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洪 岳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高平先生,是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垛石镇白杨店村走出来的当代大诗人。作为一位1932年出生,9岁开始创作,15岁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17岁参加解放军,在军队和西藏、西部成长起来的大诗人、老作家,在80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高平在诗、歌剧、小说、纪实文学、诗论等文学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他出版了30余部作品(集),获得了60余次各类奖项,其中歌剧《向阳川》进京汇演,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他在西南军区发表的诗歌获得了贺龙、邓小平等领导人签署的嘉奖令,他的长篇小说《仓央嘉措——六世达赖喇嘛》被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0年度“全球华人十大小说”之一。他的《易经诗解》《唐诗我解》《译道》等,别开生面,为诗学研究、传统文化经典推广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俄文、罗马尼亚文、匈牙利文、马其顿文及藏文等,受到国内外读者和藏族人民的喜爱。

高平曾经是20世纪50年代的颂歌诗人,60年代的右派编剧,“文革”中再受迫害、被迫噤声。直到1979年5月,他的右派问题被彻底改正,他成为“归来的诗人”群体中的一员主将。他的朋友圈里是那些当代中国知名的诗人们,像公刘、流沙河、邵燕祥、徐怀中、白桦、孔孚等,都是他的战友或好友。与此同时,高平还被誉为当代边塞诗人、西藏诗人、西部诗人,到了晚年,他的诗创作力仍然很旺盛,佳作不断,情感和哲理互渗,抒情与反思交织,往往成为他此时期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其旧体诗词也伴随他的整个创作生涯,源源不断,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近些年来,他在微博、博客、微信上发表了1 800余首“高平两行诗”,3 600余句,和他此前出版的《闪念》(1)高平.闪念[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由著名作家徐怀中撰写“推荐序”.一起,成为一种独特的诗作现象。高平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地位的诗人,被编入数十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受到了一些一流诗评家和文学史家的高度评价。其中,其长篇叙事诗《大雪纷飞》被称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诗歌代表作,其诗歌创作被冯牧、谢冕、吴思敬等批评家高度评价。1990-2000年,高平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两届甘肃省作协主席,还曾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等职,现为甘肃省作协名誉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2009年,他因杰出的文学艺术成就被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甘肃省终身文艺成就奖”。作为著名诗人,他被誉为“中国当代诗歌界的奇迹”。

一、“归来”后高平的文学创作与“现实关怀”

高平作为文坛的“多面手”,其创作涉及诗、词、歌剧、戏曲、短中长篇小说、纪实文学、影视文学、诗论、散文、杂文等几乎所有的文学文体。自1979年“归来”之后,高平的创作进入了第二个爆发期,而且这个时期延续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艺术成就之高、影响力之大,在当代归来的诗人群体中无出其右者。但学界和批评界对“归来后”高平的创作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倒是在各个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颂歌时代的高平诗作做出了较多评价。因此,我们有必要就“归来后”高平的整个文学创作予以整体观照,以期给出一个客观公允的看法。而对即使仅就这一超过了四十年宽泛意义上的“归来”时期创作与“现实关怀”的联系来看,亦显得丰富多彩,因此并不容易把握。

新时期高平的诗创作自然不同于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诗作。五六十年代的作家、诗人大多在歌颂的氛围中创作,其作品自然不脱颂歌体,即使如《大雪纷飞》这部被洪子诚称为“表现了高平对他所表现的生活所达到的认识的深度,也较突出地反映了他艺术个性的某些重要特征”[1]的早期代表作,也属于颂歌的大范围。这是50年代文学的一个基调。当然,诗中有批判、有鞭挞,但那是对着旧时代和西藏农奴制的。诗人的歌颂是发自内心的,和时代脉搏是合拍一致的。然而,1958年高平和艾青那一代诗人一起被打成右派,从西藏军区被押至位于河西走廊的甘肃武威黄羊河农场,从此开始了他艰难的生活旅程。期间,1961年他因饥饿而被“抢救”出来,到了位于兰州市的甘肃省歌剧院当编剧,创作了一批仍然可称为歌颂体的歌剧《向阳川》《第二次婚礼》等,都是当时比较优秀的歌剧。

