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 帅

(空军预警学院 基础部,湖北 武汉 430012)

抗战时期新四军的干部人才工作,坚决贯彻了党的干部政策和干部路线,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新四军在抗战初期成立时全军仅1.03万人,总兵力不及八路军的一个师,开赴大江南北实施战略展开时,许多部队是在没有成建制的红军连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急需大量干部来领导和掌握这支新生力量,使其尽快担负起抗击日寇的任务。部队开赴前线后,由于广大干部冲锋在前、不怕牺牲,战斗减员非常严重,各部队对干部的需求量急剧上升。为缓解干部严重短缺问题,新四军在组建初期加大干部选拔力度,甚至把三年游击战争中保留下来的老骨干都提升为干部,并请求中央军委多选派“有作战指挥和治军经验”[1]288的干部到新四军任职。即便如此,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干部人才紧缺问题。为此,新四军按照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大批培养和提拔有胆有识、能作能为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的指示,坚持引进与培养并举、数量与质量并重,始终把大力培养、选用干部人才当作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

一、创建、发展新四军干部培养体系

为加强对干部的培养、教育和提高,新四军通过创办各类学校、规范在职干部教育、在岗位实践中提高干部能力素质,建立起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干部培养体系,为培养大批抗战急需的干部奠定了基础。

(一)创办各类学校大量培养干部

干部短缺始终是影响新四军建设发展的瓶颈因素,所以新四军一直把干部培养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早在1938年1月新四军酝酿编组期间,部队尚未完成集结改编,军部就在南昌率先筹建成立教导队,可见新四军领导人对干部培养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紧前筹划,此后随着培训规模扩大,教导队相继扩建为教导营、教导总队[2]115-116。新四军各支队在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也都能根据发展需要成立随营学校、教导大队等干部培训机构,及时为部队培养所需干部。例如,新四军游击支队于1938年11月在睢杞太地区成立随营学校[3]275,第四支队于1938年12月在安徽舒城成立教导大队,第五支队于1939年7月在安徽定远成立教导大队,江北指挥部于1939年10月成立教导大队,不久后改为江北军政干校,豫鄂挺进纵队于1940年1月成立随营军事学校,苏北指挥部于1940年10月在江苏泰兴成立苏北军政干部学校[4]40-92。从1938年1月至1941年1月,仅在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和工作过的各级干部就有4 000～5 000人[2]115-116。无论形势多么严峻,条件多么艰苦,新四军都做到了部队进驻到哪里,随营学校就开设到哪里,为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培养了一大批军政干部。

新四军实现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后,为满足部队快速发展对军政干部的迫切需要,于1940年11月在江北和苏北两所干部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重建后,抗大五分校即直属于军部领导,1942年3月改称抗大华中总分校。在此期间,新四军各师也都在原有教导队或干部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各自的抗大分校。为使华中抗日根据的军事教育更加规范有序,新四军请示中央军委后决定,自上而下建立“抗大华中总分校-各师抗大分校-各旅团教导队”[5]969的军事教育体系,并召开华中抗大各分校联席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方针,明确华中抗大开展教育培训的基本内容,强调要努力创造良好校风,并确定了适应战争形势需要精简办学的原则。据不完全统计,华中抗大各分校培训的干部约2.2万人,为部队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新四军战斗频繁,加之指战员十分英勇,大批伤病员急需救治,而医护力量却很薄弱,因此新四军非常重视医务人才的培养。新四军从1938年5月起,先后开办卫训班和化验技术训练班6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相继建立华中卫生学校、新四军军医学校,由军、师两级卫生部开办医务干部、检验技术人员、药剂人员训练班,积极培养医务人员以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新四军的医疗卫生人才队伍达到近万人的规模,其中95%都出自新四军自己建立的医学院校和训练班[2]58-60。这些卫生人才在救治伤病员、保存有生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除医疗卫生训练班之外,新四军还举办了速记、电讯、军工等专业训练机构。总之,新四军抗大各分校和各类专业训练机构,都以其崭新的办学方法和教风学风,极大地促进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推动在职干部教育规范化、经常化

