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 争

临沂大学 文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0

本世纪初开启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一个最重要结论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众星拱月”，而是“满天星斗”。在这一理念下的中原文明不再是唯一的、中心的中华文明的源头，而是和其他文明平行的、并行的文明。构成中华文明的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有自己的特色，尽管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因交流互鉴而不可避免地掺入周边文明因子，但需要明确的是，不同文明在融入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时均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特色。由于不同的文明源头所处文化生态环境的差异，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它们就像生物体内的基因，顽强地保存在中华文化基因库里，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文化正是从特殊的历史阶段和特殊的文化形态开始，最终形成这样一个系统化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三星堆超凡脱俗的风格、神秘诡谲的气质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一、不一样的青铜时代

三星堆的惊天现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确曾让部分学者充满困惑，困惑于其出土文物的严重两极分化，从形制和样式来看，一部分文物是厚重而坚实的，而另一部分则诡谲而怪异。事实上，我们不应该仅从纵向的、历史的视角来看待三星堆，而应该从更宏观和多维的视角来看三星堆，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价值。三星堆的发现再次证明“在东亚‘两河流域’——长江黄河之间的沃野上，长江上游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华阳之地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孕育出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中心，那就是三星堆文化或夏商周时代的巴蜀文明。”①林向：《论古蜀文化——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见李绍刚：《三星堆与巴蜀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3 年，第3 页。而当我们把巴蜀文明看作与中原文明平行发展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的一元，并以更平和的心态把三星堆所代表的巴蜀文明跟夏商周所代表的中原文明进行比较时，才能既看到二者在交流互动中的彼此影响，又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异和特色。由于这二者都经历了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②“青铜时代”一词最早由丹麦国家博物馆保管员克·吉·汤姆森创用，并把其定义为“以红铜或青铜制成武器和切割器具的时代”。在国内这个词经历了容庚《商周彝器通考》 （1941 年）、郭沫若《青铜时代》（1995 年）和郭宝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1963 年）的演进，最终在学者张光直的《中国青铜时代》（1982 年）中成熟起来。，而“青铜时代的社会与文化的各方面成分、因素与特征，彼此之间是具有有机联系的，而且这种联系不是固定的、机械的，而是经常变动的，并且分层级的。”③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前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年，第2 页。因此，以青铜器为标尺，较能看清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各自占据的重要一元。

中国经历过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这个青铜时代始于大约公元前2000 年，结束于春秋、战国之际，持续了大约1500 年。苏秉琦先生认为，到目前为止，考古学的文明探源发现中国至少存在六大文明区域，④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第154—155 页。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把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分为六大块，分别是：面向海洋的三大块，即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东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大块，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关中、豫西、晋南邻境为中心的中原，以洞庭湖、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尽管这些文明都曾经历过不同水平的青铜时代，但其中有两大文明区域的青铜时代最为典型，一是是以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的中原文明，一是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巴蜀文明。要比较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的青铜时代，必须以三星堆和殷墟（中原文明还涉及到部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这两个考古遗址为主要标准，它们分别代表了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青铜时代的辉煌期。就三星堆来说，无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现两个祭祀坑的“一醒惊天下”，还是近年新发掘的六个祭祀坑，尽管其中不乏玉器、陶器、象牙，甚至丝绸遗留物，但在三星堆出土的所有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仍然是青铜器，可以说，三星堆的青铜器为中国的青铜时代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殷墟就更不用说了，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没有殷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国考古学不可能一起步即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虽然都以青铜器出名，但它们的青铜器在其文明区域内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可以说，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虽然都经历了青铜时代，但它们所经历的却是不一样的青铜时代。

