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兰

（肇庆学院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郝景芳因她的科幻现实主义小说而声名鹊起。其代表作《孤独深处》《在远方》《流浪苍穹》等小说集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小说《北京折叠》于2016年8月斩获74届世界科幻小说界最高奖雨果奖的最佳“短中篇小说”大奖，令国人惊喜不已。郝景芳成为继刘慈欣《三体》之后我国第二位获得此项国际大奖的作家。《北京折叠》关于未来城市时间和空间双重折叠的恢弘意象，有如变形金刚般可以自由折叠的玄幻城市构想，令人拍案叫绝。未来有限生存资源与爆裂人口之间的尖锐冲突，可以通过折叠空间加以解决，同时也映射出后现代社会人们对于阶层割裂、环境恶化、贫富悬殊等诸多问题的焦虑。但困境的背后，是作者对温暖真情的渴望和书写，对未来世界人性真善美的执着坚守。这一主题始终贯穿郝景芳的文学创作，体现出作者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

一、介于现实与虚拟间的《长生塔》

在科幻小说中，郝景芳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度思考了未来世界可能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和个体境遇，为我们探究后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成果。《长生塔》于2020年4月出版，一共收录了10 篇小说。郝景芳说它“是一本现实主义*科幻的小说集，里面的大部分小说游走在纯文学、奇幻、科幻和说不清类型的小说边缘”[1]。小说集中属于科幻题材的有《永生医院》《积极砖块》两篇，其他属于非科幻小说。小说内容多表现青年人的焦虑、困境和无奈，例如，揭示家庭重男轻女矛盾的《好久没回家》；关注少年孤独闯荡社会险遭厄运的《大地》；表现少女逐梦作家但梦想破灭的《写一本书》；分析刚毕业大学生不懂圆滑在职场处处碰壁的《逆行》；探究情感孤独、外强中干职场女性的《年终聚会》等，聚焦青年群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灵焦虑和精神困境。另外，也有表现不断上访、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中学老师，如《长生塔》；有带有反讽性质的积极心理建设师，如《积极砖块》；还有克服重重困难想把父母骨灰体面安置的三兄妹，如《归家之路》。这些作品都以鲜活的笔触书写了社会人生的多个侧面，或悲喜交集、或矛盾焦虑、或无奈心酸，无不渗透作家对未来世界人类真实精神状态和命运的关注。小说集内容涉及范围很广，但对人类生命意义和永恒价值的探寻是基本主题，探讨的是后现代智能生活世界中人的生存困境和理想追求。《长生塔》中的作品不论是科幻题材还是现实题材，总能让读者感受到诸多个体人物的精神焦虑，以及试图逃离却难以避开的人生困境。这种困境又非个人力量能够改变，而是社会群体的整体无奈。尤其在利益驱动下的功利行为以及在高科技赋能下的愿望达成，看似荒诞可笑不可思议，实则真实反映出作家对未来世界人类面临的现实和精神双重困境的担忧。当然作品的结局是焦虑最终会在强大的人文关怀层面得到释放，外在的客观世界会以更博大的理解和同情绽放出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尊重。追求精神的圆满才是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可行之路。

郝景芳对她的小说始终定义为“无类型小说”。“这种介于现实与虚拟之间的文学形式构筑起某种虚拟形式，以现实中不存在的因素讲述与现实息息相关的事。它所关心的并不是虚拟世界中的强弱胜败，而是以某种不同于现实的形式探索现实的某种可能。”[2]我们可以理解为郝景芳始终对现实世界充满洞察和思考，而科幻是她对世界的另一种深层解读。当“社会责任感与人文情怀的丧失、思想的麻木、对现实的惧怕以及自身底气的不足等诸多原因使得知识分子或沦为沉默的大多数, 或与大众文化高歌共舞”[3]时，郝景芳始终以清醒的姿态，以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感，表达她对社会人生的理解和关怀。这种人文关怀，它超越个体、超越种族、超越国家，是从人类整体甚至宇宙大全的角度思考世界。马克思说：“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4]这说明归根到底一切都要以是否“合乎人性”为依据。不论时空如何变幻，对人的关注和关爱，必将是人类未来发展与进行一切改造的思想基础。

