“属临淮”“属广陵”，以人与行政建制构成上下属关系，殊为不通。不少读史的人，包括中华书局版《宋书》的点校者，都没有理解《宋书·州郡志》的体例，误把“海陵令”作为一个词、一个概念了。再说，如三国时仅仅废去海陵令而海陵县得到保留，几十年间没有行政长官的情况下，又如何行使行政权，如何成为一级行政建制呢？显而易见，两种句读，将“海陵”与“令”断开是对的，而将它们看成一个专有名词是不对的。今天讲述泰州的历史，涉及海陵县时应明确地说，东汉末年以后它就荒废了，魏、吴都没有设官管理，三国时期在行政建置上没有海陵县，直到西晋太康元年（280）平吴后才重新设置。

读书必先明句读，《宋书·州郡志》“海陵”的句读，可以算作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