首先，青铜礼器在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的祭祀目标是不一样的。

不论是在中原文明还是巴蜀文明，青铜器都是作为一种重要礼器来使用的。在青铜时代，青铜器当然也会成为上层贵族的日常生活用品，但即便是在青铜时代的鼎盛期，制作青铜器的金属也属于稀有物质，因此，青铜器的主要用途是作为一种贵重的礼器。但同样是作为礼器，青铜器在中原文明和巴蜀文明中适用的场合却不一样。中原文明出土的青铜器大部分发掘于墓葬之中，显然，是作为陪葬的明器。比如，出土于商王武丁之妻妇好墓中的青铜礼器就有200 多件，有青铜鼎、青铜尊、青铜镜、青铜勺、青铜兵器等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鸮尊。另外，殷墟出土的世界上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从其名称亦可知其为陪葬用品。尽管殷墟也有祭祀坑，但其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并不多，殷墟的青铜器多数出土于墓葬。由于青铜器并非简单的礼器，“青铜礼器是明确而强有力的象征物：它们是象征着财富，因为它们自身就是财富，并显示了财富的荣耀；它们象征着盛大的仪式，让其所有者能与祖先沟通；它们象征着对金属资源的控制，这意味着对与祖先沟通的独占和对政治权力的独占。”①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第91 页。这说明，中原文明的青铜时代已进入到家族统治的时期，权力已被家族私有化，是一种“家天下”的形式。西周早期的毛公鼎的铭文中多次出现“父、王、家”等字样，且铭文内容非常清晰地表达王权在家族内的传承，这些铭文甚至能够帮助我们确证上古时期世系更迭的具体承续人，成为历史文献的重要补充。

不同于中原文明，巴蜀文明的青铜器则多用于大型祭祀。到目前为止，巴蜀文明中重要的青铜器大多出土于三星堆的八个祭祀坑。从其掩埋的规则性可知，这些青铜礼器是某次或某几次祭祀仪典后被人为损毁，再被刻意掩埋的。从祭祀坑的规模、大小和发掘出来的青铜器数量来看，祭祀仪典具有相当宏大的规模，必定是国家级的重要仪典。也就是说三星堆的青铜器不是作为个人死亡的陪葬品来使用的，而是作为大型仪典的祭祀礼器，在完成了地面上的规模宏大的祭祀活动后再被掩埋于祭祀坑中，因此，三星堆的青铜器是公共器物，是国家礼器。这些青铜礼器制造出来的目的是服务于某种大型的、公共的、神圣的仪式，不是专为某个家族和个人订制的，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祭祀坑里的器物大都被人为损毁，既然完成了某种祭祀的仪典，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毁坏、焚烧、掩埋或许也是祭祀仪式的一部分。因此，三星堆的青铜器是一个族群，或者一个国家的祭祀器物，祭祀仪典所服务的对象是集体、是多人，不是某个家族或者个人。既然青铜器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礼器，因此，我们可以大胆预言，巴蜀文明的青铜时代是一种公权力占优势地位的时代。从生产力水平和制造技艺上来看巴蜀文明所处的青铜时代，早就超越了氏族公社时期，这种公有制不可能是原始公社制度，极有可能是一种贵族神权制的统治模式。虽然三星堆也有墓葬被发掘，但墓里几乎只有骸骨，并没有任何高规格的陪葬品，这与殷墟墓葬中发掘出大量精美青铜器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中原文明的青铜时代已经进入家族统治的私有制社会，但巴蜀文明的青铜时代是一种公权力占优势地位的公有制社会，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上没有铭文（这里预设前提是巴蜀文明的青铜时代已经发明了文字，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文字没有留存下来），由于这些青铜器不是属于私人，因而没有必要篆刻上标志个人所有权的铭文。因此，我们可以说，巴蜀文明的青铜礼器多是公用，中原文明的青铜器则为私用。三星堆的青铜器是一种公共祭祀的产物，殷墟的青铜器虽然也是用做祭祀，只是这种祭祀是直接服务于某个掌权的家族或个人。

