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金 星

昆明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郭沫若作为“革命的诗人和战士”“做学问的革命家”，其创造性的研究方法、伟大的学术成就和巨大影响力至今在学界历久弥新，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和富矿。另外一方面，他很早就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并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以历史、文学为战场，广泛宣传了革命思想，为党的革命事业提供了理论支撑，做出了重要贡献。自1980 年代以来，学界开始进一步梳理、研究郭沫若的各种成果和治学思想、风格、成因，追溯郭沫若思想发展的轨迹，以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他的思想理路。

郭沫若是一个有着复杂人生经历和极强人格魅力的人，这种魅力为他的作品增添了许多动人的色彩。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丸山升即认为，郭沫若“本人比起他自己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有戏剧性魅力”①徐慧：《日本学者对郭沫若的研究——以丸山升为例》，《郭沫若学刊》2022 年第2 期。。但是对其人物的历史还原而言，这种魅力是一种阻力。由于其人生旅途的多次剧烈变化，很多时候我们对郭沫若的思想变迁和其作品的理解变得很是困难。比如其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有关问题，1980 年代初就有学者开始研究，当时比较普遍的看法是郭沫若经过北伐战争的实际考验后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其《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为标志。之后有学者认为，“五卅运动”期间他与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等展开的论战，已经“表明他已基本上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①卜庆华：《“飞向自由的王国”——试论郭沫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S1 期。。现今，有很多学者以为应以他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为标志。学界泰斗蔡震即言：“郭沫若以读到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为自己思想的转换划出一个界限，其实只是标明了一个新的起点，从接触马克思主义到确认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人生的思想指南应该有一个不断学习、认知、积累的过程。”②蔡震：《郭沫若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史研究》2022 年第3 期。在接受河上肇著作中的思想并“左转”的起点之前郭沫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挖掘的问题。应该说，以上无论哪个时期的哪个事件，都只是其思想转换的一个个锚点。其思想嬗变本身应该是一个过程，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他经历了哪些困顿和困惑、这些困顿和困惑与其自身思想发展转变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需要放在更长的时期和更宽阔的视野中去考察。

一、被歧视的他者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受到各方面的歧视是普遍现象。除了在专业学习时候被防备、冷落之外，最普遍的歧视是反映在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称呼上，“支那”一词自不必说，它可堪称是近代留日学生们集体性的创伤记忆。郭沫若的好友郁达夫在自传中回忆：“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③郁达夫：《雪夜》，《郁达夫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年，第46 页。郭沫若在小说《行路难》里借“爱牟”之口痛斥：“啊，你们究竟意识到这‘支那’二字的起源吗？在‘秦’朝的时候，你们还是蛮子，你们或许还在南洋吃椰子呢！”④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第309 页。其中蕴含的愤恨之情至今读来依旧让人慨叹。在对中国人的称呼上，日本自清末开始出现チヤンチヤン（Chanchan boshi） 的蔑称，意为“豚尾奴”或“清国奴”。这是一个在当时对中国人贬损人格、侮辱极深的称呼。马关条约签订后第一批留日学生13 人在到达日本之后仅仅3 个星期便有4 人回国，因为“他们频频受到日本小孩子‘猪尾巴猪尾巴’的嘲弄”⑤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年，第19 页。。中国人走在路上“儿童时有附尾缠绕，呼喊‘猪尾巴’之声”，这远比饮食的不适、经济的困顿要痛苦的多。冷漠的学校、势利的房东、连小孩子都轻慢侮辱的社会风气，给许多留学生带来深深的伤害。这在许多近代有留日经历的人物传记和作品中都有记录。郭沫若也不例外。尽管有对他“格外关切”的九州大学内科学教授小野寺直助、春节时候赠他米饼的日本邻居、帮他摆脱拘留的“村松”“内山书店老板”等体现了一丝善意的日本人，但他内心深处依旧布满“不可治疗”的伤痕。在家书中，他数次使用鄙薄日本人的词语“鬼国”“倭奴开化、夷风犹在”⑥郭沫若著，唐明中、黄高斌编注：《樱花书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60 页。等，其实就是治愈自己的一点点安慰剂。但更多的时候，是无可奈何和默默忍受。1918 年，郭沫若和田汉参观福冈市工业博览会时，遭遇大量的辱华物品和言论。在给宗白华的信中，他气愤地写道：“我们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我真背时，真倒霉！我近来很想奋飞，很想逃到西洋去，可惜我没钱，我不自由，唉！”①郭沫若：《三叶集·郭沫若致宗白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 15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年，第140 页。这种痛苦，在其小说《未央》中也有反映：“一出门去便要受邻近的儿童们欺侮，骂他‘Chankoro’，要拿棍棒投石块来打他：可怜才满三岁的一个小儿，他柔弱的神经系统，已经深受了一种不可疗治的疮痍。”②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第36 页。这是在描写小说的人物，但何尝不是郭沫若自称“流氓”的混血儿子的写照。

