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惠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认为人与自然是彼此相连的生命共同体，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客观真理，回应了新时代条件下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在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作用日益彰显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为指导，充分考量我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不仅能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开辟新途径，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内容，也为当前在“双碳”背景下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指明了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经济思想着重阐述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即生态环境通过作用于劳动者生存状况和实践活动进而影响劳动者劳动能力和生产效率，通过作用于具体生产活动过程进而影响生产潜力，通过作用于社会分工进而影响生产结构和产业布局，最终对经济发展形成显著影响。这些重要思想不仅明晰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关系，而且揭示了保护环境和保护生产力的辩证统一，科学解答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重要问题。

（一）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断

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十分关注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认为生态环境与劳动者生存状况及其实践活动密切关联，二者本质上存在共生关系。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序逐利性过度关注短期利益的索取，通常以生态环境的毁坏为代价去掠夺积累财富，并未长远考虑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伤及人类自身，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

首先，生态环境影响劳动者本身，即人本身的自然。马克思在谈到大工业和农业关系问题时，认为人和土地之间物质变换的破坏，会导致土地持久肥力永恒的自然条件的破坏，进而影响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肯定了自然条件对劳动者本身的影响。恩格斯在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描述了英国大城市工人区因为工业污染和环境治理缺位而导致的生存环境恶劣景象，生活在此环境下的工人无产阶级的体质越来越衰弱，患慢性病的比例增加，劳动者本身的生存状况受到威胁。恩格斯的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状况的悲惨，批判了资本家作为既得利益者后把环境破坏的代价转嫁于工人身上的卑劣行为，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劳动者周围的生态环境对劳动者本身健康状态产生的巨大影响，会影响劳动者的可持续劳动能力的发挥。劳动者是经济增长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劳动者所处的生态环境的优劣会形成特定的环境民生，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劳动者生存状况和各类实践活动，影响劳动者劳动能力和生产效率的发挥，进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次，生态环境对劳动者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马克思认为与动物相比较而言，劳动者的实践活动所依赖的生态环境更具有普遍性和广阔性。从思想领域上分析，自然界的生态环境因素对于劳动者实践活动来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是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1]161。从实践领域上分析，自然界的生态环境因素是劳动者的生活及其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劳动者的实践活动所依赖的生态环境更具有普遍性。自然界的生态环境，首先是作为劳动者的直接生活资料，其次是作为劳动者实践活动的对象和工具，对劳动者形成时间和空间上的持续作用与影响。“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161。劳动者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和自然界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为了使劳动者自身的实践活动过程顺利进行和循环持续，劳动者必须与自然界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人靠自然界生活”[1]1161，环境民生对于劳动者来说至关重要，自然界的生态环境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劳动者生存和各类实践活动的质量和效率。

（二）揭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客观真理

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认为生态环境通过作用于具体生产活动过程进而影响生产潜力，不仅从商品、劳动和生产过程的具体属性维度阐述了保护生态环境和保护生产力的辩证关系，而且以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环境破坏、进而导致生产力发展受限为具体事例，揭示了生态环境和生产力的密切关联。

首先，从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和生产过程二重性上看，具体生产活动自始至终都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即受到特定生态资源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商品二因素中的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劳动二重性中的具体劳动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劳动的自然属性；生产过程二重性中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过程是劳动者有目的改变自然界物质形态创造符合需要的使用价值的过程。由此不难看出，具体生产活动中的劳动、劳动过程和生产出来的产品均与特定的自然条件相联系，具体生产活动的始终都受到特定生态资源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其次，生态环境通过影响劳动生产力，从而作用于具体生产过程。“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207劳动中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自然条件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举例说明了“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八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为四蒲式耳。同一劳动量用在富矿比用在贫矿能提供更多的金属，等等”[2]53。这体现了环境因素和生态资源潜能对劳动生产力的作用，进而影响具体的生产过程。自然界的生态环境是生产活动过程得以高效进行的基础性前提，生产活动本身也是处于生态环境当中，具体的生产活动只有与特定的生态环境条件相结合才能创造出合乎需要的社会财富。此外，恩格斯认为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每个事物都作用于别的事物，所以，“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援引了人为因素破坏森林、水源，进而导致农业发展根基毁灭，区域内经济发展潜力受挫的例子，说明破坏生态环境会对具体生产活动形成多方面制约。

再者，生态环境影响具体生产过程的时间和质量。马克思在论述生产时间时，分析说明了当产品处于未完成形式但又不是处在劳动过程中时，其具体的生产过程是受到自然过程支配的。马克思指出了农业生产中种植业播种和收获之间的劳动过程几乎完全中断，而未完成产品的形式是受到自然过程支配的，当具体生产过程所处的生态环境优良，能为产品生产提供持续支撑力的情况下，产品的具体生产过程是相对高效的，产品质量也会更优，这种影响在农业发展中尤为突出。

