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春驹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鲁迅全集》(下文简称《全集》)注释本已出三版:1958年版、1981年版和2005年版。经过逐次改进,2005年版注释质量大为提高,但仍不能说已臻完美。其出版以来,学界已发表了不少订误商榷的相关文章。现在又是十几年过去,国内外社会状况、文化形势都有很大发展,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进展迅疾,据媒体报道,学界和出版社已经有出版新版《全集》的动议。修订注释自然是重要的工作,宜早作筹划。笔者撰此小文略陈管见,以供方家采择。

2005年版修订从2001年开始,是年6月修订工作委员会召开座谈会,初步确定了修订体例,其中关于注释修订的要求是:“核对有关史实、资料,改正错讹。……注释要力求客观,……注文要力求简明,避免繁琐,……”[1]这些原则是完全正确的,也基本适用于新的修订工作。用这些原则衡量2005年版注释,总体而言,各方面均比1981年版有进步,但是进步的程度不平衡。笔者的看法是:2005年版补充了大量新内容,对1981年版某些偏颇观点、对人物和事件的批判性评价修改得较多,客观性大为增加(1)这方面仍有不足。如陈漱渝在修订座谈会上举例说,《我之节烈观》对陈独秀的注释,除早期的评价站住了脚之外,其他所有评价几乎都发生了动摇(该发言以《群策群力,精益求精》为题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期)。2005年版该条注释无实质性的改动,只是将“与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改成“接受托派观点”,其余基本照旧。;在史实、资料的核对方面纠正了不少错误,但是留下的错误仍然较多,还有大量瑕疵存在;内容应当增补而未增补的也不少,很多地方文字仍有待加工。这些都是再次修订必须着力之处。同时,随着时代变化,学界对国内外许多历史问题、历史人物的认识又有了发展,2005年版注释有的也显得不适当了,需要修改。现在条件很好:前三次的基础、民国文献整理和数字化的进展、整体学术的繁荣、物质设施的进步等。因此,再次修订理应提出最高标准,向定本的目标努力。

笔者以为,注释修订应做到:⑴精准。客观性内容,诸如历史事实、各学科知识、引证典籍和书刊的文字、注释的文字和标点,都应准确无误。⑵正确。观点应符合实际、客观公允,经得起历史检验。⑶规范。内容应详略得当、行文畅达简洁。为达到以上目标,修订工作须从复核引文、重审内容、修改文字三方面着手。以下分别讨论。为集中论述,不必每个例证均须说明出自某卷,下文仅从第四卷取证,且仅注页码,不提篇名。

一、复核引文

注释中大量引用了古今中外书籍文章中的文字。出自书刊的书名、文题、作者姓名等,也归并讨论。就精准的要求而言,它们最容易被检测,符合原书原文的就准确,否则就错误。2005年版修订时要求核对并改正错讹,事实上这方面工作是做得不够的,第四卷中1981年版注释的引文错误大部分没有改正。因此,复核引文是修订工作首先要做的事。

先看引用古籍。438页〔6〕《百喻经·三重楼喻》“而得造彼第一之屋”,“第一”应为“第二”(系与原书原文校对,以下均同)。523页〔2〕《杂事秘辛》“胫复核跗丰研”,“研”应为“妍”。544页〔2〕《柳南随笔》(按,宜补“卷三”)“妻子”应为“妻若子”。559页〔6〕《后汉书·朱穆传》:“运尝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噏则伊、颜化为桀、跖。”1981年版“噏”误为“嗡”,已改;然,“尝”应为“赏”,“伊”前佚一“令”字,仍保留原来的错误。637页〔2〕《礼记·檀弓下》:“若魄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魄气”应为“魂气”。