至于普遍受人侮辱和歧视的原因，首先是日本甲午战争之后高涨的民族主义以及自大心态，其次是当时中国人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文明程度、精神面貌、发型衣着等与列强相异。就像陈独秀所言：“他们看不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和四亿炎黄子孙，他们只知勾结中国的旧军阀、滥官僚、走私商、吗啡客以及流氓瘪三等等，只看见中国人的小脚、辫子、鸦片和随地吐痰等等腐败的一面。”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 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 年，第146 页。除了当时国际形象不佳、国力弱小、全方位落后日本之外，还有留日生自身的原因。当时驻日的中国人鱼龙混杂，不少人是无心学习声名狼藉，引来日本人的恶感。向恺然将在日本的10000 多中国人分为4种，其中有“使着国家公费，在这里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谈食谱的”以及“二次革命”后卷款而来的“亡命客”们，他们的“丑事屡见报端，恶声时来耳里”④不肖生：《留东外史（上）》，长沙：岳麓书社，1988 年，第1 页。。声名败坏几乎是肉眼可见的速度，其中最过分的是男女关系问题。失了管教的年青人放浪形骸，也导致国内风评不佳。1920 年代，舒新城评价说：“东洋学生以漫无限制，流品太杂而无成效……社会上总存有西洋一等，东洋二等，本国三等的偏见。”⑤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27 年，第210 页。随着中国留日学生风评的恶化以及赴日经费的增加，去日本留学者日益减少而去西洋者逐渐增多，日本的政界开始有人关注这些问题。1918 年，在日本第40 届国会上，高桥本吉等5 名议员提出《有关中国人教育的建议案》，呼吁日本人给予留日学生“温情的照顾”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年，第96 页。，该议案后获通过。1921 年前后，美、英、法诸国在中国扩招留学生，对中国青年人影响越来越大。日本人意识到：“我国对中国人教育之事业渐形衰退，两国国民亦疏离隔阂。故于此时，大力增强中国人教育之设施，努力诱掖邻邦国民之教化，实为帝国于东亚之责任。”⑦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第97 页。遂开始设立对华文化事业部，增加中国留日学生教育经费。1923 年，日本第44 届国会通过《关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教育之建议案》，计划为中国留日学生提供经济上的各种援助，改善他们的恶劣境地。

