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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1948 年臧克家集外佚诗及诗论辑释

2023-03-07

东方论坛 2023年6期
关键词:谣曲臧克家亚平

田 丰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2002 年12 月,《臧克家全集》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皇皇12 卷600 余万字,收入臧克家自1925 年至2001 年间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杂文、文学评论等多种作品,为臧克家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由于臧克家创作时间跨度极长,加之所涉作品种类繁多,因此难免会有遗珠之憾。近年来,笔者查阅旧刊,又发现臧克家1939—1948 年间发表的4 首佚诗和2 篇诗论,这6 篇作品均未被《臧克家全集》以及其他臧克家作品集收录,也未被《臧克家年谱》《臧克家研究资料》等文献提及,当属佚作无疑。这些佚诗及诗论的发现不仅有助于补全集之不足,也有助于深入了解臧克家此阶段的诗歌创作状况及其秉持的诗歌观念。现将这些新发现的佚诗、佚文依照刊发时间先后顺序辑录整理,并略作释读,以供臧克家研究专家和学者参考。

一、佚诗四首

(一)《红白浆汁》

解除警报的汽笛,

在半空欢腾长吟,

呼唤郊野的人群归来,

充实这座空洞的城心。

拖起铁铸的双腿,

拍一下印身的土花,

心里有一个疑惧:

“灾星落到了谁家?”

走进北门。向西一箭地,

人体圈成一个窭,

老妇人做了悲剧的主角,

无头的泪丝系住了观众。

三间茅草屋

支起个家庭,

就着城墙作屋墙,

藉它挡住了北来的风。

一盘石磨,一头毛驴,

老两口子卖豆腐,

生活逐着磨石转,

浆里来水里去。(注一)

一领破棉袄

穿了十五年,

油腻给漆得亮光,

厚厚的足有一钱。

老头子发个大愿,

今年新制了一件,

(罄尽了多年的积累,

加上人家订“年豆腐”的钱。)

毛驴子也换副新脚,(注二)

辛苦了这久,可要好好的过个新年。

谁知炸弹偏不长眼,

开花在背后的城垣,

土块一声吼叫,

把个小家庭震得稀烂。

当飞机在头顶嗡嗡叫

他恋着家不肯走远,

“有什么万贯家财值得留恋?”

不要这么责备吧,他生活得多可怜!

立在檐下,飞来了铁片,

身子倒下去,头摔上了天。

小毛驴跪在土石下,

低垂头,冥起双眼,

绳套一头系着脖颈,

一头系着石头的磨盘。

乳白豆浆在地下横溢,

和红色的人血交流在一起,

新棉袄裂开了白嘴,

在土石重压下哭泣。

“再过两天就是新年……,

天啊,为什么不一起炸死?”

老妇人在倾卸她悲伤的重载,

不顾眼前人是陌生还是邻里。

注一:言仅可糊口,无多余也。

注二:铁驴蹄子。

于南阳轰炸后。

这是原载于《大公报(香港)》1939 年7 月19 日第8 版的一首诗。臧克家是杰出诗人,也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早在读初小时他便在授业恩师孙梦星影响下萌生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臧克家毅然投身军旅。1937 年7 月29 日也即全面抗战爆发22 天后,他便写出爱国诗作《除了抗战什么都没意义》,以满腔爱国热忱号召中华好男儿“要下上所有的生命和敌人赌这次最后的输赢!”①臧克家:《除了抗战什么都没意义》,《光明》1937 年战时号外第5 号。不仅如此,他还积极投身于抗战实际工作,期间曾多次深入河南信阳、南阳等地从事抗战宣传。1938 年1 月,臧克家前往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宣传科从事文艺宣传工作,随团从徐州转移至潢川;7 月1 日,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在潢川成立,臧克家为团长,秋冬时节率团进入河南、湖北、安徽三地农村和大别山区进行抗日文艺宣传。1939 年春,臧克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4 月初与姚雪垠等人共同组织了“文艺人从军部队”(亦称“笔部队”),随即前往随枣前线从事抗战宣传。随枣战役结束后,臧克家又与姚雪垠等人一起自湖北经河南向大别山进发。