二、真与假的困境：人工智能时代的焦虑

小说集第一篇《永生医院》是一篇奇文。小说延续了郝景芳“科幻现实主义”创作的路径[5]，以现实生活的经验为主干，以奇幻想象的快速培育人体细胞生长技术为辅助，用侦探小说充满悬念的创作方法，构筑了一个疑案般的欣慰与恐怖、理解与无奈的未来世界。小说探讨的是人工智能的无所不能与人类伦理情感的尖锐冲突。小说主人公钱睿的母亲重病缠身，他好不容易进入“妙手回春”医院，看到病床上的母亲已是憔悴不堪、气息奄奄，钱睿内心充满痛苦。但当他回到家中，却惊讶地看到家中有一个健康鲜活、栩栩如生的母亲。两个母亲长相一模一样，但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时空错觉与母亲身体的两极反差，令钱睿震惊不已。眼见为实的自信促使钱睿奋力要揭开这个不可思议的医院骗局：病愈出院和父亲快乐生活在一起的是假母亲。但意料之外的结果是：医院中的真正母亲确实已经去世，但医院得到了来自母亲的绝对授权，通过母亲的DNA短期快速复制躯体，然后利用智能技术，“将神经元的连接模式转化为程序，接入新躯体大脑，在程序的诱导下，新的脑神经组织也会按照过去的模式生长。……这样就让一个人的基因和脑记忆保留，只更换了不同的身躯。”[6]21由此创造了一个从身体到思维与亲生母亲绝无二致的新母亲。再造的母亲“它”，并非克隆人，而是更高级的智能存在。这个新的生命个体“母亲”，在强大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之下，完成了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部复制，保留了原始肉体的全部记忆与精神品格。除非你知道“她”的绝密身份是假的，否则与“本尊”没有任何区别。而更为奇特的事情是，最终“我”也并非真正的我，而是“它”。我因为很小就出车祸死去，“妙手回春”医院再造了一个“我”，“我”是我的延续。因此，真相大白后的“母亲”也并非真正的母亲，而是“它”，是母亲的延续。作品在巨大张力的矛盾冲击下公布谜底，人工智能技术的不可思议与惊心动魄的情节设置，给读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撞击。“身份焦虑”成为小说内在的心理考量以及最终的目标指向。如何看待和理解真实身份？如何考量家庭伦理与亲情？郝景芳留给我们一个深度课题。母亲非“母亲”，我非“我”，但“我”和“母亲”扮演着和往常完全一致的家庭角色，享受天伦之乐，延续家庭的温暖，消除亲人的心理悲伤。真和假的伦理辩证，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未来课题。“他们要的是安慰，不是真相。你明白吗？”[6]44总裁对钱睿说的话，最终道出了“真与假”“是与非”的相对辩证关系。郝景芳通过“我”的震惊、矛盾和纠结，展示出对此问题的深入思考。但小说最后，“我”最终放弃了对“妙手回春”医院的起诉，可看出作者心中在技术与伦理的万千撕扯中，对圆满亲情的高度认同。

小说集的最后一篇科幻小说《积极砖块》，郝景芳用荒诞趣味的笔法，构筑了一个奇特的“积极小镇”。在这个城市中，“所有建筑和家具都能感知人的情绪，只要你接触他们——任何部位——你身体里的情绪因子就会被他们感知，他们就会变颜色。积极情绪是暖色，负面情绪是灰黑色。”[6]298在这里人的情绪无法隐藏，正面或负面的情绪都会完全暴露在建筑物表面和现实环境中。所以人们为了展示出自己的积极情绪，刻意甚至虚假地维持着表面快乐明亮的生活色彩，掩饰真实的心理情绪。因为“积极小镇有积极政策：每个人都应该表达积极情绪。”“如果谁的情绪让情绪材料变得灰黑，一旦蔓延开来，影响到其他人，就得把他送去隔离”[6]300。但真实终将无法被虚假掩盖，在真实的个人私密空间，人的情绪会展露无疑。号称是积极心理按摩师的主人公周错，他的家实际是“灰黑冷寂的家”，因为被总监侄女顶替而落选快乐大使选拔，回到家他“缩在干硬如黑炭的床上睡不着。”愤怒使他“越想床就越漆黑坚硬。他感觉身体被硌得生疼，最后只好把被子抱到地上躺下”[6]305。而办公室里有着最心旷神怡的米黄和新绿颜色的公司总监，实际在“总监的书桌下，在一般人看不见的角度，有一个深黑色的脚印，深陷到底下，那么深，那么黑，像是陈年的墨汁深埋在地下”[6]305。一向好脾气的邻居王叔,因为被老板前妻的儿子顶替丢了工作，面临着年龄大、失业、借钱、赔钱、欠人钱的窘境，结果“没控制住，在街上跟人吵了起来，把整个街口弄黑了”[6]308。同样没能控制好情绪也被关进情绪拘留所的周错，当他从拘留所跑出来，从撞倒的半面墙里惊愕地发现，建造美丽高楼所使用的积极砖块，虽有莹亮的外观，但“高楼的墙内，竟然整面墙的内芯都是黑色的”[6]314。郝景芳以无以伦比的想象力，直指人的内心，描绘了一个荒诞离奇，带着面具生活的时空环境，令人忍俊不禁。作品提出了对“真”与“假”的灵魂追问。“积极小镇”以城市最终全部变黑、坍塌、瘫痪，揭示出人类为虚假和伪装付出的代价，表达出作者对真实精神状态和自然生存环境的积极追求。