但是这些包藏多种动机的“经济援助”并不被中国留学生所接受，反而激发、培育了中国学生的爱国之情。1923 年6 月26 日，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宣言，认为这些所谓的补助“包藏日本文化侵略的祸心”，“这分明是日本在中国大陆上实施殖民政策的前驱或附属的事业而已。这是何等奇妙的现象！假便日本真要为中国人谋求利益，但同时在另一而却又用残忍苛酷的二十一条来迫中国人。这种做法，与在中元节赠物他人，而又夺取其家产以至宅地作为交换的情况，丝毫没有差异。象这样的恩惠或友好，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⑧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第100、101 页。。就这样，作为一群本来就有着强烈自尊心的青年学子，“目睹外人对我之政策，怆种族之不保，痛神州之陆沉”，在外求学和生活中痛感积贫积弱的国家所带来的压抑和屈辱，从憎恶日本的情绪当中激起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渴望中国能获得富强和独立，渴望获得外族的尊重和平等对待。由此诞生了一个“实藤惠秀悲剧”：“在日本，虽然也有人认为教育中国留日学生，是为了报答中国过去在文化上所给予日本的恩惠（见第四章），但大部分日本人却认为这是为了中日友好。这个目的，达到了吗？不，留日学生从日本人学到的近代知识，和从他们得到的轻蔑对待，混和了他们自己对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政策的愤恨，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终于使他们团结一致，抵抗日本。”①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第428 页。“实藤惠秀悲剧”的真正原因多面多种，歧视是其中之一。正如实藤惠秀自己所说：“即使我们说中国人的爱国心，孕育于留日生活之中，但我们决不能说这是来自日本人的诚意教导，毋宁说是因日本人歧视中国人和侵略中国所激成的。”②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第429 页。交往双方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文明程度的强弱优劣差异，会使双方都会产生不同心态，隔膜在所难免，自大和自卑、傲慢偏见和自省自爱都会出现，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郭沫若等留日青年在歧视之下始终是一个在寻找意义的“他者”，也只能把自己当作“观光客”来看待，以“向内再生”的模式来进行身份的重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情感结构始终处于一种极其压抑、矛盾的状态，但是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爱国之情的喷涌勃发会也同样剧烈有力。多年后郭沫若回忆说，在九州帝国大学求学的那段时期，“体会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因此我也就学会了爱我的祖国。为了我的祖国能够从以前的悲惨的命运中解放出来，就是贡献我自己的生命，我也是心甘情愿的”③刘德有：《随郭沫若战后访日——回忆与纪实》，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223 页。。

二、失掉了资格的爱国者

作为留学生的青年郭沫若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何谓爱国、如何爱国等问题，对郭沫若而言似乎已经复杂化了，也给他带来数次心理上的危机和压力。

首先，爱国与爱人是取舍关系还是并存关系。这是郭沫若娶了日本妻子安娜之后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给他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压力首先直接来自于公费生娶日本妻子的问题。当时中国留学生娶日本妻子并不是稀罕事，除郭沫若之外，他的好友桂毓泰、费鸿年等也都是娶的日本夫人。但是中国留学生是不允许与日本人通婚的。刚开始，清政府通过留学政策来限制。到1910 年，清政府教育部门就颁布法律，明确禁止留学生与日本人结婚：“学生未毕业时，为禁止其与外国妇女订婚及结婚，违者毕业时不给证明书，官费生并追缴学费，以戒怠荒，而励进修。”④沈殿成：《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328 页。民国之后，这个规定对公费生更加严厉，一经发现立即“停止官费、径予巨斥、切实开出”。依靠官费资助的郭沫若就在违禁之列。事情发展超出预料是在1918 年5 月初，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发动了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罢课风潮，风潮中“一部分极热心爱国的人”成立了一个“诛汉奸会”，凡娶日本老婆的都被视为汉奸，警告之后如果还不离婚的“武力对待”。在东京有日本老婆的人因此离了婚的不少。郭沫若此时与安娜同居刚刚一年多，大儿子和夫才五个月，“更不幸我生来本没有做英雄的资格，没有吴起那样杀妻求将的本领，我不消说也就被归在‘汉奸’之列了”⑤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年，第40 页。。如果说爱国与爱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仅仅只是给郭沫若带来一些情绪上的压抑，那么因经济困难而无法被认定为爱国的事情，带给他的伤痛就更深刻了。1918 年5 月底，留日学生集体形成了全体回国的决议，凡是有钱在手的留学生不少都回了国，还有部分学生甚至撕毁了刚刚到手的毕业证书回国以示爱国。全靠留日生32 元官费生活的郭沫若本就经济非常困难，还要时常接受四川老家的汇款以补贴家用，且此时正准备搬家节省花费，“平时所过的早就是捉襟见肘的生活，更那有甚么余钱来做归国的路费呢？没有钱便失掉了‘爱国’的资格，‘汉奸’的徽号顶在头上，就好象铁铸成的秦桧一样。我这人的泪腺似乎很发达，自来是多眼泪的人，当年我受着这样的懊恼，在无人的地方真不知道流过多少的眼泪。”①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 卷，第40 页。一个爱国青年就这样几乎被生活的压力逼迫到了死角。在“自己觉得是很热心的爱国志士，但又被人认为了‘汉奸’”②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 卷，第62 页。这样难以名状的心情之下，郭沫若写就数篇“伤感之下的绝诗”：