1938 年2 月9 日,日军出动9 架飞机首次轰炸南阳,自此直至1941 年,日机轰炸南阳多达70 次,累计炸毁26 万余间房屋,导致293 人伤亡。日军轰炸南阳的惨况,给臧克家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1939 年1 月15 日,在亲眼目睹南阳遭受敌机轰炸的惨状后,他难掩内心的悲痛,创作了诗歌《轰炸后》①《轰炸后》:初收于生活书店1939 年3 月出版的《泥淖集》,后又刊于《广西日报·笔部队》1939 年第3 期,今收入《臧克家全集》第1 卷。,对日军的血腥暴行进行了血泪控诉和愤怒谴责。只见“天空,像一尊贞静的女神,挣出了大队敌机狂暴的蹂躏,远近的烟缕乱涂着悲惨,恐怖的余丝牵着大地微颤”。轰炸来临之时,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蠕动的人们,“深坑炸得出水,窗棂撕烂了纸衣,(一个深坑是一个仇恨的标志!)屋顶火口咆哮,人肉挂在树梢”。轰炸过后“一具具尸身抬往野茔,哭声缕缕牵在后边,这时黑烟渐低渐淡,缭绕着千万人的仇怨!”②臧克家《轰炸后》,《臧克家全集》第1 卷,第289—290 页。

《红白浆汁》的刊发时间为1939 年7 月19 日,加之诗句中说“再过两天就是新年”,由此可知,此次轰炸南阳的时间当为1939 年2 月17 日(1939 年农历新年为2 月19 日),与已收入《臧克家全集》的《轰炸后》所描绘的并非同一次。与《轰炸后》采用的全景式描绘有所不同,《红白浆汁》透过细节刻画生动地展现出由于日机轰炸所导致的卖豆腐老者一家家毁人亡的惨剧。日机轰炸时老头子由于恋家不肯远走躲避,结果“立在檐下,飞来了铁片,身子倒下去,头摔上了天”,“乳白豆浆在地下横溢,和红色的人血交流在一起”。老妇人目睹丈夫惨死的景象后所发出的“天啊,为什么不一起炸死?”的哀嚎,不由得让人为之动容,借此控诉了日军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血腥罪行。

(二)《在轰炸中诞生》

炸弹落地时,

你也落地了,

冷风做被褥,

大地是产床。

火舌

舐开你的眼光,

铁雷

给了第一次声响。

染半身红血,

蜷缩在墙根,

母亲昏迷的眼

牵着低飞的机群。

马达

把地上的音形全僵化了,

而你,却挣手挣脚,

呱呱作新生的啼叫。

这是原载《大公报(香港)》1940 年10 月7 日第8 版的一首诗。该诗不仅与《红白浆汁》同在《大公报(香港)》上刊载,而且都关涉日军飞机轰炸这一主题,但刊发时间相隔一年有余,由此足见臧克家对于日军飞机轰炸的心理触动之大和影响之深①关于日机轰炸,臧克家另有诗作《炸弹与传单》(收入《臧克家全集》第1 卷,具体写作及发表时间不详,从内容来看应写于抗战初期)以及散文《郑州在轰炸中》(1938 年5 月24 日作于武昌,已收入《臧克家全集》第7 卷)。。虽然如此,在具体表现上却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赋予了新意。

首先,就诗歌主题而言,虽然同样关乎日军飞机轰炸,《在轰炸中诞生》与《红白浆汁》《轰炸后》等诗作有着明显不同。后者注重描绘日军飞机轰炸所导致的生民苦难,借此控诉日军的血腥暴行。前者则着力展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强大生命力以及在异族入侵的重压之下生生不息的坚强生存意志;同时也注重彰显母爱的伟大,在飞机轰炸之时母亲极力保护刚刚降生的孩子,即便在受伤昏迷之际依旧注视着低飞的机群,以自己的死换来孩子的生。其次,就艺术手法而言,《在轰炸中诞生》灵活运用鲜明对比手法来强化主题。炸弹落地带来的是摧毁生命的毁灭性力量,婴儿落地带来的则是繁衍生命的延续性力量,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反差。呱呱落地的新生命的啼叫,打破了飞机马达轰鸣所形成的“全僵化”的音形,从而显现出“生”“死”较量中生命力量的坚韧和强大。