通过抗大等学校集中培训是培养干部的有效途径,但在战斗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客观上干部全部进学校培训是不现实的。因此,要提高干部能力素质,增强领导指挥和业务能力,确保部队行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还必须加强干部在职教育。

加强在职干部教育,时断时续不行,没有培训重点不行,没有规范的组织也不行,只有把在职干部教育规范起来,经常化落实,才能收到实效。中共中央于1940年1月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把干部教育作为重要工作,“经常给以检查,指导和帮助”[6]2。不久后,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明确规定了在职干部教育的学习内容、时间保证、学习方法以及组织指导等事宜[6]141-143。新四军认真落实中央指示要求,于1941年11月发出《关于加强干部教育问题的指示》,对各部队加强干部教育提出具体要求[7]459-460。此后,新四军各部队陆续落实中央和军部要求,建立了短期轮训、读书读报、教育互助、定期测验等在职干部教育制度,并把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业务教育作为在职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

加强文化教育,打好能力素质提升的基础。学会识文断字是在职干部开展一切学习活动的基础,文化素质的提升是干部综合素质提高的基本前提。新四军大部分干部文化水平比较低,据1941年统计,新四军干部中识字500个以上的“占百分之二十至五十”[8]190,因此新四军在职干部教育首先注重提升干部的文化水平。文化教育一般分组进行,通常在营级单位配备专职文化教员,识字500个以下的初、中级干部每周都上文化课,教材是师政治部编写的识字课本,团以上干部主要由领导班子中的知识分子干部负责同级干部的文化学习。此外,新四军各部队还定期安排算术课和自然科学课,丰富干部的基本科学常识,破除封建迷信思想。经过持续的文化教育,新四军干部的文化素养得到普遍提高,为开展军事、政治和业务教育打好了基础。

加强政治教育,增强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新四军艰苦奋战在广大华中敌后战场,部队高度分散,许多单位独立驻防,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和执行党中央的大政方针,极易遭受损失甚至失败,这对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新四军在开展在职干部教育时,特别强调政治教育尤其是政策教育。政策教育一般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作为基本教材,并将《土地政策》《精兵简政文选》《“七七”宣言》《告八路军新四军书》等作为重要临时教材[8]188。在教育中,对干部进行分组,连、排级为初级组,团、营级为中级组,旅级以上为高级组;学习方式通常是以团(营)为单位集中上课,主讲人一般是部队主要负责同志或政治部门领导。通过政治教育和政策教育,新四军广大干部加深了对时局和形势的认识,增强了对中央大政方针的理解,提高了贯彻落实对伪军、士绅、友军等具体政策的自觉性。

加强业务教育,增强干部开展具体工作的能力。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第五号指示中强调,“业务教育是军队中各种干部教育的中心内容”,要求“业务教育与一般的政治文化教育,必须有适当的配合”[9]633。因此在开展文化、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必须着力加强业务教育,不断增强干部的专门经验与知识。为解决业务教育缺乏系统教材的问题,新四军政治部编写《组织工作文选》《宣教工作文选》《敌工通讯》等作为政治工作业务学习材料。各单位通常以召集工作会议、检讨并总结经验的方式开展业务学习。比如,军参谋处研究各地区反“扫荡”战役实例,一师各团经常召集检讨战斗会议、工作总结会议,各团军政主官还结合自身工作经验为连、排级干部授课。通过上述紧密联系本职业务的学习和教育,新四军各类干部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不断提升,开展实际工作的能力得到普遍提高。

(三)注重在岗位实践中提高干部素质

无论是办学培训还是在职教育,对干部的成长进步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干部的能力素质最终要在一线的实践岗位上锻炼和提高。在当时条件下,日军“扫荡”和“清乡”时刻威胁着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新四军干部按部就班地学习成长缺乏充分的时间和安定环境的保障,各级干部只有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斗争中增强本领,在治军带兵实践中提高指挥管理能力。因此,新四军非常注重让干部在复杂斗争中、一线实践中、本职岗位上提高能力素质。

