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鼎

(1.贵阳孔学堂 高等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25;2.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博士作为朝廷设置的官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后经过秦汉王朝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博士制度。《宋书·百官志》载:“博士,班固云秦官。史臣案:六国时往往有博士,掌通古今。”[1]1228宋人祝穆的《事文类聚》也记载:“历代沿革,六国时有博士,掌通古今。”[2]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博士并没有固定的编制和职掌,仅负责保管文献档案,编撰著述,参加朝廷集议以及兼备君主咨询顾问,并没有承担后世博士学官传授学问、培养人才的职责。

考诸有关文献,可知春秋战国时鲁、宋、魏、齐、郑均设置过“博士”。如《史记·循吏列传》载:“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弟为鲁相。”[3]3101《史记·龟策列传》记载春秋时宋元王有“博士卫平”[3]3229。《汉书·贾山传》载:“贾山,颍川人也。祖父袪,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4]2327《战国策·赵策》谓:“郑同北见赵王。赵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5]按郑同为郑国人。郑国位于赵国南方,因而赵王谓其为“南方之博士”。

秦王朝统一全国后,继承了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博士制度。《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3]254可知秦代确实设置有博士官,比如济南人伏生、齐人淳于越、叔孙通等均曾担任秦王朝的“博士”。

汉承秦制,继承发展了秦代的博士制度。秦与汉初的博士构成较为复杂,既有儒生担任博士,更有诸子百家担任博士。正如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所说:“(孝文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4]1969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汉代的博士制度也为之一变:只设立五经博士,而罢免诸子传记博士。亦即博士官只能由通经的儒生担任,其他诸子百家皆无充任博士的资格。于是使儒学取得独尊的国学地位,使儒家典籍成为法定的经典。

汉武帝改革博士制度,专设五经博士。由于三礼中的《周礼》与《礼记》不在五经之列,因而只有《仪礼》立于学官,设置博士,而《周礼》与《礼记》均不得立于学官,未曾设置博士。这种状况终两汉之世不曾改变(其中只有《周礼》曾在新莽时一度立为博士,但东汉复辟后自然废罢)。

三国时期,随着政治文化格局的变化和《周礼》《礼记》学术地位的提升,《周礼》与《礼记》两部礼学经典终于取得了与《仪礼》分庭抗礼的地位,也被立于学官设置了博士。笔者拟在本文中对两汉三国时期三礼学博士的设置情况分别加以考察和论述。

一、两汉《仪礼》学博士的设置

西汉初期废除挟书之律,发展文教事业,并承秦代之制,依旧设博士一职。文帝时曾下诏要求各郡“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4]116。赵岐评价说:“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6]

汉武帝时,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建议:“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4]2512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并诏令公孙弘设立太学。其诏曰:“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3]3119

而公孙弘上书建议:“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3]3119于是汉武帝始立五经博士之制,并制定了考课取士之法。此后,博士之职权日益崇重,对有汉一代的学界和政界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西汉五经博士的设置情况,《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4]3620-3621其中的“《礼》后”的《礼》是指《仪礼》十七篇;“后”则是指礼学家后仓。由此可知汉武帝初设五经博士时,《仪礼》学博士只有后仓一人。

《汉书·儒林传》又记载汉宣帝时增设五经博士的设置情况说:“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榖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4]3620-3621

根据《汉书·儒林传》这段记述,汉宣帝时在后仓之外又增设了戴德与戴圣两家礼学博士。这段记述与其他有关文献似有矛盾,当属误记(详见下文)。

汉宣帝时为了统一儒家学说,于甘露三年召集萧望之、刘向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史称石渠阁会议。参加石渠阁会议的礼学代表有戴圣和闻人通汉。《汉书·儒林传》关于戴圣和闻人通汉与会时的身份情况是这样记载的:“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4]3615

由此可知戴圣是以“博士”的身份参加会议;而闻人通汉是以“太子舍人”的身份参加会议。石渠阁会议除讲论五经异同外,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增立五经博士。关于本次会议增立博士的情况,《汉书·宣帝纪》载:“(甘露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4]272