(三)《那一天——有赠》

那一天,在灰色记忆的领空里划一道亮光,

就像那一天的太阳,

揭去了云雾的面纱,

它漂白了江心,

也把山的青水的绿,

爽朗的乐趣给了我们。

坐上马车,

我爱马蹄同大地的合奏,

我爱那匹红马,

怕市廛追上来,

它跑得那么欢快。

十几个人把一间小房子填满,

像被故事引入了迷境的孩子,

大家静听你朗诵一个最动人的诗篇。

(“莫扎尔特”你的声音,在每个人心上抖颤,)

闲踏着青山的脊背,

享受这个星期天,

太阳把我们的影子

投下叫人望着晕眩的崖岸,

船只像树叶,

在江面上往返,

我们觉得自己的心地

也有大江那样的宽……

那一天已经远了,可是,

一闭眼,它就像一道阳光亮到了眼前。

这是原载1943 年6 月1 日《经纬》第1 卷第11 期的一首诗。1941 年12 月,臧克家调任三一出版社副社长,与碧野、田涛一道筹办文学月刊《大地文丛》。经过不懈努力,终于1942 年5 月创刊,但因创刊号上刊有日本森山启作、林焕平翻译的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创作方法与艺术家的世界观》一文以及徐盈、姚雪垠等进步作家的作品,而被汤恩伯亲自下令查禁,臧克家还被传问。三人因此愤而辞职。遭此变故的臧克家难掩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之情,顿生不自由之感。1942 年5 月20 日,他在河南叶县寺庄写出《春鸟》一诗,在对国民党黑暗统治表示愤慨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光明、自由的渴望,感慨自己虽然身处像春鸟一样“应该放开嗓子歌唱自己的季节”,“但是,我的喉头上锁着链子,我的嗓子在痛苦地发痒”①臧克家:《春鸟》,《臧克家全集》第1 卷,第420—421 页。。1942 年10 月19 日,臧克家在重庆中苏友好协会文化俱乐部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召开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会时,又亲眼目睹纪念会场遭到国民党特务蓄意破坏的场景,将此视为到重庆后国民党反动派给他上的“第一课”②《臧克家年谱》,《臧克家全集》第12 卷,第721 页。。

然而,臧克家并未因此陷入悲观绝望,在《经纬》1943 年第1 卷第11 期上发表的这首《那一天——有赠》,即通过对往昔岁月中“那一天”的追忆来表达对于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人往往越是身处逆境之中,越容易怀念昔日的美好,从中获得心理抚慰和情感调适,正如诗中所言“那一天已经远了,可是,一闭眼,它就像一道阳光亮到了眼前”。虽然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但无论如何也断然不可能都是“灰色记忆”。臧克家之所以在忆及往昔时感觉“那一天,在灰色记忆的领空里划一道亮光”,其意也正在于此。同时,透过副标题“有赠”可以见出,臧克家此诗是赠与友人之作,自勉的同时也在勉人,劝慰友人不要因暂时遭遇挫折而悲观失望,毕竟“云雾的面纱”虽能遮挡一时,但终将被“太阳”揭去。