引用古籍,用字须依照原文。一是注意形义相近字。10页〔17〕《汉书·路温舒传》:“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炼”应为“练”。尽管鲁迅本文用的是“炼”,注释仍须尊重《汉书》原文。363页〔7〕注“哭秦庭”引《史记·伍子胥列传》:“包胥立于秦庭,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庭”,通行本《史记》均作“秦廷”,改动无据。宜引《左传·定公四年》:“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立依于庭墙而哭,……”556页〔3〕引《淮南子》“令民知所避就”,“避”应为“辟”,意同“避”,《淮南子》成书于汉代,当时还没有“避”字。604页〔1〕引杜甫《江上直水如海势,聊短述》,“直”应为“值”。虽然古籍有将“值”写作“直”者,但是此诗题通行本杜诗集均作“值”。二是注意今天已不大用的冷僻字。334页〔11〕《左传·成公二年》:“齐侯曰:‘余姑剪灭此而朝食。’”“剪”应为“翦”。杜预注:“翦,尽也。”533页〔2〕引《后汉书》“作愁眉唬(啼)妆”,“唬”应为“嗁”(“啼”之异体字)。

引用古籍原文应当完整,不能割裂文意。523页〔2〕引《杂事秘辛》一段:“足长八寸,胫复核跗丰妍,底平指敛,……”从“足长”起,下文为何写到“胫复核”(小腿)?查原文上有一句:“髀至足长三尺二寸”,这就通了,应引全。619页〔4〕“(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凡‘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如此似“史官非秦记”以下为秦始皇下令内容。实际上引号内为李斯的话,原文作:“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还要检查出处是否准确。105页〔2〕说“鸡肋”语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按,“鸡肋”出自《九州春秋》,《三国志》正文无之。604页〔2〕说“投笔从戎”语出《后汉书·班固传》,实出《后汉书·班超传》。

再看引用现代期刊报纸,2005版注释有报刊名、文题、作者译者名之误。10页〔1〕提及《金刚钻报》,此报纸名应为《金刚钻》,无“报”字。226页〔48〕《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文学”应为“文艺”。第十卷342页〔1〕同误。257页〔7〕引文题《沙漠的起源,长大,及其侵入华北》,“长大”应为“长发”;《中国营养和代谢作用的情形》,“营养”应为“荣养”(荣养为旧时说法,后改称为营养)。446页〔1〕“M. 扎弥亚丁”应为“E. 札弥亚丁”(《竖琴》原书目录页作“E”,正文题下误为“M”,其英文名为“Evgenii Zamiatin”);“英倍尔”应为“英培尔”;“曹靖华”应为“靖华”(原书无“曹”字,不应添加)。477页〔10〕“《俄国美论及其文艺》”,“及其”应为“与其”。

注释所引现代文章的文字标点错误更多。现代白话文错一两个字可能对文意影响不大,但是从文献学角度看是不可以的。67页〔3〕引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暴露着国富的增大”,“暴露”应为“曝露”。348页〔4〕引胡适《宣统与胡适》,“宣统皇帝”,无“皇”字,“谈谈”“接我”后均应为逗号,“赞成白话”后应为分号,“做旧诗”应为“做过旧诗”。455页〔4〕引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走狗”应为“狗”。同页〔6〕引同文,“根本不会叫作家”,“作家”后佚一“们”字。同页〔7〕引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三年的历史”后应为逗号。484页〔3〕引《东方杂志》记者《读后感》,“可以同样的”,“可以”后佚一“用”字;“梦的‘正宗’”后逗号应为句号;“于睡眠”后佚一“中”字;“‘梦’只是代表了”,“只是”前应有“应该”二字;“各人心底”,“各人”后佚一“的”字。485页〔7〕引曾仲鸣语,“修竹”后顿号应为逗号。516页〔1〕引《萧伯纳在上海》一书《写在前面》“当作一面平面的镜子”,“当作”应为“当做”。553页〔2〕引曹聚仁《“蜜蜂”》,“乡村人”后应有逗号,“原起”应为“缘起”,“决不”应为“决不会”,“希望”前应有“我”字,“研究一下”后句号应为感叹号。