实践证明,干部在本职岗位实践中学到的知识更直接,积累的经验更管用,也更能适应实际情况和战争形势。新四军积极探索在岗位实践中培养干部能力素质的方法路子,针对不同类型干部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在战斗中,连排级干部伤亡比例往往比较大,导致干部接替频繁,经常是火线提拔,甚至不得不越级提拔。如果平时没有预先培养,新接替干部很难迅速提升胜任新岗位的能力素质。针对这种情况,新四军建立“副职”和“预备代职”制度,也就是平时就添设“副职”或预先任命“代职”,让他们在日常管理和行军作战中通过观摩和见习等方式提高任职能力,以便在部队出现战斗减员后,能及时递补到指挥位置并迅速进入角色。

新四军在岗位实践中培养参谋人员的做法尤其具有代表性。针对参谋人才十分紧缺的情况,新四军提出“参谋人员应长期在职培养”[10]883的原则,普遍建立见习参谋制度,在实际工作中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参谋人员的业务能力。一是让参谋人员在研究思考中提高军事理论水平和战术素养。有的部队在作战之前将各方情况汇总后集体研究,由每一名参谋独立提出个人的判断和结论,战后通过复盘来检验战前预判是否正确,以此来养成参谋人员的战略战术头脑;有的部队则要求参谋人员结合实际研究战术问题;有的部队编写《论战略战术问题》《中国古代战术之研究》《水网地的战术问题》等适合指战员阅读学习的丛书,既解决了部队实际需求,又提高了参谋人员的军事理论水平。二是尽可能给参谋人员提供了解掌握部队情况的机会。新四军各部队规定,除去密级较高的会议,参谋人员都可列席旁听。同时要求参谋人员经常深入基层,参加连队军事训练,熟悉武器装备现状,与干部战士谈话,了解部队管理教育状况和战士的思想情绪,做到对部队的调度和指挥心中有数。三是在工作中高度信任,放手使用。各部队安排参谋轮流值班处理日常工作,下级部门给首长的报告,除写有“亲启”的,其他都可由参谋代拆代办,直接处理,只要在交班时将处理结果向首长和参谋长汇报即可。这样,参谋人员就在独立处理日常事务的过程中获得了宝贵的锻炼机会。

在建立干部岗位锻炼制度的同时,新四军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在传帮带中帮助干部快速提高。一些部队在实践中采取“一个培养一个”[7]901的办法。比如,教育股长负责帮带教育干事,文化教员负责帮带俱乐部主任等。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很好。特别是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帮助部属提高工作能力的事迹,成为一个言传身教的典型示范。1942年,黄克诚到该师七旅二十团视察时,向该团新任政委宋维栻系统传授了当好政委的经验体会,他强调政治委员必须在政治上绝对坚定,要在各方面都成为全体指战员的模范,行使权力时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此外还要注重培养和爱护干部,教育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自觉维护群众利益[11]193。黄克诚还讲了一个拿破仑与哨兵的小故事,以此启发宋维栻把官兵一致、团结友爱的优良传统发扬好。在黄克诚手把手的帮带之下,宋维栻获益匪浅,此后无论到哪个岗位,都一直坚持和发扬这些好经验和好传统。新四军许多领导干部都是利用视察部队、检查工作、谈心交流等时机,把自己理论学习的体会和带兵打仗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属,从而帮助其不断提高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

二、借助区位优势,大量吸收和使用知识分子

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有一个著名论断:“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12]1011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13]619。同年早些时候,总政还发布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这就为新四军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供了政策依据。新四军充分利用地处大江南北、毗邻中心城市多、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区位优势,主动吸收、热情欢迎、放手使用、积极选拔知识分子,使之成为新四军发展壮大的有生力量和战胜敌人的人才支撑。

(一)本着“来者不拒,一概收留”的原则招纳知识分子

把以农民成分为主的红军游击队改编组建成一支能够与强大敌人较量的正规军,不吸收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是不行的。因此,新四军领导人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招募和吸收。新四军活动区域邻近上海、南京、南昌、武汉等大城市,这些城市大中学校集中,文化教育资源丰富,聚集着大批知识分子。这就为新四军通过多种渠道吸收知识分子、引进专门人才提供了便利条件。