根据《宣帝纪》这段记载,本次会议只增设了“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和“《榖梁春秋》”等三经博士;而根据前引《汉书·儒林传》所载,在“大小夏侯《尚书》”“施、孟、梁丘《易》”和“《榖梁春秋》”等三经博士之外,还增设了大小戴《礼》博士。大小戴《礼》当时究竟是否被增立为博士?王国维《汉魏博士考》经过考证认为:“宣帝于《礼》博士亦无所增置。《儒林传赞》乃谓宣帝立大小戴《礼》。不知戴圣虽于宣帝时为博士,实为后氏《礼》博士。”[7]184王国维所言极是。因为《后汉书·章帝纪》载:建初四年十一月,在举行白虎观会议之前章帝下诏曰:“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8]137-138准此可知,西汉宣帝并未设置大、小戴《礼》博士,当时的《礼》学博士仍只有后氏一家。直到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才设立大、小戴《礼》博士。

此外,《汉书·艺文志》载:“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迄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4]1710似乎后仓的弟子戴德、戴圣、庆普均于西汉宣帝时立为博士。实际上这段记述是有问题的。宣帝时不仅不曾增立大、小戴《礼》博士,也不曾立庆氏《礼》博士。关于这一问题,王国维已于《汉魏博士考》中指正说:“宣帝于《礼》博士无所增置。……《艺文志》并数庆氏《礼》,则又因后汉所立而误也。”[7]184

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便着手恢复西汉时已建立的博士制度。关于东汉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的情况,《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8]2545

《后汉书·百官志二·太常》记载的东汉博士设置情况与此略同:“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 ”[8]3572

根据上引《后汉书·儒林列传》和《后汉书·百官志》的记载,可知东汉时期设置的《仪礼》学博士只有大戴《礼》和小戴《礼》两家,而并无庆氏《礼》。然而《后汉书·曹褒列传》却记载曹充、曹褒父子在东汉初年均曾被征拜为博士,而且明言他们父子二人均是传习庆氏《礼》。《曹褒列传》曰:“曹褒字叔通,鲁国薛人也。父充,持庆氏《礼》,建武中为博士,从巡狩岱宗,定封禅礼,还,受诏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拜充侍中。作《章句辩难》,于是遂有庆氏学。褒少笃志,有大度,结发传充业,博雅疏通,尤好礼事。……初举孝廉,再迁圉令,以礼理人,以德化俗。……征拜博士。会肃宗欲制定礼乐……褒博物识古,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8]1201-1205

如果《后汉书·曹褒列传》这段传文所记可靠,则与前引《后汉书·儒林列传》和《后汉书·百官志》的记述相抵牾,因为《后汉书·儒林列传》和《后汉书·百官志》均明言东汉初年共设置了“十四博士”,其中并无庆氏《礼》博士,而只有大小戴《礼》博士。

对于这些矛盾记述,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认为后汉初曾设立庆氏《礼》。之所以出现这样相互抵牾的记述,是由于范晔与司马彪的疏误。他说:“案后汉初曾置庆氏《礼》。当时为礼博士者,如曹充,如曹褒,如董钧,皆传庆氏《礼》者也。传二戴《礼》而为博士者,史反无闻。疑当时《礼》有庆、大小戴三氏。故班氏《艺文志》谓《礼》三家皆立于学官。盖误以后汉之制本于前汉也。后庆氏学微,博士亦中废。至后汉末,《礼》博士只有大小戴二家。故司马彪、范晔均遗之耳。”[7]186

王氏的判断是否正确?目前看来理据还不是特别充分,需要进一步考证。

二、新莽时期《周礼》博士的设置

《周礼》原名《周官》,是先秦学者编著的一部理想化的政典性著作。该书通过分述各级官职及其相关的典章制度来阐述作者的政治理想和施政纲领。关于《周礼》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聚讼纷纭,迄无定论。《周礼》一书虽不见于先秦文献的记述,但综合现代学术界的研究,基本上可以认定此书并非汉人造作,而是大约成书于东周春秋时期的典籍。

《周礼》(《周官》)一书虽然可能出于东周春秋时期学人之手,但一直不见于传世的先秦文献的称引,直到西汉初年,才见称于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和《史记·封禅书》[3]1522,1397,而西汉前期几乎无人提及此书,可见当时《周礼》(《周官》)一书在社会上流传不广,影响不大。直到西汉晚期刘歆在受命校理皇家图书时从秘府中发现此书,并对其大加推崇,才逐步引起社会的重视和关注。