其次，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在青铜器形制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三星堆青铜器跟殷墟青铜器最大的差异是在青铜器物的形制上。殷墟青铜器的主要造型是青铜“物”器，也即用青铜器制作的各种物品，我们最为常见的有鼎、尊、罍、㝬、簋、爵、觚、豆、鬲、盘等等，而三星堆的青铜器造型除了有“物”，更重要的还有“人”。三星堆的青铜器物也有尊、罍、觚等器物，甚至这些器物上的纹饰跟中原器物有较大的相似性，这表明在青铜器的“物”上，巴蜀跟中原有过一定程度的交流和沟通。如果仅就青铜“物”器来说，可以说巴蜀文明受中原文明影响较深。中原青铜器物上的纹饰大多是动物，或者人和动物的合体，且动物纹饰的数量和种类也较多，有现实世界上存在的动物，也有并非真实存在的动物。如安阳5 号墓出土的钺，其上有饕餮食人的图纹，殷墟出土的大鼎耳上也是人与动物共存。但殷墟青铜器上鲜有单独的人形纹样，更没有单独的“人”形器物。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则拥有大量的“人”形。

如果把三星堆的青铜器跟殷墟的青铜器作整体比较，三星堆青铜器在造型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出现了大量的“人”形青铜器。三星堆出土的“人”形青铜器最具代表性的有这样几种类型：青铜面具、青铜人像、青铜头像、眼形器等。面具是三星堆“人”形青铜器的代表，尤其是2 号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纵目面具，其巨大的体积和夸张的造型是整个青铜时代从未见过的。青铜人像也是三星堆“人”形青铜器的一大特色，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了54 个真人大小的青铜人头像，尤其受人瞩目的是青铜大立人像，总高达到2.62 米。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又出土了大量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青铜人像。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纵目面具、镶金青铜面具、青铜顶尊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顶觚形尊蛇身人像，以及发饰各异的人头像。即便是青铜器物上也满是人，金杖上刻有人脸，兽形器上立着小人，一个多层的、复杂的青铜神坛上居然铸有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13 个人像。面对大得惊人的青铜面具和高的惊人的青铜人像，我们由衷地惊叹：三星堆是一个充满“人”的世界！

但巴蜀文明的这个看似充满“人”的世界却并非一个真正的“人”的世界，这里的“人”也并非真正的人，而是人的化身，是神。中原文明的青铜器由于大多发掘于墓葬，我们几乎能够确知这些青铜礼器是为谁而铸造的，即使上面没有铭文，我们也能依据墓主人而推测出青铜器的主人，这种情况在巴蜀文明中是不存在的。尽管三星堆的青铜时代看似一个充满“人”的世界，但这里其实并不是一个现实的人的世界，而是一个神的世界。巨大的青铜纵目面具背后，隐藏着的或许就是那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神”；青铜大立人像或许是祭司的形象，但他祭祀的并不是自己的祖先，而是他心目中永恒的神灵；青铜神坛上的人像也不是某个先祖的形象，而是在召唤神明的巫师，那或许是在模拟一次神圣的祭祀仪式。总之，古蜀人所热衷的是神的世界，巴蜀文明的青铜时代是一个神化了的世界。这就形成一个悖论：巴蜀文明的青铜器有大量的“人”形，但它祭祀的却不是人，而是神；中原文明的青铜器上鲜少有“人”形，但他们祭祀的却是真实的人，一个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自己的祖先。中原文明的青铜时代虽然也有占卜、祭祀，但那是一个充满人的世俗世界，而巴蜀文明的青铜时代则是一个到处是神灵的宗教世界。

二、青铜时代的神权与王权

是什么造成了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在青铜时代的差异？这就需要先理解青铜时代的文明。文明既是物质财富积累的体现，又是政治权威兴起的结果。文明的财富积累主要依靠政治权力，反过来，财富又成为维持权力的保障。有三种力量在维持政治权力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即战争、道德和信仰。尽管在多数时候这三种力量是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但在不同的文明中，这三种力量所起作用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其合力的结果便是我们看到的文明的差异。我认为，导致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在青铜器上存在较大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二者所代表的权力模式存在差异，概言之，巴蜀文明是一种神权模式，中原文明则是王权模式。