(四)《九行》

害怕音向的人,

掩起别人的耳朵,

还要塞住所有的嘴。

惯于黑暗的人,

他扑灭着火,

想伸手摘去天上的星。

虚怯的人,

把手盖在眼睛上,

或者用姿态壮自己的胆子。

该诗原载于1948 年3 月1 日出版的《艺虹》第1 卷第5、6 期合刊。臧克家此诗虽然并未直接抨击国民党当局,但结合当时的时代语境可知,此诗显然是讥刺时世的政治讽喻诗。1948 年初,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东北、华北和江淮地区处于战略主动地位,而反观国民党政权却逐渐显露出日薄西山之态,统治根基变得不稳固而摇摇欲坠。然而越是如此,国民党当局越是加紧钳制舆论和禁锢人心,企图“掩起别人的耳朵,还要塞住所有的嘴”,从而以此来避免土崩瓦解的结局。由此也显露出国民党当局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真实本相。臧克家在此诗中运用比拟手法,对国民党当局自欺欺人、压制舆论、黑暗无道、虚张声势等种种丑陋行径进行了辛辣嘲讽。臧克家自20 世纪40 年代初便开始创作政治讽喻诗,1944 年到1948 年间正是此类诗歌创作的高潮期,同时他还撰写了大量有着政治讽喻色彩的杂文。

值得一提的是,1948 年春,臧克家罹患肺结核;是年12 月8 日,为躲避愈发严重的白色恐怖,他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香港。虽然他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写作,作品数量较之以往依旧呈现出锐减之势。也正因此,该诗及下文《秋天,诗的季节》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1948 年臧克家的创作情形。

二、诗论二篇

(一)《生活的谣曲》

《生活的谣曲》是亚平的一本短的抒情诗,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一本“小诗”。最近一二年来,长诗的风括了一大阵,许多朋友们都一写就是几百几千行,我自己也涂抹了不成器的好几本。可是,我虽然也谈长诗,写长诗,但私心里却更喜欢短诗。因为,诗倒底是抒情的,短诗又是最适宜的形式。所谓“短”或“小”,系按行数说的,“小诗”的价值却并不“小”!

顾名思义,《生活的谣曲》歌咏了些什么,是很清楚的。它们范围很广大,有耕耘,有压路机,有洗衣女,有卖报童,有大自然的景色——山,水,花木,星星;有战争的写真——飞机,红球,听广扩,买平价米,……自宇宙之大到甲虫之小,都被包括。如果把生活比做一面天空,太阳的明丽,星星的灿烂,舒卷的云彩,风雨雷电,阴晴变幻,点缀了生活也富丽了生活。但问题的要点不在展开了生活诸面相,最重要的,为我们所关切的,是作者对于这些生活画面上的形形色色,用什么眼光去看它,用什么心情去触及它,就是说,他对生活抱一种什么态度。

亚平是来自农村的一个“大孩子”,他有着一颗纯朴,热诚,天真,追求光明的心。他自己也说自己有“农民的忠悍”。对于农村生活他是熟悉,对于农民他是同情的。对于大自然,他是爱好的。以这样一颗心,这样一个人,从农村到都会,在这污臭的“陪都”的“门栏上,扔掉了最后的草鞋”(记得《火雾》里有这样的句子),面对着的是,浓雾代替晴空,湫溢代替了寥阔,奸商的囤积代替了绿生生芭蕉,心上所要求的,事实上没有:事实所给与的全是他们心所憎恶的。于是,他忧郁,他痛苦,他矛盾,他希望,他要求这一些的解决。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向上的农村智识份子的尖锐感觉,碰在血肉横飞的现实上的反应。他说:“我热爱沉重的忧郁”,他以这样的心境去接触生活,他看到了生活的五光十色。忧郁,痛苦,都是力量,可以使一颗心不麻木,可以激起创作的热情。

“苦痛,像一道幽暗的深沟,

把我同欢乐隔绝。”

但他并不甘心作苦痛他俘虏,他向它攻打。这就是生的战斗,诗便是这战斗火花。

这几十篇小诗,大半是随时随地的即兴之作,显得很自然,很真挚,好似随随便便的挥洒几笔,却颇能抓到核心。不做作,不装扮,然而却能叫人喜爱。

“我讨厌供人玩赏的花朵,

在狭小的房间,我没有歌唱:

我底歌,像野花,

生长在广阔的田野。”

这不是很自然的由衷的歌声吗?