到王莽当政时,刘歆再度奏请将《周礼》立于学官。于是在刘歆的推动和王莽的大力扶持下,《周礼》这部本来不在儒家经典之列的书终于与其他几部古文经一起被立于学官,设置了博士。

汉武帝时改革博士制度,专设五经博士,分别为《易》《书》《诗》《礼》和《公羊春秋》设立博士。当然,其中的《礼》指的是《仪礼》十七篇而并非《周礼》。而当时《周礼》这部“先秦旧书”已被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搜求得到后又进献于朝廷,但没有在当时学界引起关注,随即被收入秘府束之高阁,遑论设立学官之事。由于《周礼》属古文经,不可能被当时控制朝政的今文经学官员们所青睐。刘歆受命校书时,发现了《周礼》这部尘封于秘府的古文经。他非常重视此书,并向朝廷与学界大加推扬,从而引起了当时官员与博士的群起反对。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对此记述说:“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9]636

刘歆当时面对众多出身于今文经学的官员和博士们的强大反对声潮必定独木难支,以致《周礼》学在当时无法得到朝廷的认可和推广。直到后来刘歆的好友王莽当政后,《周礼》一书才在王莽的支持下得以立于学官设博士。到了汉平帝时,王莽代汉,亟待较原有汉制有所改作,很想利用《周礼》作为自己改制的理论依据。于是《周礼》学便迎来了发展的重大的契机。当时,极力主张将《周礼》立于学官的首推刘歆。又因王莽与刘歆有旧,二人一拍即合,很快便将《周礼》这部古文经立于学官。

可以说王莽当政时《周礼》博士的设立以及《周礼》学地位的不断上升,是与王莽代汉自立的步伐密切相关的。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以安汉公的身份上书平帝,奏请设置明堂、辟雍,发展文教,并建议提升《周礼》等古文经的地位。《汉书》载曰:“是岁,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4]4069

王莽此举使《周礼》这部本来不在儒家经典之列的典籍一跃而取得“诣公车”的资格,研治《周礼》成为当时众学者进阶仕途的捷径,这对《周礼》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为后来将《周礼》立于学官、设博士创造了政治条件和理论基础。

平帝元始五年,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张纯等曾联名上书,奏请为王莽加“九命之锡”曰:“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臣请命锡。”[4]4072

所谓“九命之锡”,指最高等级的任命和赏赐。“九命”之官为最高等级,见于《周礼·春官·典命》。“九锡”,是中国古代皇帝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的九种礼器,是最高礼遇的表示。锡,通“赐”,赏赐之意。九锡分别为车马、衣服、乐县、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秬鬯,见于《礼记·王制》。王莽加九命之锡乃张纯等以《周礼》(《周官》)和《礼记》为依据而提出的奏议。由此可见,当时《周礼》已经成为制定和实施朝廷礼仪制度的重要学术依据。《周礼》学发展至此,已经距设立博士,立于学官仅有一步之遥,即将水到渠成。

关于《周礼》一书在王莽当政时立于学官的情况,见于如下文献记载:《汉书·艺文志》于礼类图书中著录:“《周官经》六篇。”班固自注曰:“王莽时刘歆置博士。”[4]1709荀悦《汉纪·成帝》篇曰:“歆以《周官经》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10]《隋书·经籍志》载:“而汉时有李氏得《周官》,《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11]由此可知,《周礼》一书于王莽当政时增立于学官,主要有赖于刘歆的推动和王莽的扶持。

《周礼》正式立于学官、设博士的具体时间难以确考,大约是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至居摄三年(公元8年)之间。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4]3620-3621这是说在王莽当政的平帝时期曾经设立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一批古文经学博士。这里未提到《周礼》(《周官》)。按《周礼》也属于古文经,很可能与上述四种古文经一起立于学官。至于这些古文经何年立于学官,《汉书·儒林传》只说“平帝时”,未说明具体年份。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上册)和郑杰文、郑梅《中国学术思想编年》(秦汉卷)均将此事系于平帝元始五年[12-13]。这样系年有一定道理,但只是一种可能性,理据并不充分。理由如下:前已述及,元始四年王莽的奏章和元始五年张纯的奏章均未将《周官》改称为《周礼》。而直到居摄三年刘歆才在奏章中将《周官》改称为《周礼》。

