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珠, 周宇薇

(佳木斯大学 人文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154007)

作为一名出生于东北大地、成长于世纪之交、成名于而立之年的80后作家,班宇在步入文坛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迅速进入大众与专家学者的视野,与有着近似主题与风格的作家双雪涛、郑执并称为“铁西三剑客”“新东北作家群”或“新现实主义作家群”。虽然不论评论家还是作家本人都对该群体的称谓及其定位各执一词,但学界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度之高已形成现象级热点,赋予了其进入文学史书写的可能。但研究倾向于作为“群体”出现的意义和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对包括班宇在内的三位作家个案研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遮蔽;而且对“东北”与“阶级”的集中讨论热情要远远大于对美学风格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有着先锋叙事追求的作家们的美学自觉。近期,有研究者从美学向度的角度探究班宇的创作,王学谦将其概括为“铁西小说的美学魅力”,认为他在书写“人在历史中的巨大隐喻”[1];张学昕认为班宇的东北叙事接续了“荒寒美学”传统,并形成自己的“叙述调性”[2]。然而,此时班宇的第三部短篇小说集《缓步》还未出版,故而二位学者的研究未能串联起其在《缓步》中有意“淡化东北”的情感表达,以及“子辈”成长为“父辈”后生命状态的延续。基于以上问题,本文从美学向度角度出发,整体把握班宇三部短篇小说集的情感表达,破解其“荒寒美学”风格基因编码,爬梳埋藏在故事表象下的精神脉络与灵魂造像。

一

张学昕曾将班宇的东北叙事风格概括为“荒寒美学”,他提到:“我还在班宇小说里,深入地意识并体验到文本所蕴藉的彻骨的‘荒寒’之气,这或许也是东北文学叙事对‘北方’的某种特别的情感链接。”[2]他认为班宇在叙事过程中所呈现的“荒寒感”接续了萧红、迟子建等北方作家的审美路径,并以《冬泳》《逍遥游》《肃杀》等文本探究班宇创作中的寒意与萧瑟。然而,作为班宇小说中叙事背景的“东北”与其所呈现的“荒寒”之气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联系?这种“荒寒美学”特征是通过何种叙述贯彻于其创作的始终?在带有“走出东北”倾向的《缓步》中,“荒寒美学”是否转向了新的美学样态?这为班宇的叙事带来了怎样新的质素?对当下作家写作的启示是什么?种种疑问意味着班宇叙事的“荒寒美学”风格仍具备继续解读、深度探讨的可能性与价值。

纵观班宇的写作历程,挖掘其小说的精神内核,的确离不开东北这一精神地标。“作家自身作为原国营工厂工人子弟(‘80后东北作家群体’的普遍出身)从童年走向成人的情感结构形成过程,前者如此深刻地影响了后者,后者如此内在地回应着前者”[3]。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在作家开始写作后,“东北”自然而然成了一块血地,隐匿于班宇创作的最初也最持久的原始基因中,构成其叙述的“精神内核”。那么“东北”是如何深刻影响了班宇的创作并为之带来“荒寒”气息呢?

可以说,这种“荒寒”一方面源于自然环境的苦寒,源于这片极寒之地在漫长冬季里的冰封千里、万物凋零之境,另一方面更多源自东北历史悲剧带来的沧桑与悲凉之感。东北的工业规模曾居亚洲第一,而班宇出生的沈阳铁西区更被誉为“中国重型工业的摇篮”,数百个“新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诞生于此。然而命运的齿轮顺应时代而转动,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几十万人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无数下岗工人的命运汇聚成一滴滴苦涩的泪,无声地埋进这片沉默而厚重的黑土。这片土地因承载了太多苦难而沧桑寡言,因吸纳了过多痛苦而悲凉萧瑟。而班宇作为有着强烈历史感的“子一代”,对父辈历史、对城市历史回望、追溯,在心底升起在大时代变迁、改革阵痛下个人命运悲渺的那份无力感、悲怆感,将历史上东北作家的“荒寒”之气接续,并形成极具时代特征和个人气质的“荒寒”“苍凉”。不论是书写东北还是暂时跳脱出东北,这种整体性的“悲怆冷感”始终贯穿于班宇叙事的始终,构成其小说中不可或缺的美学元素。它是《盘锦豹子》中,孙旭庭提刀大喝,如豹般冲出,对着尘土和虚无,对着人世间嘶喊后的力竭;是《逍遥游》中,身患尿毒症靠透析维持生命的年轻少女许玲玲面对友情和爱情双重背叛后,回家等在父亲门外时仍未结束的冬季。由此,东北作为班宇的出生与成长之地,赋予他的不仅是不竭的叙事空间与叙事动力,同样也带给他荒寒凛冽的精神内核与叙事基调,这是生存在极北苦寒之地的人们维持生命力的血脉基因,是漫长岁月中东北人血脉的传承。读班宇的文字,宛如黑夜中乘坐一辆平缓的雪国列车,冬季的寒风呼啸着刮过面庞,带给人一种粗粝的、刺骨的痛感。