三、生与死的困境：人类灵魂的自我拷问

《长生塔》中的《归家之路》是一篇非常难得的现实题材小说，涉及的是现代人类命运的终极归宿：骨灰的安置问题。随着社会高度发展，大众的生死观念发生很大变化，人们能够以更坦然的态度面对死亡。《归家之路》围绕爸爸妈妈的骨灰如何处理，构筑起一个巨大的隐喻：人类对自己命运的掌控非常有限，最后的尊严要靠别人的帮助才能完成。小说以现实生活中常见的骨灰安放问题巧妙构建故事，体现出作者对生命消逝后“如何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考。

在《归家之路》中，郝景芳真实描写了安达三兄妹的生存状况。蒋家父母第一代，与国家同命运，生活艰难，英年早逝。第二代的三兄妹自己和配偶几乎全是下岗工人，挣扎在生存的边缘，勉强为生。第三代有很大好转，读者看到了新生力量和新的希望。围绕父母的骨灰安置问题，三兄妹的命运、精神困境全部展现出来。老大蒋安达是长途货车司机，常年经受巨大的心理考验，各种恶性交通事故，各种惨烈目不忍睹的灾祸现场，如噩梦般时刻啮咬着他的精神。面对无法安放的父母骨灰，他的煎熬更深。生命无常，人生须臾，父母辛苦一生难道连最后的栖身之所都找不到吗？安达陷入无边的痛苦之中。老二安乐，因过去在农村插队受伤而重病在身，神情恍惚，常年处在美好青春回忆与艰难现实的精神撕裂中。妹妹安华婚姻失败，母子冲突激烈，精神备受折磨。三兄妹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不幸遭遇，代表了中国大多数普通底层家庭的生活常态。陵园要拆迁，存放父母骨灰的老旧大楼要拆除，必须重新安置父母的骨灰。因为经济状况都不好，又买不起墓地，父母的灵魂家园到底能安放在何处？作者以《归家之路》提出了这个令人痛苦的思考。人生一世，逝去的人如何获得安息？人生的归宿到底在哪里？所幸的是，他们找到了玉佛寺陵寝公墓，在那里父母骨灰得以下葬，入土为安。

整个小说内容及人物命运令人深感沉重，但读起来却又倍感温情脉脉，令人动容。兄妹姑嫂亲人间的亲情、友善改变了常规家庭书写的争斗以及推卸责任、自私自利等现象，围绕在兄妹之间的是理解、礼让和一家人的坦荡。虽然生存艰难、命运多舛，但他们依然在努力、奋斗。所以，必须明确的是个人生与死的尊严，需要社会体制机制各方面的努力才能得到最终的维护。

四、顺与逆的困境：社会大众的生存图景

《长生塔》这篇小说，同时作为小说集的名字出现，可见郝景芳对其重视程度。作品实际是围绕尖锐激烈的拆迁问题和利益冲突展开的深思。城市要发展，政府规划要拆迁违章建筑，长生寺周边的拆迁开发势在必行。但是关于拆迁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有很多疏漏武断之处，落实起来极为复杂。于是我们看到，部分百姓为多得补偿款，采取投机、狡黠、乃至欺骗的手段与政府对峙：几天之内会在自家院落多盖数间危房，不为住人，只为以假乱真获得更大赔偿面积。“每次有哪儿的村子风闻拆迁，就全村出动盖房子种树。”[6]148“一个村的树苗被政府清点完毕，定了赔偿之后，当夜挖出来，卡车运到另一村栽下，等着政府过两天再来这村清点。夜半时分，半个村的男人扛着树苗沿村边走。”[6]149这荒诞不羁的一幕与一间间局促不堪仍在住人的小房相比、与被生活的窘迫挤压得面无表情的农村姑娘相比，似乎一切都显得合理了。

