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戴仁著 赵飞宇译

翻阅近期由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①H.Walravens,Paul Pelliot（1878-1945）.His Life and Works—a Bibliograph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2001.编写的伯希和毕生著述，该书目包含了866 个条目，我们很快便可看到，伯希和终其一生都非常重视对他同代学人的作品撰写书评。实际上，有600多个条目是书评，首先发表于《法国远东学院院刊》（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其次是《亚细亚学报》（Journal asiatique），但主要还是登载于《通报》（T’oung Pao），自1921 年起，直至1945 年去世，伯希和以惊人的效率主持该刊，一开始是与考狄（Henri Cordier）合作，其后独挑大梁，自1937 年起则与戴闻达（J.J.L. Duyvendak）联合主编。这本几乎完全致力于中国研究的刊物中，绝大部分书评都是伯希和所作。他开设“书目”板块和“新书速递”板块，几乎构成了1930-1932年间出版的《通报》的主要内容。1931 年是书评领域多产的一年，有将近300 页的关于177 本书和文章的评论发表，这些评论或以内容丰富的书评形式发表，或更简单地都归入“新书速递”板块。很多文章来自对一部作品或一篇文章的批判阅读之中，伯氏认为其中提出的问题没有解决透彻。比如《善恶两王子故事回鹘文版》，脱胎于阿尔（Clément Huart）的《突厥语和回鹘文版两兄弟佛教故事》译文，这篇文章1914 年出版，共计48 页。此外还有1923 年出版的《中国陶瓷评注》（54 页），从赫瑟林顿（A.L.Hetherington）关于中国陶瓷的一篇文章和一部小书讲起。伯氏的很多遗作，都是名副其实的书稿，实际上源于对文献的细致校订，像《成吉思汗战役史》《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卡尔梅克史评注》和《西藏古代史》。

伯希和最早的著述是一些书评文章，自其入职远东学院就开始发表：1901 年7 篇，1902 年29篇，1903年32篇。随后他返回法国，他的中亚考察进度放缓，甚至有时中断了书评工作，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12 年。这批作品如实的反映了这个时期年轻的伯希和的兴趣点：书评和历史地理。第一篇作品针对古恒（Maurice Courant）编订的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中日韩书籍要目》第一册。伯希和负责建立法国远东学院中文图书馆，尤其对目录学研究兴趣浓厚。（BEFEO1，1901，pp.145-146）他发现国家图书馆藏书的重要缺陷。他写道，这份目录“我们国家图书馆已有的藏书，对我们了解馆藏所没有的书目也非常有帮助”。在其毕生工作中，伯希和对目录学的兴趣始终如一，首先表现为撰写目录学的相关文章，他著名的书评文章《评中国书目》行文分三部分：首先聚焦在中国失传而又在日本重现的珍贵古籍《古逸丛书》（BEFEO2，1902，pp.315-340），其次关于中国律令的思考则受德洛斯塔尔（Deloustal）①R.Deloustal,«La justice dans l’ancien Annam»,BEFEO 8,1908,p.177-220.该文于1911、1912、1913和1919年持续跟进。安南刑法考释的启发，随后又由微席叶（Vissière）②Dans la Revue du Pacifique,15,12（1927）,p.711～725.完善，最后写到陆心源的著作（BEFEO，9，1909，pp.211～249，425～446）。

1901 年伯氏挥就的七篇书评中的最后一篇没有署名，也许是出版商的疏忽，该文火力直指夏德（Friedrich Hirth）的一篇文章和荷兰汉学家施古德（Gustav Schlegel）的两篇论文，施古德与考狄同为《通报》主编。伯希和完成了盂兰盆和盂兰婆佛教术语的考辨工作，他用简洁又大胆的口吻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这个节日是为了养育橡胶树，这是不准确且荒谬的。”这是伯希和第一次加入与施古德的论战，后者在过去的几年里曾与沙畹（Chavannes）唇枪舌战，而沙畹与伯希和私交甚密。第二年，伯希和毫不含糊地展开了关于《交广印度两道考》的论述，以惊人的记忆力同时质疑汉文文献中的古代柬埔寨问题，严厉地批评了施古德出版的《地理注》系列中关于“三佛齐”和“室利佛逝”的考证。伯希和修正了施古德认为盂兰盆节是为养育橡胶树的观点，但是施古德在《通报》上的回应对此并不买账。伯希和给了这位年事已高的同事一记教训（施古德当时年逾六十）。施古德声称伯希和的说辞只是嚼别人嚼过的馒头。为什么他不用自己的注释呢？