在“文革”中沉寂了十年的高平,复出、“归来”之后,创作如井喷,也许压抑了二十多年所体验所郁积的艺术精神矿藏,以一种不得不发的态势,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吧!归来后的高平,对自然、人生、社会、人性、历史抱有一种观照、反思与审美的态度。他新时期出版的诗集就有十余部,大多是吟咏山水、歌颂祖国大好河山,严肃地对待历史,真诚地剖析自己,精辟地道出存在之真的佳作。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创作是紧跟形势、歌颂现实生活的颂歌体,他除了创作较短的抒情诗,还写了大量的长篇叙事诗,特别是对西藏的现实、历史,解放军进藏、应对严酷大自然、开辟康藏公路的艰难悲壮过程的书写,是高平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旨。作为“归来的诗人”,他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包括诗和小说,依然保持着对现实的关怀。他发表了大量的抒情短章,出版了十余部诗集。这些诗作往往由对自然山水的描写、歌咏,过渡到对社会、人生的描写,如诗集《山水情》《西部风景》中的诸多篇什,像《写在黄河大堰上》《西北的反差》《雌性的大西北》等。有的则由自然、历史和现实交织成的风景、物事感发、咏叹过渡到对现实和人性的反思,进而连缀成诗篇,如写于1983年的《回白杨店》就是现实和历史的交织,抒情和叙述的结合,虚实相生的情景经过漫长三十八年岁月的积淀而“结成了一个茧”:故乡、村庄、亲人,物件、大树、湾井、甜水,亲切、温馨、怅然、思牵,“我带回来的,/也还是原来的我;/只是童心和诗丝,/结成了一个茧。”有的诗篇在对现实的描摹中蕴含丰富的哲理,如《遗憾》“我要把酒斟给你/你的酒杯已满/等你把酒杯腾空/我瓶中的酒已倒完”。《闪念》“世态”卷之八“宣布用头走路、用脚思考,/是一种最廉价的创造”[2]。对现实的观照带来了其诗创作的深厚哲理性和反思性。

归来后的高平还从事小说创作,涉及短中长篇小说,其短篇小说大致可分为以写实为主的和以虚构为主的,前者如《小站站长》《标准间》《不是三角》《三个皮夹克》《好感》等,其中《我的短命副手》写出了改革开放年代沽名钓誉之辈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与险恶,然而冥冥之中有一种隐秘的伦理报应,但叙述者又寄托了对人性复杂性的某种深刻认知,不信宗教的叙述者却通过生活的体验和观察而洞穿了宗教家看透的人性与命运的隐秘关系。其短篇小说中的虚构成分较多的如《寒流来了》《喜马拉雅山下的情侣》《穿布鞋的女子》等也大都是现实生活的某种折射,反映了当今的世道人心。这些短篇小说均见于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高平中短篇小说选·喜马拉雅山下的情侣》。高平的几部中篇小说《虎头冠》《现代供养人》《文成公主外传》和长篇小说《仓央嘉措:六世达赖喇嘛》,都可视为历史小说。高平以诗人之心和当代人权观念,来观照历史风云、人性搏杀、社会变迁;又以诗人之笔,诗意而空灵地加以描摹刻画;这些中长篇小说虽为历史小说,但无不同现实息息相关,都是为表达现实关怀而精心创作的。2020年9月30日高平在博客上发文,说明刚发表的中篇小说《文成公主外传》创作缘起:“汉代昭君之怨已成定论,唐代文成之苦久被隐瞒。我写这篇小说,就是要为文成公主鸣不平,同时揭露那些所谓明君、英主无视人权,戕害他人身心的恶行。”[3]一句“揭露那些所谓明君、英主无视人权,戕害他人身心的恶行”,不但把作家的创作主旨揭示出来,而且把这部历史小说同现实关怀联系了起来。人权观念自然是现代的,是和人的现实生存密切相关的,是属于作家的现实关怀之维的。《虎头冠》把鸦片战争时期藏民对国家的热爱和牺牲、爱情与伦理写得跌宕起伏,震撼人心,从而把那段隐而不显的悲壮惨痛历史艺术化地呈现出来,颇具现实关怀的价值。《仓央嘉措:六世达赖喇嘛》把三百年前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集诗人、情人、活佛的三重形象,予以了同情式的诗意观照,诗佛形象因而在当代读者的心目中扎下根来,从而这一形象成为西藏千百年来历史上第一人,不是因为他的达赖喇嘛的宗教地位,而是因为他的诗人、情人和活佛构成的整体形象。虽为历史小说,但是这部作品所传达的人性观念,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及其故事,无不和当下紧密关联着,小说塑造的仓央嘉措这个活佛形象,是非常超前的,超越时空的,他那自由恋爱、寻找自己爱情幸福的情诗及言行,不但照亮了三百年来西藏人民的精神世界,而且对三百年后华夏大地人们追寻幸福也有很大的启迪作用。无论从爱国主义还是从现实生活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历史隐秘中的某种影子。关于人性(爱恨情仇、佛教信仰)和社会(公平正义、权力杀伐),关于人生的丰富、美好、苦难、孤独、悲凉……诸种况味,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具有很强的审美和现实意义。

