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洋

(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豫湘桂会战爆发后,根据时局演变,中共中央逐步确立了“向南发展”的全局战略。在此背景下,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长途跋涉进入华南,八路军王树声、戴季英部进入豫西组建河南军区,新四军第一师南下苏浙组建苏浙军区,新四军第四师进军豫东,新四军第五师挺进河南,新四军第七师经营皖南。在上述诸战略展开环节中,新四军第五师发展河南扮演着关键角色。中共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便有经略河南、在中原腹地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构想。此后,由于形势变化不及预期,中共便将新四军华中抗日的重心向东和向北转移。但中共始终关注着河南战场的局势,未放弃最初构想。至豫湘桂会战爆发,中共终于有条件实施这一战略。

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于1943年底确立了“以巩固为中心”的局部发展方针。彼时,他们不可能预料到数个月后日军会发动“一号作战”。当中共中央新的指示到来后,鄂豫边区党委该如何贯彻该指示呢?又该如何对待既定的局部发展方针呢?这是本文欲解决的问题。既有研究对新四军第五师发展河南进行了较多探讨,但未能注意到“以巩固为中心”在五师抗战最后阶段战略选择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以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第五师相关史料为依托,梳理五师“以巩固为中心”发展方针提出、贯彻与结束的脉络。

一、“以巩固为中心”发展方针之确立

“以巩固为中心”这一方针能够比较顺利地确立与贯彻,与郑位三的到来及鄂豫边区根据地及五师当时的现实情况有关系。由于五师与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联系不畅,在新四军军部建议下,五师自1942年7月起受中央军委直接领导。1943年春,李先念、任质斌等人向中央去电,请求中央派得力干部来鄂豫边区指导工作。同年9月,华中局书记刘少奇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派郑位三为华中局代表,全面领导鄂豫边区的党、政、军工作[1]。郑位三虽然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主持工作,实际上他的正式身份是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政治委员[2]4,只不过郑位三当时并没有向李先念等人宣布这一任命。

1943年11月,郑位三来到五师担负领导工作。郑位三来到五师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与李先念等几位领导干部商议,确定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以巩固为中心”的新发展方针。郑位三认为:“高级干部对扩地、扩军的发展精神仍相当高,巩固工作做得太少。群众工作是最薄弱的一项,形成的群众团体极少,强调反封建的左的毛病相当重,群众情绪不太高。游击战争干部多半好战,对土顽、对伪军多是打,节制不够。中间分子因为过左的原故,有些不满,统战工作不足。”[3]基于这些判断,郑位三主持下的鄂豫边区党委决定在1944年完成下列工作:争取时间整训和做党的建设工作;突出式地组织基本群众的多数;加强统战工作;加强伪军工作;为了减少战斗频繁,一面尽可能地不主动去打敌人,即以巩固为目的,而另一面对土顽、伪军尽量争取互不侵犯。这些决定是边区党委书记郑位三和委员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人一致同意达成的共识。1943年12月17日,郑位三与李先念、任质斌联名致电新四军军部并转中共中央,报告鄂豫边区1944年的发展方针是“以巩固为中心”。

1944年1月30日,郑位三同李先念向饶漱石、张云逸、曾山报告:“‘以巩固为中心’的新发展方针传达相当顺利,干部接受得很快,现在可以说思想基本上转变了。”[4]4162月,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新发展方针。会议决定,五师今后在军事上要“减少战斗频繁”,把作战的决定权集中于高级领导机关[4]417。尔后,华中局对鄂豫边区党委做出的决定回电予以认可。3月15日,华中局指示:“由于敌寇向西出击与打通平汉路的可能,因此五师地区可能在客观上仍存在着顺利发展的机会与可能。但你们由于过去长期战争的环境,很少有时间去进行各方面的巩固工作,因此争取时机,巩固自己是你们目前的中心任务。只有巩固自己,才能更有效迎接明天时局的好转。你们于郑位三同志到达后所讨论和决定的工作方针和部署,我们基本上完全同意。”[2]52-53这样,“以巩固为中心”的发展方针在五师和鄂豫边区内得以完全确立。