一是招贤选能,公开招募各类专家名士。新四军是在红军游击队基础上组建的,只能从零开始创办自己的医疗、通讯、军工、文化系统。为尽快满足新四军建设和作战需要,按部就班自行培养人才显然来不及,这就需要先引进一批具备一定造诣的专家,迅速打开局面、开展工作。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之初,就穿梭于重庆、武汉、南昌、上海等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社会关系,招募了一批新四军急需的高级专家。比如,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曾任福建学院院长的爱国民主人士林植夫,经济学家钱俊瑞,医学博士沈其震等。这些专家参加新四军后,又通过自身的学术影响力吸引了许多学界同仁加入新四军行列。比如,留学归国的沈其震博士,熟练掌握英、德、日三门外语,曾创办《医学杂志》月刊,叶挺任命他为新四军军医处处长,并委托他招募医务人才、筹建战地医院。沈其震在自己的老师、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林可胜的帮助下,为新四军招募到毕业于圣约翰医学院的宫乃泉和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的吴之理、郑乃光、戎和卿等一大批医务人才,从而在短时间内成功建立起新四军的医疗卫生系统。皖南事变后,时任新四军卫生部部长的沈其震又根据陈毅代军长和刘少奇政委的指示,到国统区和敌占区多方活动,利用各种关系动员江上峰、沈霁春、恽子强、邢其毅、苏醒等一批著名专家奔赴华中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沈其震还在上海结识了来自奥地利的医学专家罗生特,并把他请到新四军工作。在新四军求贤若渴的诚意感召之下,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纷纷加入革命队伍,迅速成为新四军医疗卫生、通讯技术、文化艺术等领域的骨干力量,为新四军的全面建设和作战任务完成提供了可靠保障。

二是热情欢迎主动投奔的知识分子。在新四军组建发展的各个时期,一批批知识分子在我党抗战救国主张的感召下,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强烈要求参加新四军。为此,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曾联名致电陈毅等人,强调:“对知识分子,只要是稍有革命积极性,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为建设广大抗日根据地之用。”[6]494事实上,新四军对前来投奔的知识分子始终秉持热情欢迎的态度。新四军刚成立时,驻南方各地的办事机构就积极介绍当地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到新四军工作。新四军专门成立军部战地服务团,将经过专业训练的文化人才编入其中,以便更好发挥他们的文艺专长。比如,1938年元旦前夕,上海美专音乐系教授何士德带领16名成员到南昌寻找新四军,新四军南昌办事处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把他们编为一个宣传大队,纳入军部战地服务团。在新四军领导的关心和重视下,战地服务团云集了一大批文化人才,他们用生动活泼的文艺作品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被誉为“文化轻骑兵”。1938年10月,项英途经新四军南昌办事处,获悉经济学家薛暮桥有意参加新四军,立即热情邀他一起乘车同赴云岭。知识分子董希白从法国留学归国后,主动找到新四军军部要求参军,但却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项英得知情况后,特批他入伍并担任新四军教导总队国际问题教员[14]。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蛮横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对新四军实施封锁,但由于叶挺、项英领导的新四军声名远扬,大批学者名流、青年学生仍源源不断地从大后方或沦陷区冒着生命危险、闯过道道关卡辗转来到新四军,如著名记者范长江、邹韬奋等。对这些知识分子,新四军一如既往地做到来者不拒、欣然接纳,从而为新四军的干部人才建设储备了充足的后备力量。