居摄三年(公元8年)九月,王莽之母功显君去世,而王莽父亲王曼早卒,依照《仪礼·丧服》的规定,王莽应该为母亲服齐衰三年之服。“(王莽)意不在哀,令太后诏议其服”[4]4090,也就是说王莽不愿服这么长的丧期(怕耽误朝政),因而请太后下诏,命有关朝臣集议其服期。刘歆与博士诸儒七十八人共曰:“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则天明命,诏安汉公居摄践祚,将以成圣汉之业,与唐虞三代比隆也。摄皇帝遂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则天稽古而损益焉。……今功显君薨,《礼》:‘庶子为后,为其母缌。’传曰:‘与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也。’摄皇帝以圣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诏,居摄践祚。奉汉大宗之后,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万机之忧,不得顾其私亲。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孙,俾侯新都,为哀侯后。明摄皇帝与尊者为体,承宗庙之祭,奉共养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亲也。《周礼》曰:‘王为诸侯缌缞’‘弁而加环绖’,同姓则麻,异姓则葛。摄皇帝当为功显君缌缞,弁而加麻环绖,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4]4091

值得注意的是,刘歆等朝臣在这篇奏议中不仅将《周官》改名为《周礼》,而且将《周礼》(《周官》)作为王莽改服的理论依据。据此可以推断,《周礼》立于学官设博士的时间下限,当在王莽之母功显君去世之前。

新莽时期,王莽、刘歆之所以联手将《周礼》立于学官,当是由《周礼》一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刘歆认为《周礼》乃“周公致太平之迹”[9]636,为周公亲手所作之书。而《周礼》所载内容,亦多为周代典制。王莽欲仿周公居摄践祚,制礼作乐,而《周礼》所载,恰恰符合其专断朝政的政治需求,故王莽非常重视《周礼》,刘歆亦迎合其意而推波助澜,终于联手将《周礼》推立于学官。但随着王莽政权的垮台败亡,其所立各项制度大多人亡政息,《周礼》的学官资格亦被废除。不过刘歆当年广收门徒,传授《周礼》之学,培养了许多很有学术造诣的《周礼》学专家。如两汉之际著名的经学家杜子春、郑兴与贾徽(东汉著名古文经学家贾逵之父)都曾师从刘歆研习《周礼》。他们虽经西汉末丧乱,但进入东汉以来,仍然继续传授《周礼》,这就使得《周礼》学能够在东汉时期不仅不绝如缕,而且逐步发扬光大。

东汉虽一直未将《周礼》立于学官,但郑众、贾逵、马融、卢植等众多《周礼》研治者都曾在朝廷中担任讲郎或议郎一职。

《周礼》虽然终东汉之世未再列入学官,但这并不意味着《周礼》与其他古文经典在东汉被打入冷宫,失去了发展的机会。东汉朝廷对《周礼》学及其他古文经学实施扶持政策,为古文经学家们选拔高才弟子,委任为郎官,安排在朝廷相关部门,研习传承古文经学。这就为包括《周礼》在内的古文经学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章帝时经过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等人的努力和章帝的支持,古文经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后汉书·贾逵列传》记载:“(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迁逵为卫士令。”[8]1239贾逵受诏整理《诗》《书》今古文异同,并撰写《周官解故》,因而很得章帝赏识。于是不仅提升其为卫士令,而且“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8]1239。关于章帝诏令诸儒各选高才生学习传承古文经之事,《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记载说:“(建初八年)冬十二月……诏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8]145《后汉书·儒林列传》则记载:“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8]2546传与纪相互印证,说明汉章帝确立的让诸儒各选高才生学习传承古文经的文化政策是当时的一项重大事件,也是对东汉经学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对此,葛志毅先生给予特别关注。他认为:“擢高第为讲郎,其事固亚于立学官博士,但其意义却有相当的一面,即由朝廷提供学术上的条件,以保证古文诸经的传习。……东汉一代古文诸经虽始终未能正式立于学官,但迫于古文家的前后上书争议,朝廷以擢讲郎、议郎的形式,对古文诸经予以某种程度上的官方承认。或者可以说,因议郎在职任性质上与博士相近,此举实相当于半正式地立古文诸经于学官,从而对古文诸经的传习从朝廷方面给以认可。其事固承宣帝时制度而来,但此时已成为朝廷承认古文经的变通办法。”[14]