二、鄂豫边区确立“以巩固为中心”发展方针的原因

五师经历了1943年的快速发展后,确立“以巩固为中心”的发展方针实有其内在缘由,首要原因便是五师的发展环境十分恶劣,生存压力很大,且长期孤悬敌后,生存艰难。从兵要地理上看,鄂豫边区可以说完全与华中其他抗日根据地脱离,孤立在武汉三镇以北、河南信阳以南的平汉路两侧地区。五师活动区域看起来很广,实则基本控制区面积小,游击区面积大。1941年时,鄂豫边区的总人口约1千万,而实际控制区人口只有约200万人(1)见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5辑,《鄂豫边根据地兵要地理》(1941年),未刊资料,1984年,第10页。。直至1944年5月,鄂豫边区根据地内属于基本统治状态下的县份也只有10个[2]79。另外,五师发展基础也较为薄弱,在战争初期受王明领导下的长江局有关政策影响,五师前身部队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开展游击战与创建根据地。

从生存空间上看,新四军其他各主力师,基本上活动在江苏省与安徽省境内。淮南、淮北、苏北、苏中、苏南五大根据地,地缘上彼此互为依托,虽然各根据地间穿插着敌伪与国民党军控制区域,但是总体上各根据地间还是保持着联系通道。五师控制区基本上分布在平汉铁路东西两侧,以大悟山和嵖岈山为两大中心,五师师部及主力部队则聚集于大悟山一带。

从实力对比上看,五师兵力甚为薄弱。五师以南,为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控制下的武汉三镇地区;五师以西,是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和第六战区的核心区域;五师以东,日伪军与国民党顽军盘根错节。1941年初五师刚刚改编初创之时,正规军兵力只有18 000余人(2)1941年初,五师正规军(包含直属机关、学校人员)共有18 000余人,总共装配有各类长枪9 000支左右,短枪500支左右,轻机枪231挺,重机枪17挺,炮4门(型号不详)。见《鄂豫边区人员武装报告》(1941年2月12日),《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1辑,内部资料,1984年,第163-164页。。周边区域则驻扎有日军6个师团另1个独立旅团,86 000余人;伪军106 000余人;国民党友、顽军317 000余人(3)见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5辑,《鄂豫边根据地兵要地理》(1941年),未刊资料,1984年,第30页。。

客观环境决定了鄂豫边区只能是一个动荡不稳、起伏不定并分散成若干小块的游击根据地,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稳定的连成一片的巩固根据地,这意味着五师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很大。当然,新四军各部的发展其实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难。刘少奇对此分析:“华中敌后的根据地是在抗战三年以后才开始建立,并且是在反摩擦胜利之后才开始建立的。由于这两个特点,再加上其他特点,就使华中敌后根据地的条件,比华北更困难些。”[5]五师经历了重重困难,才取得一些成绩。因此,五师在1944年选择巩固来之不易的成果,属于情理之中。

此外,当时五师存在着内部整风运动不力的情形。由于鄂豫边区根据地艰难的生存环境,再加上1942至1943年间的快速发展,干部队伍成分复杂,整风运动未能及时展开。截至1943年底,五师正规军兵力已经达21 766人,在新四军各师中位列第二(4)见《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关于新四军人员武器统计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叶剑英电》(1944年2月19日),《新四军第五师、鄂豫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历史资料丛书·电报类》第5册,第29-32页。该报告记载其他各师的正规军兵力情况为:第一师16 033人,第二师17 537人,第三师24 872人,第四师16 498人,第七师8 477人,第十六旅5 015人。。郑位三认为:“(鄂豫)边区游击性,工作基础薄弱,干部文化理论水平低,成分新,复杂,这些都与中央和其他兄弟部队地区有不同的特点,别的地区经验难于完全采用和不够用。”(5)见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8辑,郑位三《整风班基本总结》(1944年),未刊资料,1985年,第184-185页。新四军各师的整风运动,总体节奏是一致的,但由于各单位所处环境不同,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因而实际进度不一致,实施步骤和方法互有差异。从1942年初以来的整风运动发展情形看,鄂豫边区及五师的整风工作确实较为滞后。华中局在1943年6月,发出加强整风工作的指示,规定整风、审干为华中地区各根据地在1943年、1944年的中心任务(6)见新四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编印《新四军抗日战争史》(初稿),未刊资料,1963年,第199页。。