三是协调地下党组织和抗日团体输送技术人才。有专业特长的各类技术人才是新四军在改编组建和发展壮大过程中迫切需要的。新四军领导人积极协调有关地下党组织和抗日团体向根据地输送技术人才。比如,中共江苏省委应新四军要求,以“疏散难民”“移民垦荒”的名义,分期分批从流落在上海租界的难民中动员组织了约1 200人参加新四军,其中大多数人是政治素质好、有一定技术基础的青年进步分子。这批青年经过短期培训,逐步成为新四军军事、政治、后勤、电讯、机要、机关工作中的骨干力量。上海地下党组织还通过上海各界慈善救济联合会举办了两期无线电培训班,向新四军输送近百名电讯技术人才[15]37。民间抗日团体受我党影响,也积极向新四军输送人才。1938年初,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下属的一支100余人的队伍,在地下党带领下,乘坐23辆卡车和2辆救护车辗转到达南昌加入新四军,这支队伍的多数成员具备汽车驾驶和修理等技术,成为创办新四军兵站的基干力量[16]23-26。1939年春,上海地方协会派出一个慰劳将士的演剧团,向新四军输送一批戏剧和文化界的知识分子。新四军还发动爱国华侨在海外招揽人才。比如,菲律宾归侨、共产党员沈尔七于1938年初组织了“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军”,带领28位团员回国,全部加入新四军第二支队,不久,他又以菲律宾华侨回国慰劳团的名义,组织了50多人回国参加新四军。技术人才队伍的壮大,为新四军建设和作战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力量保障。

新四军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充分发挥临近南方大城市的区位优势,在地方党组织和民间抗日团体的大力协助下,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或公开或秘密地招募、吸纳、保留了一大批各个领域的高级专家和各方面专门人才,为新四军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技术支撑。

(二)“感化”与“转化”相结合,促进知识分子工农化

加入新四军的大量知识分子,很快展现出许多优点,他们文化水平高,“有革命热情,有学习求进步的情绪,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有接受新事物的敏锐感觉”[10]875。这些新鲜血液的注入为新四军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是,知识分子干部的缺点同样不可忽视。比如,有的不服从工作分配,有的“喜空谈不切实际”,有的“喜争地位不愿埋头工作”,有的“自高自大不尊重老同志”,有的自由散漫不愿受约束。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干部缺点和不足的问题。许多军队干部对知识分子之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歧视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为此,军委和总政要求各部队尊重信任知识分子,努力做好知识分子干部的教育转化工作。1939年12月,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应彻底纠正一切排斥与拒绝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做法,教育帮助知识分子克服自身固有弱点,使其“无产阶级化”[16]413。1941年4月,中央军委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充分信任部队中的专业技术人才,依据其学识和能力安排相应领导岗位,并在“物质上给以特别优待”[9]435。10月,总政治部发出训令,要求必须纠正只问政治不问技术,怀疑、排挤技术专家的现象,强调技术部门和技术兵种“不允许有空谈的政工人员”[7]433,要以适合专门人才的方式开展政治教育。这些指示和训令成为新四军尊重信任和教育转化知识分子干部的基本依据。

新四军领导层深刻理解、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注重从情感上“感化”和从思想上“转化”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首先是生活上优待照顾。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和日伪军的封锁,新四军的物质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尽管经费十分紧张,新四军对知识分子的待遇却很优厚。以每月津贴费为例,团以上干部4块大洋,营连级干部3块大洋,而专家学者最低也有十几块大洋,少数高级专家的津贴甚至超过100块。比如军医处技术人员每月津贴最高达到140块,医科大学毕业生每月津贴70块,高级护校毕业生每月30块;再如在教导队担任教员的知识分子,每月除固定津贴外还有讲课津贴,有的教员每月授课津贴就有15块大洋,高级知识分子还按照团以上干部的标准配备勤务员和马匹。少数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干部享受比较优厚的生活待遇流露出不满情绪,军部领导得知后及时予以教育疏导,许多知识分子深受感动,主动要求降低津贴标准,与普通指战员同等待遇。在生活上优待照顾的同时,新四军领导还很关心知识分子的政治进步。领导干部经常同知识分子促膝谈心,邀请他们参加干部会议、听报告,达到入党条件的一般都及时吸收入党。对一些由于种种原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的同志,各级领导经过认真考察后积极慎重地吸收他们重新入党。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以及抗大四分校政治理论教员孙叔平,都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他们在残酷的斗争中与党失去联系,抗战中到新四军工作,党组织经过认真调查,批准他们重新入党,使他们再次获得政治生命。新四军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通过生活上优待和政治上关爱,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