（三）聚焦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深刻总结了生态环境对商品交换和社会分工的具体影响，自然环境的初始条件、运行规律、改造方式等因素不仅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客观实践，而且影响发展方式和观念的形成，最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首先，生态环境的先天差异和相应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造成劳动者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的多样化，最终的产品生产具有区域差异性，差异性引起商品交换，进而影响经济发展。马克思在谈到分工产生时，认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的不同，水域和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的不同，矿藏含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4]。同时，马克思在谈到文化初期社会内部分工时，肯定了自然环境差别对分工进程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2]407。自然生态环境的差异性促使不同生产方式和产品生产的形成，进而引起不同产品的互相交换。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以自然环境条件差异为起点所引起的商品交换使不同生产领域发生关系，不同生产领域逐渐发展为社会总生产中相互联系的具体部门，内部分工由此不断深化。

其次，后天人为作用所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对原有的生产结构和产业布局产生影响，促使经济发展模式发生转变。生态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尤其在加入人为因素后，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与人的活动方式密切相关，所以原有的生产结构和产业布局将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而转变。当不合理的人为因素作用于自然生态环境时，将导致环境破坏和生态资源透支等不良现象产生，生态环境恶劣导致合乎原有经济发展要求的自然生产力质量下降，这对原有经济发展的生产结构和产业布局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通常是带来制约作用的，因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158。例如，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下农业经济发展的变化，表现为农业生产结构被迫调整和产业布局范围的被迫缩小。此外，与人为环境破坏和不合理生态资源利用相匹配的是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自然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下降势必导致自然生产力对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供给不足，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模式势必要向集约型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但是部分地区长期以来的低效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5]。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统一性，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去发展生产，而应从生态与经济相统筹的维度把握发展。

二、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价值日益彰显

生态环境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既关乎民生福祉，也关乎经济发展的发展力和持续力。当资源环境承载力不断接近上限，甚至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制约时，人们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和实践等问题的思考日益深化。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是内在统一体，经济发展实践本身内蕴自然因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失调将引发发展危机，只有推动二者共融共进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经济发展实践内蕴生态环境因素

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随着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经济发展观念的提出，人们对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因素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马克思在说明生产节约问题时论述了循环经济的思想，他认为“我们指的是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6]这不仅体现了生产废料的循环利用以节约成本的观点，更反映了生产过程对生态资源因素的重视，是自然生态资源的循环利用在经济发展中的价值体现。

在长期经济发展实践中形成的五大发展理念，凸显了对生态环境因素的充分考量，是对新阶段、新环境下的经济发展实践的正确引领。“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7]198，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看，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依旧保持依靠物质投入，极度依赖资源与配套设施的提供，通过科技创新可以把依靠物质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依靠科技因素的高效集约型增长，从而减轻过度掠取资源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沉重压力。“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7]198，其中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的协调共进是对生态资源趋紧所导致的经济制约的有效缓解，进而发挥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推动发展整体效能的有效提升。“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7]198，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理念融入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绿色生态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变革作用，以绿色循环经济为抓手促进新兴经济增长点的形成，达到资源有效利用、减少生态环境的破坏的目标，推动粗放生产向绿色可持续智造升级，进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7]199，通过加强对外合作，避免我国成为国外高能耗、污染大产业转移的新乐土是提升对外开放质量和内外联动性的关键点，限制国外资本借投资之名对我国有限资源的掠夺，同时加强在绿色智造等高精尖领域的开放交流，能有效提升内外联动对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促进经济高质量的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7]199，坚持改革成果由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理念的基础上，倡导对生态环境的跨域性保护进行共同的责任担当，保护生态环境的自然生产力，推动利益整合机制构建，注重公平正义，以全球性视野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机遇共享。综上，五大发展理念凸显了对生态环境因素的充分考量，生态环境因素在经济实践中日益凸显。

（二）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共融共进

生态环境含义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特定生态环境的进化史和改造史。对于影响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来说，我们认为“生态环境”并不是狭义的，它与生态学视野下侧重研究生物因素的生态环境和环境学视阈下注重自然条件变化的生态环境研究有所区别，它更表现为一个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动态有机过程。马克思在探究物质生产时肯定了自然条件对产业发展的关键作用，他认为“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2]587-588。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体现了特定生态环境的变化，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表现出共融共进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始终注重把握并贯彻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共融共进的客观规律，促进二者的协调共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明确全党工作重心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上来，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经济状况日益趋新，协调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也随之得到积累、发展和提升。积累阶段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将包括环境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等在内的各项法律制定提上日程。而后党的十二大强调要保护生态平衡，开始注重经济发展中能源开发和能源消耗问题的解决。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努力开展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8]。随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要走投入少、产出多、质量高、效益好的经济发展路子。发展阶段体现在：党的十四大把加强环境保护列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之一，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注重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要选择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十五”时期要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十六大提出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首次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写进党章；党的十七大后，强调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必须坚持；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阶段体现在：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十三五”时期强调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等理论创新上升为宪法规定；党的十九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得到贯彻落实，美丽中国建设路径得以进一步确立；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把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提到历史新高度，明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把绿色发展纳入到党和人民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当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话题，从“人定胜天”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再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逐渐深化[9]。