“中华民族的各支祖先，不论其社会发展有多么不平衡，或快或慢，但大多经历过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从氏族到国家的发展道路，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然后汇入帝国的国家发展道路。”①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47 页。由于中华大地上很早就分布着为数不少的原始氏族社会，在从氏族发展为古国的阶段，其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必然是千差万别的。考古学家李伯谦把“古国”又分为“崇尚神权”和“崇尚王权”两类。众多专家学者都认可三星堆文化所代表的巴蜀文明已经发展到古国阶段，并且认为古蜀国是个崇尚神权的王国。“三星堆遗址在距今三、四千年前逐步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神权古国。这时的社会中充满了宗教狂热，主持宗教事务者就是社会的主宰，由神权来支配一切。他们把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发展到极致，通过各种祭祀活动，把先祖蚕丛彻底神化，把自己装扮成可以通天地人神的巫祭集团，以此来增强古国的凝聚力和影响力。”②赵殿增：《我对三星堆文化特征成因的认识》，《中华文化论坛》2021 年第3 期。对于三星堆遗址所代表的古国是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这一判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土的三星堆文物中就已基本得到验证，青铜纵目面具所拥有的夸张造型、史上最高的青铜人像、多层繁缛的青铜神树……都昭示着三星堆所代表的古蜀国是个神权古国。近几年三星堆考古的新发现又进一步证实了三星堆作为神权古国的性质，除了再次出土超出真人比例的巨大面具，本次考古最吸引人的文物就是结构复杂、层次多样的青铜神坛，这个神坛的定名几经变化，最初因其奇怪的造型，被网民称为“奇奇怪怪”，提取后在考古现场的实验室里被称为“顶觚形尊蛇身人像”，后因又发现其下部居然可以跟三号坑出土的一对鸟足完美结合，因此被最终定名为“鸟足曲身顶尊神像”。专家认为，这个奇怪的青铜器其实是一个神坛，它的奇特造型生动地诠释了三星堆正在进行的一次神巫仪式。由此可见，古蜀人对宗教神权的信仰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共同的神权信仰让这个古国较早进入一个统一的青铜古国时期。

与巴蜀文明的神权统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原文明的王权统治。不同于巴蜀文明神权统治依靠宗教信仰来巩固权力，中原文明更多是依靠武力征服来实现统治的威权，王权的确立离不开战争的武力征服。中原文明的青铜时代始终不断大大小小的战争，国与国之间常因战争而相互吞并、取代或者结盟、联合。中原文明青铜器的使用是与战争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青铜器即是政治军事权力的象征。中国历史的上三代夏、商、周的交替赓续都是通过战争形式完成的。“商代中期和晚期的文化足够显示出来商代文明是在公元前18 世纪自东部前来征服夏朝的中国青铜文明的一个重要成员。约600 年之后，商朝则又为自西部前来的周人所征服。”③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10 页战争在中原文明王权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考古和文字都能得到证明。上文提到的商王武丁之妻妇好墓中就曾发现大量的青铜兵器，其中有“27 件青铜刀，130 多件青铜兵器，20 多件骨镞。”④参阅《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 年第2 期。妇好并没有因为是女性和王妻而远离战争，其墓葬中随葬如此多的兵器，足见战争在中原文明的频仍程度。中原文明的青铜时代，几乎所有已知的主要兵器都能找到青铜制造品，青铜的镞、矛、戈、戟、钺、刀、剑、匕首等等，包括极其耗费青铜器的战车，战车上众多的零部件几乎都是青铜器制造的。就像钢铁是现代战争武器的基础材料一样，青铜也是青铜时代的中原古国之间攻伐交战的必需品。同时，战争的频仍、攻伐交战、变幻不定的政治同盟使王国数量逐渐减少，最终，在中原地区，先后形成交替更迭的、王权显赫的夏、商、周三个王国，正是战争确立了中原文明的王权。有人认为甲骨文中“王”字是青铜兵器“钺”的象形字，是“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国王演化而来的，是王权的象征。①林沄：《说王》，《考古》1965 年第6 期。“族”字的甲骨文写法上面是一面旗帜，下面是一支箭，其基本含义是战争中的军事组织和行动团体。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战争是中原地区最重要的事情，青铜器在中原文明是跟战争分不开的。