除了“沧桑”“悲凉”之外,特定历史背景下普遍落后于时代的北方工业城市所独具的“废墟感”和“铁锈味儿”也成为班宇的“荒寒美学”中不可或缺的美学元素。他曾在一次对谈中提到:“对于我的小说创作来说,‘铁西区’首先是一个我的创作背景和创作环境,毕竟我的个人记忆很多都是在铁西区完成的,包括童年和少年时期,还有一部分青年时期。我虽然没有以自己的身份经历过国企转型的变革,但是我的家庭、我的父母、父母的朋友都是亲历者。所以,在我的作品里,或者说在我的所有小说里有一半都会涉及下岗或者铁西区这样的类似背景。”[4]在铁西区的大背景下“巨型机械”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它是现代化、工业化的产物,曾作为“力与美的工业建设景观”出现在工业题材小说中,代表着北方工业城市曾经的辉煌,然而在班宇的笔下,曾经象征着科技与进步的意象如今表征的却是锈迹斑斑的历史“伤痕”。由此,班宇虽然未在文本中过多言明历史巨变前的生活,但正是因为这种现实的巨大反差形成的美学表达,更加凸显出人们在面对时代巨变时的茫然无措。

钢铁的“废墟”意象与氛围隐喻着班宇式的、带着“铁锈味儿”的“无与伦比的悲壮与美”。我们看到,在《盘锦豹子》中“我”的姑父孙旭庭为了争取更好的生活环境,自费去北京学习,费力弄清了厂长花大价钱买来的“出口转内销”的落伍巨型机器的运作原理,可厂长却将其所有的努力据为己有,孙旭庭们的功劳被一笔抹杀。更值得讽刺也极具隐喻意味的是,孙旭庭不仅没有要到房子,还被自己亲手组装的鲍德海牌印刷机卷进了半个胳膊,从此他的人生也像这台落后的机器般走向落后与失败。班宇用这台笨重又落后的巨型机械隐喻孙旭庭生了锈的生命轨迹。《梯形夕阳》中的小伙毕业后,在变压器厂大批裁员时进入销售科,而销售科却没有任何销售任务,只能机械地背诵根本派不上用场的销售知识,而此时的变压器厂早已入不敷出。后来几经周折帮厂里要回的救命钱也被科长和秘书无情卷走,独留他一人彷徨无路。不论是印刷厂里“落伍的巨大机械”还是变压器厂中“卖不去的、积压如山的机械”,班宇通过这种锈迹斑斑的表征,真正表达的是鲜活生命面对时代巨变的洪流时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机械是巨大的、冷硬的、无情的,同时它也是先进的、更迭的、不断升级的。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庞大的机械不仅是车间的工具,也是一朝骤变的政策、是无力抗拒的洪流、是汹涌而来的现代化,它象征着一切与以往生活不同的不可控元素。面对这些不可控,他们尝试去抵抗、努力去斗争,但结果却还是以失败告终。还有什么能比年轻鲜活、充满斗志的生命,通过自身奋斗依旧无法抵抗命运的残酷而更显“荒寒”呢?正如年轻时的盘锦豹子孙旭庭第一次来“我”家时“满面红光、精神十足”,而中年的他被生活挤压至发出豹子般的吼叫。而那位刚毕业就进厂的年轻人,本以为自己会帮助厂子渡过这次难关,结果却落得一无所有的下场。班宇的文字是冰冷的、残忍的,他平静叙述着生命个体在国企改制镇痛中必然面临徒劳无功的一个个故事,勾勒出一条条命运跌入谷底的痕迹。