高平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的诗论著作《致诗友》《文海浅涉》,只有极少篇章写于20世纪50年代,绝大部分写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体现了他对自己创作的总结,对诗坛创作状况的观察和反思,对诗学的思考和建构。冷静的观照,警醒的自审,深切的反思,构成了高平“滤情美”诗作和诗学思想的特点。自我反思往往是在人的中年之后。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诗评、诗论为高平从事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厚的传统资源。1990年,他在一篇评论同为“归来的诗人”孔孚的山水诗的文章中,提出了当代诗美追求的“滤情美”。从“溢情美”“溺情美”走向“滤情美”,这是当代诗学的一种必然归宿。这三种诗美,是诗人、诗评家高平总结出来的当代诗学的三大类型。第一类“溢情美”,即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所说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提炼而来,即诗人要善于“寄情山水”,往往“自作多情”。第二类“溺情美”,即那种比较超脱,甚至回避人间烟火气息的诗作,诗人此时往往沉溺于山水当中,即如白居易所讥讽的“溺于山水”之类的诗,此时诗人往往“自我陶醉”。高平在此基础上,结合孔孚和自己的山水诗创作,提出了第三种诗歌类型,这就是“滤情美”诗歌。所谓滤情美,即“赋予大自然一种过滤性功能,诗人的感受经过它的过滤,变得更加纯净,能升华到哲思的高度,显示独有的情趣。……它是现代人聪明才智的表现,是传统山水诗的发展。”[4]孔孚有诗曰《陶盆中的鱼》,全诗只有短短的8个字:“没有水,活了五千年。”连那个似乎应有但也可不要的转折性的词“却”都省略了。比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更精炼,更有内涵,更和中国的人生哲学、历史哲学息息相通,而且哲理意味也不逊色。短诗浓缩了五千年深沉的家国情怀。这自然也是一种现实关怀。再如孔孚诗《乾陵》:“找我的脚是徒劳的/我向青天献我的乳/秋风/牵白云来吧/我的胸谷/要建一个湖/我就是我/大宇宙的情妇”。其中有情,但不像李白那种游山水而溢情,也不是谢灵运踏山水而溺情,而是一种观照山水而来“滤情”,是一种类似于佛家的观照,是艾略特式的通过“客观对应物”而观照到的“第三种”诗美。其实,高平自己的诗创作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作和诗学亦充分体现出了他总结的诗美的第三种类型“滤情美”。如他的诗《世上最美的女子》:“世上最美的女子/做了别人的妻子/世上最好的女子/生了别人的孩子/唉,没法子/只好转过身子/剥一个酸酸的橘子”,诗中的这一现实存在并非宏大叙事,但平淡的话语具有韧性和张力,蕴藏着巨大的人生况味、无限的酸楚体验和无奈的情感力量,足以震撼人心。高平力倡诗创作要把握好六字真经“揪心情,惊人语”,既然“揪心情”无论是山水还是社会,抑或人性,阅之者往往身处其中,体验往往刻骨铭心。诗人是语言艺术的创造者,所以要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学境界,诗人在营造意境之外,最为重要的诗的特点就在于创作出可能成为格言的佳句、警句,那就需要苦心经营。他创作了大量的类似诗作。孔孚有诗《飞雪中远眺华不住》“在铅色的穹庐之下/几十亿年/仍是一个骨朵∥雪落着……/看!它在使劲儿开”。高平和之:“该开的时候没开成/免遭了凋落之苦”。意境不同,但由自然联想到社会和人生,体现出的哲思是类似的。高平有很多格言警句式的短诗,往往是对自己的个人遭际、民族苦难、家国命运、人民生活的诗意观照。他的这些诗往往不是亦步亦趋地描摹现实世界,而是通过诗人的眼光予以诗化的表达。1994年出版的诗集《百吻集》,竟然写了78种“吻”,再加上诗人前后其他写“吻”的作品,“百吻集”并非虚传。这是感应着时代风尚的变迁,寻觅和歌咏当代人及其新生活,又表达和引领了时代风气,充满了盎然情趣的诗集,既有通过语言文字来达到诗化境界的探索,又有一种诚挚的赤子之心,还有某种借助于语言文字来实现的游戏洒脱之情。这和小说《现代供养人》《文成公主外传》的审美旨趣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高平文学创作现实关怀维度的元现代性