《左传》有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如果把“祀”与“戎”分开来论，在宣扬和巩固国家权力方面，巴蜀文明注重的是祭祀，而中原文明更看重战争。当然，中原文明王权的确立不能完全排除信仰的力量，就像巴蜀文明神权的确立也不可能没有战争一样，无论是中原文明还是巴蜀文明，都是在信仰、战争、道德三种力量交织而成的合力下来实施权力的，只是不同的因素在不同的文明中所起的作用并不一样。如果要把维持权力的三种力量做一个力量对比的排序，在中原文明中这三种力量的排序是战争＞道德＞信仰，而巴蜀文明则不同，它的顺序应该是信仰＞道德＞战争。因此，如果把道德力量作为一个中间环节，巴蜀文明的道德和战争是用来强化信仰的，而中原文明，则把道德和信仰的力量传递给战争，最终让战争发挥更大的效用。文献记载，武王伐纣时尽管也打着“共行天之罚”的神圣旗号，但他极力宣扬的却是战争威势：“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尚书·周书·牧誓》）这一铿锵有力的战争动员甚至以武力威胁来结尾：“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可见，战争带来的武力威慑在中原文明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反，战争的威慑力在巴蜀文明中可能没有那么重要，这一结论可以从三星堆文物中少有青铜武器来证明，三星堆的青铜器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武器，最新的三星堆考古中，在六号祭祀坑下方发掘到一把精美的玉刀，而据专家推断这把类似匕首的玉刀却并非武器，很有可能是纺织用的“打纬刀”。尽管由于文字的缺失，我们无法证明巴蜀文明内部有没有爆发过战争，但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少有青铜武器这一事实，基本可以断定，战争在巴蜀文明中所起到的作用相对较小。这表明在古蜀国，战争可能不是非常频繁，其青铜器所代表的权力意志跟战争的关系可能要大大降低，而其青铜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纵目面具、大立人、青铜神树等恰是神巫信仰的象征。

我们再来详细阐释一下道德力量在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所起作用的不同。道德力量是通过氏族英雄来起作用的。青铜时代是一个记录英雄的时代，无论是中原文明还是巴蜀文明，都经历过氏族英雄的时代。在人类社会发生进化飞跃的重大时期，尤其是在新石器时代，某些个体以个人能力为本氏族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他推动了本氏族进入文明时期，此人便是最初的氏族族长，他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传说中的氏族英雄。在英雄成长的时期，氏族族长往往依靠建功立业成为所隶属的文化圈的英雄，英雄成长的过程也是他为本民族建功立业的过程。所谓功业大多是在英雄领导族人跟自然界的博弈中取得的，包括开疆拓土、刀耕火种、发现和利用动植物为人类生存服务等等。氏族英雄靠智慧、能力、业绩取得在本氏族的领导地位，成为本氏族的功臣，再发展为文化英雄和宗教首领，这个过程也是氏族英雄彰显道德力量的过程。夏、商、周三代的首领都有过领导本氏族战胜自然灾害的功绩，大禹治水，商汤试图以身投火祛灾，后稷教人种植菽、黍、粟等农作物，这些英雄事迹都存在于中原文明的传说和文献中，禹、汤、稷也因此成为夏、商、周的氏族英雄。