施古德先生今天提出巴利语olambo=avalambana（译注：梵语“倒悬”），他还说我的观点和他一样，只不过是他把优先发言权让给了我。（BEFEO2，1902，p.192）

伯希和直截了当地讥讽施古德关于《暹罗学》的看法：

施古德先生1892 年发表说暹罗语nyng，意思是一，即为汉语中的“两”，它在厦门发音为nüng，的确，它的意思是二，“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song 暹罗语中的两，和缅甸语中表示三的t’ong发音相同”。（BEFEO2，1902，p.402）

在《法国远东学院院刊》同一册，也有关于军火和炮弹发明的论述。伯希和对施古德的这一猛烈抨击紧跟其对赞克（Erwin von Zach）发表的书评之后。不过这是两个人互掐的尾声了。可悲的施古德下一年就作古了。

在他前期的书评中，就如同其之后的书评一样，伯希和十分客观地呈现对论著的评价，不带任何夸张的情感，也没有特别不讲情面，除了在对待施古德的时候是例外。相反，他揭露各种错误，还经常列出一个很长的错误清单（甚至将近30页），单看这份错误清单就足以让人们对所评书籍的质量有大致了解。宋嘉铭（Camille Sainson）所著《南诏野史》的翻译就是如此，伯希和对文本进行了重新梳理，他对目录学的使用已经出神入化，他指出史料价值，批评选材不当和译文讹误之处（BEFEO 4，1904，pp.1094-1127）。

这一时期伯希和的兴趣并未局限于中国及其周边邻国的历史，他也关注变革趋近的近代中国。此外伯希和也对中国时政、帝国末期震荡、科举改制和大学创立青睐有加。1903 年4 月～6 月这期的《法国远东学院院刊》中国专栏上（pp.369-372），他指出科举制度命不久矣，嘲笑中国科考士子的命运：

现行大学堂的问题有戏剧性的一面。进士考选依据新政开展。然而，在改革条例中，进士获取官职前应在京师大学堂学习三年，并通过毕业考试。考虑到所谓的京师大学堂学员全部从小男孩中选拔，他们的通信会受审查，他们不能外出超过九个小时，他们严格的学制也强制加入体操课程，私以为最终考试的合格者，往往不只成年人可以做到的，就是老年人也可以，让人担心重蹈覆辙。在这种情况下，仓促的改革是行不通的，并且有可能成为稳健发展的桎梏。

伯希和对鲜活的中国及其改良运动的兴趣在书评中也有所流露。于是，不得不说考狄的《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三卷本。一篇4 页长的评考狄中国著作的投稿被拒，伯希和在此前的基础上扩充了对中国当下和未来的思考，形成一篇24页的文章。考狄对此给予大力支持：1900年八国联军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侵略中国。伯希和分析局势颇为危急，面临守旧势力死灰复燃的危险，要把已经发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考虑在内，要警惕遣日留学生向中国当局吹耳边风。“社会变革如今变成内政工作的成果之一，不只迫于外交形势实施。”（BEFEO3，4，1903，p.715）西方人对中国及其民众的蔑视尤其强烈，在伯希和对欧斯特（Hourst）中尉游记——《蓝色河流的湍流：扬子江上的第一艘法国炮舰行纪》的评述中，他写道：

众所周知，欧洲人眼中的远东地区太“中国化”了。恰恰相反，把中国人看作“最可耻的种族是对人类的侮辱。”（BEFEO5，1，1905，pp.226-228）

彼时正是伯希和与法国亚洲学会成员接触之时，他主持了一场茶话会，亲自写了几篇文章。委员会聚集了一批实业家和致力于榨取中国财富的商贾，他们将为伯希和不久之后将要展开的中亚探险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伯希和与世界精英的交往贯穿他整个职业生涯。他们与反殖民主义者发生了争执，其中包括弗尔南德·法杰内尔（Fernand Farjenel）。