不得不引起注意的是,除弥漫于文本各处的“巨型机械”之外,班宇总会将故事的结尾放置于一个“水”与“黑暗”相融的“水底暗世界”中,也是在这样的意象里,班宇完成了对人物的建构,也完成了他对自我的审视。

“我一头扎进水中,也想从此消失,出乎意料的是,明渠里的水比看起来要更加清澈,竟然有酒的味道,甘醇浓烈,直冲头顶,令人迷醉,我的双眼刺痛,不断流出泪水。黑暗极大……”[5]107

“地上的水渍不断扩张,仿佛有人从池中上岸,周身湿漉,立于面前……光暗下来,灰鸟飞去,万物宁静……”[6]30

“总要逝去,也必将逝去,尽管此时,它正如凌晨里悄然而至的白色帆船,掠过云雾,行于水上,将无声的黑暗遗落在后面。”[7]74

“这种大洪水想象,直接表征了大时代变化中惘惘的威胁感,而他所写到的人物故事则已经是‘生活在水底’了——实际上与其说那些人物生活在水底,毋宁说写作者感觉他们生活在水底,也即叙述者所处时代的公众普遍情绪中的安全感匮乏。”[8]刘大先认为班宇通过“水”意象来隐喻生活的不安与威胁,这种不安全感不只是故事中人物的生活状态,也是叙述者所处时代的公众普遍情绪。当代文学史上,不乏作家用“水”或“黑暗”的意象来构筑自己的美学世界。然而,班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水”与“暗”巧妙融为了一体,并在这种情境中给予人物以结局,这使班宇笔下的“东北叙事”和“走出东北”的故事翻陈出新,注入新的艺术活力和生命,由此构成独特的美学表达。在他的文本中“水”与“暗”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水”的深处本就是冰冷的,班宇却在这份冰冷中遇见了“黑暗”,这使他叙事的“荒寒”更提升了一个层次,并进入到一个超现实的境界中。《冬泳》中“我扎入水中”后不仅看到了黑暗,而后又看到了星系、雪、幻影与一位死去一年之久的老者。这种书写中“黑暗”也成了一种不真实的幻影,而这种不真实是“未知的答案”,也是“无限的留白”。

班宇找到了一种极妙的表达方式,用水与暗等自然的幻影构筑了一个看似虚构、却恰恰最能与现实世界接轨的“水底暗世界”,这种对“水”与“暗”相融的超现实描写存在于班宇的大部分故事结局中。水底暗世界,链接的是“星系”“雪”“幻影”这样的希望与美好,尽管虚幻,但毕竟是可能抵达或可以憧憬的未来。他曾说:“结局是作家的终点,也是阅读者的终点,但并不是所有人与事物的终点。”[9]于是,班宇在这种情境中给予了人物以结局。这样的结局是无限的空间与留白,是人物自身的成长与痛楚,是作家自己的反思与自省,同时也是读者的文学探索与多元解读。从这个角度来说,班宇或许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小说叙事美学,使他的小说既具有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风格,又带有形而上的现代主义色彩。

可以说,班宇始终是善良的,即使“黑暗极大”[5]107,但他仍然选择“将无声的黑暗遗落在后面”[7]74。正如《漫长的季节》中范伟所饰演的桦林钢铁厂火车司机王响在最后一个镜头中对着那辆自己年轻时驾驶的火车大喊:“要往前看,别回头!”“别回头”是即便王响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生,但依然相信前方充满了光明,班宇选择了将黑暗遗落在后面,相信前方迎接人们的一定是光明。