虽然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依然没有在三星堆找到任何文字记载，但可以推断，三星堆也曾有过氏族英雄带领本族的子民战胜自然的伟绩。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献中，关于巴蜀的记载少之又少，目前提及最多的仅有《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华阳国志》中记载第一任蜀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这一形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虽然文献上并没有记载蚕丛的英雄事迹，但其“蚕丛”的名字让我们可以推想这一任蜀王的功绩很可能与养蚕和丝绸织造技能有关系。在高科技的协助下，新发现的六个三星堆祭祀坑取得的最令人瞩目的考古成就之一就是在八号坑找到了丝织残片，在其他祭祀坑也找到了大量的丝织物痕迹，并检测到大量丝蛋白，这说明古蜀人已经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丝绸织造技术，有专家甚至推测古蜀人已经开启了中国最早的南方丝绸之路，这为蜀王蚕丛成为巴蜀文明的英雄提供了部分证据。青铜纵目面具很可能象征着古蜀人对其青铜时代的英雄——蚕丛的崇拜。如果三星堆的青铜纵目面具真的是对古蜀先人蚕丛的纪念，那么，作为氏族英雄，蚕丛在古蜀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大禹、后稷等人在中原人心目中的地位并不完全相同，从青铜纵目面具巨大的体量和夸张的造型可以看出蚕丛在蜀人心目中已经被完全神化了。人们初次见到三星堆“人”形青铜器时几乎都震惊于它的“大”，体量大，高度“大”。三星堆最具代表性的“人”形青铜器的特点都是“大”。由于高大，三星堆青铜面具和人像带给人们最直接的心理感受就是崇高感、神秘感和震撼力，“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正只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美——崇高的。”①李泽厚：《美的历程》，《美学三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年，第45 页。这是神灵能够带给人的崇高感和威严感。青铜纵目面具背后是神，不是人，因此，他的面具体量也大大超越了人面的实际尺寸，他虽然有可能是氏族英雄蚕丛演化而来的，但他已经被神化，具备宗教意义上神的力量。

尽管中原文明的氏族英雄也曾经被神化，大禹治水时能幻化为熊开山辟路，商的先祖源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但当《史记》记载“禹传位于启，为夏王”时，就表明中原的英雄已被纳入帝王家族世系之中，他们身上的神圣光环也就慢慢消退，最终成为家族的祖先，英雄成为人君，从而失去了“仙籍”。即便是中原青铜器上的“人”形也不是以“神”的面目出现的。上文提到的后母戊鼎上有饕餮食人图案，表现的是两个饕餮巨兽张着大口环绕着中间的一个人头像。对这里的人头像如何理解？不同学者各有不同的解释，总结起来有三种说法：一是张开的兽口代表此岸（生者的世界）和彼岸（死者的世界）的分割；二是动物张口成风，协助中间的巫师升天；三是人兽结合的纹样不仅是沟通天地的巫师代表，也是商王或其近亲的代表。很显然，中原文明的氏族英雄或许已经成为神的代言人，即巫师，但并没有被奉上神坛。在笔者看来，这个人头像非但不是“神”，甚至也算不上是“人”，被两个饕餮巨口所威胁的“人”更像是战争的俘虏，是献给祖先的祭品，是“物”。这一推测从另一侧面印证战争在中原文明中的重要性。从商周青铜器几乎没有独立的、威严的“人”形可以推知中原英雄并没有获得神的地位，反倒是饕餮的威严成为王权的象征。关于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有没有特别的意义，东西方的学者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争议。少数西方学者认为这些动物纹样是由几何纹演变而来的，没有任何意义，持这一观点最坚决的是罗樾（Max Loehr），他的如下述论断也常被引用：“如果商代青铜器纹样仅是纯粹的装饰，仅是图案本身，而与真实事物毫无联系，或者最多只是含混不清的联系，那么，我们便必须说：它们并无任何确定的意义，既没有宗教的、宇宙观的或神话学的意义，也没有任何既定的文学意义。”①Max Loehr,Ritual Vessels of Bronze Age China, New York:The Asia Society,1968,p.3.转引自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第54 页。但大多数中国学者并不认可这一观点，张光直认为：“很明显，既然商周艺术中的动物是巫觋沟通天地的主要媒介，那么，对带有动物纹样的青铜礼器的占有，就意味着对天地沟通手段的占有，也就意味着对知识和权力的控制。”②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第73 页。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原文明把神性更多赋予了动物，而不是人。巴蜀文明则不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存在大量的独立的人头像、人像和人面具，少有受制于动物的，依据张光直先生的逻辑，在沟通神明方面巴蜀人走得更远，这些夸张变形的青铜面具、头像和人像本身就是神的象征，巴蜀文明已经有了自己的神明，可以直接跟上帝进行沟通，而不需要借助动物形象来作为沟通的中介。在这里人初步摆脱了象征神的物（动物）的威压和控制，人本身幻化为神，神性的力量得到了张扬。