我特别爱《江边小唱》里的五首小诗:

“顺风也好,逆风也好,

小船跳跃过浪涛,

紧摇橹,慢打浆,

冷手暖熟了希望。”(《水手》)

“船尾上,

飘一面白色小旗。

席蓬子舱房,

掩护了千袋军米,

风来了,

快张起布帆。

趁一天星光,

开向前方。”(《军米船》)

而我最爱的还是下面的《晚炊》:

“抛下了锚,

也抛下了一天疲劳。

年青的船娘,

点起了炉中焰火。

船下水手们

编说着抗战神话,

舱上,

飘散出菜饭的芳香。”

这些诗,都近乎白描,而描的都好。算也近似“谣曲”的自然好听。所以能产生这些诗的幽美的条件,不在技巧而在感情。感情和歌咏的对象,相交和融化,合而为一了。这些诗都很淡——但淡而有味;都很短,但意味深长。

《收获诗韩》也不差。“雾去了,太阳又回来”多么爱人念呵。

末尾的几篇比较长些的诗,和其他的一部分短诗,比较差些。至少,我个人不大喜欢。因为,太抽象,也太浮漂,太一般化了,并不是说作者对于该仇恨的对于该歌颂的没有熟情;而是没有把热情,真实感表达得深,表达得好。这或者是,这些诗篇不是直接从生活出发,因而就缺乏了亲切的炙人的热力。

“红球

悬挂起万人的心,

也悬挂起漫天的仇恨。”

这没有表现得真,所以也就失了光彩。“我惯于从平凡的生活里

握起真理!追求憧憬的理想。”

从这样一个出发点上出发,才能走进生活深处,远处;也才能把真情实感灌注进诗里去,而给它一个活的生命。这个集子里的好诗,都是从这“平凡生活”中得来的。然而他并不寒伧,反而很富丽。《平价布》《报童》《买平价米》《牙膏》都是平凡的题目,然而却不是平凡的诗。以生活到诗,这是一条顶直接的线。

在这本集子里,作者用了不少很好的比喻,颇清新可喜。“草鞋,像插起翅膀的鸟,他总叫人喜欢,像一只送讯的小鸽。”(《报童》)把受敌机威胁的人写做:“就似被囚的勇士,挨受敌人的苦刑”;把开荒的山民写做:“像蝼蚁开凿洞穴”,这都是很好的。相反的,有些字眼,用得不恰切,把两个字硬捏在一起,不顺眼,不自然,也欠和谐。例如:“寒漠”,“忠悍”,“锐明”等等。

作者是懂得生活的意义并估透了它的价值的,“勇敢的,他也从生活中站起,畏怯的从生活中跌落……假如你被它俘虏,那你就在枯萎中凋亡”,他也追着生活——一个希望。听他唱歌:

“我追赶你,忘记了疲倦,

从来不哭泣,也不抱怨。”

同时也懂得战斗,他也在战斗,几时从战斗实感的源泉里流出激向来那声音该更悦耳,更动心的吧?①其中文字有讹误,如“风括了”应为“风刮了”,“听广扩”应为“听广播”,“《江边小唱》”应为“《江边小歌》”,“暖熟了”应为“暖热了”,“《收获诗韩》”应为“《收获诗辑》”,等等。此不一一列举。

该诗论是臧克家为好友王亚平同名诗集撰写的诗评,初刊于《诗垒》1947 年3 月1 日第1 卷第1 期,同期还刊有王亚平的读诗笔记之三《惟歌生民病》。王亚平原名王福全,河北威县人,1932 年加入中国诗歌会,1933 年来到青岛担任黄台路小学教务主任,不久接任校长。同时他还是中国诗歌会北平分会负责人,来到青岛后又创建了中国诗歌会青岛分会。在青岛工作3 年期间,王亚平与王统照、臧克家相识,并结下深厚友谊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臧克家和王亚平依旧保持着通信往来,《臧克家全集》第11 卷中收入臧克家单独致王亚平的5 封书信(1973 年7 月9 日—1983 年2 月24 日)及1974 年10 月17 日致王亚平、1975 年6 月15 日致王亚平和方殷的两封书信;1983 年王亚平去世后,臧克家还撰写了《悼王亚平》一文。。1934 年秋,他们还与老舍、洪深等其他旅居青岛的作家联合组建了“避暑录话社”。王亚平的诗集《生活的谣曲》于1943 年6 月7 日由重庆未林出版社出版,共包含69 首短篇抒情诗。1943 年12 月20 日,也即时隔半年后,简壤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以否定为基调的《诗人的忧郁——读王亚平著〈生活的谣曲〉》一文,批评作者的思想深度很不够,虽有创作热情,但“不能熔炼自己的热情,长久地在内心煽起更强的热度。更加上生活的单调和沉闷,他感到淤塞枯寂的烦恼。这正是诗人所以忧郁的原因”①简壤:《诗人的忧郁——读王亚平著〈生活的谣曲〉》,龙泉明编选:《诗歌研究史料选》,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441 页。。