“元”的意思其一为“带着……一起”“介于……之间”“在……之后”。其二为“总体”“综合”“基础性”。统合以上,“元”可引申出“根本”“始源”,以及“超越”“融合”等义。概而言之,元现代性就是建立在“元”基础上的一种新现代性[5]。所谓元现代就是吸收了前现代、现代思想,处在西方“后现代之后”和中国当下混杂现代性状态,并主要吸收现代主义的对灵魂探察和担当精神,后现代主义的洒脱姿态、游戏精神,并且在这种担当和游戏之间游弋,既保留对价值和意义的追求,又不拘泥于某一价值意义,而是以放松的游戏心态来从事价值和意义追求;从而使人生存在和世界处于一种新的担当与游戏、价值追求与个体潇洒的“间互性”状态[6]。文学艺术和审美的元现代性可初步归纳为包容性(间互性)、柔韧性、生成性、中位性和自反性等“五大特性”。而“元现代主义开始重新怀抱希望和真诚,但拒绝无条件地虔信未来或信奉某种绝对真理。而作为一种情感结构或文化艺术风格,元现代主义具有海纳百川的包蕴性、柔韧性、生成性和自反性。这种自反性(自我反思性)体现了阿多诺所说的‘只有一种方式美学在今天有望理解艺术,即通过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他的这一关于先锋艺术的看法,如果加以改造并丰富之,则可用来理解后现代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现象。”[7]简言之,关于元现代和元现代性的文学艺术和审美的思想观念谓之“元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主张纯粹的游戏来解构曾经的一切,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时期的几乎所有的思想、学说、主义、理论、信仰、艺术、道德等等,统统予以解构,然后在思想的废墟和碎片上进行言说,也就是进入了纯粹文本、语言的游戏状态。宏大叙事变成了微小叙事,绝对真理变成了千千万万个小真理。当然,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破坏性的、消极的,也有建构性和积极的一面。但无论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后现代主义,都立足于解构和游戏、文本和语言。因此,尽量舍弃其破坏性和消极性的一面,而继承其建设性和积极性的一面,这自然是我们重构新的文论、批评中的应有之义。中国19世纪80年代的先锋派有一个冲动,就是决绝地以纯粹的语言游戏之笔来创作。格非、余华、孙甘露、陈染等小说家的语言能指迷宫,诗创作中幼稚的新生代诗人的本能宣泄、言语冲动等,都是如此。他们甚至认为,语言的游戏、无所指的能指滑动、彻底反叛的姿态是文学的唯一目的。