还有一个问题比较重要。鲁迅时代许多外国人译名用字与后来通行的不同,涉及特定书刊时,《全集》注释有的采用当时的译名,有的则改为现今通行译名。后一种做法不妥。译名用字纷杂是那个时期特有的现象,是当时的历史真实,改为今名就失去了原貌。如25页〔6〕《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斯”原书为“士”。477页〔9〕《俄国戏曲集》中作者名,“果戈理”原为“歌郭里”,“奥斯特洛夫斯基”原为“阿史德洛夫斯基”,“契诃夫”原为“柴霍甫”。这些人名宜照录,如与今名差别较大,读者不易辨认,则加注说明。有的译本作者名用外文,如227页〔58〕,原书署作者名“Libedinsky”,也应仿照处理,原注释径直改为中文“里别进思基”,不当。

《全集》正文的校勘是很严谨的,然而注释引文却存在较多讹误,应该是注释者思想上不很看重这个问题,因而工作态度也稍微松懈。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当年条件下,一般读者几乎没有可能接触许多原书原文(特别是现代出版的书籍期刊),注释者觉得即使有讹误,读者也不易发现。殊不知今天网络发达,而且大量现代报刊影印出版,引文的问题就难以掩藏了。引文的问题可以作为此后其他现代著作注释的一个教训。

二、重审内容

内容可分事实、知识、观点与褒贬三类。笔者将鲁迅同时代国内外社会、政治、文化、文学事项作为事实,将鲁迅之前的事项作为知识。以下分错误宜纠正者与不足宜增补者两项作讨论。

(一)纠误

注释介绍事件、人物,应当做到真实、全面、科学,已有权威观点者须依据之。2005年版注释中的错误不少。

第一,是历史事实方面。9页〔11〕说《鲁迅论》为1930年3月出版,《中国文艺论战》收入文章四十六篇。《鲁迅论》出版时间应为1930年4月,《中国文艺论战》收文章实为四十七篇。47页〔6〕说《循环日报》创刊于1874年1月,应为2月4日(2)此依据夏良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作者在文中说,亲见到微缩胶卷本《循环日报》第二号发刊时间是1874年2月5日,则第一号应为2月4日;又见到另一种采择日报重要记事和消息汇集而成的月刊,其中有第一号,发刊日期为2月4日。此说已成定论。以下各条纠误均为作者查考学界各种研究成果所得,业经反复核对。因篇幅所限,不一一注明。[2]。51页〔2〕说《选报》创刊于1902年,应为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一日,1901年11月11日)。132页〔6〕说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事实上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应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见1905年8月通过的《中国盟会总章》第二条。348页〔4〕“(宣统)于2月20日被迫宣告退位”。宣统帝于1912年2月12日颁布《逊位诏书》,应以此作为“宣告退位”日期。360页〔2〕“荻葆贤”应为“狄葆贤”;《时报》创办时间不是1904年4月,而是6月12日。371页〔2〕说12月17日南京学生请愿中“打死学生二十余人”。按,此即“珍珠桥事件”,目前史学界一般认为死亡一人,重伤三十余人。471页〔4〕解释“辛亥革命”:“1911年(辛亥)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时间,不是整个辛亥革命的时间。512页〔6〕说笔会1929年12月成立,事实上笔会成立大会于1930年11月16日举行,《申报》11月30日有报道(第十三卷420页〔1〕同误)。550页〔4〕说左拉1897年作《我控诉》,事实上该文写作时间是1898年1月。

还有一些叙述虽无大错,但不精准,有小瑕疵。396页〔12〕说瞿秋白“被国民党逮捕”。瞿秋白在转移途中遭遇敌人,被俘,后因叛徒出卖暴露身份,应该用“被俘”,“国民党”宜改为“国民党军”。507页〔3〕说1937年8月“侵华日军炮轰南京”。事实是,8月起日军空袭南京,地面进攻12月才开始,因此“炮轰”不确。541页〔2〕说李大钊“领导了‘五四运动’”,宜说其“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关于鲁迅本人事迹的介绍也有须修正之处。6页〔1〕“战事(按,指“一·二八”战争)发生后即避居于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事实是鲁迅在战事发生两天后的30日下午离家搬到内山书店楼上,2月6日才迁到内山书店支店。第十六卷298页〔7〕叙述比较正确。7页〔3〕说5月29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讲演。此为据鲁迅日记所记。然据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所记,因听讲的人太多,临时改到第三院。第十六卷《日记》已加注说明。470页〔1〕说《自选集》收《故事新编》中的两篇:《奔月》和《铸剑》。而鲁迅写此文时尚未有《故事新编》一书。