矛盾与对抗，总是各有缘由。因为经济窘迫，诚信和自尊成为奢侈品。主人公徐中的母亲，没有多少退休金，父亲因工伤残，失去劳动能力，徐中又在上大学，全家的衣食经济来源都依赖于违建的小卖部和简陋的出租屋。为能保护生存资源，拿到更多的补偿，徐妈搞了一出跳塔自尽事件。本不缺少知书达理的她，在现实窘迫的生存境遇下，撒泼、哭嚎、跳楼、威逼、得寸进尺成为她捍卫利益的有效法宝。而她之所以如此，源于开发商要拆迁这片土地，拆迁建设新的楼盘进而获取更大的房地产收益，开发商的利润不言而喻。徐妈心知肚明，随后通过激烈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每读至此，心中无不深感心酸。文中的圆德大师说：“塔乃人间之象。将人所不能见，变成人所能见。塔之长生，可知人间苦之难灭，乃为欲之难灭。”[6]167长生塔作为一座不断生长的神奇之塔，实际隐喻人间的欲望。塔在不断生长，实为人的欲望在不断生长，人的苦痛就在不断生长。但解除痛苦又往往需要借助于并非体面的手段，确实令人难堪。这一过程中，政府、开发商、以徐妈为代表的普通百姓，实际都陷入一定的困境当中。故事的结局是最终在政府有力地推动下，长生寺附近的村庄实现了整体拆迁和开发，开发商也调整策略，借助长生塔的历史文化资源，将其打造为旅游文化小区，获得旅游收益。而村民也获得了相应补偿，结局圆满、皆大欢喜。社会发展中的顺境与逆境，本为正常态势，但发展的结果应该是双赢。各项政策仅仅武断为要求和限制，不考虑民生实际，不仅对发展无益，更会滋生荒诞无序的对策，贻笑大方。

《好久没回家》触碰到了农村家庭重男轻女问题。主人公冯静外出打工离家七年，总共回家三次。父母对冯静的冷漠，使她与生父和后母已经形同陌路。父母担心她与弟弟争房子、争拆迁款而愈加讨厌她。整个作品压抑而令人窒息，美好的父女亲情因金钱消失殆尽。但当我们在慨叹势利父母的冷酷无情时，冯静同父异母弟弟阿越，却成为小说中最温暖的一抹亮色。郝景芳的小说经常会有这样的人物和情节设计，让人在绝望处突然看到希望。阿越善良、真诚，看不惯父母对姐姐的欺骗、冷漠及其所作所为。他有孝心，但是他更懂得关心体谅姐姐，他更在乎骨肉亲情。他给姐姐偷偷拿来很多钱，帮助姐姐。他说：“你放心，家里有我的一份将来就有你的一份。”[6]240阿越的真诚温暖着阿静振作起来，坚强面对生活的一切磨难。

五、精神圆满：在“人工的世界”中坚守

郝景芳是一位有浓厚平民意识的作家，她小说中的人文关怀思想非常突出。不论是科幻题材，还是现实题材，还是以科幻为背景的科幻现实题材，她对普通人生存现状和命运遭际的深度思考，对人类在困境中的挣扎和坚韧书写，成为她小说的独特魅力。当我们在慨叹部分科幻小说过于痴迷未来技术预测以及神秘宇宙空间建构时，郝景芳的小说在科幻的氛围中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烟火气。她的小说让我们深知，未来的智能技术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人的尊严、人的幸福感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始终应该成为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

“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最大挑战在于人如何在‘人工的世界’中保持批判性思维能力，保持生物特质决定的‘人的生命本质’。”我们“有责任探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一系列新科技的伦理和道德责任，反思现代科技带来的新的伦理问题”[7]。郝景芳的科幻小说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度探索。科技赋能极大突破了人自身的身体局限，不断改变人的生活方式。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与渴望创造了条件。但存留人类内心、对真善美的追求始终不曾改变，人类自身对价值、尊严、自由和发展的追求始终不曾改变。在未来“人工的世界”牢牢把握“人”这个中心，关注人的幸福生活和精神圆满，是郝景芳科幻创作的坚守所在。

科幻小说的跨时空想象力是科幻小说的独特魅力根源。刘慈欣的三体世界：现实和宇宙、现代与历史、时间与空间、风云变化与人类遭际都完美统一于一体，呈现出地球与其他星球的立体宇宙关系，表达了他对未来地球人类命运的深度思考。而郝景芳科幻小说的叙事空间设计，同样注重时空的对立与交错，让笔下人物的生存空间在宇宙中自由驰骋。但自然宇宙的时空变化和险峻奇幻，在小说中只是作为宏大背景出现，对人性的探究和对人类美好生活的追求，才是郝景芳小说创作的目标所在。郝景芳和刘慈欣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无比关注现存地球世界，充满忧患意识，更对人类在宇宙的命运充满关怀。刘慈欣的三体世界，已经给我们提出了警告：浩瀚宇宙中危机四伏，随时逼迫地球人类的生存，而人类目前赖以生存的地球世界，是最温暖安全的家园，应该善待。善待我们的家园，善待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控制内心的无尽欲望，减少内心的困扰与痛苦，让每一个人获得尊严，这是地球人类的责任，也是担当。郝景芳作品的可贵之处也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