作为归来的诗人,高平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和诗学与之迥然有别。如上论述,他这个时期已经进入了一种绝不被时潮所裹挟的境界。他的诗歌和小说创作日益展现出一种“元现代性”,他通过文学来实现的“现实关怀”亦有别于文坛。他归来后的创作不断超越同辈作家、不断超越自己,呈现出一种具有包容性、中位(中道)性、自反性、生成性、滤情性等特点。这和元现代理论具有某种同构性。因此,我们把高平文学创作与诗学诗论中所体现的艺术精神、审美特性,尝试着用“元现代性”来加以概括。

(一)高平诗作和诗学的内容、观念或所指的包容性和自反性

晚年的高平摆脱了很多的桎梏,用诗和小说来较为自由地表达他对这个生存世界的观照。少年、青年时代的崇高的理想、火热的生活,壮年时期遭受命运的巨大打击,中年归来,曾像艾青那般依然唱出对光明的向往。但更多的是诗意的追求已经渗入了诸多对人生曲折苦难经历的深沉思考,他在新时期以降的诗作,大多饱含着强烈的哲思,体现为很强的包容性。以现代山水诗创作为主体,以哲理诗及旧体诗创作为两翼的高平诗创作,不再仅仅是唱颂歌,而是打通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人和自我以及人和超越性维度的关系,严肃认真之同时,又不乏自嘲的笔墨。他的很多诗集属于山水诗,写出了人和自然应有的和谐关系。在普通的景物中往往提炼出美的形象并予以诗意的表达。他的诗集《情寄八荒》写了八种事物:水、山、月、雪、云、秋、戈壁、植物,明写山水景致,暗写其与人性、社会联系。如他1996年创作的《喷泉之泪》写“你喷射的已不再是水/而是带着哭声的泪/喷不尽遭受摧残的悲伤”,让人想起前现代和现代之交的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张扬的还是人的自由。2007年他创作的《我不养宠物》发出了“‘以人为本’的日子刚刚开始/还进不了‘以狗为本’的时代”,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2006年他创作的《戈壁红柳》有这样的诗句:“在严冬的寒风中/它像火把样燃烧/温暖开拓者的心/照亮春天的通道”,托物言志,普通的事物就打上了诗人主体性的烙印,但是很自然洒脱。从表达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从严肃的人生、社会主题探讨,到愈来愈强烈的诗人自嘲、自反意识,高平诗创作显得异常丰富。他在《距离是道怪题》中,言他人之未言,而且诗意丰富婉转,充满穿透性的哲理:“距离的美只美在滋润心底/零距离的美就加进了身体∥仅要零距离是竭泽而渔/仅要距离是画饼充饥∥有些距离一下子就能缩短/有些距离永远无法更易∥距离中有高尚也有卑鄙/距离是一道不容易答对的怪题”(2004年)。他有一首《自嘲》诗:“西山东海背沙丘,梅雨巫云吴越舟。白发无端欺墨发,国忧有意压家愁。皆因舌短常清瘦,只为身高总碰头。花落草开付一笑,秃毫粗纸自风流。”则有鲁迅笔意,自嘲中含有自由。前面所论及的《世上最美的女子》也属于这种颇具精神和艺术张力的作品。他的大量的短诗包括《闪念》和发表在网络上的“高平两行诗”,都属于这一类作品。高平的诗作从反思性到自反性,从山水诗到哲理诗,从长篇叙事诗到精悍的短诗,从自由体到格律诗,题材、形式都非常丰富而广泛。