二

正是因为身处极寒才会孕育出向阳的种子,正是因为承载了太多的苦难才孕育出强大的内心。班宇尽管在“水”与“黑暗”的交融中延续了其一贯的“荒寒”风格,但这种“荒寒”并不是一贯到底的“荒寒”,他仍然将温情的一面留有余地。作为为时代洪流裹挟下的困顿人群正名的记录者,班宇在文本中自然而然流露出了浪漫、洒脱与温情的特质,他善于在生活的一地鸡毛中捡拾蓬勃的力量,在众生皆苦的迷雾中探求生命的本真,在支离破碎的境遇中寻找诗意,在缓缓流淌的温情中探求独属于自我对世界认知的美学表达。

班宇笔下的人物是渺小的、脆弱的,但同时他们也是坚韧的、不屈的。或许是因为长久的忍耐与压抑,他们的温情往往会爆发出意想不到的激烈,这是对命运的抗争和呐喊。在这些人物群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盘锦豹子》中“我”的姑父孙旭庭,他经历了父母去世、手臂受伤、失去爱情、丢掉事业等一系列生活打击,最后连家里父母留下的房子也差点没有守住。文本中先后出现了两次“奋力的嚎叫”,一次是孙旭庭父亲去世摔盆时人们对他的激励与鼓劲儿,一次是面对他人侵犯领地时孙旭庭自己的呐喊与怒吼。

“后面等待的人群里忽然爆发出几声浑朴而雄厚的外地口音叫喊,豹子,豹子,碎了它,豹子。开始是零星的几声,像是在开玩笑,但其中也不乏热忱与真诚,然后是更多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嚎着为他鼓劲儿,豹子,能耐呢,操,豹子,使劲砸,豹子,豹子。到了最后,连我爸也跟着喊,豹子,盘锦豹子,他妈的给我砸。”[5]31

这一幕带来的震撼与触动是那么的真实与持久,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原来是那么的真切和感人至深!孙旭庭砸的是什么?人群在嚎叫着什么?大家在愤怒着什么?随着孙旭庭用力向下一掷,伴随着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是他在向命运的无常、向人世的艰辛发出一声怒吼,是芸芸众生对人生苦难、命途多舛的发泄与愤怒,是“被遗弃”“被侮辱”的“溺水者们”对宿命发出的向死而生的质疑与不甘!这是鲜活生命的勃发,是火焰燃烧的壮烈,这一砸、一喊和一声巨响是充满血性的如豹般的反击与抵抗。而这种血性正是深埋于东北人血脉中的精神内核,同时也是现代人渴望已久的、极为罕见的、极具东北特质的刚毅顽强。

“孙旭庭昂起头颅,挺着脖子奋力嘶喊,向着尘土与虚无,以及浮在半空中的万事万物,那声音生疏并且凄厉,像信一样,它也能传至很远的地方,在彩票站,印刷厂,派出所,独身宿舍,或者他并不遥远的家乡里,都会有它的阵阵回响。”[5]44

面对他人对自己终于平静了的生活的侵犯,面对自己生命最后的底线,这个一向老实、生活朴素、隐忍不发的男人终于向苦痛的生活伸出了他豹子般的利爪,对着这个虚无的世界、对着一切的不公、对着忍耐了许久也压抑了许久的苦痛发出奋力的、充满血性的嘶喊。孙旭庭在文中被叫作盘锦豹子,东北又何尝不是中国之豹。这里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在建国初期曾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将整块版图视为草原,那建国初期的东北何尝不是一只迅猛矫健、威风凛凛的丛林之豹。然而现实之锤却将这只蓄势待发的丛林之豹缓慢地锤成了一头不知所措、疲惫不堪的衰朽之豹。