新四军在对知识分子关心和关爱的同时,也认识到要克服知识分子身上的缺点,纠正其思想上存在的小资产阶级观念,使之成长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必须经历复杂艰难的改造过程。为克服和弥补知识分子的缺点和不足,新四军一般先对其进行短期培训,随后分配到基层部队进行实践锻炼,待其能力素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再提拔任用到相应的领导岗位。新四军第五师就曾专门发出训令,安排知识分子新干部到基层工作,在克服实际工作的困难中经受锻炼、获得成长。此外,新四军还教育引导工农干部树立尊重信任知识分子干部的思想观念,反对那种从落后意识出发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通过教育和转化,新四军帮助知识分子坚定革命人生观,积累实际斗争经验,克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倾向,为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和优势,提高部队整体的文化和技术水平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摈弃论资排辈的“资格主义”,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

知识分子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关键在于能否正确使用他们。如果搞关门主义,处处防范、畏首畏尾,就会限制其作用发挥,不利于部队建设发展。只有充分信任、放手使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优势和专长,从而有力促进抗战工作。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强调,要摈弃论资排辈的“资格主义”,对“部队中好的知识分子要勇敢提拔”[10]856。新四军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坚持大胆重用、用其所长,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使他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尽其效。

一方面,新四军对经过实践锻炼和斗争考验的普通知识分子干部,及时提拔到领导岗位予以重用。比如,新四军政治部秘书处长黄诚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宣传部长朱镜我和敌工部长林植夫都曾是东京帝国大学学生,新四军还任命哲学家冯定担任抗大五分校副校长,原《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担任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等等。此外,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干部担任了前线作战部队指挥员。以新四军第一师为例,至1941年10月,该师营以下干部中知识分子占比达60%以上,而担任连队指导员的干部中70%都是知识分子[17]106,即使师团职领导干部中也不乏大学生和留学生。这充分说明,新四军注重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为他们施展才华、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平台。

另一方面,新四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重发挥知识分子的专业特长。在分配知识分子工作时,对其本人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分配,而领导机关特别是干部工作部门则尽可能全面了解每个人的特点、长处与爱好,在使用知识分子干部时实行“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互相取长补短,发挥各方面所长”的政策。新四军各部队、各单位不仅提拔、安排知识分子当领导干部,而且让他们有职有权,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医疗卫生部门专业性很强,必须由专业人才来领导。新四军医务部门的领导干部,包括军、师、旅的卫生部门领导干部都是医学院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宫乃泉、齐仲恒、吴之理就分别被任命为新四军军医处医政、保健、材料科科长,崔义田任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成立华中军医学校(后改为华东白求恩医学院),任命医学专业出身的江上峰担任校长。新四军还任命化学教授恽子强主持筹办华中制药厂,很快生产出多种药品,对改变部队药品匮乏的状况大有帮助。总之,新四军通过任命专业人才担任专业部门的负责人,既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让他们有了用武之地,又有效地促进了部队各项建设工作的开展。

三、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和干部路线

抗战时期,党领导人民军队武装积极探索干部的选拔任用之道,围绕干部的识别、培养、使用、爱护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主张。新四军各部队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贯彻党的干部政策和干部路线,纠正选拔、使用干部中的随意性、片面性等不良倾向,有效提高了干部队伍质量,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全面掌握干部“过去的斗争历史”和“现在的政治表现”

识别干部是使用干部的前提,只有全方位了解干部的历史、特长和现实表现,才能确定其适当岗位,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也才能发现并清除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和反动分子,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避免革命遭受损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历来十分重视干部审查工作。早在1937年8月,总政治部就强调:“选择干部的标准,应从政治条件和工作能力两方面出发,而以政治条件为更重要。”[18]426随着抗战形势发展,大量新成分涌入干部队伍,做好干部识别工作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13]527指明了识别干部应把握的基本原则。此后,中共中央于1940年8月对审干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对干部队伍进行全面清理、审查[6]341。上述指示和文件精神成为包括新四军在内的全军部队了解和识别干部的基本遵循。