臧克家在王亚平《生活的谣曲》出版近4 年后撰写的这篇诗评,与简壤《诗人的忧郁》的否定基调大相径庭,不仅明确肯定,而且称得上赞誉有加。简壤认为,“为了更大的进步,那么就应该抛弃掉这种病态的忧郁,否则诗人将不能更爽朗地生活,更深入地去思想,更广阔地去接触世界”②简壤:《诗人的忧郁——读王亚平著〈生活的谣曲〉》,龙泉明编选:《诗歌研究史料选》,第442 页。。臧克家却认为,王亚平在《生活的谣曲》中之所以会显露出忧郁、痛苦和矛盾等种种心境,乃是源自于“一个向上的农村智识份子的尖锐感觉,碰在血肉横飞的现实上的反应”,也正因如此,他方能够看到生活的五光十色,并激发起创作热情。在臧克家看来,此种“诗人的忧郁”非但不必抛弃,反而是难能可贵的。此外,《生活的谣曲》几乎全由短诗组成,臧克家非但没有因其“短”“小”而予以贬低,反倒认为短诗是最适宜抒情的形式,长诗尚在其次。

臧克家之所以对王亚平《生活的谣曲》如此偏爱,并非单纯因着两人的友谊,而是由于他们在出身经历、创作观念等诸多方面都极其相似,自然生发出惺惺相惜之感。从出身看,两人均来自农村,且都对农民怀有同情之心,对于生活也抱有颇为相似的态度。就创作观念而言,两人都偏爱现实主义创作手法,饱蘸着浓郁的创作热情从熟悉的农村和农民平凡生活中取材,且有着“惟歌生民病”的共同创作追求。因此,透过此篇诗评,可以发现臧克家的审美偏好:他喜爱的是“不做作,不装扮”而显得自然真挚的诗歌,不喜欢那些“太抽象,也太浮漂,太一般化”的诗作。

(二)《秋天,诗的季节》

八月,时序的轮盘又转到了秋天。秋天,是诗的季节,天高了,云薄了,清澈的潭水,比拟着人的智慧。你不觉得自己的眼界像扫除了什么障碍似的寥廓了吗?你不觉得自己的胸襟像洗涤过一般的清空高爽吗?你不觉得自己的心像敏感的琴弦一样在受着什么轻轻的抚弄吗?

雪莱作了《西风歌》,杜甫也有他的《秋兴八首》,古今多少诗人从秋天得到了灵感而吟出他们的心声——千古不朽的诗句呵。

秋风和秋雨,寒蛩和败叶,连那温柔的阳光都像往事的影子。于是,悲伤随之而来,“春花秋月何时了”呵。

这传统的感伤,该它终止了吧,我们正在为了建立一个崭新的东西而在斗争,在流血呢。生活必须重新另换个样子,它实在已经朽腐不堪了,我们的思想,感觉,必须重新换个样子,它实在古老得“可以休”了。