伯希和是个中国通，他的态度保持着一种有分寸的隐晦。但他并不畏缩。他的经验源于1900年义和团围攻北京外国使馆时的所见所闻。他表达的意见是以专家、内行、汉学家的身份，他多次解释他在作品中的角色，特别是与中国学者相比。因此，他在评沙畹所著《〈魏略〉所记西域诸国》的长书评中写道：

我们这个时代有一半人对于工具书类作品的研究，只是把别人做好的东西拿来炒冷饭，而不是我们自身所拥有的成果。反过来，哪怕中国人懂得，并且往往比我们更好地将既定问题相关的文本进行整合，并从校勘和内涵的角度进行讨论，他们也缺乏外部的、地理的、历史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通过中国古代史记述的其他史料解释和厘清。在这儿，欧洲的科学占了上风，这也是为什么任何一个中国人，即使具备所有我们没有的书籍，也无法做出像沙畹那样可观的研究。（BEFEO 6，1-2，1906，pp.368-369）

伯希和对从事汉学研究的西方学者颇为严苛，更不用说他的中国同行，只有极个别例外。在给胡适《中国古代逻辑学的演化》一书所作的书评中，他评论说“迄今在外国语言领域的大部分出版物，这些沾光庚子赔款的中国留学生做的研究缺乏科学价值。胡适先生的新作不可忝为同列。”（T’oung Pao 22，1923，p.309）

伯希和的书评态度并不因为评论对象是其师长，如考狄和沙畹而有所改变，不过我们能体会到伯希和对沙畹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尊敬和仰慕。

一般来说，伯希和在其书评中展现的自信是一种胸有成竹的反映。他总是一语中的，通常并不带有攻击性。对欧内斯特·瓦尔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和沃尔夫冈·伦茨（Wolfgang Lentz）所著《论耶稣在摩尼教中的地位》评道：

恕我直言不讳，两位先生学富五车，使我如沐春风。他们的有效合作值得短期内再出一本作品集。（T’oung Pao25，1928，p.435）

至于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的《吕氏春秋》译本——《吕不韦的春秋》：

在这部作品中我表达了很多意见，这本《吕氏春秋》的评注和研究是建立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但我不想留下一个错误的印象。他是第一个成功翻译完这部令人望而生畏的著作的人，在他之后的人也难以望其项背，他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人。（T’oung Pao27，1930，p.91）

伯希和潜心于汉学的发展。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他的评论是审慎的，但难免也会话里有刺。就像他的《论Comans》一文就是在阅读沃尔夫冈·邦（Wolfgang Bang）和马夸特（J.Marquart）合著的《东突厥语方言研究》中受到启发的：

总是很难总结马夸特先生的工作。他们不是无关紧要的，各种语言信息铺陈开来，假说常常如此冒险，以至于作者自己半途废弃，有时也会迸发真知灼见。书单存在于马夸特自己百科全书式的头脑中。读者可以天马行空，神游上下两千年的历史。几年前，马夸特正是在一本有关贝宁文物的书中重新修订了克特西亚斯对印度的描写。（Journal asiatique，1920，pp.129-130）.

伯希和并不看好这种缺乏严谨性的思想和信息阐述方式。这些人在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时表现得有些业余，或者照搬别人的观点，因此伯希和猛烈抨击了几位作者。其中一位便是菲拉斯特（Paul-Louis-Félix Philastre）（1837-1902），他是《易经》的译者，内尔中尉曾为他作传《菲拉斯特生平与著作》。伯希和可能有点儿严肃了，他将矛头直指菲拉斯特，“这些发现对远东世界来说是革命性的。”后来他放弃《易经》，兴趣转移到儒家经典。伯希和说，这是“中国经典的至暗时刻，晦涩难懂还毫无意义”。随后又补充说。

我很难理解一些学者对艰深文本的偏爱。如果采用哈莱兹的阐释，他们对《易经》的喜爱定会减少。（BEFEO3，3，1903，pp.470-472）.