班宇的创作是对过去的回望,也是正视历史遗留问题的当下反思、是对未来展望的情怀。班宇小说的感动之处在于,他在残忍的笔触中仍会保留温情,在寒冷的冰山背后始终流淌着柔软的河流。这是一种班宇式的浪漫,亦是一种慈悲的温情。这种浪漫与温情构成的美学意味主要体现在对于人与人之间“情”的描写,这种情感弥漫在漫天飞舞的萧索中、掩藏在大雪皑皑的季节里。即便荒寒如《肃杀》,这种人间温情仍然充盈在故事的每个角落:肖树斌和我爸对足球的热爱是情;我爸对我妈病倒时的不离不弃与悉心照料是情;我爸对肖树斌偷走了用买断工龄的钱买来的二手摩托车的既往不咎与无声谅解也是情。苦难中的温情比任何时候都更显可贵,对于同样遭遇不幸的人的体谅是源自根植于内心的善良,正是这份善良的温情暖化了冰山,也打动了读者。《枪墓》则体现了二婚重组家庭孙少军与吴红之间的情谊。经商失败、赌博、离婚、丧父等一系列人生败笔带走了孙少军的少年稚气,当他想要浪子回头和吴红好好过日子时,现实的打击却再次摧毁了这个家庭短暂的幸福。非法贩卖鞭炮引发火灾被罚,家底近乎被掏空。吴红在火车站拉脚时被送进收容所,饱受侵犯染上病痛,而家中已一无所有。即便如此,二人仍然没有放弃彼此。作为被时代洪流裹挟下微不足道的一员,人与人之间相互取暖般的自救宛如雪中送炭,珍贵异常,哪怕火光微弱、无济于事。虽然孙少军最终手染鲜血,走上犯罪的道路,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甘的挣扎与互相守护的爱意是无法被残酷的现实轻易消解的。

除了“血性爆发”之鲜活与“雪中送炭”之可贵外,班宇也擅长用“父与子”的情感去消解现实的苦难。“父与子”跨代“感同身受”的情意表达,纵向贯穿于班宇的整个创作中。有学者认为“双雪涛、班宇、郑执这批作家的写作不是单纯的现实主义写作,不是像一面镜子似地记录父辈的时代,而更像是两面镜子,在‘父—子’两代镜面的彼此映射中,生成一种寓言性的写作。”[10]的确,命运的重复犹如循环的诅咒,没有什么比复刻父辈当年的痛楚更能令人抵达精神荒寒的深处。同样支离破碎的婚姻、同样坎坷低迷的事业、同样难以言喻的精神困境。当“子一代”成长为“父辈”时才骤然发觉人生不过是代代相传的无奈与困苦,被困在迷雾中的人们原来都有着相似疤痕。就像《枪墓》内外叙事中子辈与父辈命运的重叠,班宇用《双河》《缓步》《于洪》中“我”的精神困境,与《盘锦豹子》《空中道路》《枪墓》中“父辈”的苦痛挣扎相对应,形成互文式大文本,宿命般的轮回宛如一场虚无的寓言,在生命无限的成长与延续中充分展现。

值得注意的是,笑看人生坎坷的幽默与淡然同样也是班宇对于苦难中温情的一种美学表达。超然的心境让班宇在叙述中常常用幽默的表达去化解苦痛,在那些如山般倾倒的重压下,轻飘幽默的对话式语言消解了苦难带来的恐惧与荒凉之感。

“他说,没啥,她见我眼熟,问我认不认识以前一个同事,干喷漆的,爱养鸽子,消失两年了,我上哪儿记得那些事儿去,下岗都多少年了,哪家鸽子烤得好,问问我还行。”[7]101

“我说,好贺儿,你是今天过生日不,来瞅一眼。他说,瞅我干啥,瞻仰遗容啊。”[7]256

“老孙顿了顿,继续说道:‘赌,咱不怕。但你得赢啊,他可倒好,输个干净。输就输了吧,输完你就回家呗……人没了,找不到了。上派出所问了,人家说了,男人么,生而自由,不给挂失。’”[5]223