因而,秋天在我们眼前已经变了颜色。我们不再有闲情去欣赏枫叶,人类流出来的鲜血比它更红;悲惨的现实不再容人回头,为生活而作的猛烈斗争,不再留一点余地给感伤了。

秋风,向人放出了警报,使你反省步履的蹉跎而加紧它。

秋风,在一阵动乱中横扫过去,一切陈旧的,腐烂的,都将被一扫而空。

八月——正是新秋,有为的青年,从这里取吸猛烈的力量,用在行动和写诗上吧。

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于沪

此文刊于《春风》1948 年11 月1 日第3 卷第2 期。该刊创办于宁波,系春风文艺社发行的文艺刊物,是《春风文艺》周刊的继刊。该刊创始于1946 年6 月,出版至第15 期后停刊;1947 年3 月更名为《春风》半月刊,每月1 日和16 日发行;1949 年3 月,由于经费紧张、印刷困难改为月刊继续发行。臧克家是该刊的特约撰稿人之一,曾在第3 卷第3 期上刊发诗作《星星》①《星星》,1946 年8 月4 日午作于沪,先刊于《侨声报》1946 年8 月19 日第4 版,今已收入《臧克家全集》第2 卷,两者个别字句有所不同。。该刊第3 卷第4 期上还发表了彭桂芯《深入生活最下层,爬上艺术最高峰——献给诗人臧克家先生》一诗,其中称赞臧克家是“大众的歌手”“农民的诗人”。

虽然此诗论与《九行》都发表于1948 年,但与后者致力于揭示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有所不同,《秋天,诗的季节》表达的是诗人对于光明未来的期冀和向往,仿佛自己的眼界像秋天那样因“天高了,云薄了”而呈现出辽阔之象,胸襟也像洗涤了一番那样清空高爽。虽然诗人置身于感伤悲秋的时节,但是由于此时“正在为了建立一个崭新的东西而在斗争,在流血”,因而“为生活而作的猛烈斗争,不再留一点余地给感伤了”。此时正承受着肺结核和白色恐怖双重威胁的臧克家,之所以表现得如此积极乐观,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变化不无关联。

该文作于1948 年10 月26 日,是年9 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9 月12 日,辽沈战役爆发,东北野战军经过浴血奋战逐渐锁定胜局,10 月21 日,长春完全解放,10 月26 日起又开始围歼廖耀湘兵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大势已去,辽沈战役至此已接近尾声。也正因此,臧克家深受鼓舞,预感到“一切陈旧的,腐烂的,都将被一扫而空”,同时呼吁有为青年“从这里取吸猛烈的力量,用在行动和写诗上”。

结 语

虽然臧克家出生于地主家庭,但他从小便熟悉农村和热爱农民,并在诗作中有着充分的显现,因此被誉为“农民诗人”。抗战爆发后,身为爱国诗人和“大众歌手”的臧克家对于遭受日军侵略而饱受苦难折磨的劳动人民有着发自内心的同情,从而以饱蘸血泪的诗歌对日军屠杀无辜民众的血腥罪行加以揭示,这在此次新发现的两篇佚诗《红白浆汁》《在轰炸中诞生》中都有着十分鲜明的体现。同时,臧克家还不止于此,在《在轰炸中诞生》一诗中他便运用对比手法展现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坚强生存意志和强大生命力量。

抗战爆发后不久,臧克家便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抗战工作之中,然而在此过程中也对国民党当局倍感失望,但经受过血与火洗礼的他并未因此陷入悲观绝望,反倒越发的清醒和成熟起来。也正因此,他不仅在《春鸟》一诗中表达了对于光明、自由的热切期盼,同时也在《那一天——有赠》中展现出对于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坚信“太阳”终会揭去“云雾的面纱”。国民党当局的黑暗腐朽也促使他逐渐认清光明之所在,不仅在《九行》中揭示了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而且还在同样发表于1948年的《秋天,诗的季节》中表达了对于光明未来的期冀和向往。

此外,臧克家在诗评《生活的谣曲》中毫不隐饰对好友王亚平诗歌的赞赏之情,在为其进行辩护的同时也彰显出他的诗歌创作理念,不仅主张“诗人的忧郁”不必抛弃,而且认为短诗是最适宜抒情的形式。同时,他不赞成“太抽象,也太浮漂,太一般化”的诗作,而对“不做作,不装扮”显得自然真挚的诗歌偏爱有加。

总而言之,此次新发现的臧克家佚诗及诗论不但能够补全集之不足,而且对于我们深入认识1939—1948 年臧克家的创作情形及创作理念都不无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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