虽然没有挖苦，伯希和和道格拉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的友情也降到冰点，后者刚刚出版了《大英博物馆藏汉文书目及手稿目录补遗》。他指责大英博物馆的研究员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中文教授，因为他们把中式表达——熏沐（“我焚香洗手”）误以为是作者的名字（BEFEO5，1，1905，p.219）。伯希和对塞缪尔·比尔（Samuel Beal）更加犀利，这位皇家海军牧师专门研究中国佛教、中国僧侣到印度的行纪，并特别翻译了著名的玄奘游记。评论列维（Sylvain Lévi）在1908 年的《亚细亚学报》发表的文章《马鸣，大乘庄严经论及其来源》时，他写道：列维先生说汉学家们“忽视”了比尔先生“因为他为印度学家工作”。事实就是比尔的工作糟糕，而汉学家们对此非常清楚。（BEFEO9，1，1909，p.167 note 1）.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的自负和骄傲在他汉学家的生涯中一以贯之。这两种脾性也是伯希和引发的多次争端的罪魁祸首，“除了所有的学说和宗派”，这种好战的性格展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不喜欢作壁上观。

应该说这些假说和判断的有效性是最有力的支撑，他也乐在其中。中亚考察归来后，伯希和成为一些心怀敌意的人的靶子，财经部图书管理员弗尔南德·法杰内尔（Fernand Farjenel）就是主要的反对者之一，他们对伯希和展开了恶意攻击，伯希和并不为私人恩怨煽风点火，这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他发表了一篇评论法杰内尔载于1902 年的《亚细亚学报》上关于中国玄学的文章（BEFEO2，2，1902，p.409）。若干年后，法杰内尔之徒再度上演攻击沙畹的戏码，这惹恼了伯希和，论战一触即发。伯希和在评沙畹《中国考古的一个误区》时展露了他自己的一点点思考（BEFEO9，2，pp.379-387）。1911年的诉讼使事态发展到最后，伯希和不得不赔偿一笔钱以息事宁人。

但更出格的是伯希和与赞克（Erwin von Zach）之间的激烈交锋。伯希和在北京毫无悬念遇到了赞克，1901-1907 年间赞克以奥匈帝国领事馆外交官的身份客居北京。书评的首轮交手还算彬彬有礼。因为对赞克的导师施古德耿耿于怀，伯希和对赞克也毫不客气。早年施古德和赞克曾在《通报》合作撰文，对此伯希和发表评论：

如果他从未犯错我们无法指责赞克，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抨击不藏着掖着，在任何言辞面前都毫不退缩，他毫不犹豫地给同事扣上了“民科”“怪胎”的帽子。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般来说，他的批评是有充分理由的，不过在他提出的错误中，有些简直是无稽之谈。施古德想要说什么呢：“如果你们想得到他的溢美之词，这就像天上掉馅儿饼”？（BEFEO2，1902，p.409）.

伯希和对赞克的工作极为尊重。对其关于语言的著作《词典大全I》，伯希和说，

这种通用语言，赞克已经研究过了，他能够每天亲自检验听到的语料的价值，出版一部北京话的严肃著作，这将是一件对汉学研究无量的功德。迄今为止的汉学家当中，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从事这项工作。

结语道：

赞克先生就我翻译的《柬埔寨风物考》中的一些评论略着笔墨，我在附录中援引，下次在正文中指出。（BEFEO3，1903，pp.120-121）

赞克继续对伯希和书评的写作，有时是纪要，尤其是他退休之后定居到巴达维亚，在那儿他定期给殖民地期刊《德国卫士》（Die Deutsche Wacht）供稿，读伯希和的作品就能想起赞克的作品。随后，赞克给伯希和的汉语版《善恶因缘经》译文写了一点意见，这个译文是与罗伯特·高第奥（Robert Gauthiot）和埃米尔·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éniste）合作的。伯希和把这些评论原封不动的刊登在《通报》（25，1928，pp.403-413）。同时备注了他自己的评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除了一些有用的评论，我很感激他，赞克先生同时也提出很多评论，我认为不应采纳。另一方面，他几乎没有触及文本中那些晦涩难懂的段落；那些我希望他应该评论的内容。有必要继续深入讨论评论和文本；提出假设，并且必须保持假设的调性。