华中局给予郑位三很大支持,要求五师:“必争取时间在今年内完成整风、审干与防奸的工作。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不必过分主动向敌进攻,不必运用过于暴露和刺激敌人的方法去进行政治攻势。”[2]17与郑位三一道来五师的还有华中局派来的刘晓。刘晓负责调研五师的基本情况,然后返回华中局当面报告。

1944年1月15日,五师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教令,认为“几年来本师各部队低估了军事政治、文化教育及整训的必要性,甚至在某些地方忘记了提高军事技术、政治质量的要求……各部队中担任教育的部分太少了,太弱了,而现有的干部其本身的水平就不高”(7)见新四军第五师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办公室编印《新四军五师战史资料》,《教令:1944年元月15日于浣家冲师司令部、政治部》,湖北省档案馆藏,1962年,第25-38页。。在郑位三主持下,五师的整风运动于1943年底才得以全面开展。据任质斌晚年回忆,郑位三当面跟任质斌说过,“华中局派我来鄂豫边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整风审干”[6]。再者,当时还流传着五师内部已经混入奸细的说法,这也是郑位三到来后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后经郑查清,奸细之说,并不存在(8)见湖北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等编《郑位三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按:中共中央给华中局的指示明确要求郑位三带可靠译电员同去五师,因为华中局有情报显示五师内部机要科已经有奸细打入。见《李先念年谱》第1卷,第396-397页。。

郑位三强调内部整风、巩固,有一定的逻辑性与合理性。在1943年底至1944年初的主客观情势下,郑位三提出“以巩固为中心”的发展方针,顺理成章。上世纪80年代,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召集健在的五师老同志开座谈会,与会老同志认为,“边区和有关地委搞了几个试点乡,对于发展生产,减租减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9)见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印《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编撰工作座谈会文件之一》(1988年),《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编撰工作座谈会简报》(1988年1月26日),未刊文献,无页码。。

三、“以巩固为中心”方针执行过程中遇到新情况

然而,就在五师着重内部整训之时,抗战局势发生较大变化。1944年4月中旬,日军在正面战场发动了“一号作战”,企图彻底打通大陆交通线,并摧毁中美联合空军的若干基地,做最后挣扎。在华北和华中,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出现微妙变化。豫湘桂会战爆发后,日军华北、华中方面的主力部队大多被抽调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发展的机会大大增加。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向日伪军实施局部反攻,展开了春季攻势。新四军第一师发起的车桥战役,拉开了新四军局部反攻的序幕[7]。此时鄂豫边区正在着重内部巩固,进行根据地建设。五师在军事作战上以自卫防御为主,而不是反攻。

豫湘桂会战爆发后,新四军军部对战局变化也有敏锐反应,张云逸与饶漱石致电中央:“估计敌人似以巩固推进的战法,有打通平汉路之企图。此情况尚未成功前,我们除令四、五、七师亟需加强原有地区巩固工作外,并进行必要之准备,特别是在顽战区的地下党工作,以静待整个情况之变化,不宜过早行动。”[2]741944年6月23日,刘少奇、陈毅向五师发出《关于发展河南绾毂中原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使我华中、华北和陕北呵成一气,确立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总之,发展河南的斗争任务是必须完成的”[8]259。显然,华中局已充分注意到五师对于发展河南战略,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此时五师面对上级机关的指示与实际形势,显得有些犹豫。在“以巩固为中心”的既定方针下,如何执行进军河南的任务?豫鄂边区及五师领导层内部出现分歧,发生了一些争论。7月1日,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在大悟山白果树湾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今后的发展方针问题。会上讨论很激烈,出现了“以发展为主”和“以巩固为中心”的意见分歧。一些干部认为:应该以发展为主,派出主力部队进军河南。中共襄河地委书记张执一慷慨陈词:“哪里有敌人,需要革命,我们就要向哪里发展。月球上如果有敌人,需要革命,我们就要向月球上面发展。”[9]369郑位三则主张半年内继续坚持“以巩固为中心”的既定方针。与会者周志坚回忆:“反对发展河南的同志认为,在河南连年灾害之时以主力或全部出击,进入河南后部队的财政、粮食问题都难以解决。而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其他一切都难以实现。”[10]172在会议最后的表决环节,多数与会者还是同意了郑位三的意见。会议最终决定:半年内五师以巩固为主,以进军河南、湘鄂赣为辅[4]431。