我有一把小刀/倚在窗边向我笑。/她向我笑道：/沫若，你别用心焦！/你快来亲我的嘴儿，/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窗外的青青海水/不住声地也向我叫号。/她向我叫道：/沫若，你别用心焦！/你快来入我的怀儿，/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

这篇题作《死的诱惑》的小诗收入《女神》时，郭沫若附白曰：“这是我最早的诗，大概是1918 年初夏作的。”看得出，这不仅仅是一首爱情诗，“小刀”以及“海水”肯定不是甜蜜爱情的意象，反而有一丝为爱殉情、生死相许的味道。有学者认为这是郭沫若因为过早与安娜同居“对未能坚守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的自责”③冯锡刚：《郭沫若的三十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32 页。。何至于此呢？很明显，1918 年初夏郭沫若的跨国爱情正在背负“汉奸”的不可承受之重，本来不相关的爱情和爱国，此时却成为他生活中一道夹缝的两壁。压抑、惆怅的情绪何止一个“难”字能够道尽。1918 年中至年底，郭沫若作了《别离》，其中有“摄之欲上青天难，青天犹可上，生离令我情惆怅”之句；还作了“寄身天地太朦胧，回首中原叹路穷。入世无才出未可，暗中谁见我眶红？”等《十里松原四首》组诗，并在《创造十年》中解释道：“这些最足以表示我当时的心境——矛盾的心境。自己好像很超脱，但在事实上却很矜持。”④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 卷，第62 页。爱国之情遇到爱情、经济问题的矛盾，给郭沫若带来巨大的压力，给他留下了关于家国之思的深深印记和理性审视。这种印记一直到五四之后依旧反复映射在他的作品中。比如《电火光中》，苏武的胡妇“弃妻”不就是他那在当时与爱国伦理违背的日本妻子么？苏武娶胡妇并不损害其持节不屈之名，不过有学者似乎不太认同这一点，他们认为郭沫若没有离婚就是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中“个人为上”⑤陈小明：《试论郭沫若的民族主义思想：从五四谈起》，《郭沫若学刊》2005 年第4 期。。到底是个人为上还是郭沫若有了更宏大的视野，这值得商榷。如果从文学作品中寻找郭沫若的答案，那结果很明显，他与自己和解了：娶日本妻子与爱国并不矛盾，正如其所说：“国境以外，也还有人道，也还有同胞存在！”⑥郭沫若：《国家的与超国家的》，《创造周报》1923 年第24 号。这个“同胞”很显然包括他的日本妻子。在如何看待自己的爱情和爱国之情这个问题时，郭沫若很早就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电火光中》这首诗就再次体现了他“对待民族主义思潮的这种超越性的态度”，该诗因此“成为作为五四时期爱国学生的郭沫若和后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郭沫若的有效通道之一”①李斌：《〈电火光中〉与郭沫若五四时期的家国民族之思》，《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3 期。。事实可能真的如此，长期处于游离状态的“他者”郭沫若，不仅在自己的爱情认知中感悟了超越民族主义的某些东西，还“在自己的混血孩子身上读出了超国家的流氓无产者寓言”②刘婉明：《放浪于国家之外的个体——旅日创造社作家归国初期作品中的去国者、混血儿、吟游诗人形象分析》，《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3 年第1 期。。在自传体小说《行路难》中，郭沫若礼赞自己的三个中日混血孩子为超越阶级、种族、国家的“流氓”。其实就是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内，他对生活中如无处不在的民族歧视以“超越性的态度”做了心理平衡。在复杂矛盾的爱国体验与内心生命的真实体验中，郭沫若将民族歧视美化成一种超越国家、种族和阶级的理想存在，将其与诗歌、小说中的爱国主义强烈情绪相分裂、对照，使激情与创伤、民族主义与超越民族主义的倾向碰撞、纠葛，对之后引发其思想认知的转向有重要影响。