讨论很快几近于战斗。赞克绝地反击，1928 年6 月，他提出伯希和对唐代诗人李太白的翻译（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译《松花笺》）有问题。伯希和直言欢迎批评指正：

三十年的汉学生涯中，我犯了很多次错误，却一直没有机会纠正。多亏了赞克先生收到这份清单，将敦促我精进写作。（T’oung pao26，1929，p.189）

就在这一年数月之后，伯希和继续放大招，在《通报》上的纪念论文集专栏，有一篇答赞克的文章。伯希和为论战做了一个小结：

在像我们这样的研究中，工作条件如此贫瘠，没有那么多的权威，意见存在分歧是正常的，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讨论并纠正一些问题是有用的。所以我天真地容忍了赞克先生在过去两年里将我置于风口浪尖，为了科学的利益，我对那些已经关闭友好之门的出格写作报以微笑。然而，现在是时候清楚地解释自己了。

赞克认为伯希和的谨小慎微是病态的，肤浅的，暗示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恰恰相反，我从未感到说我错了会很尴尬”，伯希和如是回应，他增加了注解：“当我确实搞错时”。注释的第二部分写于之后，但同时发表，伯希和回击了赞克的控诉，赞克指责伯希和鼠目寸光，没有纠正五年前戴闻达发表在《通报》上的文章中存在的疏漏，他批评伯希和不知收敛的学究气，在所有的文章中都显而易见，使他想起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小说《尤利西斯》（Ulysse）的主人公对大便的描写。伯希和煞费苦心地详细证明了他有争议的假设，并在这句话结束之前，着重强调了贬低者忽视历史资料和语音原则：

赞克先生愚蠢的言行，已经使他不再受人尊重了。他的无礼举动，也使他信誉扫地。《通报》不会再出现任何与赞克先生相关的字眼了。（T’oung Pao26，1929，pp.367-378）.

实际上，即使伯希和不再在《通报》引用任何提及赞克的字眼，随后几年伯希和的大作也继续受到宿敌的关注和研究。

也就是1929 年，伯希和展开了和另一位同事卡尔·汉兹（Carl Hentze）的争论，后者1925 年和萨尔莫尼（Alfred Salmony）一起创办了《亚洲艺术》（Artibus Asiae），可以说，它与1924 年创刊的《亚洲艺术杂志》（Revue des arts asiatiques）同分一杯羹，1928 年①这一直持续到1939年，届时席位由乔治·沙勒（Georges Salles）接手。伯希和担任这份杂志的编委会主任。汉兹在一篇关于中国古玉的书评中写道：从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贝尔氏所藏中国古玉集》到伯希和的《卢芹斋藏中国高古玉器》，再到滨田耕作（Hamada Kosaku）的《有竹斋藏古玉谱》，汉兹尤其质疑伯希和对玉器年代的考证。他将原因直接归结到他的语言能力，“关于玉器包浆的研究缺乏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储备”（Artibus Asiae，1928-1929，pp.98-99）来解决这个问题，“伯希和想要重建年代谱系，但是该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知道伯希和的理论支撑并不可靠，他给我们提出的只是大概年代，他的说法根本没有任何风格分析。”他以讥讽的口吻说“文本是令人相当失望的，这也是出版环境所限。我们可以从精彩插图中汲取珍贵材料得到慰藉。”（同上，p.106）。汉兹攻击伯希和建立在文献学和语文学基础上的方法：

我的确承认，必须重新检视中文著作和文本提供的所有资料。毕竟，我们的方法似乎并非最优。我们增加了混乱。甚至我们过度使用了存疑的事物，沉迷于概率计算，忽略了提出确切原因，这值得吗？我们能否合理地推断日期，以便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谨慎对待意外的收获，保留这种“有待核实的考古学”合适吗？用欧洲不确定性代替中国不准确性应该被认为是博学吗？“Distingo”非常微妙——以科学之名，说变就变！（同上，p.109）