新四军认真领会并积极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识别干部的重要指示精神。早在1938年6月,新四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就提出,从政治上深入了解各级干部,全面研究每一个干部“过去的斗争历史”和“现在的政治表现”[19]80。袁国平也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应该像“一个人了解他五个手指头一样”熟悉自己的干部[19]167。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指示发出后,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对自己的各种干部要有很好的了解与认识,这是提高干部与使用干部的根据”[20]178,并要求建立干部考察制度,指定专人负责相关工作,各级组织部门按照职责权限分工负责考察所属干部。这次会议后不久,华中局发出指示,对新四军审查干部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此后,新四军各师按照中央要求和华中局部署,结合部队具体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深入开展干部审查工作。可见,新四军各级领导能够深刻把握了解和识别干部的重要性,并把审查干部工作作为重要任务摆在突出位置。

为了更好地使干部识别、审查工作取得实效,新四军各部队普遍抓了以下几点:一是注重从思想上动员发动,激发干部参与和配合审干工作的积极性。新四军各部队召开专题会议讨论研究审干工作,并作出具体部署,层层进行思想发动,号召党员干部以诚恳坦白的态度接受党的审查、开展自我批评,进而影响带动非党干部;同时明确提出审干工作的具体要求及需克服的倾向性问题。通过动员发动,广大干部都能切实认清审查工作的重要性,主动配合干部审查工作。二是建立专门组织和制度,使干部审查工作按级分工,规范有序,常态化运行。新四军各部队皆成立了审查干部委员会,并制定干部履历书制度、按级审查制度、定期审查制度等。如新四军第四师规定:凡排以上的党员与非党干部,都要填写干部履历书2份;连排干部半年审查1次,以连为单位集体鉴定,营主持,团派人参加结论;营一级的干部,每半年审查1次,由团分别以营为单位集体鉴定,旅派人参加结论;团以上的干部每年审查一次,旅派人分别以团为单位,集体作初步鉴定,主要方式是自我鉴定,后由师作结论[7]818。三是坚持原则,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全面辩证的态度审查干部。新四军要求各级审干委员会必须对党对干部具有高度责任心,不能疏忽大意,不能冤枉好人;在干部审查过程中,必须实事求是,决不能主观臆测;不仅要看一时一事的表现,更重要的是看整个工作历史;不仅要看家庭出身,更要看本人表现;不怕干部的社会关系复杂,但也不允许被审查者隐瞒社会关系。同时针对干部的实际情况,将干部分为“政治面目有待查清的,可以提拔的干部,一般的干部,曾犯严重错误的干部”[9]788四种情况,进行分类审查和使用。这样一来,审干工作就把握住了正确的原则和标准。

通过对干部进行不间断的审查和识别,新四军广大干部的党性得到锻炼,普遍向党坦白过去隐瞒的问题,消除了不安心工作的现象,各级组织部门在这一过程中增强了对干部的认识了解,为干部的使用和配备打下了良好基础,提高了干部的工作热情,增进了干部之间的团结。

(二)按照“任人唯贤”和“德才兼备”标准提拔使用干部

随着全党全军干部队伍的发展壮大,干部的选拔任用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及时阐明了新形势下党的干部政策。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党的干部应具备的条件。此后,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使用干部必须坚持“任人唯贤”路线[13]527。军委和总政根据上述原则要求,结合军队干部工作的具体情况,陆续发出干部选拔任用的有关指示和训令。1940年11月,总政对干部职务晋升的批准权限和办理程序作出规定[6]578。1941年7月,军委、总政要求在八路军、新四军建立人事铨叙制度,并规定了各级干部升、降、调、补的批准委任权限和办理程序[7]297。上述指示和训令为新四军不断规范干部选拔使用工作提供了基本依据。