三、无所附丽的爱国之情

1920 年左右的爱国者要爱哪个国？这是摆在年轻留学生面前的一个问题，也是他们爱国之情附丽的前提。是那个已经消亡、带来无数屈辱的清政府，还是承认“二十一条”的北洋政府，抑或是那个昙花一现的民国呢？在郭沫若之前，他的留学生前辈已经早就谈论过这个问题。比如陈独秀直截了当地说：“恶国家胜过无国家。”③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87 页。李大钊乐观地认为：“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④本书编写组：《李大钊年谱》，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20 页。可即便如此，将国家与当时的政府二者割离，那国家就更抽象了，报国之路又在何方呢？对此，空怀一腔热血的郭沫若也有着如他钟爱的、曾数次文学塑造的屈原一样上下求索的经历。

爱国无门，爱国学生即便归国、报国也不易找到可为之奉献自己的事业。郭沫若也有着数次或苦笑或惨痛的经历，他数次归国又数次无奈游离出国家之外。1915 年初，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刚到日本第2 年的郭沫若于5 月初便和几位同学一起回到上海，并做好了“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弃医从军的心理准备。然而，这个“慨当以慷地回了国的‘男儿’在上海的客栈里呆了三天，连客栈附近的街道都还没有辨别清楚，又跟着一些同学跑回日本”。其余跑到北京的代表们遭遇北洋政府的冷遇之后，一部分早回来了，一部分留在北京寻找门路做官，还有一部分南下到上海办“空空洞洞地只是一些感情文章的《救国日报》”。郭沫若认为：“假使中国的政府真正能够同那一国开战，跑回去当兵倒还有些意思。不然只是空跑啦。”⑤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 卷，第40 页。这是他这次以一腔报国之情回国的唯一收获了。第2 次体验是在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不久。此时海外青年们的爱国热情再次高涨，郭沫若也是再度热血沸腾，迫不及待“跑回国去投入我爱人的怀里”：“‘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他还以原名在陆友白办的《黑潮》杂志发表《同文同种辩》《抵制日货之究竟》等4 文，坚决认为“中日并非同文同种”“日本民族乃种种杂多之混血人种也”，主张“以抵制日货为抵制日人唯一无二之武器”⑥王锦厚、伍加伦、肖斌如编：《郭沫若佚文集（上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社，1988 年，第12—22 页。。撰文也好，呼吁也罢，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郭沫若此时迫切地需要以某种方式附丽其爱国之情。1921 年4 月1 日，“漂泊着的支那人”郭沫若带着创办杂志的抱负回国了。船到上海黄浦江口，郭沫若作诗歌《黄浦江口》：“和平之乡哟！我的父母之邦！岸草那么青翠！流水这般嫩黄！”可是靠岸之后甜蜜的梦立即被打得粉碎，映入他眼帘的是杨树浦一带的“煤烟，汽笛，起重机，香烟广告，接客先生”以及“行尸走肉”般的同胞、“灵柩”般的车辆等等，一派被“异族涂炭”的殖民主义气息和景象。这个四川老家的逃婚者、在日本留学的“他者”、祖国的格格不入者，在第2 天写的《上海印象》中充满了诅咒和愤懑：

我从梦中惊醒了！Disillusion 底悲哀哟！/游闲的尸，/淫嚣的肉，/长的男袍，/短的女袖，/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乱闯，/乱走。/我的眼儿泪流，/我的心儿作呕。//我从梦中惊醒了。/Disillusion 底悲哀哟！①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第162 页。