李陀在讨论班宇的文学语言时曾提到:“他把大量的东北日常口语,俚语、谚语、土话,还有方言特有的修辞方式和修辞习惯,都融入了叙事和对话,形成一种既带有浓厚的东北风味,又充满着改革时代特有气息的叙述语言”[11]。正是因为在人物对白中融入了东北方言特有的习惯方式,使得故事中原本严肃而禁忌的话题化为一句“自嘲”式的幽默。班宇通过这种手法使人物生动而鲜活的同时,降低了历史话题沉重性,充分显示出东北人特有的豁达与率性。《工人村中》赌博又失踪的“男人”原本是一个家庭的悲剧,在班宇笔下却化为“生而自由,不给挂失”的幽默。这种“冷不丁”的幽默感与冷峻萧瑟、严谨文雅的文风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比,由此形成了班宇独树一帜的东北幽默语言风格,并在迥然的反差中产生巨大张力。作为社会症候的寓言式反映,班宇在幽默表达中体现了“溺水者们”对生活独有的见解与潇洒的态度,这是面对困境时逆流而上的生活态度,是创伤困境中的自我救赎,也是东北人民笑对苦痛折磨时的人生智慧,是举重若轻的“东北美学”。

三

回望班宇的创作之路,与其将他的短篇小说集拆分割裂,本文更愿意将其合在一起视为一部长篇小说或者一个人的成长史。从这种视阈出发,《冬泳》像是一位略微早熟的高中生,真实、坦诚、纯粹、锋利、血气方刚、充满肃杀之气但又略显稚嫩,宛如刚出鞘的利剑,锋芒毕露令人惊艳。《逍遥游》则是一名技能娴熟的毕业生,与前者相比更多了一些驾轻就熟,同时面对多元的社会与文化,在不断地进行新的探索与尝试。而《缓步》则是被生活驯服的中年男人,有着体谅众生皆苦的敦厚扎实,也有着无处遁形的中年呓语。实际上,班宇迈入文坛不过八年时间,在这八年中他不断超越自我、不断探索更新,不断在文学界、影视界刷新自己的阈值,带给读者以及观众越来越多的惊喜。而这,要追溯到作家的丰富人生经历。回顾班宇的写作缘起,多重因素成就了其美学风格的生成。国企改制下的社会震荡与历史悲剧是他文学书写中不竭的叙事动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政策带来的多元文化碰撞以及20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先锋文学探索对其青少年时期的文学萌芽产生深远影响,十余年的乐评生涯、古文编辑以及翻译经历奠定了其深厚的文字功底,对音乐、古文和外文的熟悉和感悟力促使班宇形成短促又富有节奏的语言风格与诗性的文学氛围,对摇滚乐的热爱与追求使他的文字有如摇滚精神般自由无畏。独特的人生经历赋予班宇超越年龄的深邃与成熟,也使得其创作命题有着直指人心的叩问,在东北叙事中构筑了荒寒与温情交织的美学力量。而这种美学表达在《缓步》中又有着怎样的转向?

在由王德威、宋伟杰主持的《讲好东北故事?班宇谈小说》国际论坛中,宋伟杰指出班宇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刚好对应了“水、陆、空”三种文学向度,展演了三套文学动作。按照这种说法来讲,《缓步》代表的不是“水”或“空”,而是“陆”。“陆”既可以是一个名词,也可以是一种状态。这部短篇小说的状态的确如它的题目一样,少了一些挣扎求生的无望和冲刺奋进的劲头,更多的是一种慢行于陆地的生活态度和艰难踱步的人生困境。在《缓步》中,班宇犹如一名匠人不断锤炼自己的技艺般,有意远离那些已驾轻就熟的题材。他不再过多在“父一代”的影子中投射“子一代”的精神愿景,转而构建当代人内心的自我重组与自我投影,这种叙事的转变呈现出了班宇的勇敢和突破。在刨除了东北的宏观地域背景下,在除却了父辈的历史隐喻后,班宇带给我们的是什么?

