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

一、“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梁启超思想的复杂性

梁启超在投师康有为之后，在万木草堂与其他康门弟子一起研读《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繁露》，因而成为晚清公羊学的追随者。不过，按梁启超的叙述，最令他激动的是康有为的“大同义”，曾决意要宣传而被康有为以时机不成熟而阻止。但是，康梁之间对儒家如何引领当时思想的路径分歧，在康有为集合学生撰作《新学伪经考》时期就已经有所表现：“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10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77页。的确，为了强调公羊学对于“改制”的意义，康有为多有引述纬书，将孔子视为“大地教主”的说法，而这些是梁启超所不能认同的。不过，梁启超的反抗也许并不十分激烈，1897年他去长沙时务学堂开讲，主要内容即是宣传康有为的思想，其中也包括陆九渊、王阳明的哲学和公羊家的思想。(2)苏舆所编的《翼教丛编》中收录有叶德辉批评梁启超《春秋界说》《孟子界说》的文字一篇，其中《春秋界说》主要阐发的还是托古改制等公羊学的思想。可见，在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并没有真正放弃春秋学的观点，可能是不同意大地教主的思想。(参见叶吏部：《正界篇》，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89-94页。)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流亡到日本，接触了日本思想界译介西方的许多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