有不同看法的,表述可灵活一些,还可以模糊处理有争议的内容。441页〔5〕说“招募华工十五万名”。华工人数有三十二万、二十万、十四万等多种说法,以最后一种较常见,可用“一般认为约十五万名”。537页〔8〕说慈禧太后“把建设北洋舰队的海军经费八千万两白银,移用于修建颐和园”。挪用事为多数史家承认,但是具体数目争议较大,宜略去“八千万两白银”六字。

第二,是知识性错误。有文化知识错误。16页〔6〕说“河阳(今河南孟县)”。孟县已于1996年撤县建孟州市,是在2005年版修订前。141页〔8〕说“乌托邦”是“Utopia”的音译。应是音义兼译。196页〔6〕引《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自作一瓜(蜗)牛庐”。如此似“瓜”为“蜗”的异体字。实际上“瓜牛”为蜗牛异名,可不加括号而在引文后说明。342页〔10〕“任渭长(1822--1857)”。任渭长实生于道光癸未(1823年)六月十二日。又称其为“清末画家”,用“清代画家”较妥当。563页〔5〕解释“八极”:“边远的地方,引申为世界。”按,此说不准确。《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八极,八方之极也,言其远。”[3]古有八方观念,八极之说由此而来,指八方极远之地。

还有文学知识错误。28页〔23〕说郑燮《板桥家书》“收书信十封”。应为十六封。395页〔4〕“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应为诗体长篇小说。447页〔3〕“长篇小说《猎人笔记》”。《猎人笔记》是散文随笔集(第十卷189页〔7〕同误)。476页〔6〕林纾译哈葛德作品不止所列三部,后应加“等”字。477页〔10〕说《俄国文学研究》是“《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的增刊”。原刊正式名称是“号外”。第十卷185页〔2〕、193页〔1〕正确。504页〔19〕说《思旧赋》为“哀悼文章”。应为“哀悼赋”,文和赋是不同文体。523页〔7〕《朝野佥载》“内容系记载唐代的故事和琐闻”。该书有记唐前事的条目,并非全是唐代。544页〔3〕引袁宏道《狂言》把《离骚》《庄子》等并列证明原文金圣叹拾袁宏道唾余之说。按,袁宏道之弟袁中道早已说《狂言》为伪托,现已成定论,不应举以为证。袁宏道欣赏小说传奇证据多有。如《听朱生说水浒传》、参评《虞初志》等。又“金圣叹也曾以《离骚》为第一才子书,《南华经》为第二才子书,……”按,此为他人转述(见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无名氏《辛丑纪闻》等),金圣叹《〈三国志演义〉序》则将《庄子》列为第一:“余尝集才子书者六。曰《庄》也,《骚》也,马之《史记》也,杜之律诗也,《水浒》也,《西厢》也。”[4]现学界多取金圣叹本人之说。631页〔4〕《文选》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编选《文选》非萧统一人之力,有其东宫众多僚佐参与,应改作“萧统主持编选”。

复述文学作品内容和古籍文句解释也有错误。102页〔4〕引述《三国演义》“玉泉山关公显圣”,人名“普静”应为“普净”。311页〔4〕解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自己的学说得不到国君的理解和重视,就乘小船到海上漂流。”两句话有多处不准确,尤其“桴”应解作“木筏”。536页〔3〕“堂·吉诃德仗着宝剑和风车打仗的事”,小说里堂吉诃德斗风车拿的是长枪。609页〔8〕解说“言筌”为“言语的迹象”,失之简单。可解释为:言语相对于仅存在于头脑中的“意”有音或形的物质存在,可为他人感知和接受,故称“言筌”。