葛说非常中肯地指出了东汉章帝时朝廷对古文经的政策变化,当时古文诸经虽然未能正式立于学官设博士,但其实已取得了半官方的地位,获得了朝廷的政策支持,可以“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也就是说,从此之后,古文经学实际上不再是真正的民间学术,而是具有了半官学的身份,从而在东汉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三、三国时期《周礼》《礼记》学博士的设立

两汉时期,《周礼》与《礼记》均不在经典之列,也不被朝廷立于学官(唯有《周礼》曾一度立于学官,但很快废罢)。《周礼》原为古文经,不为今文经学承认为儒家经典。而《礼记》则是由西汉戴圣搜集先秦有关礼学文献汇编成书,一直作为《仪礼》十七篇的附庸而存在。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遍注群经,并将《周礼》《仪礼》和《礼记》综合为“三礼学”。郑玄三礼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突出提升了《周礼》在其礼学阐释系统中的地位。郑玄不仅把《周礼》《仪礼》和《礼记》并列为鼎足而三的“三礼”,而且在“三礼”之中特别推重《周礼》,独树一帜地把《周礼》排在了“三礼”之首,确立了《周礼》《仪礼》《礼记》的三礼顺序,此举极大地提高了《周礼》的学术地位。

汉魏之际,由于长期的战乱,社会动荡,东汉时期原有的文化机构和文教制度基本上已被破坏殆尽。直到黄初年间曹丕临朝称制,才重新开始恢复太学,设置诸经博士。黄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15]84。又据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三《王肃传》引鱼豢《魏略》记载:“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15]420

据此可知,黄初五年恢复了太学制度,并制定了“五经课试之法”,设置了博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既然制定了“五经课试之法”,应当同时设置了五经博士,但《文帝纪》只记载“置《春秋穀梁》博士”,而未提及其他诸经博士,估计应该是在五经博士之外新增置了“《春秋穀梁》博士”,故特意表而出之。

至于黄初五年设置博士时,是否包括《周礼》和《礼记》博士?史籍记载阙如,难以遽断。但根据有关史籍记载,可以推断曹魏时期设置了《周礼》《礼记》博士。这标志着《周礼》与《礼记》从曹魏时期开始,正式被最高统治者“钦定”为儒家经典,开启了《礼记》儒家经典化的历程。

《晋书·百官志》记载:“晋初从魏制,置博士十九人。”[16]736《宋书·百官志上》也记载:“汉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成之世,五经家法稍增,经置博士一人。至东京凡十四人。……魏及晋西朝置十九人,江左初减为九人,皆不知掌何经。”[1]1228《晋书》与《宋书》均谓曹魏时设置十九个博士,虽未言这十九个博士分属何经,但其中应该包括《礼记》博士。《三国志·王肃传》记载:“(王肃)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15]419由此可知,至迟在魏明帝、魏少帝时,曹魏设置的十九名博士中,有王肃的三《礼》学博士,则其中无疑当有王肃的《周礼》学和《礼记》学博士。

又,《晋书》卷七五《荀崧传》载:“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16]1978说明西晋的博士建制与曹魏相同,人数一样。王国维《汉魏博士考》据此认为:“《易》有郑氏、王氏,《书》有贾、马、郑、王氏,《诗》及三《礼》郑氏、王氏,《春秋左传》服氏、王氏,《公羊》颜氏、何氏,《穀梁》尹氏,适得十九家,与博士十九人之数相当。”[7]190

综上所述,可知曹魏时郑玄和王肃的《周礼》学和《礼记》学都曾被列于学官。而据郝虹教授考证,王肃《礼记》学立于学官“应该是在嘉平初年”[17]。《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记载:“(正始)六年……十二月辛亥,诏故司徒王朗所作《易传》,令学者得以课试。”[15]121这里所谓王朗《易传》“令学者得以课试”,就是立于学官、设置博士。不过《三国志》中并没有提及此时王肃的经注是否也同时列于学官,估计此时王肃的经注还未立于学官。按王肃在正始末年虽然担任太常职务,负责管理太学博士,具备将其经注列于学官的有利条件,但此时当政者为曹魏宗室权臣曹爽,司马氏尚未执掌朝政。直到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司马懿通过发动高平陵事件诛杀曹爽,并改元嘉平,真正控制了朝政。这时候把司马氏姻亲王肃的经注列于学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因此郝虹将王肃包括《礼记》注在内的经注列于学官系于嘉平初年是可信的。