三、文化生态环境的差异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生态学给出了一种重新看待文化的新方法，它借助人类生存所需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来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人类作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动物，经过若干万年的发展进化似乎已经远离了自然生态这个大圈子，形成独立的、自我的、充满“文化”氛围的人类社会小圈子。文化是人类群体创造的成果，看似距离自然环境越来越遥远，但如果我们不否认人类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和自然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文化生态学的意义就在于提醒人类不应该忘记人类自己也只是宇宙中的一种生物而已。文化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现象和结果，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活态形式，每一种文化都在某种具体环境中成长、发展、传播，并通过不断地适应环境而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每种文化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就像每个生命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一样，每种文化也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它能够延续、传承，也会变异、转化，以至消亡。不少文化形态已经湮灭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也有一些看似已经消逝的文化形态却以一种隐秘的方式悄悄保留住了自己的基因，让后人能够一睹它曾经的辉煌，就像已经消失的物种留下了化石标本一样，文物就是文化的标本，即使文物所依托的文化形态已经消亡，文物也会保留着文化曾经鲜活的样子。文明是文化的初始形态，文明往往保留着所属文化的原始基因。文化的差异来源于文明所携带的原始基因的差异，基因的差异又往往源自文化生态环境的差异。文明所携带的文化基因由于各自生态环境的差异走上不同的发展轨迹，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

在一个相对广泛的地理区域内会存在多种文化形态，多种文化形态又会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的文化生态体系，文化生态体系内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有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跟周围其他文化形态形成交流互动，共同维护着这个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就像一片生态体系维持得相对平衡的森林，其中的每一种生物看似微不足道，实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华文化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生态体系，在这个文化生态体系里，每一种文化都表现出鲜明而独特的形态。

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在青铜时代的差异便来源于其文化生态环境的差异。中原文明的大体位置是以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的中国中部偏北部的地区，这块区域一个较大的优势就是交通便利。它向东是黄河冲击出来的华北平原，向西是河西走廊，向北是广阔的黄土高原，向南是秦岭。此处整体地势较为平坦，交通便利。几千年前，此处气候条件比现在要好得多，温度比现在高，也更湿润多雨，加之黄河及其支流携带泥沙冲击出优良的耕地，同时，河流也保障了灌溉的便利，这一切非常有利于发展农业。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便利的交通带给此地先民良好的发展机会。但是，祸福相依，良好的资源又缺乏天然屏障也很容易成为被觊觎的对象，便利的交通带来交流的方便，也带来战争的频仍。战争虽然带来一定的破坏，但同时也成为文明间重要的交流方式，战争促成被动的技术交流和文化交流，充分的交流又给中原文明带来快速发展的机会。另外，青铜时代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并非只有战争一种形式，和平年代的物物交换形成初级的商贸交流，还有一种最常见的交流方式是婚嫁。《诗经》记载了商周之间的通婚关系：“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诗经·大雅·大明》）这个来自殷商的女子不仅嫁给了文王的父亲王季，而且生下了周文王，可见，商周之间不仅有攻伐关系，亦有姻亲关系。这样，中原文明所在的区域逐渐形成了交流互通的发展循环。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为中原文明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使得中原文明成为早期中华文明中发展较快的一支。当周围文明还处于古国阶段时，中原文明已经是方国时期了。“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这时期一是群雄逐鹿，一是从洪水到治水。夏未亡而商已成大国，商未亡而周已成大国，是夏、商、周并立的局面，商汤伐桀、武王伐纣都用的是同盟军，是小国联合对付大国，是方国与方国间的战争”①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31 页。。

在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而自然环境相对恶劣时，在众多氏族、古国相生相克的交流互动中，中原文明形成了中华文化中最初的文化基因，那就是立足现实、脚踏实地，既重视生存发展和物质实利，也重视沟通交流、和谐统一。因此，中原文明的青铜时代，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青铜武器，这是战争导致王权力量较早确立的证据，而和平年代对物质和现实的关注则体现在青铜鼎、罍、尊、㝬、簋……等器物上。快速发展的中原文明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显性文化基因，中原文明的青铜器物也因此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物。