第三,是观点错误和褒贬不当。2005年版注释观点方面的问题集中在三方面:涉及国民党,涉及历史上的特殊人物,涉及苏联等国家。涉及国民党者,如6页〔1〕介绍“一·二八”战争,说“日军不断增兵而中国军队未得增援,被迫撤退”,似乎中国军队撤退的原因是未得到增援。实际上2月初国民政府军政部曾命第5军(军长张治中)增援,后期则确实援兵不足。而撤退的直接原因是3月1日日军偷袭浏河登陆,中国军队有被包抄的危险。涉及历史人物者。333页〔3〕称宋高宗、秦桧为“投降派”,不妥。334页〔12〕说林则徐“积极抵抗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鸦片战争时英国尚未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这也不妥。601页〔4〕“旧史书常有渲染他(张献忠)杀人的记载”,张献忠屠杀平民百姓已为史学界共识。“渲染”的措辞隐含了不真实的意思,不够客观。涉及苏联等国家者。148页〔2〕介绍“中东路事件”:“国民党当局以武力接收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双方发生冲突。”将冲突起因全归于中方,不合史实。244页〔6〕“1929年,他(毕力涅克,即皮利尼亚克)在国外白俄报刊上发表长篇小说《红木》,因歪曲苏维埃现实而受到批评。”1981年版注释为:“诋毁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2005年版语气稍缓和,但还是认同“歪曲苏维埃现实”。现在包括《红木》在内的俄罗斯侨民文学在俄罗斯国内已被重新评价。可改为:“被苏联国内指控为‘歪曲苏维埃现实’。”仅陈述事实,不作论断。437页〔2〕说苏联出口煤油和小麦,“为正处于经济危机的西方国家所惊恐”,此处表述不当,同时这也是病句。441页〔2〕解释“实业党”,说被判刑诸人“后实际上未执行”,不合事实,有回护之意(3)朱正《“实业党”的审判》(《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1期)有详细介绍。。454页〔2〕解释“列宁主义里找到杀尽共匪说”的论客为“某些托洛茨基分子”。鲁迅在1932年是否了解托派的情况?此处是鲁迅文中常见的顺笔带过还是有注释所指的深意?需要研究。

与观点连带的是注释的褒贬倾向,虽然2005年版注释的客观性增加,但是沿用1981年版的过度褒贬现象还有。249页〔3〕解释“国家主义”:“它抹杀国家的阶级本质,以‘国家至上’的口号欺骗人民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宣传‘民族优越论’,鼓吹扩张主义,并用‘保卫祖国’的名义鼓动侵略战争。”沿用1981年版,且加上“鼓动侵略战争”一句,均为严苛的批判性措辞。329页〔4〕介绍《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仅删去1981年版“胡乱拼凑”一词,保留了“剽窃”“歪曲”“妄谈”“支离破碎”等贬词。559页〔3〕说宋徽宗“横暴凶残,骄奢淫侈”,“横暴凶残”不符宋徽宗实际。605页〔8〕:“九一八事变后,他们(马占山、苏炳文等)曾在东北局部抵抗过日军,博得‘抗日英雄’的称号。”“博得”含贬义,有失公正。名词的使用也含有褒贬色彩。461页〔6〕用“孔丘”,宜用“孔子”,这已是通行的称呼。545页〔6〕引《平寇志》记李自成起义军文“百姓知‘贼’走”云云。“贼”字加引号,不必。以上所列举者,有的初看不过一两个词语的问题,实际上都牵涉重要复杂的事实。

(二)增补

虽然2005年版注释对1981年版注释做了不少增补,但是待增补的还有不少。

第一,是人物介绍。16页〔7〕介绍胡适仅一句:“他在‘五四’时期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不能概括胡适总的成就和在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27页〔18〕称纪晓岚为“清代文学家”。纪昀的主要成就在学术方面。38页〔18〕介绍拉狄克沿用1981年版,“早年曾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宜改为“早年曾参加革命活动”;“1937年以‘阴谋颠覆苏联’罪受审”,无一字说明,似其确实有罪,实际上1988年苏共中央已经为之平反,而且应交代其1939年死于狱中的事实。116页〔20〕介绍托洛茨基,应根据最新研究和评价改写补充。395页〔4〕介绍罗蒙诺索夫仅称其为“俄国学者”,他是自然科学家、语言学家、诗人。注释中提及著述,有的只出笔名或不提作者,凡能确切考知的都应该交代。148页〔3〕“世界室主人”为张君劢,220页〔22〕“画室”为冯雪峰,570页〔3〕《文坛往何处去》作者为茅盾。