曹魏时期事迹可考的《礼记》学博士有一位马照(昭)。《三国志》卷四《魏书四》记载曹魏博士马照曾在太学为高贵乡公曹髦讲解《礼记》:(甘露元年四月)帝幸太学……复命讲《礼记》。帝问曰:“太上立德,其次务施报。为治何由而教化各异,皆修何政而能致于立德,施而不报乎?”博士马照对曰:“太上立德,谓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报施,谓三王之世以礼为治也。”[15]135-138

据此可知马照作为太学博士曾为高贵乡公曹髦讲解《礼记》,由此推断他很可能就是《礼记》学博士。《旧唐书·元行冲传》记载元行冲《释疑》提到了汉魏之际一位笃守郑学的经学家“马昭”,当即是为高贵乡公曹髦讲解《礼记》的马照:“子雍规玄数十百件,守郑学者,时有中郎马昭,上书以为肃缪。诏王学之辈,占答以闻。又遣博士张融案经论诘,融登召集,分别推处,理之是非,具《圣证论》。王肃酬对,疲于岁时。则知变易章句,其难四矣。”[18]

由此可见,在魏晋时期 “郑、王学之争”的学术背景下,“守郑学者”马昭(照)上书指出了王肃之学的不足,与王学一派进行辩论,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

三国时期,不仅曹魏设置了《周礼》《礼记》博士,蜀汉也可能设置了《周礼》《礼记》博士。《三国志·许慈传》记载:“许慈,字仁笃,南阳人也。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建安中,与许靖等俱自交州入蜀。……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慈、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15]1022-1023这里称著名学者许兹在蜀汉担任“学士”之职。《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建安二十六年(公元220年),曹丕称帝,改元黄初。消息传到蜀国,太傅许靖、安汉将军麋竺、军师将军诸葛亮等上书请求刘备称帝建国。他们在上书中提到:“臣等谨与博士许慈、议郎孟光,建立礼仪,择令辰,上尊号。”[15]889这里称许兹担任“博士”之职。或许“学士”是“博士”的异称。由此可知许慈确曾担任蜀汉博士,而且可以进一步推断,蜀汉或许也设立有包括《周礼》《礼记》在内的三《礼》学博士。

此外,三国时期孙吴政权也设置有学官和博士制度。如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翻别传》记载虞翻在向孙权上书中批评郑玄说:“伏见故征士北海郑玄所注《尚书》,以《顾命》康王执瑁,古‘冃’似‘同’,从误作‘同’,既不觉定,复训为杯,谓之酒杯;成王疾困凭几,洮頮为濯,以为浣衣成事,‘洮’字虚更作‘濯’,以从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读当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为昧;‘分北三苗’,‘北’古‘别’字,又训北,言北犹别也。若此之类,诚可怪也。《玉人》职曰:天子执瑁以朝诸侯,谓之酒杯;天子颒面,谓之浣衣;古篆‘卯’字反以为昧。甚违不知盖阙之义。于此数事,误莫大焉!宜命学官,定此三事。”[15]1323据此上书中“宜命学官”一语可知,孙吴政权也建有学官制度。只是其中是否设立三礼学博士,由于书缺有间,难以考定。

《三国志·三嗣主传》记载:“(孙)休锐意于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间常晨出夜还,唯此时舍书,休欲与博士祭酒韦曜(昭),博士盛冲讲论道艺。”[15]1159这里记载韦曜为“博士祭酒”,盛冲为“博士”。又《三国志·韦曜(昭)传》记载:“孙休践阼,为中书郎、博士祭酒。”[15]1462此处也记载韦昭为“博士祭酒”。由此可知,孙吴确实建立起了博士制度。但由于记载简略,难以判断孙吴是否设置有《周礼》《礼记》学博士。

总之,三国时期《周礼》学与《礼记》学博士的设立,是《周礼》学和《礼记》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周礼》学和《礼记》学正式确立了官学的学术地位,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政治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