张学昕曾提出“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学是‘偏见’的产物,写作是对作家个人判断力、想象力和表现力的挑战,文本所呈现、涉及的,定然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心理和灵魂的状况”[12]。由此,班宇文风与主题的转变本身就是一种时代的寓言,也是当代人内心世界与精神困顿在文学上的投影。不同于《冬泳》和《逍遥游》中上一代人面对时代洪流时的挣扎求生、艰难探索,《缓步》中的人物则更多体现了随波逐流的麻木和缺失血性的漠然。班宇始终将这种自省的目光投向人类的精神困境,只不过这种困境在不同的境遇下表现为不同的形态。作家有意地远离了东北、远离了上一代,从而构筑更加广阔的、属于当代人的精神气质。正如班宇所言:“我小说中的大部分细节就是源自我的记忆,不只是我自己的记忆,也有别人的记忆。比如我父母在讲述这些记忆时,会忽然流露出某个细节,我觉得这个细节也许在某个故事中起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就会把它记录下来,用在作品中。”[13]正是出于这种真诚的写作出发点与情感表达,使班宇笔下人物的精神困境往往令人有近在咫尺之感。

不得不说的是,在其最新的短篇小说集《缓步》中,班宇的美学表达已脱离了“国企改制”这一宏大历史时期的约束,在除却了“东北”的地域标志后,将源自东北的荒寒与温情交织的美学表达转化为埋藏在文本底部的整体“精神气质”,投射在当代生活更为日常的物象符号中。这是班宇从“宏大”到“日常”的一次转向,同时也是从“地域”到“时代”的一次探索。这种“向日常物象符号的投影”,在《缓步》中是“语法粗暴,无视差异性”“意味着无人生还”的滚筒洗衣机,在《透视法》中是“每走过七格,便会倒退一格,再往前走”的破旧石英钟;在《漫长的季节》中是在落选的设计比赛中获得的作为鼓励奖的“散发着一股樟脑丸味道”的两套泳衣。不论是“洗衣机”“石英钟”还是“泳衣”,它们都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品。而班宇将文本的整体情绪投射在这些充斥在我们身边最容易被忽略的物件,在这些物件上琢磨、雕刻出独属于自己的叙事调性。恰恰是在这些小物件身上,我们可以探索出作家未言明的文本留白。例如《缓步》中的单亲父亲在给女儿木木洗婴儿服的过程中悟出一套“洗衣机法则”,不难想象,这种哲思就来自“父亲”对洗衣机流程的熟悉程度,来自每天带娃的温情父爱的表达,但同时也来自文本中未细说的婚姻关系的破灭和女儿木木母爱的缺失。所以在“我”眼里,洗衣机在洗女儿日常衣服的同时也意味着“粗暴至极”和“无人生还”,而真正令“我”感到“被粗暴”和“被吞噬”的,当然并非是一个小小的洗衣机,而是这种对重复性人生的厌倦与对破败婚姻的无望。“对物象的选择即意味着他基于自身对生活、对人性、对存在世界的认知,所作出的一种审美判断。这判断中不乏理性的考量,含有技术的成分,但好的短篇小说则应是‘技’与‘意’的融和互渗,物象修辞契合人物,同样也是从作家灵魂深处流淌出的生命旋律的主调,心灵舞蹈的灵魂。作家通过物象修辞,与他笔下人物一起完成生命、心灵的协奏与共舞。”[14]毫无疑问,班宇是敏感而细致的,他选择这些随处可见的日常符号,经过“技”与“意”的双重考量,为其赋予独特的“温情”与“荒寒”属性。这一方面是对其笔下各色人物内心压抑、荒凉情绪的镜像投射,另一方面也是作家自己借助对日常物象的思索、追问与质询中完成的美学表达。应该说,这种在稳定生活时陷入的精神绝境,无疑比“时代巨变”下物质的匮乏更显“荒寒”。