数十年后,李先念、任质斌等亲历者回忆起这次会议的时候,颇有些遗憾之感。李先念觉得“郑位三对力量的估计、军队的估计、干部的估计发生了偏差”[9]370。任质斌认为“郑位三当时有一种临时思想,再加上刚来五师不久,有些情况还没有摸透”[11]。周志坚感慨“当时我并没有觉得这个看法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我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就深深感到自己当时缺乏一种从全局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看问题的能力”[10]173。就客观史实而言,鄂豫边区党委于1944年7月1日至2日间所做出的决策,是领导层经过讨论后集体表决的结果。

7月3日,郑位三、李先念等人致电中央,报告关于进军河南的安排。根据此报告,五师先准备组织一千人枪,侦察前进河南……主要干部在淮河南,了解各方情况后,再派较大部队去河南敌后[12]。7月9日,陈毅电新四军军部并告四、五师:中央决定四师应派队越津浦路西进,开辟涡蒙等地;五师应向河南和湘鄂赣边作各种发展的准备[13]。新四军军部接到指示后,迅速做出反应。在张云逸主持下,新四军军部向中央提出了三个执行方案。依赖传珠所记,“我们对河南的战略意图,已详报中央,候示。令四师做好战斗准备工作”[14]。7月10日,中央指示五师:“关于发展河南工作,应首先沿平汉路两侧向北发展,以求得和华北八路军打通联系。”[8]272华中局做出的指示是:“我们深悉你们目前集中力量进行巩固工作之重要,但目前五师向北发展客观顺利条件,对五师与全国今后发展前途均有极大意义,不可错过。”[4]435-4367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同意五师抽七个连兵力沿平汉线向河南发展,同时指出这是我党向河南敌后地区发展的初期部署[2]158。由此过程可见,从中央到华中局再到新四军军部,已就发展河南达成共识。

8月,五师派出一批精干小分队针对当时河南敌后的军政力量情况进行了调查。在李先念调派下,五师在1944年下半年陆续抽调了1 000余人,组成豫南游击兵团,进军河南。第一批进军河南的队伍有190多人,由黄林担任司令员。据黄林回忆,他们最开始在河南的处境很艰难,因为那里除日伪军外,地主、土匪、自卫团等民间武装散驻各地,“从时间上讲,我们已经失去了有利时机”[15]381。在“以巩固为中心”的主方针下,五师实际上采取的是渐进式进军河南的办法。之所以如此行动,原因在于五师本就缺少干部,无法短时间内集中派遣干部北上河南。

四、“以巩固为中心”发展方针之结束

即便是困难重重,五师还是力所能及贯彻了中央的指示。1944年10月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他在会上指出,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16]。中共“向南发展”的全局战略已正式登上历史舞台。10月14日,中央将开辟河南根据地的部署情况告知了郑位三、李先念等人,希望五师派出到豫南的部队,坚持活动[8]382。次日,郑位三等人回电中央,“请八路军两支力求早日在许昌以南与我们会合;请明春派三个团兵力到五师,以便明年彻底解决河南问题;请帮助五师明春的财政;请早日派遣大批干部来五师,没有这些条件我们是很难完成大的任务的”[2]279。11月7日,华中局电粟裕、谭震林、黄克诚、邓子恢,指示今后华中的发展方向是一面向南,控制苏浙;一面向西,即发展皖北、河南,控制中原(10)见李晓光《张云逸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按:在四师、五师向中原发展之际,一师南下与第十六旅会合,谋求向苏浙发展。事实证明,四师西进皖北、豫东,一师南下苏浙,都遇到了重重阻力,发展十分不顺。离开稳固成熟的根据地,进而开辟新的根据地是十分困难的。。与此同时,八路军南下部队一部已经在豫北初步打开局面,与五师会合只是时间问题。