第二,是事件介绍。67页〔1〕“后来他们(创造社、太阳社中人)改变了排斥鲁迅的立场”,前面应加“在党的教育下”方符合实际。226页〔49〕关于郑伯奇开设文献书房事,其女郑幼敏《忆念我的父亲郑伯奇》(《文艺报》1980年第4期)等文章有说明,应据以增补。314页〔25〕《小说月报》“因侵华日军炸毁商务印书馆而停刊”。应交代在“一·二八”战争期间。311页〔5〕《儒林外史》“五十五回”,应加“(一本五十六回)”。516页〔2〕“泰戈尔1924年4月曾来我国访问。毕力涅克1926年曾来我国。”泰戈尔访问时间是4月12日至5月25日,毕力涅克访问时间是6月至7月间。476页〔7〕说清末刊物《新世纪》介绍过苏菲亚的事迹,其实介绍苏菲亚的作品很多。如1902年《新小说》发表岭南羽衣女士《东欧女豪杰》、1907年7月《民报》第15号载无首(廖仲恺)《苏菲亚传》等[5]。479页〔24〕“国民党政府在1927年12月14日宣布和苏联断绝邦交,1932年12月12日宣布复交。”中苏断交与复交背景复杂、过程曲折,应该有所交代。503页〔9〕方孝孺“被灭十族”。封建社会刑罚通常为“灭九族”(父四族、母三族、妻二族),明成祖诛及方孝孺门生朋友,被称为“灭十族”,此为历史上的特例,应说明。540页〔1〕《守常文集》“在国民党统治下未能出版”。嫌空泛。据唐弢《晦庵书话》回忆,事实是文稿转商务印书馆,馆方将文稿送国民党当局审查未通过。

注释要与鲁迅正文呼应。《无声的中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用“可怕”,意思显然是指法国大革命的暴力特征。16页〔8〕注释中却没有这一层意思。《祝中俄文字之交》:“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又在《新小说》上,看见了焦士威奴(Jules Verne)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476页〔3〕〔4〕仅介绍了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作者和《新小说》创刊停刊时间,未提及《时务报》刊登张坤德译福尔摩斯探案、《新小说》刊登《海底旅行》的史实,难以解释原文。

鲁迅原文引用古人诗文如有文字讹误,应该在注释中引用原文并加说明。2005年修订前陈漱渝在座谈会上就这样希望,后来修订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还有些未作处理。161页〔7〕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语出《韩非子》,《史记·游侠列传》曾引用。事实是《韩非子》原文无“而”字,《史记》引用则有,须说明。420页〔5〕《与吴季重书》:“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亦且快意。”“亦”原文为“贵”。585页〔16〕《庄子·齐物论》用“蝴蝶”,应说明《庄子》原文作“胡蝶”(先秦时无“蝴”字)。

少数应当删略。140页〔3〕〔4〕解释“Yes”“No”,今已不必要。604页〔1〕解释“漫与”,引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前四句,只须引后两句即可。438页〔6〕解释“要造高楼,而反对在地上立柱”,引《譬喻经》之《三重楼喻》全文二百五十余字,简略叙述即可。

注疏之学在中国古代自成一专门学问,留下大量优秀的学术成果,与之对照,举全国之力从事的《全集》注释却多有不如人意之处,原因值得深思。除了时代环境的原因外,盖当年主持各卷注释者均为学养深厚的大家,然而具体条目的撰写则成于众人之手,其中当有少数学力稍欠缺者,因而质量自不免参差不齐。这也是多人参与的集体学术工作普遍存在的问题,再次注释修订须慎重处理。