(二)高平诗作表达形式和诗学思维方法的中道性

高平诗艺和诗学的中道性也就是取自孔子之中和、亚里士多德之中道,又结合了自己的人生遭际、感喟、反思融合而成的一种中道性。李泽厚晚年提出了美的法度或界定的准则:度即美。所谓度,就是中国古代的“中和”、古希腊的“中道”、古代印度的“中道”之融合体,因此所谓美,就是这诸种文化、精神或存在融合后的状态。由此,又可引申出:美是中庸(中和、中道、二律背反)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不是物本身,也非人本身;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因此这种状态应该被视为一种现象学式的化境,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相交融的一种存在样态。但由于颠沛流离的生活和生命遭际练就了原本善良、淳朴、真诚的颂歌诗人高平,在生命陷入最底层时的体验和感受,又经过了诗艺的浸泡和诗学的淬炼,而达到的一种状态。这是一种高超的诗美,一种蕴含了丰富和简约、快乐和苦难、和谐与不和谐的文学之美。尤其是卸任了省作协主席之后的高平,无论思想境界还是诗艺表达,都达到了一定超越性的境界。如果借用当代文论、诗学术语,那就是将所指与能指在空灵或自由诉求中达到了融洽的美的状态。那些人生、社会和人性的苦难与欢乐、美好与黑暗、简约与丰富,在文学家高平那里已然成为自由表达的酵母。一方面,那些人生和艺术的悲剧色彩被一种喜剧性或正剧性所取代;另一方面,诗人对宵小卑鄙无耻之徒害国害人行为的金刚怒目式思维,已经转化为嗤之以鼻的蔑视,一如鲁迅“对那无价值的”给以白眼。他的“滤情美”诗学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状态或境界的一种体现。

(三)滤情美诗学思想贯穿高平新时期以来创作的整个过程

滤情美理论是高平对肆虐华夏数十年的极“左”思潮、极左文艺思想的强力反拨。从新时期伊始他歌咏大自然,歌颂人性中的善良,歌颂反思性、和谐性的艺术,到赞同那些暴露性、批判性、审丑性的创作,中间有一个过渡或逐渐转变的过程。他认为,批判和揭露,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机体来说,也是正能量!近些年来他发表的“高平两行诗”,如1485条:“越是无知无能的人,/越要假装全知全能。”1489条:“在机场跑道上盖一座庙,/还能与世界通航吗?”1490条:“驯民者必然训民,/驭民者必然愚民。”可谓对前现代的警惕渗透于字里行间。1475条:“善恶报应是经幡,/民主自由是旗帜。”是对未来或对曾经的辉煌的呼唤。1503条:“不能用臀部当脸,/不能用脏话写诗。”这是对打着后现代旗号的创作的直言正告[8]。总之,在高平的近作中,哪怕只是“两行诗”这种诗体形式中,均透露出对糟粕性后现代文学的警惕,同时,又保持着对更具糟粕性的前现代遗存回潮的警觉。因此,走出中国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实质是带有一些后现代性,还谈不上什么“主义”),同时,更要警惕前现代(原教旨主义)的借尸还魂。

高平作为文学的“多面手”,他80余年的文学创作所筑起的巍峨的文学高山,他对社会人生、对诗艺诗学、对自然、对历史、对国内国外的关心关注,以及他的诗人情怀和哲人智性,他的丰富的创作成就,他的创作所体现出来的严肃与洒脱、执着与游戏、自尊与自嘲、现实关怀与精神自由,等等,使他在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均达到了游刃有余的艺术境界。他的文学创作和诗学建构所呈现出来的包容性、反思性、自反性、游戏性与严肃性的结合的思维特征,都体现出了元现代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