直到第2 年作的《彷徨（诗十首）》中，郭沫若依旧充满了鄙夷和愤怒：“污浊的上海市头，/干净的存在 / 只有那青青的天海。”何以报国？只能仰望“天海”。膺受着时代的苦闷在生存的道路上求索，已近而立的郭沫若虽然胸中块垒依旧，但是慢慢“不再有那时那样的狂妄”，在生活的煎熬中等候着命运安排的机缘。他深爱着祖国这个爱人，但似乎迟迟没人垂青于他。一直到1928 年伤寒病愈之后，盘桓于上海多日的郭沫若依旧是被通缉状态，“苏联是去不成的，祖国是不能呆的”，孩子也到了入学的时候，只能带着他们回日本去了。但是郭沫若内心是极不情愿的：“我真个是孤孤单单地离开了我很不情愿离开的祖国。祖国并不是不需要我，然而我却不能不离开了。在开船的时候，我望着沉默着的祖国，清消地流下了眼泪。”②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年，第315 页。这不就是其话剧《王昭君》中那个离开自己的国家、走向沙漠的王昭君么？当真是报国无门、壮志难酬。在这一时期里，郭沫若迎来了其五四后的第一个创作高潮，从“痴心念家国，忍复就人寰”到“有国等于零，日见干戈扰”，其爱国之情虽未改变，但对爱什么样的国、怎样看待自己的母国等问题，已经悄悄有了差别。“回国前郭沫若的民族认同指向整个当下中国。归国后，上海的殖民性文化空间割裂了郭沫若对中国的整体性认同，于是中华之子的文化身份就被乡土之子、自然之子所替代。”③李永东：《文化身份、民族认同的含混与危机——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创作》，《文学评论》2012 年第3 期。特别是对令自己无限失望的城市，他通过“对现代都市景观的对比性描述透露出越来越鲜明的阶级意识”④咸立强：《重审左翼文学研究的空间视角》，《文艺报》，2023 年3 月17 日，第6 版。。

在对祖国的眷恋与报国无门的惆怅中，“原本有用”的“炉中煤”郭沫若希望能够“焚烧旧我、创造新我”以重见天光。他以对现实的怀疑和屈原式的语句创作了伟大作品《凤凰涅槃》。该作品的象征意义，郭沫若在1936 年说的这句话最为恰当：“那诗是在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中国的再生、已成为殖民地的上海能否再生暂且不论，再生自我谈何容易！个人的前程、情感的归属、异族的妻子和混血的孩子、无法改变的困顿等现实，都迫使他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深爱着的祖国也需要他这样的思想者探寻一条新路。但如何再生这个问题，还要等他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时才找到那灵光的一现。好在郭沫若瘦弱的身躯里背负着一个极其强悍的灵魂，因而没有像他创造社的那些同人好友那样成为“放浪于国家之外的个体”。他没有“背朝国家走向茫然不可知的沙漠或海洋，选择了流浪，选择了做自己祖国土地上的异乡者”⑤刘婉明：《放浪于国家之外的个体——旅日创造社作家归国初期作品中的去国者、混血儿、吟游诗人形象分析》，《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3 年第1 期。，也没有生活在纯粹的文学世界，而是选择直面惨淡的现实，在现实中寻路，回国参加革命并逐步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四、难以抉择的立身报国之路

郭沫若和鲁迅一样都是弃医从文，但不同的是，郭沫若没有真正“弃医”。他抉择的经历更长，经历的思想变动过程更为复杂，而不似鲁迅一个契机就果断改变了自己的志向。从出国之前想学习“实际的学问”一直到翻译河上肇的著作时，他才下定了最后的决心。这个决心的产生也使之前伴随着郭沫若的所有迷茫、烦闷有了最终出路，使其思想得到了“觉醒”“醒定”。