相比于中原文明，巴蜀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很不一样，几乎四面都被高山、高原所包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之中。它的西部是川西高原，东面是大巴山和巫山，北面是秦岭，西南是横断山脉，东南是云贵高原。同时，巴蜀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又极具丰富性和独特性。大约5000 万年前，在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相碰撞下，形成了世界上最年轻、最巍峨的青藏高原。经过第四纪以来的快速隆起，剧烈的地质运动又造就了这里连绵起伏的高山大川，四川盆地西侧近百座海拔5000 米以上的高山堆叠在一起，雄伟的横断山脉造成四川东西地貌的巨大反差，川西高原耸立、雪山巍峨，川东盆地则地势平坦，河流纵横。高原和盆地之间是一道长约450 公里，宽约50 公里的降雨带，被称为华西雨屏，年降水量达2000 毫米，形成中国的雨雾之极，多种奇花异卉和珍禽异兽终日笼罩在高山密林的云雾之中，充满了神秘气息。地质环境的多样滋养出极具生物多样性的垂直自然带，保存有多种珍稀动植物，这里是全球36 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也是巴蜀文明的繁衍生息之地。

巴蜀文明的重要代表三星堆文化遗址西靠川西高原，东临四川盆地。四川盆地面积26 万平方公里，比整个英国还要大，而形成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利于农耕。这样一个易守难攻、资源优渥的环境很容易发展形成独立的文化形态。虽然四周的高山、高原妨碍了它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但其内部体量巨大，有足够的空间发展成独具一格的文化形态。巴蜀文明的确就是在这种既相对封闭、又丰富开阔的生态环境中发展形成的，而其文化生态环境最大的优势就是：虽然地处相对封闭的环境，但依然有通道跟其他文明进行交流，只是这个通道易守难攻，走出去相对容易，但走进来却不容易。当它想要跟其他文明进行交流时，可以借助自然山口、水路通道走出盆地，而当它不想跟其他文明交流时，借助“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地理优势，又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巴蜀文明的文化生态优势就是能够进退自如。事实上，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巴蜀文明在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的同时，始终没有完全放弃跟其他文明的交流，尤其是跟中原文明的交流。因此，我们能从三星堆的青铜器上看到两种形制，一种是尊、罍、鼎、觚等，跟中原文明相似的器物，这是它主动跟中原文化沟通交流所留下的痕迹证据；另一种是青铜面具、人像、神树等神奇、诡谲的青铜器物，这类青铜器是巴蜀文明所处的独特而封闭的文化生态环境赋予的。当巴蜀文明处于封闭阶段时，周围高大巍峨的山脉、汹涌湍急的河流、奇特怪异的动植物很容易让巴蜀人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终日被云雾笼罩又无法企及的密林高山刺激了巴蜀人的想象力，由此形成神秘的宗教情结，这是三星堆文化发展为神权古国的自然生态原因，也是巴蜀文明独自向内发展形成的文化成果。相对封闭的环境，让巴蜀文明跟其他文明交流的机会远不如中原文明多，也更容易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所表现出来的两种特色表明：在它鼎盛时期，既注重发扬自身的神权文化，又没有忘记跟其他文明的交流、沟通，形成其既不失个性的神奇夸张、又兼收并蓄的灵动多变的特色。但是，巴蜀文明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让其存在一个潜在的危险，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迫使其只能主动寻求对外的交流和沟通，一旦它停止了跟外界的交流很可能会变得固步自封，妄自尊大，并最终走向衰落。在三星堆文化繁盛后的几百年，古蜀国被秦国所灭的事实或许可以反证其没能延续开放交流的道路，而是走了一条自我封闭的道路。

尽管古蜀国已灭，但巴蜀文明却留下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基因，三星堆文化以“人”为主题的青铜器，承载了这样一种隐性文化基因：其核心要素是对精神力量的崇拜、对个体力量的信仰、对艺术的迷狂和执着。这种文化特色和精神气质并没有随着古蜀国的灭亡而湮灭，它成为中华文化系统中的文化基因之一，并在随后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中时隐时现，展现着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和传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