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于1944年下半年整体上还是在执行“以巩固为中心”的既定发展方针,同时力所能及顾及中央的“发展河南”的指示。从当时的主客观情况看,五师确实无能力在河南敌后创建较大、较稳固的根据地。因此,鄂豫边区党委期盼着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到来。八路军南下支队由三五九旅主力和三个干部大队组成,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下设六个大队。一、二、三大队是三五九旅的战斗部队,四、五、六大队是干部大队。其中四大队以原红六军暨湘赣苏区老干部为基础,加上三五九旅干部训练队。五、六两个大队是中央补充给五师的干部。

经过不懈努力,1945年1月13日,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部队与五师河南挺进兵团会师。1月17日,二王所部在大悟山与五师主力会师(11)见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内部资料,1986年,第190页。会师日期存疑,王首道回忆两军会师的日期是1945年1月29日。见《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305页。。2月,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南下部队传达的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研究了目前的形势,最终确定五师今后的方针是以发展为主,随后第13旅旅长周志坚率主力第38团迅速挺进河南,至此,“以巩固为中心”的发展方针退出了历史舞台。

1945年上半年,五师在豫南根据地基础上,创建了豫中根据地,开辟了东起汝南、西至沁阳、南至信阳、北接舞阳,方圆二百余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并打通了与华北八路军的联系。到抗战胜利前夕,豫中、豫南的五师正规军与地方武装总兵力达8 000余人[9]381-382。4月,五师河南挺进兵团改为嵖岈山军分区;5月,李先念率领的五师大部队与任质斌部成功在信阳、确山交界处会师。抗战胜利前夕,挺进到河南的五师部队,一部整编为豫南军分区,以韩东山为司令员,夏忠武为政委;一部整编为豫中游击兵团,以黄林为司令员,粟在山为政委[15]402。至此,五师终于得以在河南立足,八路军与新四军在中原的联系通道也初步得以建立。任质斌对于1945年上半年五师在河南的发展比较满意,曾对他的作战参谋说:“这半年多的实践,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打开了局面,当然,开始碰到的困难很多,特别是敌情那么严重,我们部队少,一无粮二无钱,如果没有那么多优秀的指战员,那么多好党员的共同努力,对于能否打开局面,是很难想象的。”[17]经历了1944年的强力巩固以及1945年上半年的迅速发展,至抗战胜利之时,五师所辖正规军总兵力达53 827人,装备有步枪27 142枝,轻机枪721挺,重机枪78挺,迫击炮23门,掷弹筒90门(12)见新四军第五师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办公室编印《新四军五师战史资料》,《教令:1944年元月15日于浣家冲师司令部、政治部》,湖北省档案馆藏,1962年,第108页。。当时新四军正规军总兵力是215 325人(13)见新四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编印《新四军抗日战争史》(初稿),未刊资料,1963年,第291页。,五师的兵力占比约25%,可见其在1945年上半年的发展成果相当惊人。

在“以巩固为中心”方针指导下,鄂豫边区在根据地建设、部队整训、整风运动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不容忽视,如鄂中地委加强组织群众工作,以安应县槎山乡为试点,结果全乡踊跃交纳爱国公粮1 900石,比预定任务多出了400石(14)见《文敏生回忆录》,自印本,1997年,第151页。。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在1944年至1945年间成就很大,至战争结束时,鄂豫边区已经建立了39个县的民主政权[18]。1943年底,五师全部兵力32 061人,一年后增加了3 581人(15)见《新四军第五师1944年年终工作总结报告》,新四军第五师战史资料,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GM003-001-0025-0012。。经过巩固整军的新四军第五师,成为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原军区的核心力量,更是在日后的中原突围里扮演了重要角色。