郭沫若从小受到母亲感染，喜欢念古诗。读中学时，因学校理科方面教员缺乏，故“不能够唤起科学上的兴趣，我自己也就只好在古诗、古学里面消磨。这不幸的几年间，构成了我日后的一个怎么也难克服的文学倾向。”①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 卷，第65 页。这个时期他涉猎的基本是文学，不过也想做一些“对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在经过入成都高等学校的理科、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录取的周折后，在大哥的指引资助下，他赴日本留学。郭沫若最初选择学医是有很强偶然性的。报考天津陆军军医学校的时候他根本无意于医学：“自己当时，事实上并没有存心学医，应考军医只是想借一个机会离开四川，离开当时的苦闷。”②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 卷，第13 页。所以即便被录取，他也没有入学。初到日本之后，郭沫若也曾经“决心把这个倾向③这个倾向，就是“倾向于文艺的素质”。克服的。”在那时候，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④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 卷，第65 页。。由此可以看出，郭沫若留日时期立身报国的理性设计，一开始是选择“学医的折衷路径”。事实也是如此。在给四川老家写的信中，他也是数次表态：“男来东留学，志向在实业及医学两途”，“男现立志学医，无复他顾，以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⑤郭沫若著，唐明中、黄高斌编注：《樱花书简》，第19—33 页。。似乎他已经设计好了自己的前程道路，未来可期。

不过理性设计终究还是挡不住人生意义追寻过程中的那个宿命般的“不由自主”。无数必然的、偶然的、自身的、外在的因素一齐发挥作用，不由自主地把郭沫若引导到文学的那条路上并为他构建起了“文学家”的身份。这对郭沫若而言，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能够迅速决定的事情，而是他在很长一段生活和精神创伤修复过程中逐渐明晰的选择。最开始，他下决心对文艺书籍“一概摒弃”，但做不到。他当时的同学钱潮回忆中说，郭沫若在紧张地学习日语时常“自言自语”，一听原来是在背诵《离骚》章节。考入九州大学医学部之后，在一、二年级时郭沫若也的确将心思用在专业学习上，尽管偶尔也抱怨“我深深感觉着我自己的学医是走错了路”“想改入文科”，不过在安娜的坚决反对之下作罢了。但后来，他与欧美文学发生密切关系并产生了浓厚兴趣，文学再次走入他的世界。郭沫若留日期间学的医学，是日本人从欧美等国翻译而来的，故日本学校教授的外国语极多，“有一半乃至以上是学外国语”而且“都喜欢用文学作品来做读本”；在日本的外语课上，“我接近了太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出了枝干来，终竟把无法长成的医学嫩芽掩盖了。”①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 卷，第17 页。泰戈尔清新而恬淡的诗，一下子就俘获了郭沫若的心。之后，他又喜欢上了歌德、庄子等。除了文学作品的吸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郭沫若两耳重听，再加上脊柱的问题，“没有可能把医学、特别是临床医学学好，因此在大学中途的时候，又来了一次极端的苦闷，而终于逼着我走上了文学的路途”②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 卷，第17 页。。在医学院前两年的课程多为“基础学问”，郭沫若虽因重听有学习障碍，靠着勤抄笔记的努力尚能应付；但第三学年开始“临床学问”，必须使用听诊器去辨别症状，这就无法靠后天的勤奋弥补了。痛苦之下，他又开始借助文学创作来宣泄和抚慰。