汉兹最后希望汉学成为一项与其他人一起进行的研究，这要归功于日本人的明智分工：“这不是对多元化科学的蔑视，要知道一个人怎能涉猎所有的领域？”（同上，p.110）

打击是沉重的，高呼自己是一名语文学家的伯希和，不会很久不回应的。在《亚洲艺术杂志》（Revue des Arts Asiatiques）（vol.6，1929-1930，p.103-122）中，他写了一封致《亚洲艺术》（Artibus Asiae）联合主编卡尔·汉兹先生的公开信。该信炮轰汉兹。他首先对这个过程提出质疑：“我为不必要的侵略性转变感到遗憾，你对我发表的很多评论有些平庸”，“我很尴尬地说你的文字的主导思想似乎是专门反对我的观点”。然后伯希和回到了正题。通过一系列严谨的、基于文本的论证，伯希和像往常一样声称：

我不假装是考古学家，民族学家，或者其他任何学家，除了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语文学家，除了所有的理论或宗派，我只对结果感兴趣。

这形象地反映了伯希和的态度，他是个单枪匹马的职业语文学家，至少没有师长也没有门生。伯希和不以人类学家自居，但他不无玩笑地说：“然后我跟你讲真心话。你知道，也许我在中国住得够久了，而我想你从未踏足过那片土地。”伯希和耐心地重申了他对科学进步的信念：

先生，您不要觉得我执迷于何种理论，也不要觉得我对批评是不耐烦的。我们都有错，并且将来也会犯错，不过是数量和程度上的不同而已，我一直认为纠正这些错误有科学上的收获，当然我也包括在内。

伯希和被抨击支持“我们大学灌输囿于纸上、傻里傻气的文化”，“个体即兴和空洞批判，根据所有的预测，它不会成什么大气候”，他将汉兹的攻击性与二十年前的法杰内尔作对比。在对这些攻击的回应中，伯希和通常不会就自己发表评论，而是对汉学的未来以及汉学家的培养进行反思、表达意见：

你们深信汉学领域庞杂，应该将其细化。你们提倡改变，或者更确切的说，我作为你们事业上的前辈，我相信，也是生活中的，我已然知晓那些并在你们之前就说过了。但这是我的错，我们在欧洲没有那么多的人来从事中国学研究，我们可以在比如日本寻找这样的人，不过，来者中有一些滥竽充数之人？我曾多次尝试创造一些岗位，某种情况来说我成功了，我一直欢迎新来者，无论他们来自哪里。

于是伯希和首先提出了合理的理由，然后对他的反对派进行了批驳。他首先关心的是汉兹，后者出版了一部关于《随葬陶瓷图像，古代中国民俗和信仰研究材料》的书，其中德国汉学家艾尔克斯（Erkes）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出图书讨论》的书评，他提出综合利用史前史、人类学、社会学、精神分析法解决汉学问题。在他看来，伯希和对待汉兹的态度，仅限于书评的总结为，“书评浓缩成目录，我希望它是出自汉兹先生的本心”。（T’oung Pao27，1930，pp.211-212）伯希和自称是汉学家，他仔细研究了汉兹书中汉学特征，以及书中散布的译文，至少那些不是从顾塞芬神父（Père Couvreur）那里获得的罕见材料。他注意到被错误分开的名字以及地理上的误读，说：“你们赋予了汉学这么多从属学科，先生，并且加入了地理学，或者更谦虚地说向地图请教！”就翻译而言，汉兹引用了章节和页码，引用了他没有读过的中文作品，并且更准确地引用了其他欧洲作者做二道贩子的材料。伯希和剖析了汉兹混淆的翻译段落：

您把地名当人名，把人名当地名，您已经闹了个大笑话。您这是半人马，您别忘了……

从宗教观点来看，您的翻译相去甚远，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是错误的，而且与理性相悖，这与您书中整个章节所用的象征主义背道而驰。

致命一击是成功反击的典例，是大师给的一记教训：

也许您会在我的观察中看到一例这种“空洞的批评”，您估计“根据所有的预测，不会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且我可以用您书中同样的话来回答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我不会这样做。我只想让您心情愉快地感受到，哪一方面是您所谴责的“个人即兴表演”，并告诉您，您的误导性引用和您的无价值翻译并行不悖，您的檄文已被推翻。但是不要以为我在煽动任何针对您的恶意……身为输赢坦然的玩家，做到和平交手。 您研究过史前史，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艺术和宗教比较史学，精神分析法，我相信你的话；但您也知道，要想掌握古汉语，首先得会现代汉语。现在学还来得及。正如我们、我们的前辈所做的那样，自己认真对待，并在别人对你严厉之前严于律己。尽管如此，您也经常会像我们所有人曾经经历过的那样犯错。随着您的进步，您至少会看到您责备我滥用的这些“问号”是多么合理，您会认识到学者的真正态度是从不计较解决方案之“有待核实”，您一定会使自己相信，知识的首要境界就是认识到人所知之有限。