新四军在成立之初就积极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干部政策和一系列指示精神。1938年6月,新四军召开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明确把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作为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并提出选择干部的基本条件有:政治坚定,遵守纪律,具有较高威信和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会议还要求,使用干部时既要把握政治标准,也要考察工作能力,必要时可以听取干部本人意见,以便“充分发扬其聪明才智和最高度的积极性来为革命服务”[19]80。此后,新四军相继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组织工作会议,强调要在军队中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19]167。各部队在培养选拔干部工作中坚持上述原则要求,干部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新四军在建设发展中还不断对照中央干部政策要求,查找干部使用配备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这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的部队在提拔干部时存在只注意工作能力而忽视政治条件的偏向,有的部队不管干部能力高低只把参加革命的资历作为提拔条件,有的部队为了迁就照顾干部的情绪不顾政治条件和工作能力而提拔,有的部队不愿把编余干部交流给兄弟部队,还有的部队对优秀干部没有及时提拔导致干部被埋没。针对这些偏向,新四军及时予以纠正,并对干部任用工作进行了规范。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明确提出,调整使用干部前“要经过党的委员会或军政委员会的讨论,经过上级军政机关的批准”[20]179。此后,各部队都据此制定了具体的制度规定。新四军认真贯彻党的干部政策,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精神,及时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各种偏向,并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具体的规定措施,从而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更加规范有序,调动了广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良好的组织基础。

(三)遵循“善于爱护干部”的要求,建立干部福利制度

广大干部在抗日战争中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突出贡献,理应得到组织的关心爱护,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激发干部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对全党全军强调,“必须善于爱护干部”[13]527-528,并提出爱护干部的具体办法,其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指导他们的工作,提高他们的能力,帮助他们发扬成绩、改正错误,照顾他们的困难。也就是说,对于广大干部,既要在事业上关心帮助,也要在生活上关爱照顾。

新四军在干部队伍建设过程中,严格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各级领导在对待干部的态度上都能够坚持原则,关心干部的成长进步。黄克诚在一次会议上强调,爱护干部“主要是政治的爱护,帮助干部向着光明的前途继续不断前进”[20]180。针对一些部队存在的错误倾向,比如对干部先放任其错误,待其错误积累,而后撤职查办、开除党籍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新四军明确,在干部奖惩上,既不能无原则地放任,也不能一味打击惩罚,而是在工作中加强对干部的检查和指导,帮助干部总结经验,及时指出错误和不足,从而提高其工作能力。为克服干部奖惩的随意性,新四军还制定了相应的奖惩制度,比如1942年新四军就制定了《政治工作人员奖惩条例》,对政治干部的奖励和惩戒事项以及奖惩权限作出了明确规定。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艰苦的环境与频繁的战斗导致不少干部长期受伤病困扰,如果组织上不给予适当的爱护,那么他们很可能无法肩负起工作重担,而使革命受到损失,因此要在物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广大干部进行必要的保健,帮助他们以更好的身体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来,这有助于提高干部的政治积极性。为此,新四军提出“必须建立正规的保健制度”[20]179,并于1942年5月15日颁布《干部保健条例》,规定在旅、师及军直属队分别成立保健委员会,团设干部保健通讯员,明确了干部保健的具体标准、保健费数额及发放程序[7]737-738。此后,新四军在旅以上机关设立保健委员会,定期对伤病干部进行健康检查和身体保健,对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提高工作效能起了重要作用。

新四军还十分重视做好伤残干部和牺牲指战员的抚恤工作。1941年9月,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下发《关于加强抚恤工作和妥善处理死难烈士的身后事宜》的通知[21]71。此后,新四军军部结合实际制定了适用于全军的《抚恤委员会暂行组织与工作条例》,规定在旅以上单位成立抚恤委员会,团设抚恤通讯员,由专人负责伤残军人的抚恤、安置、教育等问题[7]738-744。与此同时,配套颁布《军政人员抚恤暂行条例》,对伤残等级鉴别、伤残军人的优待和保障、抚恤金发放标准等事项作出具体规定。至此,新四军立足于自身物质条件和干部队伍实际情况,经过不断努力,基本形成了关心爱护广大干部的规章体系,从而为最大限度激发广大干部献身革命事业的热情提供了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