三、修改文字等

第一,注释行文应当正式、严谨、客观。7页〔5〕“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二千余人,其中杀害二百多人。”“其中”二字可删。16页〔5〕文字狱起因是“由于他们在著作中记载了汉族人民在历史上反抗民族压迫的事实,或涉嫌触犯清朝的统治”。宜改作:“由于他们在著作中记载了历史上民族压迫的事,被认为是影射现实,或被认为在著作中对清廷统治表示不满(有的纯为猜疑和诬陷)。”86页〔8〕黄巢起义军“受敌人围困”,“敌人”宜改为“唐军”。334页〔4〕“双方(蒋介石方与胡汉民方)打着‘共赴国难’的旗号,在上海举行谈判。”“打着旗号”褒贬明显,不妥。447页〔2〕说尼古拉二世是“俄国最后一个皇帝”“被枪决”,宜用“末代皇帝”“处决”。396页〔12〕说瞿秋白“被杀害”,宜用“就义”。429页〔5〕“反对一切市侩和社会上的庸俗现象。”去掉“一切”不影响意义。454页〔1〕说胡秋原“攻击左翼文艺”。宜用“指责”或“批评”等中性词。历史事件应使用正式名词。396页〔12〕“八月七日党中央紧急会议”,应用“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

第二,避免字词、语句用法不当等。8页〔4〕说“新月社”“取名于”泰戈尔《新月集》,178页〔12〕“当时北京大学学生”,352页〔2〕“当时复旦大学教授”,455页〔5〕“当时《现代》月刊编辑”,588页〔12〕“曾得医药博士”,都是病句。47页〔4〕“《平民周刊》,即《民众文艺》。”如此似《平民周刊》就是《民众文艺》。实际上“《平民周刊》”为鲁迅误记。应当说:《平民周刊》,应为《民众文艺》。其下面“一个囚人的自序,即《一个“罪犯”的自述》”,“即”也应改作“应为”。114页〔8〕“(陈西滢)先说鲁迅的《呐喊》……又说鲁迅的杂文……”“说”宜改为“评价”。512页〔6〕说笔会是“带有国际性的著作家团体”,“团体”应改为“组织”。标点方面,225页〔43〕“这些话,也见于……”逗号可删,551页〔5〕“先贤祠”不应加引号。标点符号的使用应遵守现在的规定。2012年国家实施的《标点符号用法》已规定几个书名号、引号之间一般情况(有例外)不应加顿号。注释中这种情况很多。

第三,精心校勘。2005年版误字、衍字、佚字现象不少。16页〔3〕“周凤歧”,“歧”应为“岐”。116页〔20〕“被逐出境”,“逐”前佚一“驱”字(1981年版不误)。280页〔16〕“此已丧矣”后佚单引号(1981年版不误)。429页〔3〕“外文学”应为“外文系”。503页〔5〕“1949年在与协助奥地利侵略的沙俄军队作战争牺牲”。“作战争”应为“作战中”。612页〔5〕“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今绍兴”应有括号。632页〔11〕“骈作文”应为“骈体文”。作为代表国家文化的标志性典籍,应当消除这些细节的缺憾。

关于具体操作,笔者有两点建议:一是妥善处理对原注释保留或修改的问题。2005年版的做法,是在1981年版注释上作修补,一般是改词,整个句子删除或添加的情况不多。但这样很难消除1981年版注释的缺点。此次修订如果仍这样做恐怕不合适。本次修订改动的幅度可大一些。部分条目应当重写,而不是在原来基础上修改。这不是不尊重前人劳动,而是对学术负责。二是关于参加人员的资质。参加人员除了应熟悉鲁迅著作及具备广博的知识外,还应当做过文献整理、注释工作。一方面,对文献工作来说,有没有操作实践差异很大;另一方面,文献工作的基础是文字校勘,特别需要下笨功夫,需要一丝不苟的态度,没有做过就很难理解其中的甘苦。此外,还要有很好的文字表达能力。这个要求看似平常,实际上很不容易达到。

以上是笔者关于修订《鲁迅全集》注释的一些初步思考。鲁迅学已成当今显学,而绵延数十年的鲁迅作品注释工作也是鲁迅学史上引人注目的部分,其得失值得专门总结。这不仅是新版修订的需要,对实现传统注疏之学的现代转型,从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诠释学,也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