不同于班宇前两部短篇小说叙述的个人在面对社会巨变时所迸发出的强烈血性与冲击,《缓步》中的人物不再以“下岗工人”的状态呈现,然而经济的拮据、身体的残疾、家庭的破灭和人与人情感的淡漠依然在吞噬着人的血性与激情,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消耗了生命的鲜活和璀璨,整体呈现出更加“荒寒”的氛围与调性。文本中的男主人公在向自己未来妻子小林介绍自己时说到“离家上学,顺利毕业,在台里实习,签合同转正,上班下班,被拖欠工资”,寥寥数语概括的是平凡人“荒寒”的人生状态。主人公“间歇性跛行”的病痛、妻子小林丧失的听力、生意寡淡的“理发店”、混不上编制的工作和离异独自带娃的孤寂等,整体渲染出一幅郁郁不得志的人生图景,而这幅图景中勾勒的是在生活苦海中艰难挣扎求生的每一个平凡人。如果说《盘锦豹子》中的“我”与孙旭庭、《空中道路》中的“我”与班立新、《枪墓》中的“我”与孙少军,这些文本是从“子一代”视角出发,对“父一代”的回望与记录。那么在《缓步》中,则更多体现的是当年“子一代”成长为“父辈”后生命状态的延续。“这种记录不是镜子式的现实主义,他们作品中不是只有一面镜子,而是有两面镜子:‘父一代’的命运是一面镜子,‘子一代’的生活是另一面镜子,东北文艺复兴的文学,就在这两面镜子不断地彼此映射之中,生成一种寓言式的结构。”[15]也就是说,即便脱离了那个特定年代的特殊事件后,“子一代”的迷惘与困境依然在延续,在这种“父与子”两面镜子的对照映射中,有着寓言式的警醒与寓意。而这里的“子一代”已经不再受地域的限制与血脉的继承,班宇不再局限于对“父辈”生活的回望,而上升到了对当下现代人步入真实社会时生存状态的关注,表达的是整整一代人共性的精神困境与个性迷失。

除此之外,班宇在《缓步》中深化了对“子一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探索,这集中表现为温情的淡漠与遗失。在创作《逍遥游》时对于这种人与人情感间的淡漠与疏远也有初步的涉猎与探索。在《逍遥游》中班宇写道:“人与人之间就是如此,相互努力维系着,鼓励对方多走几步,仿佛一直走下去,就能到达终点,答案也就在那里。”[6]222文本中身患重病的许玲玲和老同学谭娜、暧昧对象赵东阳相互依靠、共同取暖,早已不在一起生活的年迈父亲也为了维持女儿的生命而选择抛弃尊严、辛勤打工。初读文章或许会被其中洋溢着亲情、爱情、友情之间的温情而打动,然而在短暂的温情过后,许玲玲亲历了朋友背叛的尴尬,仓皇回家后又因发现父亲的幽会而躲在倒骑驴的棉被中独自取暖。谭娜与赵东阳的结合,父亲对饭店服务员的追求,都让病号许玲玲感到被世界遗弃的难堪。尽管如此,此时的班宇对于人与人情感还是持有积极态度,认为人们之间的“相互努力”和“鼓励”还是会“维系”下去并“到达终点”。然而班宇在《于洪》中对于人与人之间情感淡漠的书写则进入到下一个层级,他写道:“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就是这么难,都在一个环境不行,有共同经验不行,再加上血缘关系,也还是不行。”[7]133“人与人之间,没那么亲密,花了不少力气,想往一起走,还是不行,以前不理解,现在体会过了,就能明白一些。”[7]151他在这里用了两次“不行”、两次“还是不行”塑造了一段努力靠近却又最终相互疏远的亲密关系,这种失败的亲密关系背后是当代人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困惑与迷惘。班宇对时代发展趋势的感知,对人在面对困境时的状态是异常敏感的,在科技迅猛发展、现代化持续推进的当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随着城市文明的推进而逐渐拉大,这种对于现实的残酷揭露同样也是班宇小说风格的一贯延续,这是作家对时代、对社会、对文化的理性反思与哲学审视。

不论是“书写东北”还是“走出东北”,班宇既写出了国企改制下工人群体的命运骤变,也展现了现代人面对现代化进程的精神迷惘,揭示出千百年来人类历史循环往复的命运悲剧与精神困境。他始终将目光投注到生活洪流中挣扎求生的“平凡人”身上,用荒寒与温情交织的美学表达探索人物在困境中的种种生存与精神面向。如果说东北指向的是时代的寓言,那么正是班宇写下的这日常点滴,正是这冷与暖、情与水铸就的时代之书,使人们从历史窥见的狭小中迸发出无限的光亮与热度。这正是文学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