卡尔汉兹在另一篇长篇公开信（32 页）中回应了伯希和的公开信，第二年在安特卫普发表的，伯希和在《亚洲艺术杂志》（vol.6，1929-1930，p.196）中简要概述过。但他认为争议的了结是通过他说的“平稳地和双向地”的方式完成的。赞克一直在观望，并没有立即回应伯希和在《德国卫士》的公开信。

伯希和和另一位专家沉重的笔战不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后一战，这场笔战在几年之后仍然让人不快。那就是和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的对战，福开森是卫理公会的传教士，随后还担任《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编辑，艺术收藏家，在皇室没落之后担任故宫博物院顾问，以及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美国其他几家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品供应商。在一篇题为《项元汴历代名瓷图谱真伪考》的长文中（T’oung Pao32，1936，pp.15-58），伯希和对郭葆昌校注和福开森参订的《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做出评论（北京，觯斋书社，1931 年），或先前就假托这部作品来追溯收藏家项元汴和他的家族族谱，特别指出这份图谱系伪造，《宣德彝器图谱》可能也是伪造，大维德（Pirceval David）爵士1934年曾在《东方陶瓷学会学报》撰文。他说：“一个又一个的迹象都是不可靠的，得益于字据描述和风格启发”。在《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的《汉学笔记》中，福开森发表了一篇书评（vol.67，1936，pp.200-204），他显得很激动。据伯希和考证的谱系，“对于那些懂中文的人来说，这些讨论没什么新意”。他也质疑伯希和对于图谱真实性和项元汴作者身份的观点。出于对福开森和郭葆昌出版的著作的兴趣，伯希和专门研究了插图质量，“版本奢华，而纸张，排版，插图均是觯斋书社最大的礼遇，也就是郭先生的私人印制”，作者们自己发行的一份“精美出版物”。福开森指责他充当宪兵（tirer un hareng saur），关注不切实际的问题。福开森的回复不对伯希和的胃口，伯氏学识广博，断不能容忍如此恶言相向。他也提笔给予福开森猛烈的回击，这些私人攻击堪比重要评论，例如其中说到“人们只觉遗憾，福开森博士没能好好利用他在北京逗留期间积攒的、以及与他合作的中国学者常常交与他的绝佳素材。”伯希和面对福开森的“嘲讽”和“傲慢的讥笑”，厌恶“受到福开森的制衡，而福开森博士毫无制衡之术可言”。伯希和被收藏家的攻击所困扰，他将原因归咎于他所作的是二手工作，他周围的中国学者没有做好资料搜集工作：

合作者们为福开森博士提供的建议总是被优先考虑，但他却没有善加使用……使之满足自身需要，其肤浅和不严谨让人震惊。（T’oung Pao33，1937，pp.91-94）

尽管激烈，但这几场论战个案是伯希和与同行交流的难得例子。确实很少有人冒大不韪质疑他的作品。还必须要说的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是在学术期刊刊载的的书评，而且伯希和在他生前几乎没有出版过一本书。更进一步说，没有综合性著作。正如路易·勒努（Louis Renou）回忆的那样，“他鼓励别人做综合性研究，他自己觉得还没准备好。在他看来，似乎总是需要在方法上下更多功夫，随着他的推进，积累的材料正引导他朝着目标前进。”①L. Renou, « Notice sur la vie et les travaux de M. Paul Pelliot »,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1950，p.143.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分享了一个观点：“他的思想侧写表明他更倾向于研究细节，并且具有极高的精确度和无可比拟的批判意识。”②R.des Rotours,«Paul Pelliot»,Monumenta serica 12,1947,p.275.

通过和法国之外的一些人的学术争鸣，伯希和给我们展示了一些他的个性特征，这是在他的学术文章中不曾见到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