医学和文学，一个治愈肉体，一个关怀精神。契诃夫称医业是他的“发妻”，文学是他的“情人”。郭沫若却没有这样的幸运。“发妻”和“情人”的纠葛难以取舍，如同他对老家的妻子张琼华以及身边的安娜一样，两边都有遗憾。职业的抉择把他逼到了“左右做人难的苦境”，几乎是得了焦虑症。郭沫若在1920 年致陈建雷的信中说：“我学医的缘故我自己也不深知。我这人是个无目标放厂马的人，走到什么地方做到什么地方，我自己的生活也大概是自然流泻，随便他。所以每每走瞎路，碰得一头都是血！我如今很想改良我的生活，想定出个目标来，不过我对于我自己的文学上的资质还在怀疑，我觉得我好象无甚伟大的天禀。”③锦厚、伍加伦、肖斌如编：《郭沫若佚文集（上册）》，第33 页。这是郭沫若这期间心灵世界和现实处境最真实的写照。直到1924 年在福冈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郭沫若才最终下定放弃医学的决心。他在给成仿吾信中说：“我现在有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我把研究生理学的志愿抛弃了。”④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 卷，第202 页。在后来的信中，他还仔细剖析了自己的“觉醒”过程：原本计划写完《洁光》就埋头做生理学研究，但认为“埋头生理学的研究”“埋头为大汉民族的文明求得几面新鲜的篇页”是做不到的，因为一是没有“物质条件”，二是没有“安定的精神”，“时代的不安”迫害着他们的生存。而且郭沫若意识到，他们正处在“人文史上的大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才是唯一的宝筏！”⑤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年，第8 页。他还剖析了自己过往“烦闷”“倦怠”的原因：“我们内部的要求与外部的条件不能一致，我们失却了路标，我们陷于无为，所以我们烦闷，我们倦怠，我们飘流，我们甚至常想自杀。芳坞哟，我现在觉悟到这些上来，我把我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全盘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研究生理学的决心也就是由于这种觉醒。这种觉醒虽然在两三年来早在摇荡我的精神，而我总在缠绵枕席，还留在半眠的状态里面。我现在是醒定了，芳坞哟，我现在是醒定了。”⑥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 卷，第9 页。此时，郭沫若已下定最后的决心，即便遭到妻子和家人的多次反对也没有改变。

从严格意义上讲，郭沫若没有“弃医”，他完成了学业并获得医学士的学位。在之后文学创作中，医学也给了他许多灵感。郭沫若的文学作品中常见各种医学的名词和术语，比如《盲肠炎》，比如批判过胡适“五鬼论”的“疟疾”“梅毒”⑦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 卷，第160 页。。但是文学没有为他成为医生提供心理上的支持。从职业的角度讲，他还是弃医了：“我是衷心尊重医学的一个人。唯其尊重它，所以我不敢行医。”⑧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 卷，第18 页。到底是因为“尊重”还是因为有了新的目标方向？他的《飘流三部曲》给出了答案。小说中，3 个孩子的母亲晓芙为一家人衣食住行精疲力竭，始终无法理解丈夫为什么非要弃医从文，丈夫爱牟则狂吼道：“医学有什么！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医学有什么！有什么！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弄钱，我宁肯饿死！医学有什么！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得社会制度灭得掉吗？”①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第243 页。对此，学界有人评价：“郭沫若在自叙性告白小说中对这种非常具体的矛盾冲突处理得格外地粗糙。尤其是那种大段大段的豪言壮语或说教式的科白让人感到空洞，如同嚼蜡。”②武继平：《郭沫若留日十年（1914—1924）》，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年，第282 页。但从他所经历的思想变化、政治觉悟而言，不用对号入座，这就是他内心真实的独白！这不是说教，也不是废话，这是他给自己“发妻”和“情人”纠缠的最终判决书，是一直伴随着他的焦虑的宣泄！一句“弃医从文”根本不足以说明其精神的焦虑、立身报国心路的崎岖。

总之，要理解留日时期的青年郭沫若，只有将其放在那个时代中尽量还原才能真正理解他思想的复杂特质。如果遮蔽掉时代大潮中他的爱与恨、生活的窘迫和思想上的困苦，只留下一个抽象而空洞的履历表，那就很难理解他思想意识层面的嬗变转向。郭沫若留日时期经历了非常明显的思想上的重塑阶段，我们需要将之与他遭遇的现实问题对照了起来理解，他在时代的洪流中面对现实困境，在生活的夹缝中寻找思想的出路，通过感悟和反思那几年自己的亲身经历才突破了意识上已有的藩篱，实现了思想上的“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