（三）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调造成发展危机

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失调并不是指二者之间联系失效，而是指在人类盲目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忽视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进行生产活动，从而导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关系的失调，最终对社会经济发展形成制约的过程。面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导致农业经济减速、污染排放导致区域营商环境竞争力下降进而投资减弱，以及自然灾害频发所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趋增等现象，我们发现，人与自然之间长时间的不合理物质交换使得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出现了不协调性，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失调和断裂会造成特定的经济发展危机。

重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有助于缓解并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危机。我国对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失调现象高度重视，对二者关系失调所引起的发展不可持续问题和资源约束加剧的情况，主张通过充分发挥制度和体制优势，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重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关系的基础上缓解消除经济发展危机。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不断优化、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有序加快，对自然资源资产管制、生态保护红线和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等进行具体规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反哺生态环境保护，突出环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缓解了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失调现象，促进自然生产力的发展。在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转型方面，运用绿色、循环、低碳的方式引导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产业体系，在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和人民生活形式上贯彻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生态意识和理念，从主体功能区建设、现代能源体系高效构建、资源使用权和碳排放权分配制度完善和环境保护制度最严格化等方面综合用力，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真正把生态环境保护理念融入经济发展当中，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扭转环境失调现象，进而减少或消除失调现象引起的经济发展危机。

三、以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推进经济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0]，生态良好的环境不仅是美丽中国画卷上的关键因素，也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自然生产力这一必要支撑。如何发挥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要凝聚政府、社会和民众在等多元力量构建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要以改革创新、协调合作的方式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构筑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和谐统一的共同体建设，以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推进经济发展。

（一）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推进经济发展

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由治理“独唱”向“合唱”转变，发挥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

由于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生态环境治理的社会力量还相对薄弱，关于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的的法律法规、制度和机制仍不健全等因素，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至关重要。为此，首先，政府需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转变执政理念，强化生态职能，明确政府职责分工和定位，建立生态型政府，将涉及生态环境治理部门的职能进行横向整合，便于治理工作的横向协作，纵向则强调职能的考核，建立对话交流和协调机制，明确中央和地方的工作机制和责任划分情况，对工作不到位的部门实行问责，形成高效、运行灵活的管理体制。

其次，转变陈旧环保意识，重视企业、各类社会环保组织和民众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引导社会多元力量参与治理体系构建。从企业方面来说，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制度立法进程以促进对工业废物排放的监察，要求相关企业公开生态环境治理信息。此外，充分发挥企业等私人投资在生态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作用，通过加大财政性补贴和商业银行贷款对企业等私人部门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支持力度，拓宽生态环境治理的投资渠道，减轻政府环境治理的负担。从各类社会环保组织和民众方面来说，拓宽监督渠道，强化对生态环境破坏现象的社会监督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宣传力度，从生态制度文明、生态产业文明、经济主体生态行为文明和社会公众生态意识文明等方面入手，从而构建生态文明系统，提高公民环保素养，形成多元主体力量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促进生态环境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最终为经济发展注入可持续动力。

（二）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经济发展

以改革创新、协调合作的方式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创新方式，推动“输血”型治理向“造血”型治理转变，从源头上扼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协调合作方式，推动蔓延式和跨域式生态环境问题的精准治理，最终发挥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正向推进作用。

首先，改革创新体现在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技术的创新。要加强对工业和生活废物的无害化处理技术研发、生态环境恢复技术应用，重视生态环境科技成果现实转化等方面的创新。其次，体现在以生产技术革新为抓手促进生态资源利用效率上的提升。以绿色发展促进发展转型，最终赋能社会共同富裕。目前我国工业耗能较大，资源利用效率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走创新型工业化道路，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刻不容缓。生产技术革新要以打造产业创新中心、产业研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为途径，研究制定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具体目标任务、空间布局、技术创新途径。同时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推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同时注重提高科技成果的转换效率，加强科学技术研发、服务、交易和转化的统筹规划，通过科技创新尽快解决高消耗、高污染、低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以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区域工业发展的内核动力，进而达到生态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经济的绿色发展。以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不仅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11]。

协调合作则为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视野、新思路、新途径。首先，通过推进合作伙伴关系的缔结，达成合作治理共识，厘清治理责任，从而有效应对蔓延性、外部性、跨域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其次，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协调合作机制，构建利益整合机制，促进区域、流域内的治理互信和利益协商，健全利益诉求与利益表达体系，进一步优化治理成效共享与互补格局，从而推进生态环境合作治理成效的整体提升。再次，完善联防联控的治理模式，实施生态环境治理的联合立法和协同执法，整合各省区市优势资金、人才等资源要素，通过优势资源要素的合理有效流动，建立生态修复和污染防治的跨区域联动模式。此外，对于大气污染、水污染和跨界河流交接断面水质管理等跨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要注重生态环境应急预警机制建立和健全，注意污染源监控信息共享和跨界综合整治以及生态修复规划制定等方法的灵活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